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活我过了大概一个月，木腿男人就开始提着拖布和水桶咚咚咚地四处转悠了。我由此推断，他在准备迎接克里克尔先生和学生返校。我猜得没错，因为不久拖布就伸进了教室，把我和梅尔先生赶了出去。有好几天，我们能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能怎么凑合过就怎么凑合过。这期间，两三个几乎从未露面的女人也来了，我们常常会妨碍人家干活儿。我们一直在被飞扬的尘土包围，害得我老打喷嚏，仿佛塞勒姆学校就是个巨大的鼻烟盒。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克里克尔先生当天晚上就会回到学校。傍晚用过茶点，我听说他已经回来了。睡觉以前，木腿男人就来带我去见他。
克里克尔先生在学校里的住处比我们的舒服多了。他有一个令人惬意的小花园。看惯尘土飞扬的运动场之后再看这个花园，简直令人心旷神怡。那个运动场就是一片微型沙漠，除了双峰驼或单峰驼，没有谁会在那里感觉惬意。我战战兢兢地去见克里克尔先生，发觉走的过道也很舒适，但对我来说，似乎有这种感觉也是胆大包天。我被带进房间，来到克里克尔先生面前。因为过于局促不安，我竟然连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她们都在客厅）都没看见，也没留意别的什么东西，眼中只有克里克尔先生一人。他是一位胖乎乎的绅士，表链上挂着许多印章[1]。他坐在扶手椅里，身旁放着一个玻璃酒杯和一个酒瓶。
“啊！”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位需要锉锉牙齿的年轻先生吧！把他转过去。”
木腿男人把我转过去，让牌子正对着克里克尔先生。等木腿男人好好端详一番后，木腿男人又把我转过来，面对克里克尔先生，自己则站在他身旁。克里克尔先生脸庞通红，小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额头青筋暴起，鼻子很小，下巴很大。他秃了顶，只剩些稀稀拉拉、刚开始变白的头发，看上去湿漉漉的，从两鬓往中间梳，交叉着盖在额头上。但他整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声音嘶哑低沉，就像在说悄悄话。因为他说话相当费劲，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说话太虚弱，所以他一开口，那本就愤怒的表情便显得愈发愤怒，暴起的青筋也胀得愈发粗大。如今回想起来，我把这当成他的主要特征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嗯，”克里克尔先生道，“关于这个学生的情况，有什么需要报告的吗？”
“他还没犯什么错，”木腿男人答道，“他还没得到机会哩。”
我觉得克里克尔先生听到这话大失所望，但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我这时才瞥见她们，她们全都身材苗条，寡言少语）并没有失望。
“过来！”克里克尔先生冲我招手道。
“过来！”木腿男人说，也跟着招了招手。
“我有幸认识你的继父，”克里克尔先生一把揪住我的耳朵，低声说，“他是一个可敬的人，性格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嗯？”克里克尔先生说，开玩笑似的狠狠揪了下我的耳朵。
“还不了解，先生。”我说，疼得直往后缩。
“还不了解？嗯？”克里克尔先生重复道，“但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嗯？”
“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嗯？”木腿男人重复道。后来我发现，克里克尔先生跟学生说话的时候，木腿男人往往会高声复述一遍，充当传话筒。
我吓得魂飞魄散，说如果他高兴，我也希望很快了解他。对话期间，我都觉得耳朵火辣辣的—他揪得太用力了。
“我来告诉你我是什么人吧。”克里克尔先生低声说，总算松开了我的耳朵。但在松开之前，他死命拧了一把，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是鞑靼人[2]。”
“鞑靼人。”木腿男人说。
“我说要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什么。”克里克尔先生道，“我说让谁做什么，谁就要做什么。”
“—让谁做什么，谁就要做什么。”木腿男重复道。
“我性格坚定，”克里克尔先生说，“我就是这种人。我尽职尽责，我做的就是这种事。我的亲骨肉，”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克里克尔太太，“如果反抗我，那他就不是我的亲骨肉。我就会抛弃他。那个家伙，”他问木腿男人，“又来过没有？”
“没有。”木腿男人答道。
“没有？”克里克尔先生说，“他还算知趣。他了解我。就让他躲得远远的去吧。我说，让他躲得远远的去吧。”说着，克里克尔先生往桌子上一拍，盯着克里克尔太太，“因为他了解我。现在，你也开始了解我了，年轻的朋友。你可以走了。带他出去。”
听到他命令我离开，我很开心。因为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都在抹眼泪，我不仅为自己，也为她们感到难过。但我心里还有一个请求，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忍不住说了出来，真不知自己当时哪来的勇气：“对不起，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低声说：“啊！你要干什么？”他灼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仿佛要把我烧成灰一样。
“对不起，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可不可以—我真的为我做过的错事感到非常抱歉，先生—可不可以在学生返校之前，把我身上这块牌子摘下来—”
话音未落，克里克尔先生便嗖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是真想打我，还是只想吓唬我，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不等木腿男人带路，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寝室。发现没人追我，我便上床睡觉，因为就寝时间已经到了。我躺在**哆嗦了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夏普先生回来了。他是教学主任，地位比梅尔先生高。梅尔先生跟学生一起用餐，而夏普先生同克里克尔先生共进午餐和晚餐。我觉得这位先生看上去无精打采，弱不禁风。他鼻子很大，脑袋总是偏向一边，仿佛太重，抬不起来似的。他的头发非常光滑卷曲，但头一个返校的学生告诉我，那是假发（而且还是二手的，那个学生说）。夏普先生每个礼拜六下午都要出去烫发。
向我提供这份情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汤米·特拉德尔斯。他是头一个返校的学生。他自我介绍时说，我可以在大门右上角的顶闩上方找到他的名字。于是我说：“特拉德尔斯？”他回答：“不错。”然后，他就要我把我自己和我家的情况详细说给他听。
对我来说，特拉德尔斯第一个返校实属幸事。他太喜欢我那块牌子了。每个学生，无论大小，只要一返校，他就会立刻这样介绍我：“快看！多好笑啊！”如此一来，我也不必为该藏牌子还是亮牌子左右为难了。还有一件事值得庆幸，大部分返校的学生垂头丧气，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热衷于取笑我。确实有些学生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围着我跳舞，其中大多数还经不住**，把我当成一条狗，一边拍我摸我，以免我咬他们，一边说：“躺下！”还给我起了个狗名，叫“大壮”。在如此多陌生人中间，这自然使我不知所措，流了不少眼泪，但总的来说，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然而，直到詹·斯蒂尔福思返校之后，我才算是正式入了学。他以见多识广著称，长相十分英俊，至少大我六岁。我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像见到了治安法官一样。在运动场上的一个棚子底下，他询问了我受罚的详情，然后乐呵呵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这“简直是胡闹”。就因为这句话，我从此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有多少钱，科波菲尔？”他用那几个字对我的事下了结论之后，同我并肩而行时问道。
我告诉他，我有七先令。
“你最好把钱交给我来保管。”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这样做。不愿意的话就不必了。”
我连忙采纳了他这一友善的建议，打开佩戈蒂给我的钱包，口朝下，底朝上，把钱全都倒进他手里。
“现在你想花钱买点儿什么吗？”他问我。
“不想，谢谢。”我答道。
“要知道，你要是想花就可以花，”斯蒂尔福思说，“尽管开口。”
“不想，谢谢，先生。”我再次说道。
“也许过会儿到了寝室，你会想花一两个先令，买一瓶红醋栗酒？”斯蒂尔福思说，“我发现我们住同一个寝室呢。”
我以前当然没想过买酒的事，但我还是说：“是的，我想买那个东西。”
“很好，”斯蒂尔福思说，“我猜，你也会乐意再花一两个先令买杏仁饼吧？”
我说：“不错，我也想买那个东西。”
“再花一两个先令买饼干，花一个先令买水果，嗯？”斯蒂尔福思说，“我说，小科波菲尔，你真是花钱如流水呀！”
他微微一笑，我也跟着笑了，其实我心里还有点儿不安。
“哎！”斯蒂尔福思说，“咱们得尽可能花好这笔钱，这是关键。我会尽全力帮助你。我可以随意外出，把食物偷偷运进来。”说到这里，他把钱塞进口袋，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不必担心。他会十分小心，不出差错。
他果然说到做到，没出差错。但我曾暗自怀疑，他说的“不出差错”似乎是大错特错—我担心他把母亲给我的两枚半克朗乱花掉，尽管我已经把包银币的纸珍藏了起来。我们上楼睡觉的时候，他把价值七先令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洒满月光的**，说道：“你瞧，小科波菲尔，你这是要办皇家盛宴啊！”
我当时那么小，又有他在身边，所以根本无法想象由我来主持宴会。一想到这个，我就双手颤抖。我请他替我主持，我的请求得到寝室内其他同学的赞同，于是他同意了，坐在我的枕头上，把珍馐美味分给大家—我得说，他分得十分公平—用一只没有脚的小玻璃杯分发红醋栗酒，那杯子是他自己的。我坐在他的左边，其余的人围着我们，坐在近旁的**或地板上。
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们坐在那里，低声交谈着；或者不如说，他们在交谈，我在恭恭敬敬地聆听。月光通过窗户，落在窗前，在地板上勾勒出一个淡淡的窗影。我们大多数人都处在黑暗中，只有当斯蒂尔福思想在桌上找什么东西、将一根火柴插入磷盒的时候[3]，才有一道蓝光照亮我们，但转眼便消失了！漆黑的房间，秘密的欢宴，从头到尾的悄声低语，当时那一切引发的神秘感，现在又不知不觉袭上我心头。我带着一种庄重、敬畏的模糊感觉，倾听他们告诉我的所有事。我为他们全都回到我身边而高兴。当特拉德尔斯假装看见墙角有鬼时，我吓坏了（虽然我假装在笑）。
我听到了关于学校本身和与学校有关的各种传闻。我听说，克里克尔先生自称鞑靼人并非毫无原因；他是所有教师中最严厉、最苛刻的；他每天都像骑兵一样冲入学生中间，左右开弓，挥鞭乱抽，毫不留情。除了拿鞭子打人，他什么也不懂，连全校最差的学生都不如（这是詹·斯蒂尔福思说的）。我还听说，很多年前，克里克尔先生只是萨瑟克区[4]的一个啤酒花小贩，后来破了产，花光了克里克尔太太的钱，才开始了办学校的生意。他们还告诉了我许多这样的事，我很纳闷他们都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那个木腿男人名叫滕盖，是个倔强的粗人，从前帮着克里克尔先生做啤酒花生意。学生们猜测，他在给克里克尔先生做事时断了腿，又帮他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知道他的秘密，所以才跟着克里克尔先生进了教育行业。听说全校除了克里克尔先生，连教师带学生，都被他视为天敌。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对人尖酸、恶毒。我又听他们说，克里克尔先生有一个儿子，跟滕盖合不来，本来也在学校里帮着做事。但有一次，因为学校对学生的惩罚太严厉，他向父亲表达了抗议。此外，听说他还反对父亲虐待母亲。因为这些，克里克尔先生把他逐出了家门。此后，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便处境悲惨，郁郁寡欢。
不过，关于克里克尔先生，我听到的最奇怪的事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从不敢碰一根指头，那学生就是詹·斯蒂尔福思。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斯蒂尔福思本人也承认，还说他倒想看看克里克尔先生冲他动手呢。一个性情温和的学生（不是我）问他，如果他真的看到克里克尔先生冲他动手怎么办。斯蒂尔福思故意把一根火柴插入磷盒，好让他回答时有光照着，然后说，首先，他会拿起总放在壁炉架上的那个七先令六便士买的墨水瓶，砸在克里克尔先生的额头上，把他打翻在地。听了这话，我们在黑暗中坐了好一阵子，大气都不敢出。
我还听说，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的薪水都少得可怜。同克里克尔先生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餐桌上既有热腾腾的肉，又有冷冰冰的肉，夏普先生总是会说他喜欢吃冷肉。这一点也得到了詹·斯蒂尔福思的证实，因为他是唯一的客厅寄宿生[5]。我听说，夏普先生的假发大小并不合适；他大可不必那样“耍威风”—有人说那是“穷嘚瑟”—因为从后面就能把他本人的红发看得一清二楚。
我听说，有一个煤商的儿子，以煤账抵学费来读书，因此被叫作“汇兑”或“易货”，这是从算术书里选出来的词，用来说明这种安排。我听说，饭桌上的啤酒是从学生家长那里抢夺过来的，布丁则是强征上来的。我听说，全校学生都认为克里克尔小姐爱上了斯蒂尔福思。当时我坐在黑暗中，想到斯蒂尔福思悦耳的声音、俊美的容貌、潇洒的风度、卷曲的头发，我认为，克里克尔小姐是很有可能爱上他的。我听说，梅尔先生不是坏人，只是穷得连六便士也掏不出来。他母亲梅尔老太太无疑也是穷得跟约伯一样[6]。于是，我想到了那顿早餐，还有那句像是“我的查理”的呼唤。不过，我一直对那件事守口如瓶，现在想来颇感欣慰。
宴会结束后，我又听了好一阵子这些故事，还有别的许多故事。大多数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就立刻上床睡觉了，只有我们几个人，衣服也没脱完，继续说的说，听的听，熬到最后才上床。
“晚安，小科波菲尔，”斯蒂尔福思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你太好啦！”我满心感激地答道，“我真的很感激你。”
“你没有姐妹什么的吧？”斯蒂尔福思打着哈欠说。
“没有。”我答道。
“真可惜，”他说，“你要是有个姐妹什么的，她准是个漂亮害羞、娇小可人、眼睛明亮的姑娘。我会很想结识她的。晚安，小科波菲尔。”
“晚安，先生。”我答道。
我记得，我上床以后想了他好久，还抬起身子去看躺在月光中的他。只见他那张俊俏的面庞朝上仰着，头舒舒服服地枕在胳膊上。他在我眼中是个权势煊赫的人物，这当然就是我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月光下，朦胧的未来没有在他身上投下一丝阴影。我梦中终夜徘徊的花园里，也没有他的半点儿足迹。
[1] 这里的印章是一种刻有图案的小金属物体，用于在信件的封蜡上留下印记。
[2] 中世纪进入西亚和东欧的突厥和蒙古部落成员，后泛指凶猛的人。
[3] 当时欧洲使用的一种磷盒火柴，包括一根一头蘸有硫黄的细棒和一小瓶磷，取火时，把细棒插入装有磷的小瓶内再抽出，火柴头就会在空气中自燃。
[4] 或译南华克区，英国伦敦中心的一个地区，北面紧临泰晤士河，是伦敦最古老的地区之一。
[5] 18—19世纪英国寄宿学校中的一类特殊寄宿生，通常是父母双亡或家庭富有的孩子，由校长负责照顾，虽然和其他学生一起上课，却在生活上拥有特殊待遇，不仅可以同校长一家吃饭，还拥有自己的客厅。
[6] 根据《圣经·旧约·约伯记》，约伯是一位富有而虔诚的地主，上帝为了考验他的信仰，令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并受到各种疾病和不幸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