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德国的统一，这一德意志人民长期以来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然而，两德的统一是在快速的并且在仓促和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时期和采取一定缓冲措施的适应过程，使统一后的德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民主德国“在毫无喘息时间、毫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被生拉硬扯地捆绑到一个经济效能高、但其哲学尚远远没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百姓所了解的市场经济体制上了”！为使东部德国在经济、政治上实现与西部德国的完全接轨，德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几年的努力，东部德国经济、政治形势不断好转。然而，两德人民在思想情感上的真正融合，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0年12月2日，统一后的全德第一次议会选举举行。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得票合计超过半数，科尔取得继续执政的资格。次年1月17日，两德统一后的首届议会举行。这次会议以378票赞成、25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选举科尔为德国总理，科尔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科尔为德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选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新一届科尔政府面临比德国统一前复杂得多的形势。
新德国货币统一（Whrungseinheit）后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西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食品价格上涨50%，服务行业上涨26%，消费品物价整体上从1990年到1991年上涨了20.3%。统一之后的东德人生活明显下降和低于西德。同时，由于一些商业机构只进西德和西方的商品，东德商品遭受排挤，从而造成多数企业资金匮乏，只得靠贷款发放工资。东部地区新建的各州银行也陷入危机，如莱比锡（Leipzig）、埃尔福特等城市的财政陷入崩溃。东德居民由于对统一后的期望值过高，对生活上出现的急剧变化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对现状极为不满。从1990年底开始，东部地区各州罢工游行不断。
除通货膨胀以外，东德的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就业市场的形势不断恶化。1990年6月底失业人数是14.2万人，7月底上升到22万人。到1991年底超过100万人，半失业者为185万。1992年失业人数为190万，1993年又上升为240万。全德失业人数在1996年突破了400万，1997年底高达452.2万，全国失业率为11.8%，而东部地区高达19.4%。1998年初，全国失业率接近12.6%，失业人数近500万，创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科尔政府曾提出了到2000年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的“就业计划”。几年来，失业大军迅速膨胀的现实，使科尔的这一计划成为泡影。德国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严重困扰着科尔政府。
德国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随着新体制的全面推行，原民主德国经济、内政、外交和军事等领域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都由原联邦德国政府派人主持。大量人员被裁减，使原民主德国政府官员只有10%—20%的人留用；二是东部经济转轨，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三是由于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措施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商品潮水般的冲击下，大批夕阳工业受到国外激烈竞争的冲击，纷纷倒闭或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由于生产效率太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经互会市场的崩溃以及传统的东欧贸易变成了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结算，导致了外贸的大幅度下降。”当然，这些原因有的是在德国统一之前就存在的，但德国失业人数剧增却是在德国统一之后出现的，也不能不说这些因素随着德国的统一而有所加重。
统一后的最初几年，德国政府为解决失业这一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1）实行失业保险。德国所有雇员都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义务，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出一半。职工失业可领取失业金，最高可达净工资的68%，最长可领取1年。（2）安排临时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环保或公益劳动。（3）为职工提供培训和咨询。失业人员转业培训一般由地方当局、工会、教会主办，政府给予资助。如果企业为培训毕业的学员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国家可向企业支付最多为12个月的“熟悉工作补贴”。（4）改革劳工市场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有利于充分就业。（5）缩短工时，提倡非全日制。（6）加强科研，开发未来工业，不再向传统工业找回失去的工作岗位。尽管实施了这些措施，但德国的失业率仍高居不下，成为一大社会难题，是德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滋生新纳粹（Neo Nazi）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纳粹势力是随着德国的统一而出现的。早在两德边界开放之初，西德、西柏林和东德的一批新纳粹分子就勾结在一起，经常制造事端。他们在一些城市街头张贴“希特勒永在人间”“外国人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等标语；他们公开高举帝国大旗在大街上示威，唱纳粹歌曲，行纳粹礼，高喊“希特勒万岁”等口号。1991年初，东德各地有纳粹分子3000多人。从这一年起，德国各地纳粹势力袭击外国人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是1992年8月22日晚至23日发生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暴力排外事件，约有200多名极右暴徒用燃烧瓶、石块和棍棒袭击来自罗马尼亚等国的难民居住的楼房，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排外事件”。
除新纳粹势力和各种排外事件外，德国极右政党组织活动也十分猖獗。德国极右分子约有4万人，分属于76个组织，其中光头党（Skin-heads）约4200人。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和德国人民联盟是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极右政党。这两个政党具有强烈的种族排外倾向。这些极右势力不仅发动和参与各种排外暴力事件，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在1992年4月5日的巴登—符腾堡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举行的选举中，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成为两个州议会第三大党，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大幅度下降。
科尔总理及联邦政府和各政党要人对德国不断出现的暴力排外事件高度重视，并纷纷予以谴责，要求严惩凶手。1992年8月罗斯托克暴力排外事件发生后，科尔总理对这次骚乱进行严厉谴责，政府发言人、联邦议长、基民盟总书记呼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严惩闹事者。11月8日，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严厉谴责新纳粹分子暴行的讲话，他号召德国公民同外国人友好相处，维护人的尊严，制止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德国各阶层人民对新纳粹的排外暴力行动同样深恶痛绝，用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和谴责。1991年1月3日晚，东德25万人在特雷普托（Treptow）苏军烈士陵园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新纳粹分子破坏烈士陵园和墓碑的暴行以及反苏、反犹太人、反外国人的行径。1991年10月9日，科隆市举行万人示威游行，反对德国各地出现的仇外、排外行动。1992年11月8日柏林各界群众30万人高举“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反对种族主义”等标语牌和横幅，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虽然以新纳粹分子为首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德国统一之后有所抬头，但在政治上很难形成气候。饱受希特勒法西斯之苦的德国人民决不愿意再重走老路，德国政界主流也决不允许法西斯势力卷土重来。历届德国政府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不断进行忏悔，德国政府反对新纳粹势力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由于联邦政府每年都要向东部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经济上负担沉重，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不景气，经济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上升，不少德国人对科尔政府和未来存有疑虑和失去信心，对德国现状表示不满。然而，从1994年上半年以来，德国经济形势好转，逐渐回升，国际上的威望也不断看好，一些德国人似乎对科尔政府仍寄予了新的希望。在这种形势下，1994年10月16日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选举结果，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获胜，在全部选票中得票率为41.5%，比上届大选减少了2.3%，获议席294个；社会民主党得票率36.4%，比上届增加了2.9%，获议席252个；自由民主党得票为6.9%，比上届减少4.1%，获议席47个；联盟90/绿党（Bündnis90和Grünen）得票率为7.3%，比上届增加了2.2%，获议席49个；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为4.4%，比上届增加了2%，虽然在全德选票中低于5%，但其竞选人在四个选区得票最多，可获议席30个；共和党等政党，得票率为3.5%。全德选民共有6020万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78.1%，比上届增加了0.3%。社会民主党主席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1947—）虽然在竞选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总理候选人”，也不得不承认选举失败，但认为执政联盟议席大减，是“输家的联盟”，表示社会民主党要在下次选举中获得政权。
1994年11月14日，科尔与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在波恩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联合执政协议。这项协议主要阐述联盟党和自民党在内政方面的政策，重点是精简国家机构、改善就业状况、巩固政府财政、改造福利国家、加强科技和教育，以及同犯罪作斗争；协议的最后部分阐述了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强调要继续推进欧洲联合，促进东欧国家早日加入欧洲联盟。第二天上午，新成立的德国第十三届联邦议院举行全体大会，科尔以338票赞成、333票反对，当选为德国总理，任期四年。科尔此次获胜，使他成为四度蝉联、第五任德国总理。如果他再任四年总理（实际只要再任满两年），他就成为德国20世纪在位最久的总理而载入史册。11月15日下午，科尔正式宣誓就任统一后德国第二任总理。
二、1998年科尔竞选总理失败
科尔虽然再次当选总理，但困扰科尔政府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依旧是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乏力。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多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与德国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等经济上的“德国病”导致德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以及本国资本外流是有很大关系的。
要想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并保障社会成员的富裕生活，必须要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社会成员的福利为代价。科尔政府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试图在经济和社会供养之间寻求平衡点，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来改善投资环境，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改善就业市场状况，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科尔政府从1994年2月实行“增长与节支”的一揽子计划（Aktionsprogramm für mehr Wachstumund Beschftigung），试图通过减少税收、大幅削减福利，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就业。科尔政府也试图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从1991年至1998年，德国社会保障分摊金从工资额的35.5%增加到42%，这一举措使有工作者的负担不断加重，因而导致他们的不满。1997年制订了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改革方案，并计划于1999年推行养老金改革。由于科尔一揽子改革计划只对富人有利，不利于普通劳动者，又引起工会的强烈不满。从1997年以来工会和反对党组织多次罢工和游行，使德国的社会形势十分不稳定。科尔的税收改革计划为社民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所否决，这对科尔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于繁重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使科尔这位“统一总理”的荣誉逐渐成为过去，人们又给他戴上“失业总理”“负债总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届科尔政府任期届满举行联邦大选。基于自身的地位以及国内外政策的考虑，科尔宣布参加1998年联邦大选。科尔能否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梅开五度，其关键因素还是经济形势。德国东部地区的选民对科尔支持与否，是科尔能否继续连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部地区的选民大都长期支持某一个政党。相反，东部地区的选民在经过一番政治动**之后，其思想飘忽不定。在争取东部地区选民支持的问题上，正是科尔的一个“致命弱点”。由于科尔总理没有兑现在统一后不久许下的诺言，东德人的工资只有西德人的60%—70%，因而使东德人有一种沦为“二等公民”的感觉，在东部地区蔓延着一股对科尔政府的不满情绪。
9月27日，德国如期举行全国大选。28日公布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战胜了科尔。选举结果如下：社民党得票率为41.9%，联盟党为35.3%，联盟90/绿党为6.7%，自民党为6.2%，民主社会主义党为5.5%，其他小党为4.4%；在联邦议院的669个议席中，社民党获298席，联盟党获245席，绿党获47席，自民党获44席，民社党获35席。选举一结束，科尔宣布接受选举失败这一现实，并承担此次选举失败的责任，辞去担任25年之久的基民盟主席一职。战后任期时间最长、成功地实现了德国统一大业的科尔，终于告别了德国政治舞台。
困扰和影响科尔政治生涯的原因，似乎主要是由德国统一造成的。著名德国经济学家卡尔·马滕·巴尔夫斯（Karl Marten Barfu，1938—）指出：“德国人在统一过程中和今后若干年必须面对的后果是，在东德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存在着体制转轨危机。对此，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很快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案。”因此，要使东、西德国在政治、尤其是经济上完全融合在一起，做到完全同步协调的发展，并使东、西部德国人民之间的思想情感及精神上也完全融合在一起，是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艰难的磨合过程的。
然而，德国统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两德统一和对东德的改造，更深层原因是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要不断完善和改革。联邦德国一部分人认为，相对于“经济奇迹”年代，“从1974年以来，‘社会市场经济’的标志是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虽然它仍然能够实行较高的社会福利，但社会福利网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在这些人看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被认为既不同于中央统制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市场经济，并强调社会保障和社会秩序。50多年来，尤其是“联邦德国成立到1974年，‘社会市场经济’能够以一种为大多数公民所信任的方式既达到提高物质富裕程度的目标，也达到社会保障和改善工作岗位质量的目标”。虽然后来出现低增长率、高失业率，但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作用不能低估，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德国的经济体制模式运行了50多年，也还应根据德国变化的现实进行修正，使之不断更加完善。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目前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三、环境政治的发展与“红绿联盟”执政
自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阐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以来，环境与发展成为了一种全球性共识，许多国家都开始积极探索新的与环境相统一的健康发展模式。统一之后，德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社会市场经济生态化”的道路。
环境保护政策在德国源远流长，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为涵盖所有环境领域的“环境（U m welt）”这个词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运动（Umweltbewegung）也才开始兴起。联邦政府和民众开始仔细考虑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问题，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公认的综合性环境政策逐渐形成。
维利·勃兰特上台后，联邦政府先是于1969年秋在内政部建立了“水、大气和噪音污染保护局（Abteilung der Gewsserschutz，luftreinhaltungund Lrmbekmpfung）”，之后又在1971年9月制定了首个联邦环境保护规划。随着全国统一环境政策的形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主义（kologismus）”理念逐渐成为联邦德国主流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德国的环境运动和环境政治也因此而逐渐进入到“生态主义”时代。
两德统一后，生态主义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94年，联邦议会决定将环保内容写进修改后的《基本法》，要求“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生存基础条件”。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选民们的关注，绿党多次突破选举门槛，进入议会。1994年，重新改组的联盟90/绿党取得历史性佳绩，在16个联邦州中进入了11个州议会，并在下萨克森州、黑森州与社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96年底，德国绿党已进入了12个州议会，且在下萨克森、北威、萨尔等州与社民党联合执政。与此同时，最早制定统一联邦环境政策的社民党此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加快自身的“绿化”。两党在州一级联合执政的经验和纲领的相互接近，为施罗德后来组建红绿联合政府奠定了基础。
尽管社民党一再改进竞选纲领，但它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却一直未能再度问鼎总理的宝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党内为争夺总理候选人勾心斗角削弱了竞争力。1995年底，奥斯卡·拉封丹出任党的主席。拉封丹属于社民党的左翼，他注重“社会公正”。施罗德属于社民党右翼，他比较关注经济和现实问题，倡导改革。双方明争暗斗，但最终的决定在民意。拉封丹对施罗德说：“如果你能在下萨克森州选举成功，那你就是总理候选人。”结果，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赢得了48.1%的选票，取得了单独组织州政府的资格。1998年4月17日，社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施罗德为联邦总理候选人。9月28日，施罗德终于在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战胜了科尔。
社民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与施罗德的个人魅力有密切的关系。施罗德与科尔相比有其竞选优势，他年轻、务实，在德国人眼里是一个更合乎时代要求的变革者，给他冠以了“现代化者”的称号。新闻媒体也十分看好他，“施罗德在民意测验中有很高的支持率”。
虽然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组织政府。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红）和联盟90/绿党正式签署了《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Aufbruch und Erneuerung-Deutschlands Weg ins21.Jahrhundert）的组阁协议，宣告红、绿联盟历时两周的九轮组阁谈判的结束。协议规定了红绿联盟政府在外交、安全、内政、税收改革以及能源、交通、文化、教育等问题上的执政框架原则。随后两党均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组阁协议。施罗德在25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强调，他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致力于通过“革新和公正”来重新塑造德国。绿党领导人约施卡·费舍尔在23—24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出，虽然绿党的部分主张在联合组阁协议中没有实现，为了使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必须作出妥协。1998年10月26—27日，联邦议院666名议员以351票赞成、287票反对、27票弃权、1票无效，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27日下午，施罗德领导的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职。
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说明德国环境政治的不断发展，绿党在德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生态主义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德国社会的普遍意识。
四、“红绿联盟”到大联合政府
在施罗德总理的第一任期内，联邦政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改革措施。
首先，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高福利政策使联邦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德国病”的主要特征之一。施罗德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之法，降低政府负债，减少财政赤字。2000年时，联邦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除了弥补当年赤字的部分，尚有509亿马克的盈余。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减少支出的计划，调整和降低一些社会福利津贴水平，例如1999年的养老保险改革等。2000年时，联邦政府共节支305亿马克。其次，改革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执政联盟成立了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促进劳动市场政策的完善。提出旨在扩大青年人就业的“紧急计划”，同时鼓励企业招收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和职员，引进终身学习体制，鼓励失业者积极就业等等。第三，降低公司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以达到吸引投资和加快振兴经济的目的。社民党与绿党的《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制定了从2001年到2005年要完成三个阶段减税方案，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等主要税种，以求刺激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再次获胜，这使得施罗德政府敢于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进一步推进德国的社会、经济改革。2003年3月14日，施罗德在联邦议院提出了对福利体系和就业政策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一揽子方案的《2010年议程》（Agenda2010），从经济、就业、教育、科研、家庭和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向积弊众多的社会市场经济福利系统发出全面调整的信号。在这届红绿联盟政府时期，德国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比以前有了明显的下降。如2004年时将养老保险准备金从50%下调至20%；同年开始推行的“哈茨方案”（Hartz-Konzept）则规定，自2005年起长期和短期失业者所领取的救济金也将大幅下调。在社会市场经济下，联邦德国民众早已习惯了高福利的“安全”生活。因此，施罗德的这种激进改革不但引起各阶层的普遍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社民党内部的担忧和争论。2003年5月24日，全国14个城市9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同年11月8日，柏林举行了由民社党、服务业工会和反全球化激进团体等共同组织的10万人大规模抗议游行。拉封丹从社民党内拉出“左翼党”，仅2003年就有4.3万名党员退党。
在野多年的联盟党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民党自身分裂之机，向施罗德的红绿执政联盟发出挑战。2005年9月18日，联邦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尽管施罗德在此次选举中像以往一样大搞“形象战”，但默克尔却以其女性身份得到大量女选民的青睐。对许多女性选民来说，默克尔的性别本身就决定了她们选票的意向。结果，联盟党得票率为35.2%，获得226席，社民党得票率34.3%，获得222席，执政的社民党以微弱劣势落后于联盟党。其余各党得票率分别为：自民党为9.8%，左翼党为8.7%，绿党为8.1%。由于无论红绿联盟还是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黑黄阵营都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两派都不能单独组阁。在经过两个月艰难的讨价还价后，社民党不再支持施罗德连任，转而与联盟党组成了以默克尔为总理的黑红大联合政府。11月22日，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总理选举中顺利当选新一届联邦总理，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德国历史上第二个大联合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也十分严峻。1995—2005年间，德国经济仅增长了14.6%，远低于美国和全世界的水平。2005年，德国有近500万失业者，失业率超过了10%。联邦政府2004年拨付的各种补贴总金额高达1450亿欧元，约占当年联邦财政预算的20%。为了填补这个财政窟窿，联邦政府举债803亿欧元。截至2004年底，德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6%，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警戒线。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德国多年的顽疾，大联合政府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一，实行税收改革。一方面适当提高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降低企业税，提高企业折旧率，刺激经济发展；其二，进一步增加个人福利金上缴比例，减轻政府负担；其三，通过实行“50+计划”和扩大劳动技能培训，促进青年、老年及劳动技能不足者就业；其四，大幅度降低工资附加成本；其五，修改劳工立法，放松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解雇限制，以鼓励企业多雇用工人；其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国内消费，吸引外资等。
在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德国的就业状况终于出现了自统一以来难得的好转迹象。2006年，德国就业人数达3908.1万人，比上年增加24.2万人。200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2.5%，劳动力市场形势进一步改善，就业人数增长到3965.9人，失业人数降为360.9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