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学校正式开学。我记得，教室里原本人声鼎沸，但克里克尔先生吃过早餐后一进来，房间里顿时变得一片死寂，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站在教室门口，把我们扫视了一遍，就像故事书里的巨人查看他的俘虏。
滕盖就紧挨克里克尔先生站着。我想，他已经没有机会恶狠狠地喊“安静”了，因为学生们早已吓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学生们看见克里克尔先生的嘴在动，听到的却是滕盖的声音，内容大致是：
“听着，学生们，新学期开始了。在这个新学期，你们的一举一动可要当心。我劝你们，趁着这股子新鲜劲儿好好学习，要不然，我就会趁着这股子新鲜劲儿好好惩罚你们。我不会手软的。不管你们怎么擦都没用，我留在你们身上的鞭痕是擦不掉的。好了，你们都去念书吧！”
这段可怕的开场白结束后，滕盖又拖着木腿咚咚咚地走出去了。克里克尔先生来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说，如果我是以爱咬人著名，那他也是以爱咬人著名。接着，他给我看了他那根藤条，问我：“藤条比起牙齿来怎么样？它赶不赶得上一颗锋利的牙齿，嗯？赶不赶得上一对牙齿，嗯？它是不是又长又尖，嗯？它咬不咬人，嗯？咬不咬人？”他问一句，就用藤条抽我一下，抽得我皮开肉绽，身子不停扭曲。就这样，我很快便享受到了塞勒姆学校的一切权利（如斯蒂尔福思所说），而且很快也泪如雨下了。
我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获得了这份殊荣。恰恰相反，大多数学生（尤其是年纪小的）都在克里克尔先生巡视教室时受到了类似的关照。一天的功课还没开始，就有一半学生在扭来扭去、哭天喊地了。而一天功课结束前，又有多少学生扭来扭去、哭天喊地，我真的不敢回想，以免说出来有夸大之嫌。
我觉得，世上再没有谁像克里克尔先生那样享受工作了。他以抽打学生为乐，仿佛这样可以满足某种渴望一样。我相信，他一见胖嘟嘟的学生就忍不住想打，那种学生身上有种东西令他着迷，不把对方当天就打得伤痕累累，他就会心烦意乱。我自己就长得胖嘟嘟的，所以很清楚这一点。现在想起那家伙，我敢说，就算我从未遭到他的凌辱，只要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也会义愤填膺。但我现在之所以怒火中烧，是因为我知道他是无能的畜生，根本不配得到那么大的信任，就像他不配当海军大臣或陆军总司令一样—其实，他如果真担任了其中一种职务，很可能干的坏事比当校长时少得多呢！
我们在他面前是多么凄惨，就像一群可怜的小赎罪者面对一尊残忍无情的邪神！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刚踏上人生旅途时，竟然会对那种才能低劣、虚张声势的家伙如此卑躬屈膝，真是匪夷所思！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旁，注视着他的眼睛—谦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正拿着尺子给另一名“受难者”在算数本上画线，后者刚被同一把尺子打过手，想用小手帕把手上的刺痛感擦掉。我有许多功课要做。我注视他的眼睛并非因为闲得无聊，而是因为他的眼睛对我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我惴惴不安地想要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是不是该轮到我，或者别的什么人挨打了呢？我面前的一排小学生对他的眼睛怀着同样的兴趣，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我想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却装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他一边在算数本上画线，一边龇牙咧嘴，可怕极了。现在，他又斜眼看向我们这一排，我们立刻埋头看书，浑身哆嗦。不一会儿，我们又抬头瞟他。一个倒霉的犯人，因为犯下功课未做好的罪行，被他叫到跟前。那犯人结结巴巴地求饶，发誓说明天一定做得更好。克里克尔先生打他前还说了个笑话，我们都笑了—我们这群可怜的小狗啊，竟然都笑了，但已经吓得面如死灰，魂飞魄散。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旁。这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我周围响起嗡嗡嘤嘤的声音，仿佛那些学生是密密麻麻的绿头大苍蝇。我嘴里依然残留着微温的肥肉那黏糊糊的感觉（我们一两个小时前吃过饭），我的脑袋就像铅块那么沉。只要能睡上一觉，叫我付出什么我都愿意。我坐在那里，注视着克里克尔先生，像小猫头鹰一样对他直眨眼。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被睡魔征服，而克里克尔先生依然朦朦胧胧地浮现在我梦中，在算数本上画着线。不过，他的形象很快就清晰了，因为就在我打瞌睡的时候，他轻手轻脚地来到我身后，在我背上抽出一道红肿的伤痕，我登时就醒了。
现在，我似乎来到了运动场。虽然我看不见克里克尔先生，眼睛却不断搜寻着他。我知道，他就在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吃饭，那扇窗户代表了他，于是我就看着那扇窗户。只要他在窗户附近一露脸，我马上就会换上一副哀求、驯服的表情。假如他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即便是最大胆的学生（斯蒂尔福思除外）也会停止叫唤或呼喊，装出沉思的样子。一天，特拉德尔斯（世上最倒霉的学生）不小心把球踢到窗户上，打碎了玻璃。我惊恐万状地看见球砸碎窗户，感觉它迸到了克里克尔先生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脑袋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不寒而栗。
可怜的特拉德尔斯！他穿着一身将他紧裹起来的天蓝色窄小衣裤，胳膊和腿看上去都像是德国香肠或果酱布丁卷。他是所有学生中最快活，也最悲惨的孩子。他总是挨克里克尔先生的藤条抽打—我记得那个学期他每天都挨打，除了一个放假的礼拜一，他只是被尺子打了两只手—他总说要写信给叔父诉苦，但始终没写。每次挨过打，他就会在桌子上趴一会儿，然后莫名其妙地振作起来，开始哈哈大笑，眼里的泪都没干，就满小黑板地画起了骷髅。我一开始不明白特拉德尔斯能从画骷髅中得到什么安慰，有段时间还将他看作某种隐士，用那些死亡象征提醒自己，鞭笞不会永无结束之日。但现在我认为，他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骷髅容易画，不需要描绘具体的容貌。
特拉德尔斯的为人非常值得钦佩，他就是这样可敬的人。他认为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因为这一信念，他吃了好几次苦头。特别有一次，斯蒂尔福思在教堂里笑出了声，牧师助理认为是特拉德尔斯在笑，就把他带了出去。现在，我好像又看见他在会众的鄙夷目光中被押出教堂的情景。第二天他就为此挨了一顿打，还被监禁了好几个小时，等放出来的时候，他那本拉丁文词典里，已经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个教堂墓地的骷髅。虽然如此，他却始终没有说出真正犯规的人是谁。不过，他也得到了报偿。斯蒂尔福思说，特拉德尔斯绝不是告密的小人，我们大家都觉得那是最崇高的赞誉。至于我，只要能赢得这样的报偿，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虽然我远不如特拉德尔斯勇敢，年纪也没有他大）。
斯蒂尔福思同克里克尔小姐手挽手从我们前面走向教堂，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场景之一。我认为，克里克尔小姐在容貌方面无法同小埃米莉相提并论，我也不爱克里克尔小姐（我可没那个胆子），但我认为她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小姐，在优雅方面无人能及。当斯蒂尔福思穿着白裤子为她打阳伞时，我甚至因为认识他而感到自豪。我相信，她除了全心全意地爱他也别无选择。在我眼里，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他们同斯蒂尔福思比起来，就像是两颗星星之于太阳。
斯蒂尔福思继续保护我，成为对我最有用的朋友，因为凡是有幸得到他支持的人，谁都不敢骚扰。克里克尔先生对我特别严厉，斯蒂尔福思无法—或者说，从来都没有—保护我免遭克里克尔先生责罚。但每逢我受到了比平时更严厉的处罚，他总会告诉我，我缺少他那样的勇气，他是绝不会忍气吞声的。我认为他这么说是想鼓励我，便觉得他对我真好。克里克尔先生虽然严厉，但也有一点儿好处，我知道这一点儿好处，那就是，他在我坐的长凳后面走来走去，想用藤条顺手抽我一下的时候，觉得我背上那块牌子很碍事。于是，那块牌子很快就被取了下来，此后我再没见过。
一个偶发事件加深了我同斯蒂尔福思之间的亲密友情。这件事使我感到颇为骄傲得意，尽管有时候也会给我带来不便。有一次，在运动场上，他赏脸找我说话，我斗胆提到，某人或某事—现在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很像《皮克尔传》中的某人或某事。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晚上我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问我手边有没有那本书。
我回答说没有，还说明了我是怎么读到那本书，还有我提到过的其他书的。
“你记得住这些书里的内容吗？”斯蒂尔福思说。
“噢，记得，”我答道，“我的记性很好，我相信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咱们这么办吧，小科波菲尔，”斯蒂尔福思说，“你把书里的内容讲给我听。晚上太早了我也睡不着，早晨我又常常醒得很早。我们一本本地讲，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每天晚上讲一点儿。”
这样的安排令我受宠若惊，当晚就将其付诸实施。我转述故事时，把心爱的作者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实在说不出口，也压根儿不想知道。但我对他们深怀信任，而且我坚信，我是抱着最诚恳的态度讲述这些故事的，而这种态度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这样做的坏处，是一到晚上我就犯困，或者打不起精神，不想接着讲故事，于是说书就成了一件苦差，却又非讲不可，因为令斯蒂尔福思失望或者惹他不高兴，那是绝对不行的。早晨也一样，我困意沉沉，很想再享受一个小时的睡眠。可起床铃还没响，我就要被叫起来，像山鲁佐德王后[1]那样，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这着实令人厌烦。但斯蒂尔福思一定要这么做，他对我的报答，就是为我讲解算术和别的作业，以及功课中的任何难题，所以这笔交易我并没有吃亏。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之所以受感动，不是出于自私自利，也不是因为畏惧他。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他对我的赞许便是对我的回报。这份赞许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如今回顾当年的点点滴滴，我的内心仍然隐隐作痛。
斯蒂尔福思也很体贴人。有一次，在一件事情上，他毫不畏缩地表达了这种体贴。我怀疑，可怜的特拉德尔斯和其他同学对此都有点儿眼馋。这“学期”开学好几个礼拜之后，佩戈蒂答应写给我的信终于寄到了—这封信多么令人宽慰呀！—随信还寄来一篮橘子，整整齐齐地摆了一圈，中间围着一块蛋糕，此外还有两瓶樱草酒。这些宝贝，我义不容辞地全都放在斯蒂尔福思的面前，请他处置。
“好吧，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小科波菲尔，”他说，“这酒就留着，给你讲故事的时候润嗓子吧。”
听到这个主意，我顿时羞红了脸，谦虚地恳求他别这样想。但他说，他注意到我有时候声音嘶哑—他的原话是“有点儿沙沙的”—所以这酒一点一滴都要用于解决他提到的问题。于是，这两瓶酒都被锁进了他的箱子里，在他觉得我需要提神的时候，就由他亲自倒进小玻璃瓶里，让我用一根插在软木塞里的羽毛管往外吸。有时候，为了让这种特效药发挥更大的效力，他还会好心地把橘子汁挤进酒里，或者把姜片放进去搅拌，或者滴几滴薄荷油。虽然我不能断言这些实验让酒更好喝了，也很难说这就是人们通常会选的健胃剂，但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都是满怀感激地把酒喝下去，并深切体会到他对我的关心。
我觉得自己光是讲《皮克尔传》就讲了好几个月，别的故事又讲了好几个月。我敢说，我们这个小团体，从没有因为缺乏故事而烦恼，而那两瓶酒也差不多喝到了故事结束那天。可怜的特拉德尔斯—一想起那个孩子，我不知怎么就想发笑，想流泪—总是插科打诨，听到可笑的情节，他便假装捧腹大笑；听到某个可怕的人物登场，他便假装惊惧不已。这常常让我讲不下去。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我在讲《吉尔·布拉斯》时，一提西班牙警察，他就会假装吓得牙齿咔嗒咔嗒直打架。我记得，说到吉尔·布拉斯在马德里遇见强盗头子的时候，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假装吓得不停哆嗦，却不幸被在走廊里巡视的克里克尔先生听见，说他在破坏寝室纪律，狠狠揍了他一顿。
我在黑暗中讲了那么多故事，心底的浪漫梦想都被鼓动起来。从这方面说，这件事也许对我没有多少好处。但是，我在寝室里被当成开心果，备受宠爱；我也意识到，虽然我年纪最小，我讲故事的本领却在同学中传开了，引来了众人关注。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努力上进。在一个完全靠残暴手段运行的学校里，不管经营者是不是蠢货，学生都学不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总的来说，我们这帮学生同其他任何学校的学生一样，都是一群白痴。他们受到太多的烦扰和责打，根本无心学习。他们不能好好学习，就像始终生活在不幸、折磨和忧虑之中的人必定一事无成一样。然而，不知为什么，我那一点儿虚荣心，还有斯蒂尔福思对我的帮助，却激励我不断进步。在校期间，虽然我所受的惩罚并未因此减轻多少，但在踏踏实实、零零星星地吸取知识方面，我却成了所有学生中的例外。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梅尔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喜欢我，我想起这一点就非常感激。斯蒂尔福总是蓄意毁谤他，不放过任何伤害他感情或者唆使他人这样做的机会。每次看到这些，我就心如刀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当苦恼，因为我很快就把梅尔先生带我去见那两个老太太的事告诉了斯蒂尔福思。我已经无法再对斯蒂尔福思保守任何秘密，就像我无法不同他分享蛋糕或者其他任何有形之物一样。我一直担心他把这事张扬出去，并借此嘲笑梅尔先生。
我敢说，我到伦敦的头天早晨，我吃完早餐，然后在孔雀翎子的阴影下伴着笛声入睡时，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把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带进救济院会招致什么后果。但那次拜访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且还相当严重。
有一天，克里克尔先生因身体微恙未能到校，全校自然洋溢着欢快喜庆的气氛，早晨上课时闹得沸反盈天。学生们如释重负，得意扬扬，变得很难约束。虽然可怕的滕盖拖着木腿进了教室两三次，记下了闹得最凶的学生的名字，但吵嚷并没怎么被压制下去。因为学生们知道，不管干什么，明天都会惹上麻烦，倒不如想开一点儿，索性今天玩个痛快。
准确地说，那天是礼拜六，本来就要放半天假。但是，如果到运动场去，吵闹就会惊动克里克尔先生，而天气也不适合外出散步，所以下午我们被勒令留在教室里，做临时安排的功课，比平时轻松一些。那天是每个礼拜夏普先生外出烫假发的日子，所以只有梅尔先生独自留在学校里管学生，因为不论什么苦差，向来都由梅尔先生承担。
像梅尔先生那样温和的人，是很难让人联想到牛或熊的，但那天下午，当喧闹达到顶点时，我不由得想到，他就像是一头遭到上千条狗围攻的牛或熊。我记得，他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支撑着疼痛欲裂的脑袋，俯身在桌上看书，努力在那片足以令下议院议长头晕目眩的喧嚣中，继续进行无聊的工作，那样子悲惨极了。学生们在自己的座位上跑进跑出，和同学玩“抢座位”游戏。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放声唱歌，有人谈天说地，有人蹦来跳去，有人嗷嗷乱叫，有人拖着脚慢腾腾地走，有人围着他打转，龇牙咧嘴，挤眉弄眼，在他的背后或者面前模仿他—模仿他的穷酸样，模仿他穿靴子，模仿他穿外套，模仿他母亲。他身上所有本该怜悯的地方，他们都在模仿。
“安静！”梅尔先生突然站起身，用书敲着桌子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真让人受不了。都快把人逼疯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同学们？”
他用来敲桌子的那本书是我的。我站在他身边，跟随他的目光扫视教室，只见所有学生都停止了打闹，有几个猛然一惊，有几个略带惧色，还有几个或许感到了愧疚。
斯蒂尔福思的座位在最深处，就是这间长教室的另一头。梅尔先生看他的时候，他正懒洋洋地靠墙而立，手插口袋，回望着梅尔先生，噘着嘴，像在吹口哨。
“安静，斯蒂尔福思先生！”梅尔先生说。
“该安静的是你！”斯蒂尔福思涨红了脸，说，“你在跟谁讲话？”
“坐下！”梅尔先生说。
“该坐下的是你，”斯蒂尔福思说，“别多管闲事。”
有人扑哧一笑，有人拍手叫好，但看到梅尔先生脸色煞白，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下来。有个从梅尔先生背后冲出来的学生，本来打算再次模仿他母亲，现在也改变了主意，装出要修笔的样子。
“要是你认为，斯蒂尔福思，”梅尔先生说，“我不知道你对这里的每个人有多大影响，”他不知不觉（这是我猜的）把手放在我头上，“或者认为我没有看见你刚才教唆比你小的同学用各种方式侮辱我，那你就错了。”
“我才不会为你费神呢，”斯蒂尔福思冷冷地说，“所以，我恰恰没有错。”
“你利用你在这里得宠的地位，先生，”梅尔先生接着说，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侮辱一位绅士—”
“一位什么？—他在哪里？”斯蒂尔福思说。
这时有人高喊：“可耻呀，詹·斯蒂尔福思！你太坏了！”发声的是特拉德尔斯，但梅尔先生立刻打断了他，叫他不要多嘴。
“—侮辱一个生活不幸的人，先生，这人可从没得罪你。你这么大了，又这么懂事，应该明白没有理由侮辱这样的人。”梅尔先生说，嘴唇抖得愈发厉害了，“你干了一件卑鄙下流的事。要坐要站，随你的便，先生。科波菲尔，继续做功课吧。”
“小科波菲尔，”斯蒂尔福思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等一下。我要把话跟你一次说清楚，梅尔先生。如果你胆敢用‘卑鄙下流’之类的字眼骂我，那你就是个厚颜无耻的乞丐。你一直都是乞丐，这你是知道的。但你要是那样骂我，你就是个厚颜无耻的乞丐了。”
我记不清当时是他要动手打梅尔先生呢，还是梅尔先生要动手打他，抑或双方都有动手的意思。我看见全校学生都僵住了，仿佛一个个都变成了石像。我还发现，克里克尔先生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旁边跟着滕盖，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则在门口向里张望，似乎被吓坏了。梅尔先生两肘支在桌上，脸埋在手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子。
“梅尔先生，”克里克尔先生摇着他的胳膊说，校长这时的低语足够清晰，滕盖觉得没必要再重复一遍，“我想，你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吧？”
“没忘记，先生，没忘记。”那位教师答道，抬起脸，摇着头，十分不安地搓着手，“没忘记，先生，没忘记。我记得我自己的身份，我—我没忘记，克里克尔先生，我没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我记得我自己的身份，先生。我……我……我倒希望您早点儿想起我呢，克里克尔先生。那……那……那就更仁慈了，先生，也更公道了，先生。那能帮我省去很多麻烦，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紧盯着梅尔先生，手扶住滕盖的肩膀，站上身边的长凳，坐到课桌上。克里克尔先生在宝座上又瞪了梅尔先生一会儿，见他依然摇头搓手，极度不安，这才转头对斯蒂尔福思说：“好吧，既然梅尔先生不肯屈尊告诉我，那就请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先生。”
有那么一小会儿，斯蒂尔福思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只是默不出声地用鄙夷和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对手。我记得，就连在那样的间隙，我也不禁想到，斯蒂尔福思看上去是多么高尚优雅，而相形之下，梅尔先生是多么平庸龌龊。
“那他说我得宠是什么意思？”斯蒂尔福思终于开口道。
“得宠？”克里克尔先生重复道，脑门子上青筋暴起，“谁说你得宠？”
“他说的。”斯蒂尔福思说。
“请你说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克里克尔先生怒不可遏地转向他的助手，质问道。
“我的意思是，克里克尔先生，”梅尔先生低声答道，“正像我说过的那样，任何学生都无权利用他得宠的地位来侮辱我。”
“侮辱你？”克里克尔先生说，“我的天哪！请允许我问问，你这位叫什么来着的先生，”说到这里，克里克尔先生拿着藤条双臂抱胸，双眉紧锁，以至于眉毛下的小眼睛都几乎不见了，“你说‘得宠’这话的时候，对我表现出适当的尊重了吗？对我，先生，”克里克尔先生说，突然把头朝梅尔一伸，然后又缩回来，“对这里的校长，对你的雇主，你可曾尊重？”
“我愿意承认，那样的话并不明智。”梅尔先生说，“如果我头脑冷静，是不会这样说的。”
这时，斯蒂尔福思突然插话。
“后来他说我卑鄙，还说我下流，然后我就骂他是乞丐。如果我头脑冷静，也许我就不会骂他是乞丐。可是我骂了，我已经准备好承担相应的后果。”
我也许根本没考虑他有什么后果要承担，所以听了他这番慷慨陈词，我激动得满脸通红。这番话给别的学生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们中间传出一阵轻微的**，尽管谁都没有说话。
“我很吃惊，斯蒂尔福思—虽然你的坦率令人钦佩。”克里克尔先生说，“当然令人钦佩—我得说，我很吃惊，斯蒂尔福思，你竟然将‘乞丐’这一侮辱性词语用在塞勒姆学校花钱雇用的人身上，先生。”
斯蒂尔福思哈哈一笑。
“这可算不上回答了我的话，先生。”克里克尔先生说，“我对你的期待不止于此，斯蒂尔福思。”
如果说在我的眼里，梅尔先生在这位英俊少年面前显得平庸龌龊的话，那克里克尔先生就平庸龌龊得难以形容了。
“那就让他来否认吧。”斯蒂尔福思说。
“否认自己是个乞丐，斯蒂尔福思？”克里克尔先生喊道，“哎呀，他要去哪里要饭？”
“就算他本人不是乞丐，他有个近亲却是。”斯蒂尔福思说，“这没什么两样。”
他瞥了我一眼，梅尔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满脸通红，惭愧难当，抬起头来，但梅尔先生直勾勾地望着斯蒂尔福思。他继续温柔地拍打着我的肩膀，眼睛却看着斯蒂尔福思。
“既然你期待我做出解释，克里克尔先生，”斯蒂尔福思说，“期待我把话说清楚—那我就只好说出来了：他母亲住在救济院里，靠施舍度日。”
梅尔先生依然盯着他，依然温柔地拍着我的肩膀。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低声自言自语道：“不错。我想是有这么回事。”
克里克尔先生的眉毛拧成一团，勉强维持着礼貌的态度，转身问他的助理：“现在你听到这位先生说的话了吧，梅尔先生？请你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纠正他的说法。”
“他说得对，先生，无须纠正。”梅尔先生在一片死寂中回应道，“他说的是事实。”
“那就请你当众宣布，”克里克尔先生说，把脑袋一歪，眼珠子在学生身上乱转，“我此前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您并不知道这件事。”他答道。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克里克尔先生说，“对不对，伙计？”
“就我所知，您从不认为我的生活境况很好。”他的助手答道，“我在这儿现在是什么情况，过去是什么情况，您是很了解的。”
“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克里克尔道，额头上的青筋涨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粗大，“那你就完全不适合一直从事这份工作。你错把这里当成慈善学校了。梅尔先生，请你另谋高就吧，越快越好。”
“现在走就是最好的。”梅尔先生答道，站起身来。
“先生，那就请便吧！”克里克尔先生说。
“我这就向您告别，克里克尔先生，向你们所有人告别。”梅尔先生说，环视整间教室，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詹姆斯·斯蒂尔福思，我能留给你的最好祝愿是，希望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现在，我决不会将你视作我的朋友，或者我关心的人的朋友。”
他再次把手放在我肩上，然后从书桌里拿出笛子和几本书，将钥匙放进去，留给他的继任者，就这样夹着自己的所有财产走出了学校。克里克尔先生通过滕盖发表演说，感谢斯蒂尔福思维护了塞勒姆学校的独立和尊严（虽然手段或许过于激烈）。演说结束时，他同斯蒂尔福思握了握手，我们还发出了三声欢呼—至于为什么会欢呼，我不太清楚，但我猜可能是为了斯蒂尔福思吧，于是也跟着热情地喊了三声，尽管心里其实很难过。接着，克里克尔先生用藤条抽了特拉德尔斯一顿，因为他发现这家伙不仅没有为梅尔先生的离去欢呼，反而在抹眼泪。打完之后，克里克尔先生就回沙发上或者**，或者刚才他来的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们学生了。我记得，当时大家面面相觑，茫然无措。我为自己在刚才发生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深感自责和悔恨，差点儿也哭起来。可我看到斯蒂尔福思老往我这边瞧，担心倘若我将难过的情绪表露出来，他也许会觉得我对他不友好—或者，我应该说，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距和我对他抱有的感情，他会觉得我对他不恭敬。斯蒂尔福思对特拉德尔斯非常生气，说看到特拉德尔斯挨打，他很快活。
可怜的特拉德尔斯，这时已经过了趴在桌子上生闷气的阶段，正同往常一样，借由狂画一通骷髅发泄情绪。他说他不在乎自己，只是梅尔先生确实受了欺负。
“谁欺负他了，你这丫头？”斯蒂尔福思说。
“哼，就是你。”特拉德尔斯答道。
“我干什么了？”斯蒂尔福思说。
“你干什么了？”特拉德尔斯反驳道，“你伤了他的心，还砸了他的饭碗。”
“伤了他的心！”斯蒂尔福思轻蔑地重复道，“我敢肯定，他的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的心跟你的可不一样，特拉德尔斯小姐。至于他的饭碗—他这个饭碗很宝贵，对不对？—你觉得我不会写信回家，设法给他弄点儿钱吗，波莉[2]？”
我们都认为，斯蒂尔福思的这个想法非常高尚。他的母亲是个寡妇，相当有钱，据说他提的任何要求，他母亲差不多都会满足。看到特拉德尔斯被驳得哑口无言，我们都高兴极了。斯蒂尔福思屈尊告诉我们，他是特意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才那样做的，而他的无私之举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恩惠。听到这些，我们简直将斯蒂尔福思捧上了天。
不过，我得说，当天晚上我摸黑讲故事的时候，梅尔先生的哀怨笛声似乎不止一次在我耳畔响起。最后，斯蒂尔福思倦了，我也躺在了**。我想象着梅尔先生不知在何处吹奏出凄婉的笛声，心中特别难受。
我满脑子都是斯蒂尔福思，很快就把梅尔先生忘记了。原先梅尔先生教的一些课，斯蒂尔福思接着教，轻轻松松，跟玩票似的，甚至连课本都不用（我觉得，他似乎什么课本都背下来了）。后来，学校找到了一个新教师，他来自一所文法学校[3]。正式上任之前，有一天，他在客厅吃饭，被介绍给斯蒂尔福思。斯蒂尔福思对此人评价颇高，说他是“大好人”。尽管不清楚这代表他多有学问，我还是十分尊敬他，毫不怀疑他学识渊博，虽然他从不像梅尔先生那样在我身上下功夫—这并不是说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非得对我下功夫。
在那个学期，除了日常学校生活，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天下午，克里克尔先生恶狠狠地挥舞着藤条左右出击，我们被折磨得头昏脑涨。这时滕盖走进教室，用平常那种粗大嗓门叫道：“科波菲尔，有人找！”
他同克里克尔先生交谈了几句，说的无非是来者是谁、带他们去哪个房间之类。我按规矩，一听到有人找就站起来，惊讶得差点儿晕过去。然后他们就吩咐我从后楼梯出去，换一条干净的衬衫褶边，再去餐厅。这些命令，我都照做了。我那幼小的心灵还从未如此忐忑不安。走到客厅门口，我忽然想到，来者或许是我母亲—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是默德斯通先生或默德斯通小姐—于是我收回了抓住门把手的手，停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
我一开始没看到任何人，但又觉得似乎有人顶着门，便转头向门后看去，然后惊讶地发现，是佩戈蒂先生和哈姆。他们手拿帽子，一面冲我低头致意，一面靠着墙挤来挤去。我不禁笑起来，但我笑是因为见到他们很高兴，而不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滑稽。我们非常热情地握手，我笑啊，笑啊，直到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来擦眼泪。
佩戈蒂先生（我记得，他在见到我的这段时间一直笑得合不拢嘴）见我那样，很是担心，便用胳膊肘碰了碰哈姆，让他说点儿什么。
“开心点儿，大卫少爷！”哈姆憨憨地笑着说，“哎呀，你长大了嘛！”
“我长大了？”我边说边擦眼泪。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反正一见到老朋友，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长大了吗，大卫少爷？他可不是长大了嘛！”哈姆说。
他们相视而笑，逗得我又笑了，然后我们三个又一起大笑，直到我差点儿又哭起来。
“你知道我妈妈好吗，佩戈蒂先生？”我说，“还有我那亲爱的、亲爱的老佩戈蒂，她好吗？”
“非常好。”佩戈蒂先生说。
“小埃米莉呢？格米奇太太呢？”
“非常—好。”佩戈蒂先生说。
大家一时无话可说。为打破沉默，佩戈蒂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只特大的龙虾、一只巨大的螃蟹，还有一大帆布袋小虾，都堆在了哈姆的怀里。
“你瞧，”佩戈蒂先生说，“你跟我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吃饭喜欢配点儿开胃小菜，就自作主张给你带了点儿来。这都是那个老妈子煮的，是她，就是格米奇太太煮的，没错。”佩戈蒂先生慢吞吞地说。我想，他翻来覆去地说这个话题，似乎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好说：“我向你保证，这都是格米奇太太煮的。”
我表示了感谢。哈姆只是站在那儿，抱着那堆甲壳动物，腼腆地笑着，压根儿就没有帮他接话的意思。佩戈蒂先生看了看哈姆，说道：“我们啊，你知道，因为顺风顺水，就坐一条雅茅斯小帆船到格雷夫森德[4]来了。我妹妹写信告诉过我这地方的名字。她还说，要是我们到了格雷夫森德，一定要上这儿来见见大卫少爷，替她致敬问好，再告诉你，家里的人都很好。小埃米莉啊，你知道，我一回去，她就会给我妹妹写信，说我见到了你，你也非常好。这样一来，咱们就像旋转木马一样转了个圈儿。”
我不得不想了一下，才明白佩戈蒂先生打的这个比方的意思。他是指消息绕了一圈，全都传递到了。于是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说，我猜小埃米莉跟我们一块儿在海滩上捡贝壳和石子那会儿不一样了。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脸都红了。
“她就要长成大姑娘喽，没错，就快是大姑娘喽。”佩戈蒂先生说，“不信你问他。”
他是叫我问哈姆。哈姆怀里抱着那袋小虾，乐呵呵的，满脸灿烂的笑容，表明此话不假。
“她那个脸蛋哟！”佩戈蒂先生说，自己也红光满面。
“她那个学问哟！”哈姆说。
“她写的那个字哟！”佩戈蒂先生说，“哎呀，黑得就跟煤玉[5]似的！大得在哪儿都看得见。”
佩戈蒂先生想到他的小宝贝时那热情洋溢的样子，叫人看了欢欣无比。此时此刻，他仿佛又站在我面前，那须发浓密、粗豪坦率的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爱意与骄傲，这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诚实的眼睛炯炯有神，闪闪发光，仿佛眼睛深处有什么明亮的东西在翻腾。他宽阔的胸膛因为喜悦而起伏不停。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本来是松弛的，此时已热忱地握成了拳头。遇到表示强调的地方，他就把右臂一挥。在我这个小矮子看来，那就像是一把大锤子。
哈姆和佩戈蒂先生一样热诚。我敢说，要不是斯蒂尔福思冷不防走进来，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肯定还会讲好多关于小埃米莉的话。见我在角落里同两个陌生人交谈，斯蒂尔福思停下了嘴里的哼唱，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小科波菲尔！”（因为这个房间不是通常会见客人的地方）然后他就从我们面前经过，朝外走去。
这时我叫住了他。我不确定这是因为我为拥有斯蒂尔福思这样的朋友而骄傲，还是因为我急于解释我怎么会有佩戈蒂先生这样的朋友，才把他叫回来的。反正我谦恭地说—天哪，时隔这么多年，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请别走，斯蒂尔福思。这两位是雅茅斯的渔夫—都是非常和善的好人—他们是我保姆的亲戚，从格雷夫森德赶来看我的。”
“噢，是吗？”斯蒂尔福思转过身说，“很高兴见到他们。你们二位好吗？”
他的言谈举止给人以随和自然之感—那是一种愉快轻松的态度，毫不盛气凌人—我至今仍然相信，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我至今仍然相信，因为他风度翩翩，活力四射，嗓音悦耳，容貌俊秀，身材挺拔，说不定还要加上天生的吸引力（我想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吸引力），所以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魔力。屈服于这种魔力，乃是人性的弱点使然，没有多少人能抗拒。我一眼就看出，佩戈蒂先生和哈姆是多么喜欢他，转眼就对他敞开了心扉。
“佩戈蒂先生，”我说，“请你务必在信中转告我的家人，斯蒂尔福思先生对我很好，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在这儿该怎么过。”
“胡说！”斯蒂尔福思笑道，“你千万别对他们说这种话。”
“如果斯蒂尔福思先生哪天到了诺福克或萨福克[6]，佩戈蒂先生，”我说，“只要我在那儿，而且他也愿意，我一定带他去雅茅斯看你那座房子，你就放心好了。我敢说，你从没见过那样好的房子，斯蒂尔福思。那是用一条船改建的！”
“用一条船改建的，是吗？”斯蒂尔福思说，“像他这样地地道道的渔夫，住在那样的房子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是啊，先生。是啊，先生，”哈姆咧嘴笑道，“你说得对，小绅士。大卫少爷，这位先生说得对。地地道道的渔夫！哈哈！一点儿没错！”
佩戈蒂先生的高兴劲儿并不亚于他侄子，但他向来谦卑，不会在接受别人夸奖时大叫大嚷。
“嗯，先生，”他一面鞠躬，一面乐呵呵地把围巾两头往胸前的衣服里塞，“谢谢你，先生，谢谢你！我只是尽全力干好自己的营生罢了，先生。”
“就算是最能干的人，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佩戈蒂先生。”斯蒂尔福思说。他已经记住佩戈蒂先生的姓氏了。
“我敢打赌，你自己也是这样，先生。”佩戈蒂先生摇着头说，“你干得很好—好极了！谢谢你，先生。你对我们这么热情，我很感激你，先生。我很粗鲁，先生，但我也很爽快—至少，你明白，我希望自己很爽快。我那房子没什么看头，先生，但你要是跟大卫少爷上我那儿去的话，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我是只土牛儿，没错。”佩戈蒂先生说。他是指蜗牛，比喻自己走得很慢，因为他每说一句就打算走，但不知怎的又回来了。“祝你们二位健康，还有快乐！”
哈姆也表达了同样的祝福，然后我们在无比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同他们道别。那天晚上，我差点儿要跟斯蒂尔福思谈谈漂亮的小埃米莉。但我胆子太小，不敢提她的名字，也怕斯蒂尔福思笑我。我记得，我把佩戈蒂先生那句“她就要长成大姑娘了”反复琢磨了好久，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但我断定自己只是在胡思乱想。
我们偷偷把那些甲壳动物—佩戈蒂先生谦虚地称其为“开胃小菜”—搬到寝室里，当晚大吃了一顿。但特拉德尔斯却没有因为美味快活起来。他这人太倒霉了，就连像别人一样安安生生吃顿夜宵的福气都没有。他半夜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病因是吃了螃蟹。被灌了黑药水和蓝药片之后—据登普尔（他父亲是个医生）说，那药量足以整垮一匹马的身体—特拉德尔斯又挨了一顿鞭打，被罚背六章希腊文《新约》，因为他不肯招认病因。
除了这件事，那个学期其余的部分在我记忆中就是一团乱麻：我们每天都在奋斗、挣扎；夏天消逝，季节轮替；我们在寒冷的早晨被铃声叫醒，在凛冽的夜气中上床睡觉；晚上的教室烛光昏暗，炉火微弱，早晨的教室则如同一台颤抖的巨大机器；餐桌上不是炖牛肉就是烤牛肉，不是炖羊肉就是烤羊肉；一块块黄油面包、折角的教科书、裂缝的小黑板、泪痕斑斑的习字簿、挨藤条、挨戒尺、理发、下雨的礼拜天、羊油布丁，还有无处不在的肮脏墨迹。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遥远的假期就像一个一动不动的小黑点儿，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开始朝我们逼近，而且越来越大。起初是几个月几个月地数，然后是几周几周地数，再后来就是几天几天地数了。于是我担心起来，害怕家里不允许我回家。当我听斯蒂尔福思说，我家里已经通知让我回去之后，我又产生了一种朦胧的预感，觉得自己或许会在动身前摔断腿。终于，放假的日子加速到来，从下下周变为下周，从下周变为这周，从后天变为明天，从明天变为今天、今晚—于是我坐进前往雅茅斯的邮车，回家去了。
我在雅茅斯的邮车里时睡时醒，断断续续地梦见学校里的种种事情。但我中间醒来的时候，窗外已不再是塞勒姆学校的运动场，耳朵听到的也不再是克里克尔先生用藤条抽打特拉德尔斯的声音，而是车夫轻轻赶马的鞭声。
[1] 《一千零一夜》中给国王讲故事的王后。
[2] 当时女孩常用名。
[3] 相当于中学，主要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
[4] 英格兰东南部城市，位于伦敦东部泰晤士河畔，以“伦敦港之门”而闻名。
[5] 黑色矿物，质硬，可抛光用作饰物。
[6] 雅茅斯位于诺福克，萨福克则与其相邻，在其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