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上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设想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新思维”，主张对外缓和东西方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行合作，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对东欧采取支持“改革”的态度；对内大力改革与现代化潮流相背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改革，保持苏联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重新赢得自己的霸权优势。苏联表现出的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松动”，不仅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引起美国及西方势力的浓厚兴趣。东欧地区开始出现反对苏联控制、要求自由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则利用时机在东欧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把东欧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却坚持不改革、不统一的方针，依仗着民主德国经济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认为民主德国不需要改革，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

随着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变化。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民主德国居民开始尝试从匈牙利逃往西德。8月19日，民主德国爆发了一股逃亡浪潮，联邦德国拜恩州启动了对逃亡者的避难收留。仅在1989年9月就有约3万名东德居民通过匈牙利逃亡。大规模示威游行也在各地发生，9月4日在莱比锡发生了被称为“星期一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en）的群众游行，10月9日游行成员发展到7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号，要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

1989年10月7日是民主德国建立40周年纪念日。10月6日下午，民主德国在柏林共和国宫隆重举行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大会。昂纳克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民主德国已成为世界十大先进工业国家之一，更是世界上20个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民主德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他强调，德国统一社会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考虑本国特点，又注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他还指出，反对用取消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决不允许用《赫尔辛基条约》等文件来动摇社会主义，必须严格遵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原则。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同昂纳克会晤，在介绍苏联改革经验时批评民主德国领导人，“谁跟不上形势，生活就惩罚谁！”（Wer zu spt kommt，den bestraftdas Leben！），要求民主德国改革。

联邦德国方面注意到形势的变化，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煽动和蛊惑宣传，诱使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高，但也累积了不少问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不充分、高级官员享有特权、出国旅游受限制和领导人不实行改革颇有怨言，从10月上旬开始，民主德国群众不断上街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和“选举自由”，给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困难。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10月11日就民主德国形势发表重要声明，强调民主德国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谴责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但同时表示要进行改革，由对抗转向对话。

二、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变化

面对民主德国将要出现的改革形势，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反复表示，如果民主德国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市场机制、政治上进行自由选举，联邦德国就愿意给民主德国长期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在联邦德国的煽动和波兰、匈牙利形势的影响下，民主德国一些大城市连续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从9月下旬开始，已有20万民主德国居民通过开放的匈牙利、奥地利边界等途径先后逃往联邦德国。

在此情况下，统一社会党于10月18日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昂纳克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会议选举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为中央总书记。当晚，克伦茨发表电视讲话，他对昂纳克“在过去几十年里作为民主德国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批评党和政府没有对国内不满情绪尽快作出反应。他强调民主德国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路线，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继续走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10月11日声明所指明的路线”，“坚定地遵循历史规律，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人道主义的代替物”。10月24日，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举行第十次会议，会议根据昂纳克因健康原因提出的要求，解除其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以压倒多数票选举克伦茨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上台后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思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认为德国问题的现状是一种动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僵化以及对现实的回避都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格格不入的。”

克伦茨虽然在新闻报道方面有所改革，党报也出现了对党和政府批评的文章，下令取消了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了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人民群众继续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在11月4—6日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面对国内的严重局势，克伦茨决心革新党和政府的形象。他在11月8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建议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辞职。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了以他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在此次会议的前一天，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已向人民议院提出了集体辞职的辞呈。

11月9日晚，统一社会党作出了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并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殊理由。消息传出后，东德居民如潮水般涌向各边境站。这是民主德国40年来首次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是为了缓解公民出走的压力，以稳定政局，并未意识到它将会产生的重大后果。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和观察另一个德国。人们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东德街头，抗议者的口号已经从“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

严峻的局势也导致了政局动**，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于11月13日举行会议，经过两轮投票，民主农民党主席京特·马洛伊达（Gün the r Maleuda，1931—）当选人民议院主席，主张改革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当选为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新任政府首脑莫德罗在施政报告中指出，民主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使民主德国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实现稳定，并给它继续增长的活力。他呼吁人们在国家实行边境开放政策后，要恪尽职守，不要轻易离开民主德国。

尽管民主德国政府进行了努力，但政局仍未能得到稳定，反而进一步恶化。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将前领导人昂纳克开除党籍，克伦茨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12月6日，克伦茨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8日，统一社会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9日选举由100人组成的执委会，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1948—）当选为统一社会党新主席。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革新统一社会党的报告》。16日，会议决定将统一社会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SED-PDS）。居西在17日的会议报告中表示，要维护民主德国的独立和主权，主张发展两个德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新的党章。1990年1月21日，民主德国前领导人克伦茨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与反对派举行多次圆桌会议，1月28日，与各党派达成协议，将原定于5月6日举行的大选提前到3月18日举行。2月4日，民主德国执政党进一步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PDS）。2月25日，民主社会主义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纲领变成“将同其他左派政党和民主力量一道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并强调在两个德国统一过程中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主权。

1989年10月至1990年2月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逐渐陷入瓦解。自克伦茨接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后，受国内外局势的推动，执政党在政治上步步退让，承认最大的反对党“新论坛”（Neues Forum）的合法地位，同各种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制定新宪法和自由选举问题，删除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内容，允许公民自由出境，对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从而使民主德国政局在短期内急转直下，无法控制。德国社会统一党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党的力量在动**中受到极大削弱，也失去了在未来领导德国走向统一的可能性。

三、两德统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使联邦德国科尔政府感到了德国统一历史机遇的降临。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两德边界。次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迎接大批到来的民主德国公民；任何前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都予以接纳，不会被遣返；进入西柏林和西德的民主德国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费”（Begrüungsgeld）。联邦德国的积极态度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向往统一的民族感情。11月10日，柏林市民开始自发地拆除象征德国分裂和东西方冷战的“柏林墙”，西柏林人在过境路口铺上红地毯迎送东柏林人。11月12日这一天，进入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多达50万人。到1990年初，已有1000多万人次（约占民主德国人口的2/3）去过西德和西柏林，留在西德定居的约20万人。两德人民之间的接近，东、西德之间的自由往来，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了出来。西方舆论认为，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边界，是德国“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德国统一“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根据民意测验，有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统一，其中27%的人愿意为国家的统一捐款，民主德国则有90%的公民希望统一。如此强烈的民意使德国统一问题骤然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内部最紧要的议题。

面对西德的统一呼声和国内日益高涨的压力，新任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希望利用西德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主德国的状况，以稳定局势，同时对“民族统一”的浪潮作出回应。11月17日，莫德罗提出，两个德国应抓住时机，通过条约共同体建立起责任共同体，也就是“条约共同体”构想（Vertragsgemeinschaft）。其实质是在保持两个德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谋求更广泛深入的合作。11月28日，科尔接过这一建议在联邦德国议院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10点计划》（Zehn-Punkte-Programmzurüberwindungder Teilung Deutschlandsund Europas）。“10点计划”提出了实现统一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西德接收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的构想，主张在经济、交通、环保、卫生和文化等领域建立两德联合委员会；第二步，在两德之间建立“邦联结构”，即建立一个经常协商和协调政策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一些联合专门委员会、一个共同的议会机构，以便最终建立一个“联邦”；第三，逐步向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实现这些步骤的前提条件是民主德国有一个“民主合法的政府”，要求民主德国“必须取消统一社会党对权力的垄断”，支持民主德国进行“自由选举”；经济上主张民主德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科尔还认为德国统一问题应同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东西方关系联系起来，将谈判纳入欧洲共同体设定的欧洲发展框架中。

面对德国人民急切希望祖国统一的强大民意，加上东欧剧变后的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和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在1990年初发生了变化。1月30日，莫德罗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告诉莫德罗，德国统一“并非出乎预料”，“德国人有权统一”。于是，莫德罗回到东德后，于2月1日修正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不再坚持两个德国主权独立，提出了一项《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Konzeptionfür den Weg zur Deutschen Einheit）。该方案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四个步骤：（1）两德签订一个关于合作与睦邻关系的条约，成立一个共同体；（2）两德建立一些邦联机构，如议会委员会、州议会和某些共同的执行机构；（3）将两个德国的主权问题提交邦联的权力机构处理；（4）通过邦联的两个部分举行选举，建立德意志联邦形式的统一的德国，选举统一的议会，制定统一的宪法，成立统一的政府，首都设在柏林。莫德罗把“军事中立”（Militrneutralitt）作为德国统一的条件，即统一后的德国既不属于华约也不属于北约；统一后的德国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

“莫德罗方案”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实行“军事中立”，不改革民主德国现行的体制，核心是以“中立换取统一”，试图“防止北约吞并民主德国”；“科尔计划”实质上是要“吃掉”或“吞并”民主德国，计划中讲的是“援助”“合作”，先决条件是民主德国有一个西德当局认可的所谓“民主合法政府”，“改变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坚决拒绝“军事中立”，声称统一后的德国应留在北约。“科尔计划”和“莫德罗方案”除了德国统一后的国体和地位问题外，在实现德国统一的步骤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科尔计划”和“莫德罗方案”的提出，标志着德国统一问题真正提上了两德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