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当时的中国在一定意义上面临着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相同的任务，即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整顿和恢复教育秩序。早在“**”结束前的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重申了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和关于国民经济建设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在党的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宪章宣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2]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采取“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3]“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是经济建设。科学技术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4]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就走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在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之后，教育就被认为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目标中的作用。“**”结束后，他“自告奋勇”主抓教育科技和教育工作。在1977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为此他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此后，他多次重申这样的观点，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极端错误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要求，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注意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培养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5]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刘西尧指出，为了配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前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亿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培养千千万万的各种专门人才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和干部。[6]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更是把教育提高到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地位，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7]
（一）对“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的批判
当教育被寄予厚望，要求承担起为实现“四化”培养人才的重任时，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随即展开。然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面临的最大阻力是如何冲破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做出的“两个估计”。［即十七年来（1949—1966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8]由于这份文件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在当时“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9]）的思想禁锢下，人们不敢直接否定。邓小平首先冲破禁锢，他在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0]1977年9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两个估计”，邓小平明确表态：“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的是红线。”并指出，我们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11]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大批判组于197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讨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揭露了“四人帮”违背毛泽东指示的事实。[12]尽管这一篇文章没有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要求，但终究揭开了对“两个估计”的批判。[13]随后，全国各地、各行业都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浪潮，1977—1978年的《人民日报》就有47篇文章直接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撤消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正式推翻了“两个估计”，解除了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锁。同时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展开。[1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对“**”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5]
随着教育领域内对“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批判的开展，“**”时期对教育与政治脱离产生所谓“白专”道路的指控遭到了批判，受迫害或被划分为“右派”的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得以平反，[16]知识分子队伍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和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得到了承认。把教育高度政治化、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观点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教育方针的有意扭曲。在要求全面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和“真理标准”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把教育仅仅看作“上层建筑”“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教育的生产性是永恒的。[17]新的教育方针应当充分体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充分体现以教学为中心，要反映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识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功能，要确立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完整的培养目标。[18]这就基本上实现了对教育功能认识上的转变，为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在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它是对极左路线下造成的教育功能扭曲、教育高度政治化的修正。
（二）高考的恢复与教育秩序的整顿
在进行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教育秩序也在艰难的恢复和重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中国教育产生最重大、最深远影响的“拨乱反正”是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重新确立了依据学术标准招录高校新生的基本原则。它是对“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开创新局面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19]
在“**”结束前，邓小平就有意恢复高考制度。1975年9月，他在谈科研工作时就指出，要选择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要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也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20]“**”结束后，他在谈到科技和现代化问题时就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21]然而，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羁绊，高考制度的恢复颇费周折。
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招生工作座谈会，但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教育部的主要领导依然主张继续坚持“**”时期的招生政策。强调在坚持“七二一指示”和“十六字”方针的前提下，完善招生办法。引起很多与会人员的不满。[22]同年8月，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继续表达他们对高校招生“推荐”制度的不满。[23]邓小平在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后当即表态，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24]为此，教育部于10月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但依然抛不开“两个凡是”的禁锢。在是否继续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制度还是恢复“**”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进行统一招考；招生中是继续贯彻阶级路线还是择优录取；如何进行政治审查等问题上拖延不决。为此，邓小平严厉批判了教育部主要领导，要求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25]在他的批判的压力下，最终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废除了“**”时期的招生政策，恢复了“**”前的招生政策、办法，主要是：
（1）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
（2）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
（3）招生条件：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4）政治审查：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5）录取原则：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26]
这样，依据学术标准招录高校新生的原则就基本确立起来了。之所以说基本确立，是因为：一方面在《意见》中规定，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比例限定在20%—30%；另一方面，高校对“两个凡是”存在顾忌，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仍然在招生录取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直到90年代初，这样的影响还一直残留着。见图5-1。
图5-1 北京师范大学1977、1978年新生家庭出身、新生来源（%）
图5-2 1977—1991年北京大学学生家庭背景的变化（%）
不过，这不影响人们对恢复高考意义的认识。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由于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报考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当时共有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考生参加高考，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的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1977年共有13个年级的学生同场竞技。同时，这次高考也成为竞争最激烈的一次考试，当时预计有2000万考生，计划录取20万左右，录取比例为1%。不过由于很多省市采取地市初选的办法，最终共有570万考生走入考场，共录取27.3万余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6.3万人，其中本科增招2.3万人，专科增招4万人，增招比例占到当年录取总数的29.3%）。[27]录取率仅为4.8%，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高考恢复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破除了“**”时期的“推荐制度”，恢复了依据学术标准取材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解放思想的先声。[28]
高考制度的恢复正式拉开了整顿教育秩序的帷幕，而对“两个估计”的重新评估则对“**”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教育的钟摆又回归到了从前：[29]“**”时期被撤并的文科学校如财经、政法类院校以及下放的农业、医学类院校开始恢复办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通过整顿要求逐步达到大专的办学水平，[30]后来这些学校部分转为正规学校或被裁撤，如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改为江西农业大学，大寨学院被撤销等。[31]普通高校数在1977—1981年间，从404所增至704所，在校生规模从20.9万增至46.1万。[32]重建了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1978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和《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到1981年，全国共有4000多所重点中学，占全国普通中学数的3.8%。重点高等学校在1979年确立了97所，占当年学校数的15%。[33]这样，正规的、普通学校教育制度逐渐恢复。同时，1979年，中共中央转批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布〈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肯定了1963年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正确性，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领导管理体制。这样，一种集中的，有计划性的教育管理体制又重新恢复。到1981年，国务院各部委管理的学校有226所，占普通高校数的32%；地方管理的学校有440所，占普通高校数的68%。因此，“**”结束后初期的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是“**”前教育体制的复制和延续。
之所以如此，有研究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34]理论进行解释，认为是深厚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构成了这一路径依赖。[35]因此，“**”后的重建工作难以避免先前的窠臼。即便如此，尚需对“集中性”“计划性”何以形成进行解释。如果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会发现，当前面临的局面与当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都面临着重构教育秩序的问题。如果说先前的教育重构是由于政权交替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国家介入的话，当下的重构同样需要。如果没有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干预，冲破“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思想禁锢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高考恢复中的反复权衡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计划性和集中性在通过教育“革命”时期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已经有所松动。计划性与灵活性、集中与放权构成了重构教育秩序必须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教育的钟摆再摆回去，已不容易回到先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