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和康熙皇帝一起被称为是康雍乾三朝盛世，不过，这三世之中却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捐官制度。
什么叫捐官制度呢？
捐官就是士民向国家缴纳钱款以取得官职，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买官卖官吗？
这可不同于一般的买官卖官，一般国家官员私下里买官卖官，那是犯罪！这种捐官是国家行为，西汉时就有，宋元明清也都有，但是这都是一些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的制度。
比如一些很有才能的人，他就是考试不行！平常满腹经纶，一到考试就掉链子！国家就给了这样的人一个机会，通过一定的考察，通过这种捐官的制度也可以当官。
但是到了清朝，这种捐官制度就被彻底的透明化，而且制度化了，还成为了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而且清朝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没问题，有钱就行。
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乾隆年间，松江县一个姓赵的人，靠贩卖布匹发了财，之后就捐银两买得通判一个小小官位，被上司召见时，上司问他是历来从事什么职业，他回答说以前是卖布的，上司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捐钱当个官啊。他回答说：在下以为作官好过卖布很多。上司大为生气，马上解除他的官职，他很气愤的离开了，不久到吏部的大堂上大闹索要捐官的钱，并振振有辞说：“既然免了我的官职，就应退回我的钱财。”吏部官员听了，让听差的打了他五十个嘴巴，一百棍子，赶了出去。
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是把捐纳作为国家制度下的正常升官途径的，其他朝代虽然有，但是都不如清朝这样成系统，而且作为国家一项重要财源来组织经营。
但是这些买来官员的水平那真的是不行。
雍正年间，就举行了一场考试，考察那些纳过捐，但还没有正式到任正在等缺的候补官们，结果1万多人里面9千5百余人不及格，甚至接近6成人交白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不是我随便编个数字危言耸听，八股文是非常难得，不会就是不会，四书五经里面拿句话出来让你破题发议论，没点真功夫也就只能交白卷了。
乾隆时期规定白米20石可捐县丞1个。那时候，乾隆六下江南，造成了国库空虚，只能以这种方式充盈国库。
您说当官这么便宜，谁不想捐一个！当当官老爷过过瘾。
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捐到了22万；你说多可怕可怕啊，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竟有20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
晚清小说《官场现行记》里描写的“捐官”令人惊的瞠目结舌，有富商姨太太为了各自的儿子捐的顶戴品级不同大打出手。老百姓只要是家里有点钱读书却不好的，都是走的这条路，穷人也花钱甚至借钱、贷款搞一个有品级的顶戴希望改变出身。捐了顶戴的人就是国家认可的的官员候选人，然后搞一个介绍信，到相应的中央部门或者省里、县里的衙门等候派差。
各个衙门里只要是老爷上堂，必然是熙熙攘攘的各级候差顶戴前来捧场露脸，希望套个近乎，能派个差事。有不少5、60岁还凑热闹上堂碰运气的老夫子；有家里有关系有钱，捐来的顶戴品级高，马上就能得美差的少年郎；还有科举正途出身苦等多年的学子。
有人可能说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极大增加，拉动了百姓的内需，一般老百姓通过捐官进入官员队伍，锻炼了能力，增长了见识，这是平民化的好处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财政收入多了，但是这些官员都占着职位，又不会干啥，那国家不就要完蛋了吗？
咱再来说说雍正，雍正的3个模范总督，李卫是捐纳出身，鄂尔泰是祖宗余荫，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什么叫监生呢？就是花钱买了个学历，考试考不上进士，买了一个！
这老哥三，可算得上是雍正皇帝的肱骨之臣了，竟然竟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捐纳之风如此猖獗以致乾隆年间，官场内几无净身士人，康熙时正牌子进士、同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
你说买来的官多让人看不起，当时估计这两排人的眼神都不一样，谁都看不上谁！
但到了后期自然而然就没有这种禁忌了，原因就是因为拿钱买官的人太多了，一眼看去密密麻麻几乎都是花钱买来的顶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靠这种取士制度，清朝不亡才叫没天理。
捐纳泛滥的结果，是官员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买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但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为尽快拿回“捐官”钱，当事官员多会选择收受贿赂，只管捞回本钱，却无心做事。吏治一坏，盗贼四起，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随之出现。
当今中国，这种“捐官”早已杜绝，但是，权钱交易在一些地方政府并未终止，买官卖官的新闻时有所闻。
安徽巢湖市“卖官书记”周光全受贿达300余万元。36名行贿人中近20名是想让他提携的下属官员，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这可真成了乌纱帽批发中心了！
国家对敢于买官卖官的个别官员也加大了监督和惩罚的力度，中共中央于2002年7月颁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证明，该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