第二章暗潮
“这一次请伍署长过来是为了能够在全国的卫生事业上面做一点事情。”陆裕光一说完就直盯盯的看着伍连德，他虽然通过一些资料对伍连德有一些了解，但是毕竟还不了解这个人，而且和历史上有名的那些人不同，伍连德的名气并不是很大，所以陆裕光才会这样看着伍连德。
“元首客气了，作为卫生署署长，我有责任去处理这个疫病问题，不过就是不知道说的具体是什么？”伍连德已经实现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了，毕竟卫生事业现在的中国除了疫病之外在没有其他的了，因此他才会这样说。
“这件事情不急还非你不可，我在西南建了好几个‘药’厂，这几个‘药’厂现在都在生产各种‘药’物，这一次打算让你去西南检查一些‘药’品的生产情况，另外对几种防疫‘药’物要重视起来，最后一点就是我在西南有一批很重要的‘药’物，你将这些‘药’物和防疫的‘药’物一起运到京城，不过千万别让人知道这批‘药’物，只在明面上说是防疫的‘药’物就行了。”陆裕光嘱咐道，他通过这件事情来试探一下伍连德，因为他现在要知道这个伍连德能不能为他所用，人品如何，虽然他知道他的一些事迹，但到底是亲身经历的才能够去信任，当然这批‘药’物虽然需要有一定的隐秘‘性’，不过让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事情，毕竟他现在已经在管过范围内当政了。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另外我还想要开办几家医学学校。您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嫉妒缺乏医生，和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我们这里的卫生事业是很差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开办几家不要学费的医学学院，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培养出一大批的医生，当然我说的是西医，至于中医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医虽然治本，但是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成本很高，不适合普通人看病，所以我才想要开办几家学校。”伍连德说道。
听到伍连德的话，陆裕光的眼前突然一亮，因为他猛然想到了自己竟然忽视了这个问题，想在被提起来真是太好了，虽然伍连德的意思是要钱，但是陆裕光并没有想要反驳他，因为他知道这对于中国的卫生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他记得在前世常听人们说卫生教育事业，看来这卫生还排在教育的前面，只不过陆裕光一直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虽然让西南的‘药’厂生产了一批专‘门’用于枪伤的‘药’品，但是他一直以来都认为医生只要从民间招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想想还是自己想事情想的有些浅薄了。
“嗯，回头我给你拨上三百万，你先开几所学校，如果效果好，那么以后接着，如果效果不好，那就算了。”陆裕光估计说道，他这是为了刺‘激’伍连德，让她更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好，我绝对不负众望。”伍连德对于这笔钱有些吃惊，原本他以为陆裕光能够给他一百万就算不错了，但是现在看来陆裕光要比袁世凯更加重视卫生事业。
他们之所以来找陆裕光要钱，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国家的国库里基本上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是陆裕光个人的，因此现在虽然有一些对陆裕光说一些风凉话，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将陆裕光赶走，毕竟现在除了西南没有别的势力能够支持这个国家的运转了，至于孙中山，他更不会踩这个雷了，毕竟他当初之所以那么痛快的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钱了。
自从陆裕光的还是降世之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凡是和西南有关的势力，都开始住一个南宁了，要知道有子嗣和无子嗣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在一些老一辈人的眼中，子嗣的意义很重大，以前的时候休妻可是有一条就是三年无嗣。
所以在得知陆裕光有了后代之后，那些老一辈的人们开始对陆裕光的政权比较信服了，毕竟这代表陆裕光的儿子如果能够养大，那么这个政权倒塌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虽然现在已经是民国时代了，但是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子继父业是很正常的，而且和袁世凯不同的是陆裕光的儿子出生的时间是陆裕光问鼎全国之后才有的，也就是说相当于陆裕光当上了皇帝然后才有的孩子，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不同，陆裕光如果能够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基本上这个天下就是陆家的了，毕竟陆裕光也是从他的父亲陆荣廷的手中接过来的权利。
山西平遥
“怎么样，我们究竟听不听这个新任元首的话？他这一次会不会是一场鸿‘门’宴？”一位老者坐在椅子上对其他几个人说道，他们都是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三地的大商人，也是晋商的领头人物。
晋商文化，山西晋中地区历史上以物阜天成、人杰地灵而著称，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不过这些年晋商已经慢慢的开始不行了。
晋商最活跃的时候是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清朝雍正五年清政fǔ和俄国政fǔ确定把库伦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可以说这个时候晋商已经是鼎盛时期了。
不过晋商的衰弱，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fǔ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fǔ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门’g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的通商权。同治元年，俄国政fǔ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俄国政fǔ又强迫清政fǔ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咸丰十一年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fǔ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fǔ，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fǔ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门’g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fǔ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fǔ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fǔ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这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光绪三十一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fǔ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fǔ，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俄国政fǔ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fǔ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英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800万两，实际集股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这使他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光绪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玉’试。但山西票号为**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于逐渐没落的山西商人来说，这一次陆裕光的邀请让他们有一些‘迷’‘惑’了，为了能够加快速度建设这个国家，陆裕光向各地的大商号都发出了通知，而他们晋商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都放下了以前的仇怨，开始在这个地方平遥商议事情了。
“各位东家，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是什么陷阱，这陆裕光的名声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但是他的部队来到我们祁县、太谷、平遥可没有像阎锡山那样勒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奇迹，要知道这个陆裕光可是有很大的野心的，我们晋商之前之所以屡屡失败还不是因为国家比别人的弱，而后我们的实力有不足吗，这一次我们只要能够说不定可以凭借着陆裕光的锐气，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作为山西祁县乔家掌‘门’人的乔映霞说道，他对于新政比较拥护，他奉信天主，仰慕西方文明。民国以后，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更是拥护，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祁县积极倡导兴办教育，破除‘迷’信，剪辫子、放足，且身体力行，亲自领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做学堂。民国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成义子，吓得躲进字号家，钻在栏柜底，还被拉出剪了辫子。因此他属于山西商人当中新派的代表。
“我们在这里议事又有什么用呢，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西南军队的强大，现在他们没有‘逼’迫我们是给我们面子，如果我们不要这个面子，那到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枪炮了，要知道一个小小的阎锡山就能让我们吃了一个大亏，更何况现在的陆裕光的呢，他现在占据整个国家，邀请的也不仅仅是我们晋商，我们又发什么愁呢，记好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十大商帮之首了。”这里边资格最老的祁县商人渠本翘说道，晋商从顶峰倒衰落他是一路走过来的，而且他还是官、商、绅三种关系的结合，所以他在山西商人中的威望很高。
如此同时接到陆裕光的邀请函想要振兴的还有徽商，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属。“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
徽商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徽商由于同政治联系比较紧密，所以他们在对外上面却没有晋商团结。对于他们来说振兴徽商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能够让自己发财才是真谛，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商人经常互相搭台，而徽商却相互拆台的原因。
歙县汪家
“各位，这一次请大家过来的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汪家族长对这周围的几个人问道，他邀请的这几个都是徽商的大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我们吴家这一次也收到了他们发过来的邀请函，不过这一次我总觉得心里没底，虽然我对这个年轻人比较好奇，但是我却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这一次接收倪嗣冲的部队，听说光是杀掉闹事的降兵就有好几千人，我希望各位还是谨慎一点。”吴氏家族的族长说道，他和倪嗣冲的部队联系比较多，所以对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
“自从胡公和外国人商战失败之后，我们徽商就再也没有起来过，现在安徽的生意多数都是英国人给垄断起来了，这对于我们可是不利呀，在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我们就要默默地消散了，而且现在据说江浙一带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人，他们的攻击‘性’太强了，我怕最后我们会顶不住。”江氏家族的族长说道，他对这个情况很头疼，对于振兴徽商，他敢肯定这里面没有几个是真心的，但是对于把外国人挤出去，他还是很有兴趣的。
“你能确定这个陆裕光敢打英国人的主意？”朱氏家族的族长问道。
“我和西南的商人做过生意，他们那里基本上除了德国人在没有其他国家的人了，而且他们那里最难得的是德国人的生意基本上都需要找中国的代理公司，或者是当地的政fǔ直接按照合理的价格购买了，然后再通过政fǔ给卖出去，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商人和德国商人的矛盾。我看说不定到时候他在安徽也来这么一招，这样我们就你不用发愁了。”鲍氏家族的人说道，其实他不知道，陆裕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压低价格。
“那好，我们就去见见这个人吧。”
除了即将没落的商帮，这一次陆裕光还邀请了正红火的‘洞’庭商帮，‘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到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翁篷，字文夫，号少山。世居东山。明代时，翁笾客于“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的清源，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数年经营，名声渐响，以至“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个贩布的商人，名声大到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见他商业上的成功。这样的朝廷名宦权臣竟为他这个商人作传，由此亦可见他当时的名声与影响了。与“翁百万”同时的还有一个许氏许冲宇，也是一个善于治产居积的大商人。当时东山有“言富者，必首称翁、许”之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翁百万，谢世以后，家产云散水流。后代人最后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来卖了。东山那座建于近代的雕刻大楼，在它的‘花’园大‘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砖雕。砖雕上雕刻着一条造型颇为生动的云中之龙.一副祥瑞的样子。这块叫做“停云陇”的砖雕，乃是翁百万的墓上之物。昔日负责造雕刻楼的的东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个没什么根基的暴发户，于是将这块墓上之物买来送他，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闻，将不该用于宅院的坟墓之物，嵌于‘花’园边墙，在这名冠江南的雕‘花’楼旁贻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后裔衰落潦倒到将乃祖墓茔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却也使人感慨良多。翁许赀雄，席氏继兴。明代的席氏左右源为后世打下经商基业，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东山时，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已是以地方绅士代表的身份迎驾，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驾临东山竟是驻跸于他们席家的东园呢!??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东西山人顿失经济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它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上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
席氏鼎盛时期的代表就是席正甫，1838年出生于苏州‘洞’庭东山的一户大户人家。其父席品方去世后，家境衰落，1857年太平军战事发生后，席正甫从苏州来到上海，在同乡所设小钱庄当学徒。1860年他自开了一家钱庄，1866年当上了英商汇丰银行的跑街。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与清政fǔ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比当时高得多的利息，借给清政fǔ200万两10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既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又受到清朝大臣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为了获得巨额贷款，他们争相拉拢席正甫，李鸿章还特意上书朝廷，替他保荐官职，席正甫接受了二品衔红顶‘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职。但他做官仅仅是为了抬高身价，并未赴京就任实职，他借与清廷的关系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从1874~1890年，清政fǔ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由席正甫一手经办，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汇丰银行通过席正甫的上下沟通，业务也蒸蒸日上，为此对他优渥有加。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某大班在买办担保一事上与席正甫发生冲突，席正甫一气之下辞职，汇丰银行总行坚决不允，不仅专‘门’来信挽留，还撤换了该名大班，使席正甫稳坐买办‘交’椅长达30年之久。席正甫在长达数十年的买办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财产，除投资经营金融业外，还在浦东、南京路、凤阳路一带购置了众多的房产。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用这部分钱放高利贷，贷给大大小小的商号以获取利润，由于席正甫掌管了汇丰银行借款的签字盖章权，成为当时银钱业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几乎所有的钱庄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绍的人当助手。同时，席正甫广泛投资和银行业务有联系的钱业、银楼、典当、金号。1887年，席正甫与严兰卿合资开设了协升钱庄，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亲友、熟人进入众多的外商银行，他的一些亲属还担任了洋行买办，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上海滩成为风云一时的买办世家。当时外商在上海开设的大小银行34家，其中17家由席氏家族担任买办，占据了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位置，这在近代中国独一无二。
虽然现在席正甫去世了，但是现在掌管席家的是他的儿子席立功，他们在接到消息之后的反应和之前的那几个商帮完全不同，他在接到消息之后和山上帮的几个大家族里面的人一汇合，然后就决定启程去京城，毕竟他们这些经常接触外面事物的人要比其他人更加的敏感一些，因此他们能够判断出，陆裕光这一次邀请他们应该是一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