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它影响到每一位公民的收入。今天的古案今说，咱们就来说一说历史上的这些税！
这个税收有什么作用呢？
税收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可以用它来增加国防建设，用它来兴办教育。当然对富有者征税，还可以达到平抑社会贫富差距和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
这种所谓的调解贫富差距的税收也被称作财产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我们的祖先就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施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当时称作算缗令。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财产税。
早经过长期的战乱，新立的大汉王朝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局面，为了发展国力，汉初的领导者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实行一种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由此经济蓬勃发展，几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超级强国，是“文景之治”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动力。
可是，自由经济体制的背后，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儒董仲舒曾在给汉武帝的信中曾说道：“（当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见当时的情景。
并且在汉武帝时期，可真是没少折腾。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伐朝鲜，南抚夷越，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历时长久、规模巨大的战争。
其中，武帝一朝对匈作战持续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元朔四年后七年时间里，仅筑卫朔方、赏赐将士等军费开支，就达到了二、三百亿。要支持如些庞大的军费开支，单凭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是不可能的。
为此因此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管理战时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对匈作战。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盐铁官卖、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算缗告缗、增加算赋甚至卖官鬻爵。
但是这些收入依旧无法缓和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已经“养肥”的商人阶级。
武帝选择拿商人阶级开刀不是没有缘由的。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一向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把农看做是本事，把商看成是末业。到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更是不能容许商业的畸形发展。因为商人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尤其是富商大贾，肆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这样就破坏了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先秦以来的一些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张重农抑商，并进一步形成秦汉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一般商人掠夺农民的主要办法，是在买贱与卖贵之间进行勒索。一方面，小农经济薄弱，经不起任何风浪，国家的急征暴敛、私人的债务，以及婚丧、疾病、凶荒等等，都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半价而卖”。而另一方面，当农民迫于饥寒，急需粮食、种子、衣服之时，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予。
高利贷商人往往兼有两重身份，他们在市场上是商贾，到农村又变成了地主；放高利贷是他们剥削农民最残酷的一种方式，利息至少是“倍称之息”，即一倍，有时可以高达十倍。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贷的罗网中，往往被迫卖掉自己的田宅和子女。这种情况必然要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引起大规模动乱。
另外，还有一种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谁控制了这种营业，谁就能变成豪富。例如咱们前边的节目提过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就是以冶铁起家，有奴隶千人，田池射猎之乐，可以和皇帝相比。临邛还有程郑，亦以冶铸致富，其家产和卓氏相等。南阳孔氏以冶铁致富数千金。而鲁人曹邴氏以冶铁富至巨万，不但是个大冶铁业主，而且还是个大高利贷者，其赊贷的范围遍于全国。以煮盐致富，较为著名的则有齐人刀间。他利用奴隶生产，富至数千万。这一类大工商业主剥削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农民，他们通过工商业赚来的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变成地主。
“商人兼并农人”，将大量的土地收归己有，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生计，没有了生存的资本，就成了社会动乱的祸根。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
什么是算缗令呢？
对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征税。算缗的征税对象是商人的“物”，即是对财产征税。每二千钱抽取百二十钱。
按说，这样的税率按说也不算太高啊。
您别着急啊，这才是这笔税的一部分。
除了财产税外，还要征收的车船税，每辆二百四十文。船五丈以上，统一征收一百二十文。
您看，这和咱们现在很像，房屋的契税和车辆的车船税，是非常相似的，像我这样有房有车的人看来都跑不了。
现在，我们国家刚刚修改过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所得税从两千元上调到三千五百元作为起征点。也就是说更多低收入的人可以免征所得税，而高收入的人根据其收入的高低，税率逐渐提高，从而达到调解贫富差距的作用。
可是让交这么多的税，那些财主们谁愿意这么乖乖地把钱拿出来，白白上交给国家呢，所以汉武帝的算缗令一出台肯定会遭到大工商业主的激烈反对。今天咱们的古案今说，就来说说，古人是如何逃税的，而逃税之后，又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其实，在汉武帝初期，汉武帝树立了一个纳税光荣的楷模式的人物，希望通过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带动其他人一起光荣纳税。
这个典型叫卜式，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
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用作边防使用。武帝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回答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不懂当官，不愿意。”使者又问：“那么你是有什么冤情，需要朝廷来替出洗清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关系和谐，没有冤情。”使者又问：“那么既然这样，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国民自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被灭。”
后来，卜式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国家。到了“算缗令”公布的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万钱，以济国家之急。武帝听到后，当即对他特别嘉许，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同时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仅次于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这个典型树立的，够标杆的！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然而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无动于衷。这件事让武帝十分不高兴，为了将算缗令贯彻到底，武帝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于是颁布了告缗令。
汉武帝之前先实行了一道“算缗令”，就是征收财产税，这又来了个告缗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的告缗令就是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好多富人都要遭殃了。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据统计，告缗令推行期间，政府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
整个“告缗”运动轰轰烈烈延续近十年，从京城至全国各郡县。全部田地收归国有，成了名符其实国有劳改农场，犯法“商贾”家属被押到自己买来的田地作劳役，为大汉朝作无私奉献。又把六十万犯法“商贾”囚徒们送往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囤田劳动改造，为大汉朝守边防御匈奴。
商贾们拿暴利，当爵爷的梦破灭了。按桑弘羊建议，全国各郡县成立均输与平准机构，对各种商品物质实行统一调配，及对商品价格进行平抑调控。原来归属各郡县诸侯王及大官员们手中物质，全部归入中央，成为朝廷统购统配物质。
像卓文君父亲那种钢铁大王就再也没有了。
此时，市场进入了一个童叟无欺商业时代，商贾们不敢对自己财产隐瞒不报，更不敢偷税漏税。
这场清查运动，功劳最大的当属廷尉张汤。
张汤承担法律层面上，设计出有针对性法律条款，并提出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励给告发者。使整个运动有法律强力支持与保障。告发者因能得被告者一半财产，知情民众争先恐后检举揭发，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不过，这个张汤也没有逃过这场大难，来了个作茧自缚。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汤成了这场运动牺牲品。有人告发他出卖国家机密，勾结大商贾从中牟取暴利。在狱中，张汤被迫自杀。当家人要借钱厚葬，其母坚决反对，令草草下葬。此事引起汉武帝高度怀疑，下令追查。官员们到张家彻查，其家财产仅值五百金，全部来自俸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如此大清官。震怒的汉武帝下令对张汤案，翻案重查。查出赵王因个人拥有的铁矿山，被张汤收归国有极为不满，暗中唆使李文，朱买臣，王朝，边通对张汤进行诬告陷害，四人均被处死。
汉武帝还不解恨，以长官管束部属不严为由，把丞相庄青翟抓入狱中，令其引咎自杀。又怜悯张汤无辜，把张汤儿子张安世召入朝中为官。张汤家因祸得福，走向家族官场辉煌，连续七代人在汉朝任侯爵以上高官。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的十一位股肱功臣，位列第二人就是张安世，被画像列于麒麟阁供后人膜拜。
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一饱，汉武帝满足了他的战争预算，但是，这个政策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整个帝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中产阶级全部破产，帝国经济由盛转衰，不复文景之治的盛况了。
这个惩治偷税漏税，自古就有，汉武帝这种做法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朱元璋干的就更绝了，他的三个女婿因为偷税漏税，直接就被杀了！女儿当了小寡妇，自己也不心疼。
根据我国最新《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没有“偷税罪”这条罪名了。第二百零一条为“逃税罪”。
从通常含义上说，“偷”是指将属于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而在税收问题上，应缴税款原本属于纳税人的合法财产，之所以发生偷逃税行为，是因为纳税人没有依法履行缴纳税款的义务，因此，偷税同为与平常概念中的盗窃行为不同，新刑法采用了“逃避缴纳税款”的表述，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对“偷税”概念的认识已出现变化。
从本质上讲，税收是国家凭借强制力对纳税人的财产进行的无偿占有；从税收契约论的角度来讲，税收是纳税人换取政府公共服务而提供的对价。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缴纳税款是纳税人违背一种给付义务。改变罪名的提法，更加符合一般的法理和常识，更加人性化，体现了我国立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