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建构中国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就从来没有中断，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建构过程中着力批判的对象是旧有的、深受英美影响的教育制度的话，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其致力于批判的对象则是前一阶段建构起来的深受苏联经验影响的教育制度。
事实上，对苏联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一直存在，不过这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旧知识分子当中，[12]而在政府内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何使苏联模式更好地契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方面。当然，这一阶段的批判是比较隐讳和模糊的。从1956年起，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现，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则开始明朗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根据此精神撰写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已经表明中国开始以苏为鉴，探索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13]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要批判地学而不要盲目地学，以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方面就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非常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在1957—1958年，他批判了教育领域的“三脱离”（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与工农脱离）问题，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鼓励厂矿、企业、机关办学，并对教育领域教条移植苏联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教条主义多的部门，一个是重工业部门，一个是教育部门；[14]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还质问教育部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15]刘少奇在1958年回顾学习苏联经验的历程时也指出，1954、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照搬苏联的。[16]周恩来在1957年总结过去几年教育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时也发生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17]
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固然有中苏交恶的国际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已经难以适应和完成教育“革命”时期的任务和使命。
其一，教育“大跃进”受到了“苏联模式”的掣肘，这是导致改造苏联模式的直接动因。随着1956年对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在1958年总路线提出的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下，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要紧跟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多快好省地发展，逐步达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开辟出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新路。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还明确提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而先前那种“单轨”（只有国家办学、只有正规教育）的制度显然难以完成这样的要求，因此就需要对它进行改造。
其二，教育“革命”的信念与苏联模式之间的背谬是导致改造苏联模式的根本动因。教育“革命”时期的教育方针在于强**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最终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劳心与劳力的结合，消除“三大差别”。而依据苏联模式建构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高度科层化、等级化的系统。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多种措施扩大工农的入学机会，不过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举措都被“消融”于苏联模式所营造的“正规”教育和追求专才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导致了新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再生产。因此，迈斯纳指出，这种为经济进步而建构的体系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与政治结果与毛泽东对未来的设想是不一致的。[18]在“反右运动”时期，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这一模式对专才和技术的倚重会削弱政府所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的依持，从而会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与革命背道而驰。[19]因此，对它的改造也就是必然的。
不能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苏联模式影响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就。通过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高校体制，它成功地实现了培养一代新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精英的目的，同时，它在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方面，更是如此。然而，这一表象背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在政治上，由于这一体制对正规化和专门化的强调，普通工农青年仍然被拒之于高等院校的大门之外。而在文化上，苏联模式则强化了作为“考试制度”特征的知识集中和思想统一。[20]这就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育与政治脱离、教育与生产劳动脱离，并会加剧“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裂和忽视党的领导的危险。因此，这一体制事实上又在“复制”着先前曾经批判过的旧教育的种种弊端。随着这一体制日益被强化和制度化，对它改造的要求也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