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和姨婆在花园里散步（她因为要经常照顾我亲爱的朵拉，现在很少做别的活动），仆人来通报说，佩戈蒂先生来了，想和我谈谈。我向门外走去，他已进入花园，和我们在半途相遇。他非常尊敬我姨婆，便照以往见她时的习惯，脱下了帽子。我刚才还在给姨婆讲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她一言不发，表情诚恳地走上前去，同他握了握手，拍了拍他的胳膊。这个动作传递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她无须多说一个字。佩戈蒂先生对此心领神会，好像她已经说了千言万语。
“我要进去了，特罗特，”姨婆说，“去照料小花朵，她马上就要起床了。”
“您不是因为我来了才要走的吧，夫人？”佩戈蒂先生说，“今天早晨，要是我心里没有含附的话—”佩戈蒂先生是想说“含糊”，“那我就知道，您是因为我来了才要走的。”
“你们有事要谈，我的好朋友。”姨婆回应道，“我不在，你们说话更方便。”
“请您原谅，夫人，”佩戈蒂先生说，“您要是不嫌我唠叨，肯留在这儿，我会深感荣幸。”
“真的吗？”姨婆痛快又亲切地说，“那我就得留下来了！”
于是，她挽起佩戈蒂先生的胳膊，同他一起走到花园尽头一座树荫下的小凉亭，她坐在一条长椅上，我坐在她身旁。佩戈蒂先生本来也有座位，但他喜欢站着，于是就用手扶着粗糙的小木桌站在那里。开口之前，他盯着手中的帽子看了一会儿。我不由得注意到，那只强壮有力的手表现出的坚强性格，与那诚实的额头和铁灰色的头发是多么相得益彰。
“昨天晚上，我把我那亲爱的孩子带到我的住处，”佩戈蒂先生开口道，抬眼看着我们，“我已经盼她回来很久了，早就为她做了准备。过了好几个小时，她才认出我是谁，一认出我，就马上跪在我面前，像祈祷一样，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说实话，听到她的声音还像过去她在家里一样顽皮活泼—看见她仿佛跪在我们的救世主用他神圣的手画字的尘土上[1]—我心里充满感激，但也像被刀扎了一样疼。”
他拉起袖子抹了把脸，毫不掩饰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清了清喉咙。
“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已经找到她了。我只要想到已经找到她了，所有的痛苦就消失了。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又提这事儿。我一分钟前还压根儿没想到要说我自己，但这话自然而然就涌到了嘴边，不知不觉就跑出来了。”
“你真是个无私忘我的人，”姨婆说，“老天一定会奖赏你的。”
树叶的影子在佩戈蒂先生脸上摇曳，他颇感意外地冲姨婆点了点头，对姨婆的称赞表示感谢，然后捡起刚才的话头。
“我的埃米莉，”他突然怒气冲天，疾言厉色道，“被那条花斑蛇囚禁在一座房子里，大卫少爷也知道这件事—那家伙说的竟然是真的，愿上帝惩罚他！埃米莉夜里逃了出来。那天晚上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许多星星在闪光。她像疯了一样，沿着海滩跑，觉得老船屋就在那儿。她大喊着叫我们背过脸去，因为她来了。她听到她自己的呼喊，仿佛那是另一个人的声音。锋利的石块划破了她的皮肤，但她毫无知觉，似乎她自己也是块石头。她就这样跑呀跑呀，跑得眼里火光熊熊，耳中隆隆作响。忽然间—或许这只是她的感觉，你明白—天亮了，又下雨又刮风，她躺在海边的一堆乱石下，一个女人正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对她说话，问她出了什么事。”
他讲述的这一切，仿佛都是他亲眼所见。他说话的时候，那些情景就生动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怀着至诚之心向我描述的画面，远比我所能表达的更清楚。时隔多年，我现在写到这里，仍然很难相信我实际上并没有身临其境，因为那些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极其逼真的印象。
“埃米莉慢慢抬起沉重的眼皮，看清了那个女人的样子。”佩戈蒂先生接着说，“她知道，对方是常跟她在海滩上聊天的女人之一。因为，虽然她在夜里—我刚才已经说过—跑了很远很远，但她以前常常沿着海滩走很远，有时步行，有时坐船，有时乘车，所以对那一带沿海许多英里之内的人都很熟悉。那个女人刚结婚，没有孩子，但她很快就会有的。我要向上天祈祷，但愿那孩子能带给她一辈子的幸福、慰藉与荣耀！但愿那孩子能在她年老后爱她、孝顺她，一直照顾她到最后一刻，不管是在今生还是来世，都做她的天使！”
“阿门！”姨婆说。
“一开始，埃米莉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佩戈蒂先生说，“那个女人有点儿胆怯畏缩，总坐在稍远的地方，干纺纱之类的活计。可埃米莉注意到她，就走过去跟她说话。因为那年轻女人也喜欢孩子，她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们越来越亲密，后来每逢埃米莉路过，她就要给埃米莉送花。现在就是那个女人问埃米莉出了什么事。埃米莉对她说了，于是她—她就把埃米莉带回了家。真的，她把埃米莉带回了家。”佩戈蒂先生说着，捂住了脸。
自从埃米莉那晚出走后，我还没有发现哪件事比这一善举更让他动情。我和姨婆都不愿打扰他。
“你们也许猜得到，那是个小农舍。”不一会儿，佩戈蒂先生继续说，“但她给埃米莉安排了地方。她丈夫出海了，她把埃米莉藏起来，还说服邻居—附近邻居并不多—也保守秘密。埃米莉发起高烧，可令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也许有学问的人不会觉得奇怪—埃米莉把那个国家的语言忘得一干二净，只会说母语了，而那些话没人听得懂。埃米莉记得，仿佛做梦一样，自己躺在那里，老是在用母语说话，老是相信老船屋就在前面海湾拐弯的地方，苦苦哀求他们派人去那里，说她快要死了，带一封饶恕她的信回来，哪怕只有一个字也好。这段时间，她几乎总是一会儿觉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男人藏在窗户底下等着抓她，一会儿又觉得把她害到如此地步的那个男人就在屋里—她哭着恳求那个年轻女人别把她交出去，同时又知道那个女人听不懂她说什么，害怕自己会被人带走。她的眼前依然火光熊熊，耳朵里依然隆隆作响；她分不清今天、昨天、明天；她这辈子发生过的事，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发生的事，不可能发生的事，统统涌入脑海，没有一件是清晰的，也没有一件令人愉快，她却为此又唱又笑！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但后来她陷入了昏睡，本来无比亢奋的状态消失了，她变得如最幼小的孩子一般软弱。”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他的描述实在太可怕，不得不放松片刻。静默几分钟后，他接着说下去。
“她醒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到处都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波澜不惊的蔚蓝海水的哗哗拍打声。起初，她以为那是礼拜天的早晨，她在自己家里。但她看到窗户外面的葡萄叶子，还有远处的山峦，都不是家乡的风景，知道自己弄错了。后来，她的朋友走进来，到床前看她。那时她才明白，老船屋并不在前面海湾拐弯的地方，而是离得很远；才明白她身在何地、为何在此。她趴到那个好心女人怀里痛哭。我希望，这会儿那个女人的小娃娃躺在她怀里，那双漂亮的小眼睛逗得她开心极了！”
他一说到埃米莉的这位好朋友，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他又哭起来，边哭边为她祝福！
“这一哭，对我的埃米莉是有好处的。”感情释放了之后，他继续说。我刚才也忍不住陪他哭了一阵；至于姨婆，则是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一哭，对埃米莉是有好处的，她开始慢慢康复。不过，那个国家的语言，她已经不会说了，只好打手势。就这样，她一天天好起来，虽然过程缓慢，效果却很好。她努力学习常见物品的名称—这些名称她似乎一辈子从没听说过—直到有天晚上，她坐在窗户跟前，看着一个小女孩在海滩上玩耍。那个小女孩突然伸出手，好像是用英语说：‘渔家女儿，给你一个贝壳！’—你们要明白，他们原先都按照那个国家的习惯称她‘漂亮小姐’，后来她教他们改叫她‘渔家女儿’。那个孩子突然说了一句‘渔家女儿，给你一个贝壳！’埃米莉听懂了，做了回答，然后失声痛哭，她全都想起来了！
“埃米莉的身体好起来之后，”佩戈蒂先生又沉默片刻，接着说道，“她就想离开那个好心的年轻女人，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时候，女人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俩便把埃米莉送上一条开往来航[2]的小商船，然后从那里去法国。埃米莉有一点儿钱，但他们帮了她那么多，却分文不取。我很高兴他们没收钱，尽管他们很穷！他们的功德都贮藏在虫不能咬、锈不能坏、贼不能挖窟来窿偷的地方呢[3]。大卫少爷，他们的功德会比世上所有的财宝都保存得更长久。
“埃米莉来到法国，在港口的一家旅店里伺候旅行的太太小姐。后来有一天，那条毒蛇也来了—可别让他靠近我，我还不知道会怎样收拾他哩！—他没看见埃米莉，但埃米莉一眼就看见了他，立刻心惊肉跳、不知所措。他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埃米莉就已经逃走了。她回到英国，在多佛尔上了岸。
“我真不知道，”佩戈蒂先生说，“她是什么时候开始丧失勇气的。但在回英国的路上，她一直都想回她那亲爱的家。一到英国，她就朝家的方向走。可是，她害怕得不到宽恕，害怕被人指指点点，害怕我们当中有人因她而死，怕这怕那，最后硬逼自己在半路掉了头。‘舅舅，舅舅，’她对我说，‘我这颗破碎流血的心那么渴望做的事，我却害怕自己不配去做，而这正是我最大的恐惧！于是我转过身，往回走去。我心里祈祷着，但愿我在夜里爬到老船屋的门前台阶上，亲吻它，把这罪恶深重的脸贴在上面，早晨被人发现死在那里。’
“她到了伦敦，”佩戈蒂先生说到这里，满怀敬畏地压低了声音，“她—一辈子从没到过这里—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年纪轻轻—又那么漂亮—就这么到了伦敦。她孤苦伶仃地刚到这里，就结识了一个朋友—她当时觉得是朋友—一个看上去很体面的女人跟她聊起了她从小就会干的针线活儿，说能帮她找许多这样的活儿干，还能帮她找地方过夜，而且第二天就去帮她偷偷打听我和家里所有人的消息。就在我的孩子，”他大声说道，强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浑身上下不禁颤抖起来，“站在我没法说，也不敢想的悬崖边缘时—玛莎遵守承诺，拯救了她！”
我高兴得忍不住大叫起来。
“大卫少爷！”他说，用他强有力的手紧抓住我的手，“是你首先向我提起玛莎的。谢谢你，少爷！玛莎很热心。她自己有过痛苦的经历，所以知道该去哪里找、该怎么办。她果然找到了埃米莉。感谢万能的上帝！她脸色煞白地匆匆赶到埃米莉的住处，那时埃米莉正在睡觉。她对埃米莉说：‘快起来，不然你会生不如死，跟我走！’那个房里的人本想拦住她，但他们拦得住大海也拦不住她。‘躲开，’她说，‘我就是一个鬼，要把她从洞开的墓穴旁带走！’她告诉埃米莉，她已经见过我，知道我爱埃米莉，而且已经原谅埃米莉了。她连忙用自己的衣服裹住埃米莉，把虚弱无力、浑身哆嗦的埃米莉抱在怀里带走了。不管那伙人说什么，她都一概不理，好像没长耳朵一样。她抱着我的孩子从那伙人中间走过，全副心思都放在埃米莉身上。就这样，在死气沉沉的夜里，她把埃米莉平安救出来，离开了那个黑暗的地狱！
“她照料埃米莉，”佩戈蒂先生说，这时他已松开我的手，把自己的手放在起伏的胸膛上，“她照料我的埃米莉。埃米莉精疲力竭地躺在那里，时常精神错乱。她就这样一直照料埃米莉到第二天傍晚。然后她就去找我，然后又去找你，大卫少爷。她没有告诉埃米莉她出去干什么，唯恐埃米莉会害怕，想要躲起来。那个残忍的女人是怎么知道她在那儿的，我说不清。究竟是我多次提到的那个家伙碰巧看见她们进了那个房子，还是他从那个女人那儿打听到了消息—我觉得很可能是后者—我也不太想追问了。反正我的外甥女已经找到了。
“整个晚上，”佩戈蒂先生说，“我们都在一起，埃米莉和我。当时已经很晚了，她说的话不多，只是伤心地哭；我看她那张可爱脸蛋的次数更少，她可是在我家里长成大姑娘的呀。不过，整整一夜，她都搂着我的脖子，脑袋枕在这里。我们都很清楚，从今往后，我们都可以永远信任对方了。”
他不再说下去，手稳稳当当地放在桌子上，那坚毅的神情仿佛可以制服雄狮。
“当我决心做你姐姐贝齐·特罗特伍德的教母的时候，特罗特，”姨婆擦着眼泪说，“我看到了人生中的一线光明，可她让我大失所望。从那以后，除了给那个好心姑娘的孩子做教母，恐怕再没有别的事能让我更高兴了！”
佩戈蒂先生点点头，表示他理解姨婆的心情，但对姨婆称赞的那个人，他却不相信自己可以用语言表达感激之情。我们都沉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姨婆擦着眼泪，一会儿抽抽搭搭地啜泣，一会儿又哈哈大笑，说她自己是傻瓜）。最后，我开口了。
“今后怎么办，”我对佩戈蒂先生说，“你已经拿定主意了吧，好朋友？这话其实都不必问吧。”
“拿定主意了，大卫少爷，”他答道，“也对埃米莉说过了。离这里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很广阔的区域。我们将来要去海外生活啦。”
“他们要一起移居海外了，姨婆。”我说。
“是呀！”佩戈蒂先生满怀希望地笑道，“到了澳大利亚，就没人可以对我的宝贝说三道四了。我们要在那里开始新生活！”
我问他有没有定下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一大早我就去了码头，少爷，”他答道，“去打听船的消息。大约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后，就有一艘船出航—我今天早晨看到那艘船了—还登上了甲板—我们就坐那艘船离开。”
“只有你们两个吗？”我问。
“是的，大卫少爷！”他答道，“我妹妹，你知道，她那么喜欢你和你的家人，也只习惯英国本土的生活，要让她跟我们走，那是不公平的。再说，她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哩，大卫少爷，可不能把他忘了呀。”
“可怜的哈姆！”我说。
“我的好妹妹替他料理家务，您知道，夫人，他跟我妹妹也很亲。”佩戈蒂先生对姨婆解释道，好让她更好地了解情况，“他不愿跟别人讲的事，他都愿意坐下来，与她心平气和地谈。可怜的家伙！”佩戈蒂先生摇着头说，“他剩下的亲友本就不多，不能再让他失去我妹妹啦！”
“那格米奇太太呢？”我说。
“哎呀，我给你说吧，”佩戈蒂先生答道，一开始有点儿不知所措，但说着说着，这种神情就渐渐消失了，“关于格米奇太太，我不知考虑过多少回啦。你知道，格米奇太太只要一想起她那老头子，就很不好相处。这话我只跟你说，大卫少爷—还有您，夫人—格米奇太太只要号起来—这是我们当地的老话，就是‘哭’的意思—那些不认识她那老头子的人，就会觉得她特别爱发牢骚。可我认识她那老头子，”佩戈蒂先生说，“我知道他的优点，所以我理解她。但别人嘛，你知道，就不一定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我和姨婆都表示同意。
“所以啊，”佩戈蒂先生说，“我妹妹有可能—我不是说一定会，而是说有可能—觉得格米奇太太会时常给她找点麻烦。因此，我不打算让格米奇太太跟他们久住，要给她找个窝，让她拉扯自己。”在当地方言里“窝”就是“家”的意思，“拉扯”就是“照顾”的意思。“所以，”佩戈蒂先生说，“我要在走之前给她留笔生活费，让她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她这个人最忠心了。这善良的老妞儿，一把年纪了，又孤苦伶仃的，你当然不能指望她漂洋过海，去遥远陌生的地方，在森林和荒野里颠沛流离。所以，我才给她做了这样的安排。”
他谁都没忘。他想到了每个人的要求和困难，唯独没想到他自己。
“在我们起航之前，”他继续道，“埃米莉—可怜的孩子，她太需要安静和休息了—要跟我在一起。她要做些必要的衣服。我希望，当她发现自己又回到那个粗鲁却慈爱的舅舅身边时，会觉得那些烦恼都是好久之前的事儿啦。”
姨婆点点头，表示他的希望一定会实现，这让佩戈蒂先生感到非常满意。
“还有一件事，大卫少爷。”他说，把手伸进胸前口袋，郑重其事地掏出我以前见过的那个小纸包，打开放到桌上。“这就是那些钞票—一共五十镑十先令。除此之外，我想把她逃出来的时候带的钱也加上。我问过她带了多少钱走—没告诉她为什么要问—然后把钱加在了一块儿。我没什么文化，请你帮我看看对不对，好吗？”
他递给我一张纸，为自己没文化而满怀歉意，然后看着我核算。他算得没错。
“谢谢你，少爷，”他把那张纸接过去说，“这笔钱，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大卫少爷，我会在动身前装进写着他名字的信封里，然后装进另一个信封，寄给他母亲。我要像对你说的这样，简明扼要地告诉她一共有多少钱，还要告诉她，我走了，就算把钱退回来我也收不到了。”
我对他说，我认为这样做很对—既然他觉得这样做对，那我就完全相信这样做是对的。
“我刚才说还有一件事，”他把小纸包重新卷起来，装进口袋，然后神情严肃地微笑道，“其实有两件。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去把这件谢天谢地的大喜事告诉哈姆。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写了一封信，送到了邮局，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他们，还说我明天要回去，把该处理的琐事都处理一下，然后差不多就跟雅茅斯永别了。”
“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吗？”我见他有话没说出口，便问道。
“要是你肯帮我这个忙就太好了，大卫少爷。”他答道，“我知道，他们见到你肯定会高兴一点儿。”
我的小朵拉精神很好，也非常希望我去—这是我同她商量之后发现的—于是我马上答应如他所愿，陪他走一趟。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了前往雅茅斯的驿车，重回故地。
晚上我们经过那条熟悉的街道时—佩戈蒂先生不听我的劝阻，非要替我拎包—我朝奥默与乔拉姆商店看了一眼，只见我的老朋友奥默先生正在那里抽烟斗。自从佩戈蒂先生外出寻找埃米莉之后，还是第一次跟他妹妹和哈姆见面。这种场合，我觉得自己最好回避，于是就把看望奥默先生当作留在后面的借口。
“好久不见，奥默先生，你还好吗？”我走进铺子，说道。
他扇跑了烟斗里冒出的烟，好看清我是谁，然后立刻认出了我，喜出望外。
“我应该站起来感谢你大驾光临，先生。”他说，“只是我腿脚不利索，得让人推着轮椅活动。不过，除了动不了腿，喘不上气，谢天谢地，我要多健壮有多健壮。”
见他如此知足，又精神矍铄，我对他表示祝贺。这时我看到，他的安乐椅下面装了轮子。
“这玩意儿很巧妙，对不对？”他顺着我的目光看下去，用胳膊摩擦着扶手说，“它跑起来像羽毛一样轻，前后轮像邮车一样合辙。哎呀，我的小明妮—就是我那个外孙女，你知道，明妮的女儿—她用小手从背后一推，我们就走了。实在太灵巧、太好玩啦！我跟你说吧—坐在这椅子上抽起烟斗来，别提多带劲儿啦！”
我从没见过哪个和善的老头子，能像奥默先生这样穷尽一个东西的好处，并以此为乐。他红光满面，仿佛他的椅子、他的气喘、他行动不便的腿脚，都是一项伟大发明的组成部分，专为增加他抽烟的乐趣而设计。
“我可以向你保证，”奥默先生说，“我坐在这把椅子里啊，反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你要是知道一天有多少人进来同我聊天，准会大吃一惊的。你真会吃惊的！自从我坐上这把椅子，我在报上读的新闻比从前多了一倍。至于普通读物，老天，我看了不知多少！这就是我觉得最得意的地方，你知道！如果我的眼睛不好，那我能怎么办？如果我耳朵不好，那我能怎么办？但现在出毛病的是我的腿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我用腿脚的时候，只是会气短罢了。而现在，我要是想到街上或者沙滩上逛逛，只要喊乔拉姆最小的徒弟迪克一声，我就可以像伦敦市长大人那样，坐着自己的车子走了。”
他说到这里，笑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老天！”奥默先生又抽起烟斗来，说道，“一个人必须好坏都受着，不能只挑瘦的，不要肥的。人这辈子，就得有这个觉悟！乔拉姆的生意做得很好，非常好！”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
“我知道你会高兴的。”奥默先生说，“乔拉姆和明妮两个恩爱得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个人还能指望什么呢？比起这个，腿脚不利索又算得了什么！”
他坐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表达对他腿脚的极端蔑视，这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怪事。
“我开始大量阅读以后，你也开始大量写作了，对不对，先生？”奥默先生用钦佩的眼光打量着我说，“你的作品写得太棒啦！词句多么优美啊！我每一个字都读了—每个字。读起来一点儿都不打瞌睡！从来没有！”
我笑着表示非常高兴，但我必须承认，他将读书和打瞌睡联系起来，确实意味深长。
“我向你发誓，先生，”奥默先生说，“我把你的书放在桌上，打量它的装帧，三个独立的分卷—一、二、三—紧紧地排列在一起。想到我有幸跟你的家人打过交道，我真的非常骄傲。天哪，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嗯，对吧？在布兰德斯通。一个可爱的小当事人和另一个当事人一起下葬。你那会儿也很小呢。天哪，天哪！”
为了转移话题，我提起了埃米莉。我向他保证，我没忘记他有多关心埃米莉，一直对她多好，然后就大致描述了埃米莉怎样在玛莎的帮助下回到舅舅身边。我知道这老头儿听了准会开心的。他聚精会神地听完，然后激动地说：“我太高兴了，先生！好久没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啦。天哪，天哪！现在要为那个不幸的姑娘玛莎做点儿什么呢？”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从昨天开始也一直在考虑呢。”我说，“不过，我对此暂时无可奉告，奥默先生。佩戈蒂先生没提过，我也不方便问。我敢肯定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所有无私的善举，他都不会忘。”
“因为，你知道，”奥默先生又接着刚才的话茬儿道，“不管为她做什么事，我都希望把我算上。如果要捐钱，你觉得我捐多少合适，就给我记上，然后知会我一声就成。我从不觉得那姑娘坏透了，现在很高兴知道她并非一无是处。我的女儿明妮也会高兴的。在某些事情上，姑娘们总是很矛盾的—当年她母亲就跟她一样—但她们都是心软的好人。明妮对玛莎的态度都是装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觉得必须装模作样，我就没法告诉你了。不过，那都是她装出来的，真的。她暗地里什么忙都肯帮。所以，如果要捐钱，你觉得我捐多少合适，就给我记上，好吗？然后给我写封信，告诉我把钱寄到哪儿。天哪！”奥默先生说，“一个人活到今生和来世的交界线，看到自己不管多么硬朗，都得再次让人推着到处走，就像婴儿坐在婴儿车里，这时候要是能做点儿力所能及的善事，他准会高兴坏了的。他需要多多行善。我这不是专门指我自己。”奥默先生说，“因为，先生，照我看，我们都在走下坡路，无论老少都一样，因为时间从来不会停留哪怕一秒。所以，我们要永远行善、永远开心。一定要这样！”
他把烟斗里的灰敲出来，把烟斗放在椅子背后专门搁烟斗的架子上。
“还有埃米莉的表哥，她本来要嫁给那个人的。”奥默先生轻轻搓着手说，“他可是雅茅斯的大好人啊！他晚上有时会在这儿待个把小时，陪我聊聊天，或者给我读读书。我说啊，这就是做善事！他这辈子都在做善事。”
“我现在就要去看他。”我说。
“真的吗？”奥默先生说，“请告诉他，我身子挺结实的，代我向他问好。明妮和乔拉姆去参加舞会了。要是他们在家，见到你，也一定会像我一样深感荣幸的。明妮本来压根儿不想出去，你知道，像她说的那样，‘因为要照顾父亲’。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发誓说，如果她不去，我六点就上床睡觉。结果呀，”奥默先生因为计谋奏效，笑得全身随椅子一起晃动起来，“她就和乔拉姆参加舞会去了。”
我同他握了手，道了晚安。
“再等等，先生，”奥默先生说，“要是你走之前不看一眼我那头小象，就会错过最精彩的画面。你肯定从来没见过！明妮！”
从楼上什么地方传来了一个铜铃般悦耳的稚嫩声音：“我来啦，外公！”一个满头亚麻色长鬈发的漂亮小姑娘飞快地跑进店铺。
“这就是我的小象，先生。”奥默先生抚摩着那孩子的头说，“是暹罗种[4]，先生。来吧，小象！”
那头小象推开客厅门，于是我看到那里最近改成了奥默先生的卧室，因为把他送到楼上很不容易，然后小象把她漂亮的额头藏在奥默先生椅子后背的后面，将长发抖开。
“你知道，先生，象推一个东西的时候，会用头去顶。”奥默先生说，对我眨了眨眼，“来吧，小象。一、二、三！”
听到这信号，那头小象把椅子连同坐在上面的奥默先生转过来，咔嗒咔嗒地匆匆推进客厅，连门柱都没碰一下。就这么小的动物来说，灵巧得近乎奇迹。奥默先生对这一表演高兴得无法形容，路上还回头看我，仿佛在说，这是他一生辛劳赢来的得意成果。
我在镇上闲逛了一会儿，就去了哈姆家。佩戈蒂已经搬到这里长住，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接巴吉斯先生的班继续赶车的人，那人付给她一大笔钱，买下了招牌、车和马。我相信，巴吉斯先生赶的那匹慢吞吞的老马还在干活儿哩。
我在整洁的厨房里见到了他们，格米奇太太也在，她是佩戈蒂先生亲自去老船屋接来的。换作别人，我真怀疑能不能劝动她暂离岗位。佩戈蒂先生显然把情况都告诉他们了。佩戈蒂和格米奇太太两人都在用围裙擦眼睛。哈姆刚刚出门，说是“去海滩上转转”。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见我来了，非常高兴。我希望我在这里会让他们都更快活。我们用多少愉快了一点儿的语气，谈到佩戈蒂先生会在新的地方发财，谈到他会在信里描写的奇闻逸事。我们没有说起埃米莉的名字，但不止一次隐约提到她。哈姆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平静的。
但是，当佩戈蒂拿着蜡烛带我去一个小房间的时候—那本鳄鱼故事书已经为我放在了桌上—她告诉我，哈姆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她哭着对我说，她相信他的心已经碎了，虽然他既勇敢又和气，在那一带的造船厂里，就找不到比他更勤奋、更出色的工人了。她说，有时候，在晚上，他会谈起过去在老船屋的生活，也会提到小时候的埃米莉，但从来没提过成年后的她。
我觉得我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想和我单独谈谈。因此我决定，第二天晚上他下工回家的时候去路上迎他。拿定主意后，我就睡了。那天晚上，在那么多个夜晚之后，蜡烛终于从老船屋的窗台上被取走。佩戈蒂先生躺在老船屋的老吊**摇摇晃晃，海风像往日一样在他耳边呜呜低语。
第二天一整天，佩戈蒂先生都在忙着处理渔船和渔具，收拾行李，把他觉得有用的小件日用品用大车送到伦敦，其余的家当要么送人，要么留给格米奇太太。格米奇太太一整天都陪着他。我有个伤感的愿望，想在那个老地方上锁之前再看它一眼，于是就跟他们约好晚上在那里会面。不过在那以前，我要先见哈姆。
我知道他的工作地点，所以很容易在他下工的路上遇到他。我知道他会穿过一片僻静的沙滩，便在那里与他碰头，然后同他一起往回走。如果他真想同我说话，时间会很充裕。我没有误会头天晚上他脸上的表情。我们走了没多远，他就望向别处，对我说道：“大卫少爷，你见过她吗？”
“只见过一小会儿，那时她还昏迷着呢。”我柔声答道。
我们又走了几步，他说：“大卫少爷，你觉得你还会见到她吗？”
“也许那对她来说太痛苦了。”我说。
“这一点我也想过，”他回应道，“她肯定会很痛苦，少爷，肯定会的。”
“不过，哈姆，”我温柔地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她，就算我不能当面转告她，也可以替你写信给她。如果你有什么事想通过我让她知道，我一定会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职责。”
“我相信你的话。谢谢你，少爷，你实在太好心了！我觉得，我确实有几句话想说出来，或者写下来。”
“那是什么话呢？”
我们又默默走了一小段路，然后他开口了。
“我不是要说我原谅她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恳求她原谅我，因为是我强迫她接受我的爱。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要她答应嫁给我，少爷，她就会把我当成可信赖的朋友，把烦心事都告诉我，跟我商量，那样我也许就能挽救她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就是这些吗？”
“还有，”他答道，“但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大卫少爷。”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了比刚才更远的一段路，他才再次开口。我用破折号表示他说话中的停顿，但他不是在哭，只是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好把话说清楚。
“我爱过她—现在还爱记忆中的她—爱得太深—没法让她相信我现在很快乐。我只有忘掉她—才会快乐—但我恐怕没法给她说这样的话。你很有学问，大卫少爷，如果你能想出一些话来，让她相信我并没有十分伤心，仍然爱她，为她难过；如果你能想出一些话来，让她相信我没有厌倦生活，仍然希望看到她去一个不会受到责难的地方，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5]—如果你能想出一些话来，安慰她那痛苦的心灵，但别让她以为我会结婚，别让她以为有人会取代她在我心里的地位—那么，我想请你把这些话告诉她—连同我为她—我最亲爱的人—所做的祷告—一起告诉她。”
我又握了握他粗大的手，告诉他，我会尽力办好这件事。
“谢谢你，少爷。”他答道，“你来见我，真是太好心了。你陪佩戈蒂先生一起来，真是太好心了。大卫少爷，我非常清楚，虽然在他们启程以前，我姑妈要去伦敦跟他们再团聚一次，但我不大可能再见他了。我觉得肯定会这样。我们谁也没有说出口，但情况就是这样，最好是这样。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最后一次—能不能将我这孤儿最真挚的孝心和感激转达给他？对我来说，他可是比亲生父亲还要亲的人。”
这件事，我也承诺会忠实地完成。
“我再次感谢你，少爷。”他说，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知道你要到哪儿去。再见！”
他轻轻挥了挥手，仿佛是对我解释他不能去那个老地方，然后转身走了。我目送他穿过月光下的荒滩，只见他朝海上一条银色光带转过头，一边望着它，一边往前走，直到变成远方一团模糊的黑影。
我走近老船屋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发现所有的家具都搬空了，只剩下一只旧柜子。格米奇太太坐在那只柜子上，膝上放着一个篮子，注视着佩戈蒂先生。佩戈蒂先生把胳膊肘靠在粗糙的壁炉架上，注视着炉栅中将熄的余火。我一进门，他就满怀希望地抬起头，高高兴兴地说起话来。
“你是遵守承诺来向老船屋告别的，对吧，大卫少爷？”他举起蜡烛道，“现在都空了，对吧？”
“你确实充分利用了时间哪！”我说。
“嗯，我们一直没闲着，少爷。格米奇太太干起活儿来就像个—我也不知道格米奇太太干起活儿来像个啥。”佩戈蒂先生看着格米奇太太说，因为找不到恰当的比喻而不知所措。
格米奇太太靠在篮子上，一言不发。
“这就是你和埃米莉常坐的那只小矮柜！”佩戈蒂先生低声说，“我要把它带走，这是最后一件东西。这就是你从前那个小卧室，看到了吗，大卫少爷？今天晚上要多冷清有多冷清！”
实际上，当时风声虽小，却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围着那座被抛弃的船屋低声悲叹，听上去令人肝肠寸断。所有家具陈设都不见了，就连那个牡蛎壳镜框的小镜子都搬走了。我想到了家中发生第一次大变故时躺在这里的自己；我想到了那个曾让我着迷的蓝眼睛小姑娘；我想到了斯蒂尔福思，一个愚蠢而可怕的幻觉向我袭来—我觉得他似乎就在附近，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
“看上去要过很久，”佩戈蒂先生低声说，“才会有新房客住进这个船屋。他们现在都看不上这地方，觉得不吉利！”
“这个船屋的房东就在附近吗？”我问。
“房东是镇上一个做桅杆的，”佩戈蒂先生说，“今晚我就把钥匙交给他。”
我们又看了另一个小房间，然后回到格米奇太太身边，她还坐在小矮柜上。佩戈蒂先生将蜡烛放在壁炉架上，请格米奇太太站起来，以便在吹熄蜡烛之前把柜子搬到门外。
“丹，”格米奇太太突然扔掉篮子，抓住他的胳膊说，“亲爱的丹，我在这屋子里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绝不能被撂下。你别想把我撂下，丹！噢，你千万别这样做呀！”
佩戈蒂先生大惊失色，目光从格米奇太太身上转到我身上，然后又从我身上转到格米奇太太身上，好像大梦初醒一样。
“千万别这样，最亲爱的丹，千万别这样！”格米奇太太激动地喊道，“带我和你一起走吧，丹！带我跟你和埃米莉一起走吧！我要做你永远忠诚的仆人。如果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奴隶，我就高高兴兴地给你做奴隶。但别把我撂下，丹，咱们可是最亲的亲人啊！”
“我的好人，”佩戈蒂先生摇着头说，“你不知道那段航程有多长，那边的生活有多苦！”
“我知道，丹！我猜得到！”格米奇太太喊道，“我在这屋子里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你不带我走，我就进救济院死掉好了。我可以挖土，丹。我可以做工。我可以过苦日子。我现在会关心别人了，也有耐心了—会表现得比你想的更好，丹，不信你试试看。我就是穷死，也不会动你给我的那笔生活费，丹·佩戈蒂。只要你同意，我就跟你和埃米莉去天涯海角！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你觉得我孤苦伶仃，但是，亲爱的人哪，我再也不是那样了！我在这里坐了好久，看着你们受磨难，想着你们吃苦头，这对我并非全无好处。大卫少爷，你就帮我跟他说句话吧！我知道他的脾气，知道埃米莉的脾气，我也知道他们的忧伤烦恼，我可以时时安慰他们，永远为他们操劳！丹，亲爱的丹，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
然后，怀着单纯的悲悯和热爱，怀着质朴的忠诚和感激，格米奇太太抓起佩戈蒂先生的手吻了一下。而这一切，佩戈蒂先生都受之无愧。
我们把小矮柜搬出去，熄灭了蜡烛，从外面锁上门，离开了门窗紧闭的老船屋。在阴云密布的夜空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儿。第二天，我们坐在驿车车厢外的座位回伦敦的时候，带着篮子坐在后排的格米奇太太快活极了。
[1] 出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3～11节：人们把一个被判用石头砸死的**妇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在地上画字，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众人陆续走开，只剩下那妇人和耶稣。耶稣不定她的罪，只是劝她不要再犯罪了。
[2] 意大利西北海港里窝那的旧称。
[3]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1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4] 暹罗是泰国旧称，出矮种象。
[5] 出自《圣经·旧约·约伯记》第3章第1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