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记述的故事已近尾声。但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特别突出，每次回想起来都非常开心。这件事若不写下来，我编织的叙事之网就有一根线头没有结好。
我名利双收，家庭美满，已经度过十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一个春天的晚上，阿格尼丝和我坐在我们伦敦家中的壁炉旁，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在房间里玩耍，这时仆人通报说，有一位陌生访客求见。
仆人曾问那位访客是否为业务而来，那人回答不是，说他远道而来，就是想来看我。仆人说，那是一位老者，看样子像个农夫。
这话在孩子们听来相当神秘，很像他们最爱听阿格尼丝讲的一个故事的开头，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痛恨所有人的邪恶老妖怪上场，于是孩子们中间爆发了一阵**。我们的一个儿子把头趴在母亲大腿上，以躲避伤害；小阿格尼丝（我们最大的孩子）把她的玩偶放在椅子上代替她，自己则跑到窗帘后面，从窗帘缝里探出一头金色鬈发，观察动静。
“让他来这里吧。”我说。
不一会儿，一个身体硬朗、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过来，在昏暗的门口停住了脚步。小阿格尼丝受他样貌的吸引，跑过去领他进来。我还没看清他的脸，我妻子就一跃而起，用欣喜若狂的声音对我喊道：“是佩戈蒂先生！”
果然是佩戈蒂先生。他已经步入迟暮之年，但仍然面色红润、精神抖擞、身体强健。一开始的激动过去以后，他坐到壁炉前，把孩子抱在膝头，火光照亮他的脸，我觉得我从未见过哪位老人像他这般精力旺盛、身强力壮、俊朗矍铄。
“大卫少爷—”他说。这熟悉的声音说出这熟悉的称呼，听上去是那么顺耳！“我又见到你，见到你和你忠实的好太太在一起，真是叫人开心呀！”
“的确叫人开心，老朋友！”我大声说。
“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佩戈蒂先生说，“看看这些小花朵！哎呀，大卫少爷，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只有这里最小的孩子一般高哩！埃米莉也差不多高，我们那个可怜的小子也只是个小子！”
“从那以后，时光带给我的变化比带给你的大多了。”我说，“不过，还是让这几个可爱的小淘气上床睡觉去吧。既然你回到英格兰，就必须在我这里落脚。告诉我，到哪里去取你的行李—不知道跟你跋山涉水的那个黑黑的旧油布袋是否也在其中—我好派人去取，然后我们就一边喝雅茅斯掺水烈酒，一边畅聊这十年里发生的事！”
“你一个人来的吗？”阿格尼丝问。
“是的，夫人，”他吻了下她的手，说道，“就我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怎样表达对他的欢迎之情，只好让他坐在我们俩中间。听到他那熟悉的口音，我差点儿以为他仍在长途跋涉，寻找他的宝贝外甥女。
“到这儿来走了好远，”佩戈蒂先生说，“四面八方都是水。待几个礼拜就得回去。但我习惯了水，特别是咸水。朋友很宝贵，我便来相会—竟然押上韵了。”佩戈蒂先生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说道，“我可没打算作诗呀。”
“千里迢迢地来一趟，这么快就要回去吗？”阿格尼丝说。
“是的，夫人。”他答道，“我来之前就答应了埃米莉。你知道，岁月不饶人，我不会越来越年轻。要是我这次不来，说不定就再也来不成了。我一直惦记着，一定要在老得走不动之前，来看看大卫少爷，看看温柔美丽的你，看看你们婚后的幸福日子。”
他盯着我们反复端详，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阿格尼丝笑着把他散开的几缕白发撩到后面，好让他看得更清楚。
“现在，”我说，“把你们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们吧。”
他盯着我们反复端详，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阿格尼丝笑着把他散开的几缕白发撩到后面，好让他看得更清楚。（第866页）
“我们的情况，大卫少爷，”他回应道，“三言两语就能说完。我们没碰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日子过得挺顺利。我们一直都顺顺利利的。我们该怎么干活儿就怎么干活儿，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过得苦一点儿，但一直挺顺利的。无论是养羊还是养别的牲畜，是干这还是干那，我们都干得要多棒有多棒，好像上帝在保佑我们似的。”佩戈蒂先生虔诚地低下头说，“我们的日子一直都红红火火的。我的意思是，从长远来看。要是昨天不红火，那就今天红火；要是今天不红火，那就明天红火。”
“埃米莉怎么样？”阿格尼丝和我不约而同地问。
“埃米莉，”他说，“在你离开她以后，夫人—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荒野住下来以后，每次她晚上在帆布帘子后面祷告，我都会听见她为你祈祷—那天日落时分，她和我再也看不见大卫少爷以后，她一开始情绪十分低落。幸亏大卫少爷心好，想得周到，对我们隐瞒了那个消息，要不然，我看她准会消沉下去。不过，船上有些穷人生病了，她就去照料他们；还有些孩子跟我们同行，她也去照料他们。她就这样一路忙碌，做善事，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
“她是什么时候听到那个消息的？”我问。
“我听到那个消息之后，”佩戈蒂先生说，“又瞒了她差不多一年。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周围长着漂亮的树木，整个房子爬满了蔷薇，连屋顶都有。有一天，我在田里干活儿，忽然来了一个旅行家，是从英格兰诺福克或萨福克来的—我记不清是哪儿了—我们当然请他进来，招待他吃喝，热情欢迎他。殖民地那边的人都这样做。他随身带着一张旧报纸，还有别的一些印刷品，上面都提到了那场暴风雨。她就是这样知道的。晚上我回到家，就发现她已经知道了。”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脸上满是我熟悉的那种严肃神情。
“听到那个消息之后，她变化大吗？”我们问。
“是的，很长时间都像变了个人似的。”他摇头道，“直到最近才好转。我觉得，住在偏僻的地方对她是有好处的。而且，她要花好多心思去养鸡养鸭什么的，就这样一面操心着鸡鸭，一面熬了过来。你要是现在见到了我的埃米莉，大卫少爷，”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怀疑你都认不出她来！”
“她变化这样大吗？”我问。
“我不知道。我天天见她，看不出变化来。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她变了许多。身材瘦小，”佩戈蒂先生望着炉火说，“面容憔悴；温柔的蓝眼睛里透着哀愁；五官精致；漂亮的脑袋微微低垂；说话细声细气，举止文文静静—几乎算是胆怯了。这就是埃米莉！”
他坐在那里，依然注视着火，我们则默默看着他。
“有人认为，”他说，“她的感情所托非人；有人认为她是个寡妇。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嫁给好人家，但她对我说：‘舅舅，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可一有外人来，她就躲开了。她喜欢大老远地跑去教孩子，或者照顾病人，或者帮助年轻姑娘准备婚礼—她帮着准备了许多婚礼，但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她一心疼爱她的舅舅，老老少少都喜欢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来找她。这就是埃米莉！”
他伸手抹了一把脸，轻轻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不再看炉火。
“玛莎还跟你们在一起吗？”我问。
“玛莎呀，”他答道，“第二年就结婚了，大卫少爷。有个在农场干活儿的小伙子，赶着他主人的大车去集市，每次都经过我们那里—来回要走五百多英里呢—他提出要娶玛莎做老婆—老婆在那个地方可是非常稀缺哩—后来他们俩就在荒野里安家了。她之前还让我把她的真实情况告诉那个小伙子，我照办了。他们结了婚，住的地方方圆四百英里以内都只听得见他们自己的声音和鸟鸣声。”
“格米奇太太呢？”我问。
这问题似乎戳中了佩戈蒂先生的笑穴，他突然哈哈大笑，双手上下搓腿，就像在早已搁浅的老船屋里遇到开心事时常做的一样。
“信不信由你！”他说，“哎呀，竟然有人向她求婚哩！有个船上的厨师也做了移民，大卫少爷，就是他向格米奇太太求婚来着。如果没这回事，就让我遭‘天劈’好了—我没法说得更清楚了！”
我从没见阿格尼丝笑得那样厉害。佩戈蒂先生这一阵突然的狂喜也让她心花怒放，大笑不已。她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眉开眼笑，佩戈蒂先生就更是欣喜若狂了，越发起劲地搓起腿来。
“格米奇太太怎么说？”我平静下来之后问。
“你猜怎么着，”佩戈蒂先生答道，“格米奇太太没有说‘谢谢，我很感激你，但我都这把年纪了，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而是拎起旁边的一只水桶，扣到那个船上厨师的头上。他大呼救命，我连忙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佩戈蒂先生又捧腹大笑起来，阿格尼丝和我也陪着他笑。
“不过，我得为那个好人说句公道话。”我们笑得精疲力竭之后，他抹了把脸，接着说道，“她走之前说过要做的事，她全都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多。像她那样心甘情愿、老老实实、真诚帮忙的女人，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了，大卫少爷。我觉得，她从没感到孤苦伶仃，一分钟都没有，就连刚到殖民地、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也没有。我向你担保，离开英格兰之后，她再没想起过她那死去的老头子！”
“好啦，下面来谈谈最后一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位，米考伯先生吧。”我说，“他已经还清了在这儿欠下的所有债务—就连开给特拉德尔斯的期票也兑付了，你记得吧，亲爱的阿格尼丝—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混得不错。有他最近的消息吗？”
佩戈蒂先生笑眯眯地把手伸进胸前口袋，掏出一个扁平纸包，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张模样古怪的报纸。
“你要明白，大卫少爷，”他说，“因为我们有钱了，就离开了荒野，一直搬到了米德尔贝港，我们觉得那里也算是个镇子了。”
“在荒野生活的时候，米考伯先生离你们不远吧？”我说。
“哎呀，没错，”佩戈蒂先生说，“他也在荒野里全心全意地工作。我从没见过哪个体面人像他那样全心全意地工作。我见过他那颗秃头在太阳底下汗水直冒，大卫少爷，真担心他的脑袋会被晒化呢。现在他是治安法官了。”
“治安法官，嗯？”我说。
佩戈蒂先生指着《米德尔贝港时报》上的一段文字，我将其高声朗读出来：
为庆祝我们著名的殖民地同胞和本镇居民、米德尔贝港区治安法官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的卓越功勋，昨日在饭店大厅举办了盛大的公共宴会。大厅内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据估计，除去走廊和楼梯上的来宾，同时参与宴会者不下四十七人。米德尔贝港的淑女、名流和杰出人士云集于此，向德高望重、才华横溢、广受爱戴的米考伯先生表示敬意。梅尔博士（来自米德尔贝港殖民地塞勒姆文法学校）主持宴会，他右边就坐着那位尊贵的客人。餐后唱起了赞美诗《荣耀不要归与我们》（歌声优美，从中不难听出天才业余歌手小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银铃般的嗓音）。然后，大家照惯例多次举杯，向祖国献上忠诚和热忱。众人无不慷慨激昂，如痴如狂。接着，梅尔博士**万丈地发表演说，提议：“为我们的贵宾、本镇的光荣干杯。但愿他永不离开我们，除非另有高就。但愿他在我们这里就能成就伟业，无须去别处高就！”语毕，众人欢呼雷动，热烈的气氛难以言表。声浪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犹如滚滚波涛。最后，全场鸦雀无声，米考伯先生起身致答谢词。敝报目前相对人才匮乏，无力详尽刊载这位尊贵的本镇居民流畅、优雅、华丽的发言！在此仅做简单介绍：那是一篇杰出的演说，其中好几段详尽追溯了他事业成功的根本，告诫年轻听众，千万不要背负无力清偿的债务。言辞真诚恳切，在场者听后，即便最坚强的人也不免潸然泪下。随后，他逐一向以下诸位祝酒：梅尔博士、米考伯太太（她在侧门优雅鞠躬致谢，旁边有一群站在椅子上的美人一齐见证盛况，并为其增色）、里杰·贝格斯太太（从前的米考伯小姐）、梅尔太太、小米考伯·威尔金斯先生（他打趣说自己无法用语言答谢，请求大家允许他用高歌一曲代替，逗得众人捧腹大笑）、米考伯太太的娘家人（不用说，他们在祖国声名卓著），等等。宴会结束后，餐桌像被施了魔法般迅速消失，腾出空地，准备跳舞。忒耳西科瑞[1]的信徒尽情狂欢，直到太阳神发出警告才散场。众舞者当中，小威尔金斯·米考伯先生与梅尔博士美丽可爱又多才多艺的四女儿海伦娜小姐尤其引人注目。
我回去看梅尔先生的名字。他从前给米德尔塞克斯郡治安法官当助理，穷困潦倒，现在境遇好多了，我真为他高兴。这时，佩戈蒂先生又指着报上的另一处要我看，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读道：
致著名作家大卫·科波菲尔先生
亲爱的先生：
自从上次有幸与你当面相见，已经过去多年。而在当今文明世界，许多民众都憧憬着能一睹你的风采。
不过，亲爱的先生，虽然我与年轻时的朋友及伙伴无法亲密往来（这是我无法左右的环境因素导致的），却从未忘记关注你在事业方面的腾飞，我也从未因为“远隔大海重洋”[2]（彭斯诗）而缺席你为我们呈现的精神盛宴。
所以，在我们共同敬重钦佩之人回国之际，亲爱的先生，我不能不借此机会，代表我本人，并冒昧地代表米德尔贝港的全体居民，公开感激你施与的恩惠。
勇往直前吧，亲爱的先生！你在此地绝非无人知晓，也绝非无人欣赏。虽然我们“远隔重洋”，但没有“举目无亲”“郁郁寡欢”，也没有（我得补充一句）“举步维艰”[3]。勇往直前吧，亲爱的先生，愿你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至少米德尔贝港的居民都心怀喜悦、欢乐和受教之心，盼望着看到那一天！
只要我一息尚存，在地球这部分仰望你的众多眼睛当中，就必然有一双明眸属于—
治安法官
威尔金斯·米考伯
我浏览了报上的其他内容，发现米考伯先生是该报的一位勤奋并受尊重的通讯员。同一份报纸上，还刊登了他的另一封信，写的是某座桥梁。另有一则广告，说他的书信集即将出版，装帧精美，“增补颇多”。此外，如果我没有猜错，那篇社论也出自他的手笔。
佩戈蒂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又有好几个夜晚，我们聊了许多米考伯先生的事。逗留英格兰期间，佩戈蒂先生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妹妹和我姨婆都到伦敦来看望了他。他坐船回去的时候，阿格尼丝和我到船上为他送行—这是我们在这世上最后一次为他送行。
但在动身之前，他和我一起去了雅茅斯，去看我在教堂墓地给哈姆立的小墓碑。我应他的请求为他抄写朴素的碑文时，见他弯下腰，从坟头拔了一束草，抓了一把土。
“给埃米莉的。”他一边说，一边将土和草揣进怀里，“我答应过她，大卫少爷。”
[1] 希腊神话中主管抒情诗和舞蹈的女神。
[2] 出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友谊地久天长》。
[3] 出自爱尔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28—1774）的诗歌《旅人》的开头第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