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们为了多赚黑心钱，想尽各种办法坑害消费者，他们在肉里注水，在粮食里洒水，在盐里掺灰土，往鸡肚子里塞沙子，把鹅和羊的身体吹胀，把腐烂的蔬菜装扮出新鲜的样子，把伪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点儿良心都不要了。
不过，制假售假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淳朴，那时候也有很多奸商通过出售有危害的食品，赚取高额的利润。
宋朝就已经有了这种恶风陋俗。南宋大臣洪迈去金国出差，途经开封，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当时感觉很干燥，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就发霉了。众所周知，小麦吸水能力很强，100斤小麦中注入20斤水，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的，而且籽粒饱满，卖相极好。买家不知道真相，没有及时晒，水分出不来，小麦自然就发霉了。
宋朝奸商可以说满大街都是。宋人有首曲子：“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华亭就是现在的上海，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价不高，一贯纸币能买三斤酒，其实光瓶子就重一斤，掺的水又有一斤，一贯纸币最后只能买到一斤假酒。
不过，那时技术手段落后，假酒只是掺水，对人体没什么危害。事实上，宋朝风气之坏和人心之恶并不亚于今天。
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几回文庙，祭祀完的猪肉，一般大伙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气炎热，上午祭祀的猪肉，下午就臭了，谁都不愿意要。为了避免“浪费”，他们就把那些猪肉兑给肉贩子，肉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异味儿暂时没了，肉色还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地卖给不懂行的消费者。肉贩子奸恶倒不奇怪，满口圣贤大道理的秀才们竟然也把变质的猪肉转售他人，看来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并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农民也很过分。南宋战乱之时，死伤无数，江浙的农民用人的腐尸喂猪和养鱼。腐尸毒性极大，猪和鱼吃了尸体，毒素必然在它们体内残留。农民把这些猪和鱼卖掉，自己只吃正常喂养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恶。
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峻，监管也就势在必行了。
当时，河南商丘有个皇家农场，出产的五谷、蔬菜和禽蛋也是专供皇室享用。此外，皇宫及附近还有“御苑”，里面也种菜种粮，可以供应御厨。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特供”。
皇帝们还搞了一些严刑峻法，让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不敢马虎大意。严峻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菜不新鲜，或者择得不干净，相关伙计要判处一年劳改；要是御膳里出现了苍蝇或者老鼠屎等脏东西，相关御厨就得判两年劳改；万一让皇帝吃出了毛病，那御厨就得判死刑。
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出售腐烂变质的食物给他人，导致食物中毒或出现某种疾病的，劳改一年，同时赔偿医药费；如果导致死亡，处绞刑，家产一半充公，另一半赔偿给死者家属。北宋中后期，法律进一步规定，肉贩在猪牛羊肉里注水出售的，打六十大板，再犯则要判处一年劳改。
但奸商横行的普遍现象说明，法律条文并没有起太大作用。为了让自私商贩惮于继续作恶，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因果报应作品，比如就有故事说卖注水肉的贩子来世投生为猪；卖变质面粉的商人来世投生为驴；某年某地晴天霹雳，八十个造假商贩同时被雷劈……
靠因果报应之说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可能会对一部分人起作用，但总体上来说恐怕不行。食品监管还得靠法律，而专制社会缺乏法治根基，所以真正有效的监管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在，最为让人担心的就是地沟油，泛指在生活中存在的各类劣质油，如回收的食用油、反复使用的炸油等。
地沟油最大来源为城市大型饭店下水道的隔油池。长期食用可能会引发癌症，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当今，在我国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从制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其中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2011年9月13日，中国警方全环节破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案。2011年12月卫生部向社会公开征集“地沟油”检测方法，并于2012年5月初步确定了4个仪器法和3个可现场使用的快速检测法。
不过，这地沟油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2012年8月5日，中国石化开始提炼地沟油将其转化成航空油。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废为宝了呢？
除了这个食品造假外，中国古代的造假术，那可谓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特别是明清两代的中后期，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没有良性意识形态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这降低了人与人的信任度，带来社会的信任危机。结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名城钱塘(今杭州)，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虚作假之风说：“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不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俩，种种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时人叶权在《贤博编》说：鲜艳灿烂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杨梅，还有乔装打扮的长毛假野鸡其实是母鸡插得毛，一句话骗你没商量。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造假，诸如以黄泥掺红颜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药，卖假药欺骗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那也是非常盛行的。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是这样描述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gu，三声）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末名家陈继儒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看来名家也有打眼的时候。
乾隆十二年（1747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是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
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
纪晓岚就琢磨，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不过这聪明人就是聪明人，比较善于总结，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
纪晓岚说的确实有道理，俗话说“便宜就是当”，就是这个意思。
跟纪晓岚同时代的文豪钱文敏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古人，还有一种造假，跟现在也有点联系，那就是办假证的。
在中国古代，普通人是没有身份和地位的，身份证只是对有身份者有地位者而言，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会拥有身份证的。
古代身份证上信息比较简单，如在唐代，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出生时间”、“性别”、“身高”这些必须的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就是一个物证。
这哪是身份证啊，简直就是名片吗？这得全怪古人的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
虽然说出生年月啥的没有，但是它也有现代身份证上所没有的信息：如果持有者有兼职的，则要在上面写清楚。这种身份证实质是一种“官员证”，写有姓名的，在卸职后要交出来；未刻姓名的，则传给继任者。
古代和今天一样，确有假身份证，甚至出现连皇帝都敢骗的现象。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会在身份证上特别注明伪造和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如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与者同罪”；没有相应的身份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如混进后宫）、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如谎称当大官），则要“依律论罪”。
除了对身份证的管理、核对外，古人还有两种办法防伪——
一是设置身份证的“防伪标记”。古代身份证的防伪标记，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如鱼符类身份证，仅是为它配一个袋子，即所谓“鱼袋”。唐高宗李治当皇帝时是给鱼符配一个相对应等级的袋子，这种袋子当然是用来装符的，皇帝召见时，你有符还得有袋子。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官员的身份证竟然只用当年的“防伪标记”来识别，即只用“鱼袋”，而把身份证的核心凭证——“鱼符”废弃了。
二是制作不同质地的身份证。即，不同级别的人，制作身份证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样。仍以唐朝来说，制作鱼符的材料各不相同：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身份证，用黄金来做；五品以上官员身份证所用材料是白银；六品以下官员的身份证，质地则是铜料。鱼袋也据此使用相应的金、银装饰。到唐中宗的景云年间，则改为：凡着紫衣者用金饰，凡着红衣者用银饰。因为这些身份证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有的即便退休了仍能继续使用。
看来官做得越大，这玩意越不好伪造啊，真是冒充个亲王什么的，还给去做个金印。如果都做得起金印了，谁又去干做假证这种事啊。
现在，这个假身份证，假学历那是盛行于世。
但是，造假身份证，假学历的，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等法律规定，这种办假证的行为，将视情节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治安拘留和罚款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