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风暴来临之前,在法兰西大地上传播洛克的“天赋人权”民主法治学说的,是三个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伏尔泰教导“自由”,卢梭鼓吹“民主”,而孟德斯鸠则阐述“法的精神”。

这个咱们在高中的《西方历史》中都学过,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倡导自由的伏尔泰的故事。

1761年,法国南部的图鲁兹小城法院,作出了一宗残忍的死刑判决。被判决的死囚名叫卡斯拉,是一个有6个儿女的普通商人和新教徒。当时,与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受尽迫害相反,在法国等天主教国家,则是新教徒们受尽了压迫和歧视。卡斯拉的儿子安东尼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但当他毕业时,有关当局却强迫他改变宗教信仰,否则,一辈子都休想取得成为法官或律师所必需的执照。在大学里,读了一脑门子“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信条的这个年轻人,一口气咽不下,便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丧子之痛,已令卡斯拉痛不欲生,更糟糕的是,在当时法国的法律中,居然还有一条蔑视自杀者、羞辱自杀者家属、没收其家庭财产的荒唐法律。卡斯拉无奈之下,向警局提供了其子“自然死亡”的虚假证词,想逃过这一劫。

那些猎犬似的警察们自然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可怜的谎言,因为安东尼的脖子上有一条鲜明的勒痕。但“精明”的警察们却硬是把“自杀”说成了“谋杀”,而谋杀的动机则是“卡斯拉企图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一来,当地民众的宗教狂热便被煽动起来。法庭不问情由便判卡斯拉有罪。卡斯拉竭力为自己辩护,可遭受到的是警察们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绑在一张铁**,用绞盘拉断,灌辣椒水、鞭打,放在十字架上用铁棒毒打。打了几小时后,他被拖到一个广场上,高高吊起,当众烧死。

两个星期之后,伏尔泰得知了这宗惨无人道的冤案。这位67岁的老人拍案而起,四处奔波,调查事件,接见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然后,他以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身份,挥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司法调查报告《卡斯拉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付诸出版。整个欧洲都被这宗冤案震动了,英国、俄国和波兰的国王争相捐献金钱给死难者的家属,连法王路易十五也过问了此案。最终,3年之后,冤案得以平反,卡斯拉的家属获得3万锂的国家赔偿,而施行酷刑、制造冤案的警官、法官们,也遭到了相应的惩罚。

消息传来,伏尔泰老人又一次流出了热泪,一半是为平民的悲惨,一半是为司法的黑暗。

从此以后,直至他84岁逝世为止,伏尔泰老人都一直地、持续地充当了一个“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海青天的角色。他向全欧洲的知识界发出呼吁:请用学者们的笔,用学者们的良知,去“呼唤欧洲那个沉睡的良心!”去向那不公正的法律、向黑暗的旧司法制度宣战!

当今中国,也有一批如伏尔泰一样的法律工作者,在公众眼中,他们是一群通过发起具有超越个案意义的公益诉讼和公益上书等法律行动,挑战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律师。

这些人就是公益律师。

这些律师中有致力于消除乙肝歧视的李方平律师;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奔走多年的郭健梅律师;为了北京动物园搬迁之事,亲力调查的陈跃琴律师;为春运火车票涨价状告铁道部,引发听证的乔占祥律师;为了业主维权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斗争得秦兵律师;为了伤残农民工争取合法权益的周立太律师;为了未成年权益保护奋斗多年的佟丽华律师……

法学家江平教授说:“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

公益律师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律师群体,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其寄以深深的期待。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这个群体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尽管目前的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取得的效果还相当有限,但这并没有妨碍公众对它的支持,因为在公众的眼里,公益诉讼这种挑战行动本身就具有远远超越个案价值的社会意义,公益律师们所展现的坚持为法律和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更是成为展现社会理性力量的有力象征。

我举两个例子,看看我们身边的公益诉讼。

比如:2004年9月3日,丘建东以机场建设费收费违法为由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厦航返还建设费5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场建设费的征收主体是政府,而厦航是根据国家行政机关的授权委托,代为收费,应属于合理收费。最后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2005年3月,律师胡凤滨以只走了300米就收10元收费不合理为由状告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返还其10元钱并从此停止不合理收费的行为。该案一审败诉。2005年10月,胡凤滨又将北京市发改委告上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发改委履行法定职责,对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违规收费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法律行动,因此参与者主要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研究人员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益律师”。公益诉讼的兴起和公益律师的涌现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法治,并试图通过利用法律的行动来维护法律的价值,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法律程序仅仅当作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而试图把它改造成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