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庶出的贵族公子，商鞅一方面见证了上层社会的繁华与荣耀，另一方面又注定难以在本国有所作为。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社会权贵豢养食客的习俗，又为每一个有识之士提供了政治舞台。因此，商鞅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并且自幼熟读诗书，尤其深得法家思想的真谛。在游历天下一番之后，他也终于在秦国迎来了自己的仕途之春。
庶出公子
战国时期，天下的主人名义上仍然是周天子，然而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拥兵自重，通过战争和谈判兼并人口，扩张土地。经过春秋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到了战国初年，天下所剩诸侯国已经不多了，形成了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并立的局面，这七个强国被称作战国七雄。
《史记》中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这段文字描述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局面。秦国在西方，因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被人视同夷狄。楚国和魏国与秦国接壤，楚国在南方，占据了巴郡和黔中郡。魏筑长城，从郑沿洛水河岸北上，占有上郡之地。齐国在东方，燕国在北方，韩国、赵国和魏国在中间。
这段时间里，虽然各诸侯国凭武力征伐，相互兼并，战火频繁，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凭借智慧和思想，翻云覆雨，搅动天下，导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这些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只关乎某个诸侯国的命运，更为这片土地在后世两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活跃在战国中期的商鞅是这批豪杰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人们自然会想到“商鞅变法”。商鞅的“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变法成就了秦国的强大，将华夏大地引向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商鞅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的周王朝，比秦始皇嬴政早出生120年。他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儿子，古代正妻所生子嗣称为嫡出，而非正室所生的子嗣称为庶出。他的本名叫“卫鞅”。由于他的祖辈是卫国的国君，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商鞅又得名“公孙鞅”。古人以封地为姓，以彰显身份。商鞅曾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为侯，所以后人便尊称其为商鞅。他的祖先姓姬，与周天子同姓。所以姬鞅、卫鞅、公孙鞅、商鞅都是指的同一个人。
卫国祖先与周王室祖先同宗，曾经显赫一时，是有名的大国。在周文王、周武王灭掉了殷商后，建立了以姬姓部落为核心的周王朝，它的势力范围东西数千里。统领如此广袤的疆域，在那时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的。
而这套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度”的实行。所谓的“封建”与我们常说的“封建”是有着明确区别的。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建国”。简单来说就是将周王室的贵族和重要功臣派往各地，封土授民，册命为君，建立诸侯国，这叫作“天子建国”；而各地的诸侯国国君再行封赏，分封卿大夫，这叫作“诸侯立家”。
这种“分封建国”的政治秩序并不是一次性建立起来的。它经过了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数次分封。
周天子分封诸侯，在名义上各诸侯国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却很不一样。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各诸侯国不同的实力对比上，而这种对比最明显的就是天子对爵位赏赐的不同。当时的爵位分为五等，就是我们熟知的公、侯、伯、子、男。史书上称为五等爵。
商鞅的母国卫国，最初的受封者是周武王的兄弟康叔。《史记》上记载说，武王灭殷后，并没有绝其祀，而是封了纣王之子继续享受原来的封邑。但是在分封完了以后，又对其是否能服从周王室的统治很担心。最后实在是放心不下，便委派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进入其中，实际上就是对其实施严格监控。但是没过多久，武王驾崩，其子成王继位，由周公代理执政。管叔和蔡叔对周公表示不满，联合作乱。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平定叛乱。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管蔡之变。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
成王这才正式封康叔为卫国国君，封地为殷商王室的老地盘，所封的民众也多为殷商移民。其职责就是治理这里，镇守中州。“卫”是古国名，当时周天子分封的疆域比古卫国要大很多，在今天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地位也很高。等到商鞅出生的时候，卫国早已经衰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家，实际上已经沦落为赵国的附庸国。
商鞅作为小国的庶出公子，得不到卫君的宠爱，更得不到人们重视。尽管如此，他从小在物质待遇上还是能够享受到许多平民百姓享受不到的。聪颖的商鞅对于书籍和学问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勤奋读书，在十几岁时已经读了大量的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读书嗜好。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那什么叫作刑（形）、名之学呢？从表面上来说，“刑”就是形态和外形；“名”就是名号和名称。刑、名之学应该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起源，当这套刑、名之学运用到法家理论的时候，就演变成了刑、名法术之学了。
在《管子·明法解》中说：“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
这段文字看上去非常浅显，但是在发挥法家刑、名学术理论中却是非常重要的，是法家的核心思想。商鞅作为法家的重要人物，对这套学问自然是自小就研习乃至精通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商鞅还有一个老师叫尸佼，商鞅曾经向他学习杂家之言。尸佼虽然是杂家的人物，然而在开拓商鞅的知识层面来说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林剑鸣在《秦史稿》中说：“从后来商鞅入秦时，曾经先后向秦孝公说以‘王道’、‘帝道’和‘霸道’这一事实来推测，商鞅的老师尸佼是杂家，是可以肯定的。”
除了尸佼之外，商鞅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老师，这就是李悝。李悝是魏国第一个推行变法的人。商鞅在魏相公叔座府中当中庶子的时候，当时魏国的国君正是魏惠王。魏惠王之前是在位26年的魏武侯。而这位魏武侯之前就是在战国第一个推行改革的魏文侯。此时的商鞅在魏国相府入仕，距离魏文侯推行改革也就数十年。
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商鞅有了学习和实践李悝《法经》的最好时机。《法经》可以说是影响了商鞅整个生涯的一部著作，它是李悝所创，汇集了诸多法家的经典。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纲领基本上就是他所著的《法经》。魏国变法的成果不仅证明了《法经》的学术地位，更是兼具了实用价值。
《法经》的文本如今已经亡失了，根据零星的历史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李悝的《法经》对商鞅后来的《商君书》有很大的影响。《魏书·刑法志》记载：“商君以《法经》六篇入秦。”
由此可见，商鞅在年少的时候不但认真学习过李悝的学问，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过李悝的理想。
用雄才大略描述商鞅不足为过，这样一个人定要想方设法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他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天下之大，究竟哪里才是自己实现胸中抱负的舞台？
天下
他虽然是卫君之后，但是庶出的身份已注定他不能继承王位，即便他再优秀。商鞅学成之后，一直想做出一番事业。这时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向卫国的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是到其他国家谋求发展。
此时的卫国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已经变得很小，控制的范围从河南的濮阳，往东至山东的济南，向南至山东的单县。东西长120里，南北最宽的地方只有80公里，窄的地方只有20公里。然而小不是问题，很多国家都是从蕞尔小国发展起来的，如果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在这个诸侯混战的年代是有无限可能的。然而卫国仿佛从来没有上进的因子，一步步走向衰落。
卫国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消灭商纣王，建立周王朝。周王朝建立时，周武王开始分封诸侯，被分封最大的是两种人，第一是周武王的兄弟，第二是有功的大臣。卫国的祖先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康叔，因此可以说是周朝的天子血统。
周王朝建立的时候，占据着中原肥沃的土地，拥有最富庶的城邑。卫国境内拥有黄河和淇水，卫都就在殷商的都城殷墟上。然而正是占据了几乎最肥沃的土地，位于众多诸侯的中心，但是面对周围各国的改革和奋发图强，不为所动，以至于受到四周各国的蚕食和凌辱。尽管如此，卫国仍然处之泰然，立国到亡国838年历史中，很少有主动对外用兵的记录。哪怕是临近的小国，卫国也不出兵。甚至对于别国的侵略战争，卫国也不会奋勇反抗。
卫国朝野上下，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要忍”的政策，以至于卫国的疆域一天天缩小。
面对这样知足常乐、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国度，商鞅的变法图强学说根本没有市场。因此，虽然贵为公子，商鞅仍然决定离开卫国。
卫国的正南方向是国土面积最大的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大国。然而楚国并非是周王朝的属国，楚国并非周天子所分封，而是等同于周王朝的存在。因此楚国素来被排除在周王朝诸国文化圈之外，被称为蛮夷之地。
在商鞅年幼的时候，在楚悼王的推动下，楚国开始了变法运动。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实行改革。吴起认为楚国地大物博，之所以衰弱是由于贵族权势太大，土地被分封得太多的缘故。收回分封出去的土地，加强军事力量，是此次变法的核心。在贵族问题上，三代之后的贵族取消爵位和俸禄，并将一些旧贵族迁移到更加荒凉的边陲地带。在空出的土地上，实行县制。这样一来楚王就控制了几乎全国的土地。没有封地的官吏，则削减俸禄，减少他们的权柄，同时淘汰无能、无用的官吏。节约出来的财富被用来奖励报国的战士和构建强大的军队。当时楚国上下不良风气弥漫，吴起统一了风俗，纠正了官场损公肥私、陷害忠良的氛围，使群臣一心报效国家。吴起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让官民都有明确的法律可依。
然而吴起的变法虽然使楚国的国力上升，但是损害了大贵族的利益。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死后，贵族们起兵击败了吴起，将其射杀并五马分尸，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这次变法失败，引发的流血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楚国的王公大臣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采纳商鞅的意见，再次施行变法的。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对商鞅有深刻的影响，使商鞅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为商鞅的变法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他需要面对的是，怎样做才能逃脱人亡政息的命运。
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齐国。齐国是姜太公姜尚的封地，凭借渔盐之利和积极发展商业，齐国迅速成长为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在-会盟，奠定了地位。随后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名义上仍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并号召诸国抵抗夷狄的侵略。经过伐戎救燕、伐狄救邢、伐狄救卫、伐蔡盟楚等一系列的活动，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被史家评价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然而在春秋末期，齐国权柄旁落到田氏手里，田氏家族在齐国经营了数代，逐渐掌握了齐国的权力。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海上的一座小岛中。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齐国国君，并且得到了周安王的册封。田和仍然沿用齐国的国号，史称田齐。齐康公在公元前379年死亡，姜姓在齐国绝祀。虽然此时的齐国仍叫齐国，但是已经不是姜太公后代在位了。田氏的胜利可以看成是新兴地主势力对传统贵族的胜利，从此新兴地主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为天下开创了新局面。
当齐威王在齐国进行改革的时候，商鞅已经21岁了。按说，齐国是个非常适合商鞅发展的舞台。凭借齐国当时的国力，再加上商鞅的改革措施，或许会让天下提前几个世纪实现大一统。但是商鞅没有选择齐国，理由很简单：道不同，不相为谋。
齐威王只顾一己之私，甚至处罚官员完全不按照规矩来。而商鞅奉行的是“刑名之学”，即一切按照法律办事。齐威王不会让法律成为自己施行独裁统治的羁绊，因此商鞅自知，自己的政策不可能在齐国施行。事实上在后来，齐威王在齐国推行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证明了商鞅没有选择齐国是正确的。
商鞅将目光投向了魏国，大约在公元365年，商鞅踏着李悝和吴起的足迹，来到了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国。
商鞅之所以第一站就来到魏国，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在其中，而这种必然就是魏国可以说是开创了整个战国的变法之风。魏文侯重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李悝在魏国开始了以变更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变法。史料中对魏国李悝变法的种种细节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从后世对李悝的评价和借鉴来看，李悝变法至少涉及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围绕传统的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内容包括废除隶农，重新分配土地等；第二就是颁布新的法令，以法治替代流传许久的人治和礼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得知，李悝变法所涉及的很多方面，商鞅在后来的秦国都有所借鉴，只是深度和广度上无法与后来的商鞅相比。但是即便如此，李悝变法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序幕，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而意义也是值得史书铭记的。
在大力变法的同时，魏文侯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起用当时出身卑微但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层。除了李悝之外，还有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人也为魏国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于魏国来说，吴起的失去可以说是魏王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吴起是魏国最重要的人才，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后来证明，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如果说李悝的变法激发并凝聚起了强盛的国力，而乐羊和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魏国领土的实际延伸。在魏文侯期间，乐羊攻灭了中山国，吴起攻取了整个河西高原，这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当李悝和乐羊相继死去的时候，兼具有政治家才华的军事天才吴起实际上已经成为魏国最重要的支柱。
但是吴起并没有得到魏武侯应有的重视。在魏击即位后，吴起依然担任的是河西将军。一次，魏武侯与吴起一同乘坐战船从河西高原的大河南下，魏武侯看着两岸山河壮美，大为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而吴起已经隐约感到有些不好的气息在这位君主身上，吴起立即正色说道：“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是用一个“善”字结束了吴起的劝谏。一个国君不把人才当作“国宝”，这件事已经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自己父辈的那种开创君主的雄浑气度。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都已经沦落为以个人的好恶为最后的评判标准了。
但这并不是吴起最终出走魏国的原因。事实上，吴起立有大功，即位后的魏武侯早就对吴起心存戒心了。而正在这时，魏国新相公叔忌惮吴起的才能和功劳，他的亲信特意谋划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以稳固贤人为目的，建议魏武侯用下嫁公主的方式来试探吴起，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就一定会迎娶公主；如果没有，就一定会推辞。布置完这一切后，然后找个机会请吴起到家里来做客，在宴会中故意惹公主发怒，让其当面羞辱大臣，吴起看到公主这样羞辱大臣，就不会迎娶公主了。事实也果真如此：吴起拒绝了公主的婚事，而这又导致了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而吴起看到在魏国已经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便离开魏国到了楚国，后来辗转到了秦国，成为秦开疆拓土的重要将领。
吴起可以说是魏国失去的第一个乾坤大才。
到了魏惠王时期，魏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开文明风气的国家，有识之士纷纷到魏国进行求学、游历。而当时魏国的首都安邑和正在营建的大梁是当时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果说魏王要是渴求人才，拥有着其他六国所不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之下，商鞅到魏国游历可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此时的商鞅来到魏国，并不是单纯为了求学，其中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求仕，以期获得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他同普通的士子一样，是从大夫的家臣开始做起。
魏国经历
商鞅的博学与多才在当时就已经被世人熟知了。尤其是当时的魏相公叔座对他非常地器重。
对于公叔座，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叔座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魏文侯之后是魏武侯，在公元前381年，也就是魏武侯十五年，他被魏武侯任命为相。武侯之后，魏惠王继续任命他为相。直到魏惠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他都是魏国的相，深得魏国国君的信任。
公叔座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首先要肯定的是他绝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是出将还是入相，他都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个兼具眼光和实干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叔座临危推荐商鞅。史书记载，当魏惠王得知公叔座推荐一个不知名的中庶子的时候，魏惠王只是“嘿然”不作声。公叔座知道事有不成，本着为魏国将来考虑的想法，他对魏王耳语说：“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商鞅能得到公叔座的认可，可以说是非常懂得世道人心的，他一定明白要获得公叔座的赏识和欣赏，不能凭借着夸夸其谈和空洞说教。商鞅要做的就是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地工作，不好高骛远。商鞅的举动和能力肯定是打动了公叔座，而公叔座也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魏惠王举荐他。
从这件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人若是有才能，不必口口声称自己是人才。只要能通过恰当的方式，让别人感觉到是他发现了你这个人才，你的才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此时的商鞅和公叔座已经心心相印，而年老的公叔座仿佛也看到了魏国未来崛起的希望。
但事情很不巧，还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公叔座还没有为商鞅建立起相应铺垫的时候，便一病不起了。虽然商鞅深知公叔座是自己的伯乐，但是伯乐却很快行将就木了。这对于一心求仕的商鞅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他来到魏国，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魏国展示自己的才华，做一个像吴起那样有着卓越成就的人。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开始，商鞅前行中最大的导师却先行离去了。
魏惠王对公叔座无疑是非常信任的。在公叔座生命的最后时刻，魏惠王亲自到了公叔座的府邸。魏惠王此行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探望这位老相国，第二就是询问他的身后事。作为长期执掌魏国政治高层、国君最得力的助手，在临死之前应该是有所交代和安排的。
当魏惠王问及公叔座身后事，并问是否有可以托付之人的时候，公叔座非常慎重地举荐了商鞅，说有一个家臣，人虽然很年轻，但是很有才华，甚至建议魏惠王，在自己死后，可以直接任命商鞅为相国。
如果一切能够按照公叔座所预想的那样，那商鞅也太受到命运的垂青了。他能够从一个普通门客直接成为丞相，这种上升速度可以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了。从这件事来看，公叔座的眼力极为独到，而且的确发自心底地赏识商鞅。如果天命有年，他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举荐商鞅。而自己现在一病不起，他向魏惠王举荐商鞅，其实是万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非常具有魄力的。
我们可以再做个假设，如果公叔座再活得长久一点，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提拔商鞅，因为这毕竟是涉及一个政治权威和各个阶层是否认可的问题。但人算不如天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公叔座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商鞅打通仕途。他只能走这一步险棋了。商鞅原本毫无政治声望，一下子将他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只是这个想法很难得到国君的认同。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任何政绩，魏惠王在此之前和商鞅并没有多少直接接触，这个时候，即便魏惠王对于公叔座再信任，他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越级提拔这个年轻人。更不用说是将一个年轻的家臣直接提拔为堂堂大国的相国。
魏惠王在位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369年一直到公元前319年，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事实上，从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一直到魏惠王，在整个战国时代的初期的100年内，魏国是战国七雄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是就是在魏惠王期间，魏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败，开始吃败仗，乃至被迫迁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魏国衰败的过程恰恰是秦国强盛的过程。而这两国命运发生改变，最关键的事件就是商鞅在秦国的种种作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魏惠王并没有答应公叔座的请求。在后人看来，魏惠王在当时是缺乏眼光。虽然他一生也想以维持和壮大魏国的国力为主要目的，但他确实是没什么政治主见的人。事实上，后人对魏惠王的评价是过于苛刻了。一个正常的国君，无论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按照常理来说，他都不可能让一个看上去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接任一个大国的相位。在当时的情况下，魏惠王只能认定是公叔座病得太重了，已经意识不清了，所以才提出让商鞅接替相位的建议。
此时的公叔座也处于两难之中。病重中的公叔座虽然身体机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的神智还是很清醒的。之所以他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有着自己的无奈。商鞅作为自己的家臣，经过数年的观察和考验，他自己坚信商鞅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是一个能够让魏国迅速崛起的大才。
在这种情况下，公叔座让左右的侍从回避，希望能够有时间和魏惠王单独交谈。在这次私人的会谈中，公叔座告诉魏惠王，你可以不用商鞅，但是一定要杀掉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否则商鞅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大敌。
公叔座凭借着对商鞅的了解，他清楚地知道商鞅肯定会不甘心默默无闻的。公叔座或许最担心的就是商鞅会到秦国。一旦商鞅到了秦国，那魏国就没有多少安心之日了。
或许公叔座太急于交代后事，在魏惠王看来，他一会儿举荐商鞅接替他担任位高权重的相国之位，一会儿又建议将其杀掉，这更加使得魏惠王认为公叔座病糊涂了，也就更加不把商鞅当作一回事。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公叔座两难的境地，他是一个忠臣，同时也是一名伯乐。无论是建议魏惠王火速提拔商鞅还是直接杀掉商鞅，他都是基于魏国实际利益的考虑。但是他又是一个真心爱惜人才的伯乐，不愿意看到功业未成的商鞅就此死于非命。于是，当魏惠王离开自己的府邸后，公叔座马上就派人将商鞅找来，并且告诉了他实情。
在这件事上，公叔座作为一个阅历丰富、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并没有瑕疵，而商鞅的反应更加证明商鞅绝非等闲之辈。
公叔座将实情告诉商鞅，请商鞅赶快逃命，商鞅却若无其事地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由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窥见他是一个沉着镇静的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商鞅将魏惠王的心理琢磨得非常透彻。
求贤令
改革成为战国时代的潮流。事实上，最早提出改革举措的是魏国。魏国改革的成功深深刺激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除了魏国的改革外，赵国和秦国也都进行了有效的变革，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正当山东六国纷纷进行旧制度变革的时候，秦国可以说是有点落后了。秦国也不是没有奋发过，最典型代表当属秦灵公时代的秦国。在他即位后，立即把政治以及军事指挥中心迁到了泾阳。这是一个战略重地，也彰显了秦人向东发展的勇气和决心。在秦灵公时代，他积极开拓进取，扩张了一些土地，为秦争回了一些尊严。但在秦灵公之后，秦国又陷入到了权力的争夺，虽然有过一些进取之心，但是与山东六国相比，保守势力还是占据了大多数。秦的变革并不十分充分和具体。
进入到战国以后，秦国政局实际是比较混乱的。在秦献公即位后，他将秦的首都迁往栎阳，表达了自己改革以及进取的决心。这在秦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秦的首都原本在雍，司马迁说秦迁都于雍，目的在于“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换句话说，雍是陇、蜀货物集散的必经之地，是一个经济中心。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迁都的政治目的其实也是很明确的。如果秦不想偏安于西部，打算向东发展的话，迁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迁都栎阳后，实际上是比雍更加接近东方，迁都于此有三个目的，分别是东伐、镇抚边境和恢复穆公时期的疆土。
公元前361年，孝公21岁，他继承了父亲的拼搏精神。在即位的第一年，他就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出兵，平定了秦的后方，这可以算作是“武功”；另外一件事就是下诏向国内外求贤。这两件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第一件事表示孝公的决心，称霸西戎。第二件事则是继承秦穆公的传统，准备广纳人才。
孝公即位时期的政治情势，《资治通鉴》里是这样记载的：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秦穆公时期，天下诸侯国彼此力量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当时天下的诸侯国有百余个，算上附庸国甚至有数百个，但是到了秦孝公的时候，通过兼并和争霸战争，当时的诸侯国只有二十多个。鉴于当前的形势，秦国所面对的东方诸侯国比秦穆公时期强大得多。尤其是与秦国相邻的邻居楚国和魏国，一直都对秦国是虎视眈眈的。
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不进则退。可以说当时的秦孝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蜷缩一隅，故步自封。秦国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只要守住自己的渭河平原狭小的地域即可。第二种选择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因为自己弱小，就必须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正是面临着山东六国苟延残喘的情况，秦国要想获得进一步的生存空间，除了保守之外，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变革。
除了这样艰巨的外部环境，秦国本身的内部环境也是岌岌可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锐意进取，以逃避战争的姿态存活，那秦国也是危机四伏的。
第一，当时秦国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是极端不平等的。在那样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如果国内各个阶层对外态度不能保持一致，军心涣散是必然的了。而此时秦国的制度恰恰是不利于调动普通人参战积极性的。此时秦国面临的战争早已经不是过去贵族式的战争了，而是全民战争。假若不能上下一致，政令不行，战争力量也无法积蓄和有效发挥。
第二，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儒家所标榜的先进“中国”中的礼乐文明，这对于身处西部边陲的秦国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这其中的缘由我们在前面也做过论述，那就是秦国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国，不为中原各诸侯国瞧得起，这让秦国受到了巨大的精神耻辱。
第三，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秦国国君的重要问题。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应付频发的战争是一个重要问题。
公元361年，秦国国君继任者秦孝公只有21岁，秦孝公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国君，他对于秦穆公之后国势衰微有着精确的把握。他意识到，秦国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苟安于渭河平原，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匮乏。
在仔细思量过后，秦孝公认定，只是单纯依靠本族的政治人才是无法完成重振霸业的任务的。秦国内部根本就无法产生真正的政治人才，秦孝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天下广招人才。这也是他当上国君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求贤令》里，秦孝公以穆公为榜样，渴望能够恢复到秦国最强盛的时代。这充分体现了秦孝公求贤的决心和气度。尽管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大变革之中，是列国争雄、生死相争的时代，但是当时人才的流动方式往往还是依靠着举荐和自我推销。这份《求贤令》则可以看作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向天下士子发出号召。它不是通过炫耀自己的优势而引诱甚至欺骗名士，而是公开表达国家危机四伏、狼狈不堪的现状，不为尊者讳，历数先君的过失，怀抱富国之情，期望招揽天下人才，共图秦国大业。
这份求贤令可以说很好地体现出了秦孝公的真诚以及富国强国的决心。很快，求贤令就传遍了山东六国，自然也就传到了商鞅这里。渴望建立属于自己功业的商鞅自然对此十分心动，但是又难免有些忧虑。商鞅忧虑的缘由很简单，他从未去过秦国。
在商鞅不断成长的记忆中，山东六国一致将秦国列为蛮夷之邦，是排除在中原文明之外的。这种蔑视甚至远远超过对楚国的蔑视。蔑视的根源就在于，秦部族长期与西方戎狄杂居，仅仅凭借着勇武成为大诸侯。山东士子在谈及秦的时候，所谈论的重点往往是秦国的种种落后和野蛮。
此时的商鞅已经31岁了，孝公只有21岁。曾经让秦国辉煌一时的百里奚在入秦的时候都已经是传说中的盖世奇才了，可是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商鞅，此时依旧落寞地留在了魏国。
通过秦孝公发出的求贤令，商鞅看出了这位年轻君主锐意进取的政治意图，也看到了秦孝公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清晰认识。最重要的是，商鞅认定秦国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绝好地方。
秦国的变法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举措，它是战国时代的一场大戏，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大戏。这次变法的结果不仅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历史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华帝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格局。
这就有了一些很值得让人回味的细节。商鞅为何选择去秦国，而秦孝公为何有着如此坚定的变法决心？商鞅决心来到不被看好的秦国施展自己的才华，仅仅是因为孝公的一纸求贤令吗？而眼光独到的秦孝公为何能力排众议，让这位中原士子主持秦国变法的大局呢？
事情的答案看起来简单，商鞅和秦孝公相互的欣赏让商鞅成为变法的最佳人选。但是这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的秦孝公只是一个刚刚年满二十的年轻人，之前也没有令人赞叹和折服的政治功绩。
这样的疑虑同样也存在于商鞅的身上。商鞅从卫国来到魏国，学习刑名之学，结识并得到公叔座的赏识，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精心布局的一样。只不过是公叔座的意外死亡改变了预期的规划。在这种阴差阳错中，商鞅是无法在魏国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了，但是他完全有其他的选择。当时的中原大国都在推行变法，比如同样是法家的郑国人申不害就效力于韩国，担任韩国相国长达15年。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商鞅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一定非是秦国。更何况，商鞅还没有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他至少可以去其他东方大国试试。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商鞅完全可以找一个起点较高的国家。比如南方的楚国，北方的赵国，甚至东边的齐国都看上去比秦国更有前途。
商鞅毅然决然选择了相对弱小的秦国。
要理解商鞅的选择，就必须弄清一件事，想要成就一番常人所不及的功业，商鞅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深邃眼光，才能克服急于求取功名的短视弊端。那秦国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和现实，让年轻但充满雄心壮志的商鞅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呢？
商鞅之所以选择秦国，把秦国作为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后地方，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商鞅看重的是秦国上下无与伦比的忧患意识，并且这种忧患意识能够被调动起来。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嬴氏长期生活在危难之中，也只有这种忧患意识才能聚集起全国之力，只有这种具有忧患意识的国家，才能够有勇气牺牲眼前利益。
其次，秦国的政治领袖不仅单单具有忧患意识，同时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宽容的风貌。商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个性的，而这种个性是否能够被领袖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位这样的支持者，商鞅的改革很可能就会夭折。
最后，秦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对武力的推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集团。商鞅实行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规模实行武力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