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发轫于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右倾错误的批判。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从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60%以上的农户，大约有7000多万户，经过半年的时间，就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1955年7月，这个数字才有1690万户。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而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在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评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3]
毛泽东的批判给教育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教育事业加速发展。1956年1月，《人民教育》社论号召“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教育质量而奋斗”。社论指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是教育事业大大落后于经济建设事业，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各级教育部门首先是教育部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保守主义思想，对于革命形势认识不足……强调客观困难多，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依靠群众力量不够。因此提出要按照速度快、费用省、数量多、质量好的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事业。[4]通过对“右倾保守主义”错误的批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1956年教育事业的超常规发展，据统计，1956年，高等学校数从1955年的194所增至227所，学生数从28.8万增至40.3万，高校招生人数从9万余人，增至18万左右。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加剧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紧张和矛盾。正如前文所述，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单一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承载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任务，因此，引起的矛盾和不满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教育状况的不理想也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内，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共有10000多人。[5]
另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是，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农村中小学退学潮现象，据1955年初步统计，全国学校中途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据湖南、江苏、河北、河南、吉林、黑龙江、福建7个省189所中学不完全的统计，当年春季到2月为止，退学、休学的学生达到9499人，一般中小学学生退学休学人数都在10%以上，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50%以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农民生产发展，迫切要求青年学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其次是有些人一时还不能解决上学的费用问题。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现象，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指出，目前普通教育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学生不足，高中毕业生一直到1958年都不能满足高校招生的数额。[6]
对此的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通过鼓励学生返校继续学习，要求各厂矿、企业不应招收在校学生等措施制止学生的流失；[7]另一方面，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要求把普及和提高、质量和数量结合起来，采取既反对保守主义观点，也反对盲目冒进的综合平衡的策略。[8]针对1956年出现的“冒进”现象，《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该社论指出，“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要求制订工作计划和步骤时要符合客观实际的可能性。[9]自此，各行业开始调整工作计划，在教育领域，国务院提出，1957年的教育事业计划，要“适当收缩，保证重点”，切实注意质量，务使计划放在既积极又充分稳妥可靠的基础上，高等教育要保证质量，适当减少招生人数。在这样的情况下，1957年的高校招生计划确定为10.7万人，[10]相比于1956年的18余万人有了很大收缩。但是，反冒进的策略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中共八届三中（扩大）会议，以及后来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1]最终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