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男童而言，他在母乳吮吸的基础上（因为母亲的**和阴茎是等同关系[85]），也发展了与父亲阴茎的积极正面的关系。在吮吸阶段，对母亲**吮吸的专注转变成对父亲阴茎的注意，我认为这是“同性恋”[86]（homosexuality）得以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专注被俄狄浦斯唤醒趋势[87]抵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发展成他与自己性别的良好关系；同时，男童“异性恋”得到完整发展。但是，男童在母乳吮吸阶段，对父亲阴茎的关注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发展为“同性恋”；而对女童而言，这种关注常常是“异性恋”（heterosexual）冲动的先兆。当女童对父亲产生依恋时，她的力比多欲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当男童再一次转向母亲（依恋）时，他把母亲确认为“**”（genital love）的目标，完成“性器”差别的确认。
在父亲阴茎关注的早期阶段，施虐达到高峰。我已经发现，所有性器前期和性器期接替迅速，在性器前期和性器期之后，力比多逐渐巩固它的地位，并且与破坏本能力量发生角力。
生命本能（life-instinct）和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互相斗争看作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在思想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力比多和破坏趋势之间有一个无法切断的纽带，这个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把力比多置于破坏趋势的强大势力之下，尽管如此，死亡本能却构成绝对的“险恶循环”，其间，侵犯上升为焦虑而焦虑进而强化侵犯。当力比多力量增强的时候，这个“险恶循环”被力比多力量打破。在儿童发展的几个早期阶段，生命本能必须倾其所有的力量来保全自己，打败死亡本能。这个生命本能同时刺激了性发育。
由于性器冲动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隐藏状态，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出儿童的破坏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知道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起伏变化和相互渗透情况。我们已经熟知各个阶段的结构，它们的出现不仅与力比多的重要地位一致（力比多在与破坏本能的角力中取胜并牢固树立了地位），而且，它们与力比多之间还要相互适应，因为力比多和破坏本能既是团结一致的盟友又是两个死对头。
深层次的精神分析揭示施虐症频频发作，但是，这在儿童身上却无法看出端倪。我的观点是：在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他经历了各种起源的施虐高峰。这个观点只是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放大了数倍：口腔施虐的同类相残（cannibalism）阶段后面紧跟肛门施虐阶段。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同类相残的趋势找不到心理上的对等表达，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能找到相当微弱的标记来表明儿童破坏客体（同类相残）的种种冲动，我们所见的仅仅是儿童幻想的衍生物。
有一种说法，儿童富余的幻想在儿童发育的最早期出现，它们从未变成有意识的思想。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现象，亦即儿童表达了他对真实客体的施虐冲动，而幻想表达却与客体没有关系；另外，我们还应该要记住，自我发展阶段的幻想源自儿童早期，这个年龄的儿童与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而他的幻想占据主要地位。自我的发展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儿童的身高、体重和生理特征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见儿童针对无生命客体和小动物表现出了破坏本能。生殖冲动虽然隐藏在视线之外，它已经对儿童施虐症施加了一种约束力量，这种约束力量有助于儿童减轻针对外部客体的施虐趋势。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88]特别指出，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前导性固着定位决定的——不论口腔吮吸阶段还是口腔施虐阶段。我认为，这个因素对于超我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由于**等同于阴茎的缘故，儿童对慈爱母亲意象的内射，也将影响父亲慈爱意象的建立；同样，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在口腔施虐冲动的影响下，口腔吮吸阶段的固着将妨碍由焦虑所引发的认同。
随着儿童施虐趋势的减弱，儿童的超我形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力度减弱，并且，自我的反应也经历了调整。儿童对超我和客体的过度恐惧占据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并促成过激反应。似乎是自我首先尽力保护自己免于超我的侵犯，自我“无视”（scotomizing）超我的存在，随后抛弃超我（用拉弗格的说法）。一旦自我胜过超我[89]，并且避免后者对本我的冲动形成对抗，我认为，自我开始认可超我的力量，并做出应对反应。当后期肛门阶段的启动时，自我前所未有、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超我携带的力量，并且不断做出种种努力与超我达成妥协。自我在认可超我力量的同时，还对超我的种种强制性命令表示完全顺从，与此同时，自我采取步骤，对内心现实（intrapsychic reality）表示认可（内心现实的认可依赖于外部现实的认可，前者是后者[90]的先决条件）。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早期阶段曾经是排挤关系，在后期肛门阶段变成自我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或者，确切说来，[91]是自我对本能的压抑（repression）。
由于与超我和本我相关的恨被置换到客体上，所以恨的程度（对客体的恨）得以减轻。随着力比多成分的增加，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趋势的破坏成分同时减少[92]。当这个过程发生时，自我似乎害怕客体处罚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自我臣服于严厉的超我，并且接受超我施加的禁令，如此一来，自我加大了对客体力量的认可，而这又强化了超我等同客体的趋势。这个等同关系进一步调整焦虑程度，通过投射和置换手段，促进儿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自我现在开始有效控制焦虑，努力满足外部要求和内化客体的要求。自我开始保护它的客体（亚伯拉罕把这个行动归结到后期肛门阶段），这种针对客体行为方法的改变可能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个体可能离开客体，因为个体害怕客体作为危险之源的存在，同时，个体也为了让客体不受施虐冲动的影响；2、个体可能以更强大的积极情感转向客体。这个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表现在“好”母亲形象和“坏”母亲形象的区别上。这种对客体的矛盾心理标志着个体与客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有助于改善儿童对超我的恐惧，这种恐惧被转移至某个外部客体，随后通过置换延伸至好几个客体。有些客体变成被攻击对象，他们是充满威胁的客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母亲，她是慈爱和被保护的客体。个体克服焦虑越来越成功。由于婴儿在性器阶段的成长进步，个体内射更友好的意象，因而导致超我行动方式的改变。
至此，超我降低对个体疾风暴雨式的威胁强度，转而采用温和的谆谆教导方式，自我在这种积极肯定的关系中找到应对超我威胁的支持力量。自我现在可以怜悯同情它的客体，采用恢复机制和做出应对措施来安抚[93]超我。自我从那些客体和外部世界接受的爱和认可，被认为是超我获得认可的公开展示方式。在自我和超我的这种联系中，区分“好”形象和“坏”形象的机制很重要。自我离开发出威胁的客体，它转向友好客体，尝试修复想象中遭受的创伤，接着自我升华的过程进入[94]。个体对友好客体做出修复反应，这是他在所有升华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驱动力量，也是个体在最早期的升华过程中的一个驱动力量（比如早期玩游戏的冲动是其最原始的表现）。修复趋势和升华的发展有一个前提，超我施加的压力应该被自我缓解，并且自我产生罪疚感，自我这种特质上的变化发端于生殖冲动的加强。客体关系影响超我和自我的关系，最终造成自我的罪疚感。一旦这种罪疚情绪变得强大，自我将马上感受到焦虑情绪[95]，如果这个思路正确，那就不是超我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超我的某些特征导致某些人社交能力的缺失，这个人群包括罪犯和被称为“不社交”的人群[96]。
根据我的想法，儿童在早期肛门阶段会抵制他在口腔施虐阶段内射的可怕意象。排挤超我是克服焦虑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在这个阶段不能取胜，因为这个克服焦虑的过程太强大，并且，激烈的排挤手段将不断带来新的焦虑情绪，而不能缓解的焦虑促使儿童在下一个阶段（晚期肛门阶段）释放大量的力比多，所以，我认为焦虑感是儿童成长的有益工具。
我们知道，对于成年人而言，超我和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地证明，它们对于儿童而言也不是同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造成自我努力把真实客体和客体意象进行相互转换，而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因素[97]。这个成长过程以如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客体和超我的差异化程度变小，同时，性器阶段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意象越来越接近真实客体；幻想和焦虑引起的意象（属于发展过程的最早期阶段）退回到不重要的地位；同时，个体的心理平衡变得越来越稳定，早期焦虑情境得到更好的改善[98]。
随着性器冲动渐渐获得力量，自我对本我的压制失去了往日雄风，这两者之间获得更多“默契”。因此，更多良好、积极的客体关系在性器阶段之前发生，它们可能被认为是超我——自我以及自我——本我之间关系良好的标志。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几个固着点发生在发展的最早期，并且早期肛门阶段和晚期肛门阶段的分界是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的分界线。我认为，那些固着点不仅仅是晚期精神病发作的开始，而且还是各种情绪不正常的开始，这些情绪不正常是儿童生命最早期的经历。在上一章[99]中，我们已经看见过于强大的焦虑情境在施虐高峰期产生，这种焦虑情境是精神错乱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我还发现，在发展的最早期，儿童通常会经历精神病特征的焦虑情境。如果鉴于外部世界和个体内在的原因，那些早期的焦虑情境被激化到一个较高程度，儿童将表现出精神病特征。如果引发儿童焦虑的意象压迫太厉害，不能充分利用良好意象和真实客体，不能充分抵制意象，儿童将承受精神病的困扰[100]，儿童将发展类似成年人的精神病，并且通常在生命后期发展为真实的精神病，或者构成严重疾病的发病基础或者发展为其他疾病。
由于这些焦虑情境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有时候变得积极活跃，并且达到一定厉害程度，每个儿童将不定期地表现精神病病状。儿童情绪在亢奋和悲伤两级之间变化是典型的精神忧郁症，我们常常在儿童身上发现这些症状。儿童的悲伤和其特点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这种情绪的发生是如此的频繁而又如此的反复无常，但是分析和观察已经让我了解他们的悲伤和压抑。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人忧郁症那么严重，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原因，而且常常伴随自杀的想法。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或大或小的事故，以及他们自我的伤害经常都是企图自杀造成，而他们采取的自杀手段往往无效。逃离现实是精神病的标准表现，对儿童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偏执狂的特征在幼童身上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这些特征被看作是鬼鬼祟祟和欺瞒哄骗的伎俩（它们都是精神失常的表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幼童往往会感觉自己被幻想的人物包围和追击。在分析一些幼童的心理[101]时，我发现，当儿童独处时，尤其是夜晚，他们觉得自己被各种迫害者包围，比如魔法师、巫师、幻想中的人物和动物。这些恐惧具备偏执狂焦虑的症状。
儿童神经官能症呈现一幅内容丰富的画面，这幅画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特征，包括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特征以及各种机制（我们仅能在成年人身上找到的特征和机制）。在这个复杂的画面中，这种精神错乱或者那种精神问题的不同特征在不同的时间得到着重强调，但是，在很多病例中，各种精神错乱和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在相同时间展开，导致儿童神经官能症完全无法识别。
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抑制症状和焦虑》[102]中，他说“婴儿最早期的恐惧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解释”，并且，“完全不知道这些恐惧症与儿童后期的神经官能症有什么联系”。我的经验是，儿童早期的害怕情绪就是早期焦虑的表现（在超我形成之初的焦虑）。最早期的儿童焦虑情境在他半岁时，亦即施虐增加时产生。焦虑情境包括害怕外部和内射的暴力客体（比如它们的吞噬、切割、阉割行为），而害怕和焦虑在如此早的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根据我的观察，幼童就餐的困难与他们最早期的焦虑情境有关系，无一例外，两者的根源都是偏执狂。在同类相残阶段，儿童把每一种食物等同于客体，这些客体都代表某些身体器官，因此，食物可能是父亲阴茎，也可能是母亲的**，儿童热爱、憎恨或者害怕他们；流质食物，比如牛奶，表征大便、尿液和精液，而固体食物表征大便和其他身体部分。食物导致所有的恐惧情绪上升，儿童害怕被毒害、被伤害。如果儿童早期焦虑情境发作厉害，恐惧情绪就会在儿童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