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对教育的改造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构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如前所述，教育的重构建立于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即教育被看作新政治、新经济制度的反映，它必须从属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建设。在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目标指引下，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造因。教育第一，文化至上的观点遭到了批判。[24]这样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就受到了否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同时也为国家全面干预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新中国面临的实际处境则是国家干预教育的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教育的任务和使命在于“为工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旧有的教育制度不仅与党对教育属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认识不符，而且，来自西方的经验，并被中国知识分子宣扬的所谓“通识”教育，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性教育显然难以承载这样的任务。因此，为使教育能与任务相配合，国家的全面介入就不可避免。
国家介入的第一步在于收归教育权，它是实现对教育改造和控制的首要步骤。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陆续对1949年以前遗留下来的教育机构（包括公立、私立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进行接管、改造。这一工作到1952年基本结束。见表3-2。
表3-2 1949—1952年高等学校接管、改造情况
随着教育权收归国有，规范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当务之急。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指出，“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准则”，“中央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除军事学校外）均负有领导责任，中央教育部得视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地区高等学校收归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分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各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
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决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以下同）实施统一的领导。
凡中央高等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计划（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或停办、院系及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任务），财务计划、财务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经费开支标准、教师学生待遇等），人事制度（包括人员任免、师资调配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果有必要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报请政务院批准。
同时《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还对各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综合性大学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与各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但如中央高等教育部认为必要，得与某一有关业务部门协商，委托其管理……这样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教育制度就初步形成了，它的形成同时也为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图改造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
中国教育制度的建构一直在本土经验探索和外域经验吸收的道路上踯躅前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旧有的高等教育制度由于被看作旧政治、旧经济制度的反映，它必将随着旧制度的瓦解并且随着教育方针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日益遭到批判甚至全面否定，而老解放区高等教育主要是短期培训性质的非正规高等教育，缺乏管理正规高等教育的经验，难以支撑新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因此，外域经验就成为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而由于“冷战”格局，特别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欧美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加之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把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等量齐观的意识，那些来自西方英美国家的经验被看作企图把中国错误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到批判，这就阻止了更多样的、更有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来自西方英美国家的经验）进入中国的视野。[25]因此，同样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经验就成为新中国重构新的教育制度的唯一选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选择。认为这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使许多人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真理完全在俄国人一边，俄国拥有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能带领全世界人民走向和平、走向光明、走向共产主义新世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26]刘少奇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在1949年10月提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这样，学习苏联经验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的行为。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没有异议。它遭到了来自所谓“旧知识分子的”反对。当时开展的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典型体现，但在中央教育部1950年6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大部分到会的代表们，对于调整院系都抱旁观态度，不置可否。周培源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思想问题，其中尤以崇美思想为主要因素。[27]正如《人民教育》社论指出，高等学校存在着“暗流”，和工人阶级思想所领导的教育改革相抗衡的“暗流”。他们抗拒课程改革，抗拒院系调整，抗拒任何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与祖国建设的措施。[28]为了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政府进行了两场思想改造运动，即1950年年底开始的对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高校的“三反”运动。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关于改造知识分子的讲话。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重要报告。同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次年又做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思想改造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即（1）彻底打击封建、买办和法西斯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同时规定，让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的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批判检查以后再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29]1952年，中共中央指示在宣传文教部门进行“三反”运动，发布了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因为它严重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30]。据统计，全国有91%的高等学校教师，80%的大学生，75%的中学教师参加了这次运动。在经过急风暴雨的群众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后，知识分子通过自我否定确认了自己对新的社会秩序的屈服或认同。下面是教师向领袖写的一封信，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过程。
我们谨以无比兴奋而感激的心情，向您报告我们在“三反”运动中的收获。“三反”运动前，很多同志只是为了吃饭和为了名位而工作，他们关心的是个人而不是祖国和人民。政治学习受到了轻视，被认为和教学无关，学习时，在教学中美帝国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被崇拜着，发财享受的思想被宣扬着……“三反”运动开始后，在您和党的领导下，我们投身在这一思想改造的斗争中，旧的被铲除，新的在萌芽，如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每个人都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工作的光荣，迫切地要求提高政治认识，决心好好地为人民服务。[31]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达到了它最初所定的目标：资产阶级思想被肃清，教师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党在学校中的威信提高了，巩固和扩大了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阵地，为在高等学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制度的重构扫清了道路，正如曾昭抡所言，通过这样的运动，来自旧知识的不满和抵制随后就烟消云散了。[32]
学习苏联的努力在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明显，它被看作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命和重大事件。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从1949—1960年，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先后聘请861位苏联专家担任顾问或指导教学科研工作，同期，先后派出9000名留学生，90%前往苏联。[33]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被树立为学习苏联经验的样板和示范，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都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直接体现。在《高等教育部1954—1955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中明确指出，今后我部对各校的指导重点是进一步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学校进步得快慢、办理得好坏，关键在于是否积极地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同时指出，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是一个整体，包括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组织领导等各个方面，有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应该全面地去学。[34]这就实际上对苏联教育给予全盘肯定，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典范，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模式。[35]因此，重构新教育的三种来源就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即按照苏联模式建构新中国的教育制度。
不能否认，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对苏联模式的移植和模仿，甚至出现教条主义的现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学习苏联经验并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地移植和模仿的过程，事实上，它既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是基于现实处境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它更是一个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秩序的教育的过程。进一步而言，与其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移植苏联经验，不如说是苏联经验契合了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这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苏联经验的介绍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高等教育任务的规定性的比较中看出。
A.∏.阿尔辛节夫在介绍苏联经验时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被认为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苏联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主要是在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假如不这样做，那么，政治上的胜利也要失掉。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一方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干部，科学的、技术的、医药的、教育的等，这些任务的实现有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36]为此，苏联着手从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其一，吸收工农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人民中培养具有高级技能的干部。只有人民都能识字和有文化的国家，只有能从人民中，从工人、农民中，从劳动者的队伍中，培养出高级干部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这样做的依据在于，在斯大林看来，我们不是需要随便一种工业指挥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能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并决意诚心把它实现起来的那种人才。向来无论哪一个统治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界。[37]而工农知识分子无疑正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为了实现培养自己知识分子队伍的目的，苏联开办工人速成中学。苏联的工人速成中学附设在大学里、学院里，还有的设在工厂里，也有单独设立的，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司直接领导。在具体的入学条件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工人速成中学规定招收18岁以上的工人和农民，政治思想正确，有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具有初小毕业的程度，并有参加工业或农业劳动三年以上经历。工人速成中学招生，还有例外的办法，凡体力劳动工龄没有满三年，但在革命斗争中有贡献的人，亦可入学。[38]
其二，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强调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专门化，以实现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计划性。按照国家建设和生产部门的业务需要将庞大而复杂的原有的高等学校改造成为独立学院，将原来空泛的专业设置改造成为若干个具体的专业，并设立新的高等技术学校，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化。这样做的依据在于帝俄时代的高等学校数量少，且规模小，全国仅有高等学校91所，学生人数10.2万人左右。[39]在人才培养上沿袭了欧洲的传统，强调培养那些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难以承担起为实现工业化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其特点是发展迅速和猛烈，准备在20—30年内成为伟大的工业国家，高等教育不能在自己国家的飞速进步中落后。它必须与生产建设的需要相适应，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40]为此，必须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造，这就要促使高等教育的任务从无计划地培养抽象的“通才”转变到有计划地培养具体的“专才”的道路上来。
杨东平总结了苏联模式的基本特点：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统一招生和分配；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41]
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是我们建立起一个高度“计划性”的产物，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和管理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自始至终由最高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有关的改革方针与政策而统制改革的全过程。”[42]正是由于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政府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的高等学校进行接管和改造，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对高等院系进行调整，对各类学校的职能进行界定，并且通过计划招生、计划分配，及时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不同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而政府主导产生的结果是在全国形成一个单一的公立高等学校系统。
第二，学校类型层次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为了适应工业化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各类学校，无论是综合大学还是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都以培养“专才”为基本理念。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虽然界定了大学、专门学院、专科学校三类机构的职能。但在培养专门人才这一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比较《专科学校暂行规程》和《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可以看出，专科学校与大学和专门学院的差别主要在于学校的任务规定和修业年限上。与其他两类学校相比，专科学校在学校任务中减少了科学研究这一项，在修业年限上缩短1—2年，而在基本精神和培养目标上与上述两类学校几乎相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专科学校只是大学或专门学院的一种“压缩”形式。并且，随着高等教育政策由发展数量向提高质量方面的转变，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专修科学校除必要者外，应早日停办。[43]这样就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单一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
第三，高等学校的自主和独立性被削弱。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倾向。1952—1953年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要求高等教育应为建设事业服务，院系的设置要同经济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经过调整，高等院校和专业的设置与产业部门、行业相一致，实行“计划”式培养，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被削弱甚至瓦解，大学自身的独立性遭到否定，完全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计划性”，强**育的正规化和专门化。尽管苏联模式在现在看来存在诸多弊端，但这一模式的引进的确契合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迈斯纳指出，共产党人是作为相当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掌握政权的，他们一心要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现代化这些现实目标，而苏联模式非常适合这一目标的实现。[44]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极其落后，“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产量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产量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仅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这种情况使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45]从而也决定了培养大量专门人才的迫切性，而苏联模式是与这一需求相吻合的。另外，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时高等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并实际上在扩大工农的入学机会、保证高等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1957年的在校生数达到44.1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1947年）的15.5万人超过28.6万人，即增加1.8倍，比1949年的11.7人万增加了2.7倍。在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而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中，1954年的学生人数比1951年增长了3倍，[46]1953—1954年，工农成分学生占高等学校学生数的28.97%。[47]院系调整也取得重大成就，高等学校多集中在东部省份和大城市的局面有所改观，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科学校。[48]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也取得重大成就。周恩来在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49]
需要指出的是，用苏联经验作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工具，[50]面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一般注意到学习苏联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并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51]教育方面的学习与合作亦是如此。但仅仅看到这些就容易忽略苏联和中国在选择发展道路上存在的根本差异，以及中国高等教育进行自身建构（中国化）的努力。斯科特认为当时苏联选择的是一条极端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一支有经验的、全职的、受过训练的革命“先锋队”被赋予绝对的权威，他们能够在革命的政治中培训那些渴望但“落后”的无产阶级，并且通过严格的纪律和宏大的设计，实现改变他们触及范围内的人类状况的终极目的。他引用列宁《怎么办》：
“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绝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者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52]
列宁认可革命“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存在的鸿沟，并在苏维埃实践过程中制度化。这导致“官僚集中制”在十月革命后成为政治现实。而反对官僚主义，消除干群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间隙则一直是毛泽东的基本主张。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和控制下建设起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努力曾一度成为政策的主导，但相信群众的力量，让工农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受惠者的努力并没有中断。
事实上，在学习苏联模式时，把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呼声就一直存在。马叙伦在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上批判了“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学习苏联”的做法，指出要把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学习国外经验要区分优缺点，学习其长处而不是短处。[53]这就需要我们关注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之间的间隙。即关注苏联模式与党在老解放区的经验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旧知识分子”的观念之间的抵牾。
党在老解放区的经验不仅在于强**育的政治属性、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特别注意教育向工农开门。但苏联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对正规化和专门化的强调，这显然与党扩大工农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相悖。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提出的“为工农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试图在三种传统之间形成一种均衡，然而借助行政努力的结果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的教育体制。而这一体制又是苏联模式与受西方影响的旧教育在精英层次的复杂混合体。[54]它导致高等教育体制内部的紧张，即单一的高等教育体制要同时承担起“为工农服务，为经济服务”的双重使命。这也正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政策取向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认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状况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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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总结报告要点［N］.人民日报，195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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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辞［A］.瞿葆奎.中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10.
[7] 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方针和任务的表述可以见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辞［J］.人民教育，1950，（3）：11-14.钱俊瑞在1950年6月9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而奋斗［J］.人民教育，1950，（8）：8-14.
[8] 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周恩来教育选集（下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6.
[9] 费正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政策走向，有三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旧式经典教育时期，到1905年以前培养了一批士大夫。他们如同西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一样，是知识渊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术专家。第二个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而一般人民则接受了初等教育。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之后。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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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175.
[12] 马叙伦提供的数据与教育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不一致，在统计年鉴中，我国高等学校数在1949年是207所，1950年是205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估计是当时正处于对高等教育接管和改造的过程之中，一些数据难免存在一定的误差.
[13] 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辞［J］.人民教育1950，（3）：11-14.
[14]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沈阳七市专科以上学生人数合计62935人，与全国高等在校生人数11.7万相比，占到了近53%。见人民教育1950，（2）：18.
[15] 马叙伦.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辞［J］.人民教育1950，（3）：11-14.瞿葆奎.中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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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冯友兰.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J］.人民教育，1950，（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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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53年，高教部长马叙伦在华北区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的讲话《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时指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革命，是重大的事件。见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3.14.
[34]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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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苏］A.∏.阿尔辛节夫.从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略谈几个问题［J］.人民教育，1950，（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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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7-06-27.
[50] 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报告［J］.人民教育，1954，（10）：6-13.
[51]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年）.［EB/OL］.http：//www.coldwarchina.com/zwxz/zgxz/ldh/001643_6.html，2008-02-20.
[52]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4.203.
[5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N］.人民日报，1976-12-26.
[54]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