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明号称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辉煌历史,这种连续性之所以得以存在,是由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和凝聚统一相互成就的趋向。本书的任务,就是要把古代中国文明的这一特点在上古和中古阶段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展现出来。
根据中国的古史传说,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大战,大约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而根据考古资料,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存在的时间也大都指向了距今五千年前。据史料记载,胜利了的周人曾在被征服的殷人面前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像当年商汤灭掉夏桀一样,是在替天行道。这说明,在周人和殷人心目中,在商朝之前的确存在着一个夏朝。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夏朝世系,大禹或启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已经建立了国家政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则表明,大约在四千年前,当地已经有了大型宫殿和城垣,学者推断这里就是夏的都城。清朝末年发现并为世所公认的甲骨文来自河南安阳的殷墟,由此,曾经作为传说中的商朝就成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学者认为,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按理推断,它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殷商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的君主大禹靠着治水之功,成为各个族群拥戴的领袖。他死后,经过近百年的反复争夺和战斗,禹的子孙终于控制了局面,成为各部族的统治者。夏朝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大约公元前16世纪,商族的领袖汤联合其他部族领袖,乘着夏朝衰落,攻灭夏的末代君王桀,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又过了数百年,到了公元前11世纪,居住在今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广施德惠,积蓄力量。文王去世后,武王联合诸侯,发起了牧野战役,打败了强大的殷纣王,推翻了商朝的统治,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夏、商、西周三朝史称“三代”。这个时期,天帝祖先成为信仰的最高神祇,王朝君主与上天被认为是一种类似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因此而成为天下大宗,也成为各族尊奉的政治领袖。决定谁将成为这一政治领袖的最高根据是天命,即天帝祖先的意志和认可。而天命的根据,据周人宣称,则要看是否获得“民”的拥戴。这套天命观念成为后人服膺的一个重要传统。西周初年,周公主政,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与之相适应,周公又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维系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文化体制,由此形成了古代的礼乐文明。公元前841年,与民争利的周厉王被国人赶走,王位出现空缺,贵族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行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纪年就从这一年开始,此后,中国的历史纪年就再也没有中断过。
西周末年,政治腐败,遭到犬戎攻伐,被迫把都城从丰镐迁往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和畜力耕作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越来越发达,商业及信贷渐趋活跃,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血缘关系渐渐松动,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周室的权力不断衰落,其文化执掌和官员已经无法继续保持,结果,典籍流失,官员离散;另一方面,势力较强的诸侯列国则趁机扩大领地,招引王官,僭越礼制。少数最强势的诸侯则打着尊王的旗号,组织联盟,由此形成争霸局面。这期间,部分原来的王官和卿大夫衰落了,不断上升的某些陪臣势力夺取统治权力的斗争则越来越凶猛,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在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诸侯国纷纷改变原来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实行县制和官僚科层制度。整个社会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变革和动**之中。面对严重的社会动**和思想混乱,身为周王室知识界最高领袖的老子起而揭露周代德文化的虚伪和偏颇,批判新兴势力的狰狞和凶残,创造性地提出了“道”这个概念,用以揭示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贡献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落贵族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孔子则用“仁”作为“礼”的精神内核,突破了周代“德”观念的宗法局限,把爱从传统宗法范围内的孝慈和友爱,扩展到对全人类的博爱,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人的发现。
战国时期,列国自行称王,不再尊奉周室,从此,统一天下取代了尊王攘夷,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朝着这个目标,各国纷纷变法,加强中央集权,展开军力竞赛。行政体制上改变了过去的分封制度,建立了郡县制和官僚科层制;经济上改革传统土地制度,奖励耕织;军事上加强武备,奖励军功;邦交上讲究谋略,合纵连横;文化上,山东六国思想活跃,文化发达,秦国则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政策。在各国的改革运动中,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这场改革以崇尚斩首之功为核心目标。秦国迅速崛起,经过一百多年,在秦王政时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春秋战国历时五百年的纷乱局面宣告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些思想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思想著作,成为此后中华新传统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元典,具有奠基意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把在希腊、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思想解放现象的公元前8—前3世纪这段时间叫作“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创造的概念和术语,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
秦朝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在制度建设上做了诸多努力,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秦始皇和秦二世两代统治者不知爱惜民力,他们穷奢极欲,严刑峻法,导致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民怨滔无秦国统一不到十五年,就被陈胜、吴广点燃的人民起义的烈火所吞没。
西汉建立后,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对秦朝全面执行法家政策的执政方式作出了调整,最初一段时间采用黄老清静无为政策,一定程度上恢复分封制,缓解王权与功勋大臣、宗室大臣的矛盾;对待北方强大的匈奴采取妥协政策;同时经济上与民休息,保证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力已经达到空前的强盛。这时,西汉宣布放弃黄老无为政策,转而推行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在策略上,实行推恩令、附益法等,打击分封势力;改变对匈奴委曲求全的态度,转而采取攻势,经过数年的征战,终于消灭了匈奴主力,彻底扭转了北方的被动局势。
不过,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母后权力一直较重,高祖吕太后、孝文窦太后、孝元王太后都是主宰国家命运的实权人物。母后往往借助外家势力,结果,西汉后期出现了王莽这样以外戚身份执掌国政,并最终夺取最高权力灭掉汉朝的人物。王莽建立新朝,实行改制,其初衷未必不善,但它脱离实际,扰乱了社会秩序,激化了矛盾,引起反抗,很快就灭亡了。
东汉建立初期,几代皇帝都能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明。经统治者积极倡导,儒学发展迅速,学校遍布郡国,儒生队伍日益壮大,形成累世业儒的士族。东汉王朝沿袭西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母后权力仍然较大。再加上时运不济,君主大多寿命短浅,结果母后临朝频频出现,外戚专权时间长久;小皇帝长大后,便联合宦官,攻灭外戚,夺回权力。后汉二百年,就这样成为皇帝、外戚、宦官残酷厮杀的恶性循环的历史,再加上所谓“清流”的士人队伍依附外戚,使斗争变得愈加激烈和残酷。腐朽黑暗的王朝政治,偏偏又碰上连绵不绝的气候恶劣,天灾频繁,人民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随后,镇压起义中形成了军阀集团。皇权、外戚、宦官在新一轮斗争中几乎同归于尽,最后都落入军阀手中,东汉王朝也就从统一走向分裂,被魏、汉(蜀)、吴三国取代。不久,曹魏攻灭蜀汉,却又为西晋所夺取。最后,西晋灭掉吴国,统一局面再次实现。
3—13世纪,经过西晋再造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朝代更迭最频繁、民族融合最显著、人口迁徙最剧烈、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最广泛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更新中有了更深厚的积淀。在这个积淀的基础上焕发出极其巨大的创造力,它的最大成果,就是雄浑盛大的唐代文明和典雅婉约的宋代文明的出现。
史家陈寅恪先生有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揆诸历史可知,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中国古代社会从相承之旧局面,逐步走向开启的新局面,中华文明的演进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点。
在政治文明上,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唐太宗确立的“民为国本”的基本理念和宋朝形成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个属于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属于治国的基本格局。经历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感受到隋末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唐太宗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有着深刻总结和反省。《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君臣对话的实录,流传千古,它反映的立国、治国理念,是传统社会对君民关系的最深刻、最理想的归纳和阐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走向巅峰的标志。宋代以“祖宗之法”治理国家,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建立了典型的文官政治。
制度文明的建设和走向成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第二个特点。其表现有几点值得重视:
一是制约、制衡与分权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转。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二府,决策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军权的拆分,谏官、言官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对君权、相权、兵权、司法权等的制约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二是监督和考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唐朝的中枢决策、行政、监察、勾检是互相平行,又互相牵制的四大系统。以御史台为中央最高而且是唯一的监察机构,居中京师,监临中央百司百官,对地方则采取不定期派使的方式进行监察。安史之乱后,原有的出使和风闻两种途径,已不能有效地监察新兴的藩镇和日益被藩镇所控制的地方州县了,财政使下的巡院具有直属中央、常驻地方,遍及诸道、人员精干、效率较高等几个特点,因此,中央在逐步扩大巡院的财政管理权的同时,也逐步扩大了巡院的监察权和司法权,弥补了采访使地方化后御史台鞭长莫及的缺陷,将地方上财政、监察、司法三个关键大权掌握在手中。隋唐通过科举制和铨选制,确立了中央选拔人才,确定参选资格、选用标准、考试内容、录取程序等基本原则,扩大了统治基础,延揽了一批家世不显、但富有才华的英才,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北宋以武力兴国,但建国以后重视文教,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建立了糊名、锁院、誊录等制度,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选拔原则得到比较彻底的实现。“以文治国”成为宋朝历代尊奉的“家法”。唐朝确立的考课制度,有对官德的考核“四善”,有对具体职任的考核“二十七最”,是历代考核官吏的典范,虽然最终流于形式,但其中蕴含着统治者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努力。
三是各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如城市管理制度从具有典范意义的坊市制走向街市制,从而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具活力和吸纳力。租庸调法从完善走向崩坏,促使财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后施行的两税法,在征收对象、征收内容和征收方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奠定了此后历朝财税征收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先秦、秦汉属于上古时期,3—13世纪的历史就是走出上古时代,进入中世社会,大步向近世社会演进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以形成到鼎盛,再进入隋唐时期的“止取今日当朝官爵”以为高下的官僚政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的梦想经过科举制度的锻造,在宋代终于梦想照进现实,完成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彻底转变。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流入生产领域,加速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分化,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即所有权的流转,也加速了财富的转移,正所谓贫富无定势,唐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著名诗句,一是感叹曾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的辉煌不再,二是感叹贫富无定势的时代变迁。“田制不立”在先,才有“兼并不抑”在后,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变化。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老门阀士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过去门阀士族拥有政治仕途上的垄断特权,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拥有着大量不受国家管理和控制的依附人口,通过婚姻、文化等,形成封闭型的社会等级和结构,逐渐解体。
科举制的产生和确立,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租佃制的发展,雇佣劳动从民间走向官府(普遍化)。这些都是建立在土地自由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之上的,贵贱、贫富观念的变化亦是由此而衍生的。宋代的“贫不必不富,贱不必不贵”[3],“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4],既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也表明了社会结构和财富流转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价值观发生的带有颠覆性的变化。
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属于精神文明的层面,内涵丰富,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从迷茫和探索中走向理性,儒学的“独尊”,经学的厚重,玄学的空灵,佛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各领**。尤其是佛教,作为外来的文明在移植过程中,不断调适与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与本土宗教在争论和融合中携手前行,最终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是知识分子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民族忧患结合,于是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奋进和献身。
三是南北文化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中国古代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扩大,民族成分更加多样,不断有新的因素融入其中,文明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乐府向诗歌的演进,诗歌向词曲的演进,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杜甫到白居易,从传奇到话本,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虽然仰望星空,但最终脚踏大地,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现实。特别是到了北宋时代的变化鲜明地映照在文学艺术领域,传统文化与艺术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农业与科技文明的辉煌。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达到了个体小生产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农业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采用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土地利用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中广泛地运用了轮作、连作、间作套种和混作等耕种方式,几乎没有休耕轮作,复种指数高,粮食作物的投入与产出比始终居于世界前列。以曲辕犁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具改革在犁耕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筒车、水排、龙骨水车等灌溉和排水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达到其所能达到的顶峰。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进步发展,很多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影响。
被誉为“四大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有的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普及和传播,它们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评价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具有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作用,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6]鲁迅先生的本意大概是在讽刺封建社会下国人的愚昧无知,然而,这段文字却被广泛引用,成为外国人抨击国人对祖先发明和科技利用边缘化的证据。尽管如此,火药的传播和应用,对世界历史也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对火药应用于战争有很高的评价:“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7]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火器将中世纪送进了坟墓。
四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仅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传播了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对各国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东亚国家,至今仍留有中华文化的印记。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主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除了战争、人口迁徙、具有政治意义的和亲等方式推动和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及域外地区的经济交往外,民国的经济交往主要是依靠“一带一路”贸易圈——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是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互通贸易和进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以渤海、黄海、东海(北段)沿海岸线港口为主,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海路;南段以东海、南海港口为中心,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远到非洲。唐中叶以前陆路为主,之后海路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对外通道。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通商路线,而且也是一条文化交流路线,并由此形成了文化辐射区。
宋代以后,对外经济贸易更为活跃和频繁,陆路贸易逐渐有向海路贸易转向的趋势,以东南沿海港口为依托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形成了河、海、陆联运网,尤其是运河沿岸、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的码头、港口,成为对外商品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西北的陆路丝路,东南的海上丝路,西南的丝路与茶马古道,北方的沿海港口,构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不断扩展的对外经贸交通网。
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始终保持文明传承的大国只有中国。作为东亚核心地区的中国,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与其他大国和文明地区都有着交往和文化贸易往来。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这些有利因素使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既有深厚的积淀,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1] 陈寅恪:《论韩愈》,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2]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4《王俭传》。
[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12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4] (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6] 鲁迅:《伪自由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