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让自己学会记录议会辩论的决心冷却下去。这是我趁热打铁、立刻着手从事的工作之一，也是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不断精进的本领之一。那孜孜以求的劲头，到现在我都很佩服。我买了一本讲授那门高贵而神秘的技艺的公认教材（花了我十先令六便士），一头栽进错综复杂的知识大海中，没过几个礼拜就晕头转向、几近癫狂了。点的位置千变万化，在某个位置是一种意思，在另一个位置又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圆圈也变化莫测，令人匪夷所思；状如苍蝇腿的符号会带来不可思议的结果；一道错放位置的曲线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些，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令我不堪其扰，连我睡着了也会不请自来。我像瞎子一样胡**索，好不容易渡过重重难关，掌握了同埃及神庙里的象形文字一样神秘复杂的字母表，结果又遇到了名为“随意符”的一串新恐怖符号。我从没见过如此蛮横无理的符号系统。比如，它强行规定，一种像刚结出的蛛网的符号表示“期望”，而一种像钢笔画出的冲天火箭的符号表示“不利”。记住这些讨厌的东西之后，我发现它们把别的东西都挤出了脑子。于是我从头来过，结果又把它们搞忘了；等我重新拣起它们，又把其他零七碎八的知识统统丢掉了。总而言之，我被折磨得心力交瘁。
如果没有朵拉，我真的可能心力交瘁。如果我是暴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小舟，那朵拉就是我的支索和铁锚。速记教材中的一笔一画，都是困难之林里扭曲多节的橡树。我将它们一一砍倒，干劲儿十足。仅仅过了三四个月，我就打算拿律师公会的一位一流演说家做试验。但那位先生没等我开始就径直走开，留下我痴痴地握着笔，在纸上中风似的乱晃。那样的场景，我怎能忘掉！
这样显然不行。我太好高骛远，这样下去注定行不通。于是，我去请教特拉德尔斯，他提议按照一定的速度给我口述演说，有时还得停一下，照顾我的短处。我接受了他的提议，非常感激他的友爱帮助。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从博士家回来以后，我们都在白金汉街召开一次私人议会。
要是别处也能开这样的议会，我倒想去瞧瞧呢！姨婆和迪克先生代表执政党或反对党（视情况而定），特拉德尔斯则借助一本恩菲尔德[1]的《演说家》，或者一本议会演说集，声如雷霆地猛烈抨击他们，令人闻之不禁胆寒。他站在桌边，左手食指按着书页，右臂在头上挥舞，交替扮演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登先生、伯克先生、卡斯尔雷勋爵、西德茅斯子爵或坎宁先生。他越说越慷慨激昂，最后竟用最尖刻的言辞抨击姨婆和迪克先生挥金如土、贪污腐败。我则坐在稍远的地方，笔记本放在膝上，拼尽全力记录他的话。在前后矛盾、鲁莽轻率方面，就算与真正的政客相比，特拉德尔斯也毫不逊色。一个礼拜内，他摇唇鼓舌地赞成了形形色色的政策，旗帜鲜明地捍卫了五花八门的主张。姨婆看上去酷似一位铁石心肠的财政大臣，只在需要她发声的时候，才偶尔插两句诸如“同意”、“反对”或“噢”之类的话。听到这一信号，迪克先生（他完全像个乡村绅士）就会跟着大喊大叫。但迪克先生在议员生涯中受到那么多指责，要对那么可怕的后果负责，他有时会觉得惴惴不安。我相信，他真的开始担心自己确实在干什么蓄意颠覆英国宪法、毁灭国家的事。
这种辩论，我们常常进行到时钟指针指向午夜零点、蜡烛即将燃尽的时候。得益于如此多的高强度练习，我渐渐跟得上特拉德尔斯的速度了。要是还能知道我记下的那些符号意味着什么，我就要得意地庆功了。可是，等我做完记录，回过头来一看，自己好像只是抄下了堆积如山的茶叶箱上的中国汉字，或者药店里红红绿绿的大瓶子上的金色神秘符号！
但是，除了回头重来，我别无选择。尽管十分艰难，我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头来过，勤勤恳恳、有条不紊、像蜗牛一样艰难而缓慢地爬过同一段令人厌倦的地面。我不时停下来，从各方面仔细检查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小点儿。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那些难以捉摸的字符，我都会竭尽全力去辨识。我总是准时到律师公会，也准时到博士家。我真的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工作起来就同拉货的马一样卖力。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律师公会，只见斯彭洛先生站在门口，面色极其阴沉，正在自言自语。因为他总是叫头疼—他天生脖子短，而且我坚信他的衣领浆洗得太硬—我一开始还以为他的头疼病又犯了，不由得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消除了我的不安。
我向他道“早安”，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和蔼地回应我，而是用一种疏远的、礼节性的态度看着我，冷冷地要我陪他去一家咖啡馆。当时，那家咖啡馆有一道门通往律师公会，就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的小拱门里。我跟着他，感觉很不自在，浑身燥热难当，忧虑的种子似乎正在心中萌芽。因为路窄，我请他走在前面一点。我看见他傲慢地昂着脑袋，神情特别叫人绝望。我暗自担心，他肯定发现我和亲爱的朵拉之间的事了。
就算去咖啡馆的路上我没有猜出这一点，当我跟他走进楼上一个房间，看见默德斯通小姐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默德斯通小姐背靠餐具柜坐着，餐具柜里有几只倒扣着装柠檬的玻璃酒杯，还有两个模样古怪的盒子，布满棱角和凹槽，用来放刀叉。这种盒子如今已经淘汰了，真乃人类之大幸。
默德斯通小姐僵硬地坐在那里，朝我伸出冰冷的手指，握了一下。斯彭洛先生关上门，指了把椅子叫我坐下，自己则站立在壁炉前的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彭洛先生说，“麻烦你把手提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科波菲尔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那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带钢扣、关起来像怪兽合上大口的手提包。默德斯通小姐紧闭双唇，就像啪嗒一声合上的手提包。听到吩咐，她打开包—同时嘴也稍稍张开一点儿—拿出我给朵拉写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全是饱含深情的表白。
“我想这是你的笔迹吧，科波菲尔先生？”斯彭洛先生说。
“不错，先生！”我说，感觉自己脸上滚烫，声音都不像自己的了。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斯彭洛先生说，这时默德斯通小姐从手提包里掏出用最可爱的蓝丝带扎好的一捆信，“这些信也是你写的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从她手中接过信，心中凄凉极了。我瞥了眼，信件开头写着“我永远最亲爱的朵拉”“我最爱的天使”“我那永远有福的人儿”之类的称谓，我羞得满脸通红，赶紧低下头。
“不必了，谢谢你！”我机械地把信退给斯彭洛先生，他冷冷地说，“我不会夺走你的这些信。默德斯通小姐，请继续说下去！”
那个一副温顺模样的家伙，先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儿地毯，然后虚情假意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必须承认，我早就怀疑斯彭洛小姐同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了。斯彭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们。那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人心已经堕落如此—”
“小姐，”斯彭洛先生打断她的话，“麻烦你只陈述事实。”
默德斯通小姐垂下视线，摇了摇头，好像在抗议斯彭洛先生不该不得体地插话，接着她皱起眉头，摆出架子，继续道：
“既然要我只陈述事实，那我就尽量有一说一好了。也许这才是应有的做法吧。我已经说过，先生，我早就怀疑斯彭洛小姐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了。我常常想找到证实这种怀疑的确凿证据，可一无所获。我因此忍耐着，没有向斯彭洛小姐的父亲提起，”她神情严峻地看着他，“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即便凭良心履行了义务，往往也得不到认可。”
斯彭洛先生被默德斯通小姐那男子汉式的严厉态度吓住了，于是安抚似的轻轻摆摆手，求她不要这么疾言厉色。
“因为舍弟结婚，我离开了诺伍德一阵子，等我回来的时候，”默德斯通小姐用一种轻蔑的语气继续道，“斯彭洛小姐也从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那里回来了，我觉得斯彭洛小姐的举止比以前更加可疑。于是，我密切观察了斯彭洛小姐。”
我可爱善良的小朵拉，对这条毒龙的目光毫无觉察。
“不过，”默德斯通小姐继续道，“直到昨晚我才找到证据。在我看来，斯彭洛小姐从她朋友米尔斯小姐那里收到的信太多了，但她跟米尔斯小姐交朋友，她父亲是完全同意的啊，”这对斯彭洛先生又是沉重一击，“我不该横加干涉。如果不允许我说这是人心的自然堕落，那至少可以—应该—允许我指出，您信错了人。”
斯彭洛先生带着歉意喃喃表示同意。
“昨晚吃过茶点，”默德斯通小姐继续道，“我看见那条小狗在客厅里又是跳又是滚，嘴里叼着什么东西呜呜乱叫。我就对斯彭洛小姐说：‘朵拉，狗嘴里叼的是什么？是一张纸呀。’斯彭洛小姐立刻双手抓住连衣裙，突然惊叫一声，朝小狗跑去。我把她拦住，对她说：‘朵拉，亲爱的，让我来吧。’”
噢，吉卜，你这条可怜的西班牙小猎狗，原来是你闯的祸呀！
“斯彭洛小姐想要贿赂我，”默德斯通小姐说，“她又吻我，又给我针线盒，又送我小珠宝—这些，我当然都未予以理会。见我走过来，那条小狗就钻到沙发底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用火钳把它赶出来。就算被赶出来了，它也还是咬着那封信。我冒着下一刻就被咬的风险，奋力去抢那封信，可它就是紧咬着不松口，结果我连信带狗一起提到了半空，总算把信弄到了手。我仔细看完，反复质问斯彭洛小姐，断定她手里还有许多这样的信。最后，她交出了大卫·科波菲尔现在手里拿着的那捆信。”
说到这里，默德斯通小姐停下来，啪嗒一声合上手提包，同时也闭上嘴，看上去一副宁折不屈的样子。
“默德斯通小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斯彭洛先生转过身来对我道，“请问，科波菲尔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心爱的美丽小宝贝整夜啜泣；她孤独惊惧，悲惨极了；她可怜巴巴地哀求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原谅她；她主动亲吻那个女人，献上针线盒与小首饰，那女人却不为所动；她悲痛欲绝，而这完全是为了我—这些画面让我刚刚振作的自尊心丧失殆尽。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掩饰，但我恐怕还是有一两分钟都在浑身哆嗦。
“我只能说，先生，”我答道，“这全是我的错。朵拉—”
“请称呼她斯彭洛小姐。”朵拉的父亲威严地说。
“—是受了我的引诱，听了我的劝说，”我把那个冷淡的称呼咽了下去，继续道，“才同意保守秘密的。我对此深感后悔。”
“这大部分都是你的错，先生。”斯彭洛先生一边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一边说。因为领巾和脊椎太过僵硬，他无法点头，只得用晃动整个身子来加强语气。“你偷偷干了一件很不体面的事，科波菲尔先生。我请一位绅士到我家做客，无论他是十九岁，还是二十九岁，抑或九十岁，我都是因为信任他才请他的。如果他滥用我的信任，那就是干了可耻的勾当，科波菲尔先生。”
“我向你保证，先生，我也觉得这不光彩。”我回应道，“但我之前从没这样想过。说实话，我之前从没有这样想过，真的，斯彭洛先生。我爱斯彭洛小姐，爱得—”
“呸！胡说八道！”斯彭洛先生面红耳赤地说，“请不要当着我的面说你爱我的女儿，科波菲尔先生！”
“如果我不爱她，我还能替我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我低声下气地说。
“如果你爱她，你就能替你的行为辩护吗，先生？”斯彭洛先生说，突然在炉前地毯上停下来，“你考虑过你的年龄，考虑过我女儿的年龄吗？科波菲尔先生。你考虑过你的行为会破坏我们父女之间应有的信任吗？你考虑过我女儿的身份、我为她的将来制订的计划、我要在遗嘱里留给她的财产吗？你考虑过任何问题吗？科波菲尔先生。”
“恐怕考虑得非常少，先生，”我毕恭毕敬、满怀愧疚地对他说，“不过，请相信我，我考虑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向您解释我的家庭境况时，我们已经订婚了—”
“拜托—”斯彭洛先生说，一只手用力往另一只手上一拍，我觉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潘趣—尽管处在绝望之中，我还是无法不注意到这一点。“不要跟我谈什么订婚的事，科波菲尔先生！”
那位在别的事情上无动于衷的默德斯通小姐，这时竟然轻蔑地笑了一声。
“我向您解释我家境有变时，先生，”我又开口道，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代替了他万难接受的那个词，“那件瞒着您的事已经发生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斯彭洛小姐做出那样的事。自从我的家境改变之后，我就铆足了劲儿，全力以赴去改善我的家境。我敢保证，我早晚都能让我家东山再起的。您能不能给我时间—不论多长都行？我们两个都还这么年轻，先生—”
“你这话说的倒是不错，”斯彭洛先生打断了我，紧皱着眉，不住地摇头，“你们两个都很年轻，所以这是瞎胡闹。别再胡闹下去了。把这些信拿回去，扔进火里好了。把斯彭洛小姐给你的信交给我，我也要把它们扔进火里。你知道，以后咱们只能在律师公会里打交道。至于过去的事，咱们得同意永不再提。就这样吧，科波菲尔先生，你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这样做才合理。”
不行。我不同意这样做。我很抱歉，但除了道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考虑。爱情就比世上其他所有东西更重要，而我爱朵拉爱得死心塌地，朵拉也爱我—我没有真的这样对斯彭洛先生说，我尽量表达得委婉一点儿，但我还是暗示了这个意思，而且态度十分坚决。我认为我没有让自己显得多么荒唐，但我知道我很坚决。
“既然这样，科波菲尔先生，”斯彭洛先生说，“我就只好试试我女儿听不听话了。”
默德斯通小姐发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声音—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既不是叹息，也不是呻吟，但又两者都像。她用这声音表达她的意见，认为斯彭洛先生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做。
“我必须试试看，”得到默德斯通小姐的支持，斯彭洛先生愈发坚定了，“我的女儿听不听话。你拒绝拿走这些信吗？科波菲尔先生。”因为我把信放到了桌子上。
是的。我告诉他，我希望他不要误会，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从默德斯通小姐手里拿回这些信。
“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拿回去吗？”斯彭洛先生说。
不，我毕恭毕敬地回答，也不能从他手里拿回那些信。
“好吧！”斯彭洛先生说。
接着便是一阵沉默。我犹豫不决，不知该走该留。最后，我悄悄朝门口走去，打算说一声，考虑到他的感受，我最好还是告辞了。这时，他把手尽量插进外套口袋的最深处，用一种大体上应该称为绝对虔诚的态度说：“我也算家有薄财，而我女儿是我最亲最爱的人，这一点你也许知道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连忙回答说，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犯了不顾一切去爱朵拉的错误，就认为我贪图他的钱财。
“我不是这个意思。”斯彭洛先生说，“如果你贪图钱财，科波菲尔先生，那对你自己，对我们所有的人，反倒更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更谨慎，不由着你们年轻人的性子胡闹，那就更好了。我只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说，你大概知道，我有些财产是留给我孩子的吧？”
我当然知道。
“你每天在律师公会这里都看到了，”斯彭洛先生说，“人们在安排遗嘱的时候，会发生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疏忽大意的情况—在这方面，人类反复无常的天性或许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有了这些经验，你不可能没想过我也立好了遗嘱吧？”
我点头承认自己想过。
“我不允许，”斯彭洛先生说，显然比刚才更虔诚，一面用脚尖和脚跟交替支撑自己，一面慢慢摇晃脑袋，“我为我孩子的将来所做的妥善安排，受到现在这种年轻人的愚蠢行为的影响。这是彻头彻尾的荒唐事，彻头彻尾的瞎胡闹。过不了多久，这件事就将烟消云散、无足轻重。不过，如果你们不彻底放弃这种愚蠢的行为，我也许—我也许会按捺不住焦虑，对她采取保护措施，以免她一时糊涂，犯下与你结婚的错误，从而承受相应的后果。嗯，科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去打开人生之书已经合上的那一页，哪怕只是打开一刻钟；也不要逼我去打乱早就做好的重大安排，哪怕只是打乱一刻钟。”
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宁静平和的感觉，如夕阳西下般静谧从容，我不禁深受感动。他那样泰然自若，听天由命—显然把身后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有条有理—他只要想到这一切就会动情。我真觉得，我看见他因为内心深处的感动而泪光闪闪。
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背弃朵拉，也不能背弃我自己的心。他告诉我，最好用一个礼拜考虑他说的话，那我怎能说我不愿花一个礼拜呢？然而，我又怎能不懂得，无论考虑多少个礼拜，我对朵拉的爱情都不会改变分毫呢？
“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跟特罗特伍德小姐谈一谈，或者跟任何深谙世事的人谈一谈。”斯彭洛先生用双手整理着领巾说，“用一个礼拜好好考虑一下，科波菲尔先生。”
我答应了，然后尽量表现出沮丧绝望而又坚贞不屈的样子，走出那个房间。默德斯通小姐的浓眉送我走到门口—我说她的眉毛送我，而不说她目送我，是因为她脸上的眉毛比眼睛重要得多—过去，在布兰德斯通的客厅里，差不多也是早上这个时候，她就是这个模样，同现在别无二致。我仿佛觉得，我又做不出功课，那本可怕的识字课本又沉沉地压在我心头—在我的儿时想象中，书上的椭圆形木刻插图就像是眼镜上取下的镜片。
我回到事务所，用手捂住脸，不看老提菲和其余的人，坐在我的专属角落的办公桌前，思考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我在心里痛苦地咒骂吉卜，为朵拉肝肠寸断。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拿起帽子，发了疯似的跑到诺伍德去。想到他们怎样恐吓她，把她吓哭，而我又不在那儿安慰她，我感到痛不欲生，不由得立刻给斯彭洛先生写了一封不计后果的信，哀求他不要把我可怕命运的恶果强加在朵拉头上。我恳求他呵护她的温柔天性—不要摧残这朵娇嫩的花儿—我还记得，我在信中的口气，并没有把他当作朵拉的父亲，而是当作吃人的巨妖和温特利之龙[2]。我把信封好，在他回来以前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进屋之后，我从虚掩的门中看到他拿起那封信读起来。
整个上午，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下午他离开事务所以前，把我叫进去，对我说，我完全不必为他女儿的幸福担心。他说，他已经明确告诉她，这完全是胡闹，此外就没对她多说什么了。他认为，他是一个很娇惯孩子的父亲（事实的确如此），我完全不用再挂念她的事。
“如果你冥顽不灵，或者一意孤行，科波菲尔先生，”他说，“我也许不得不把我女儿再送到国外住一阵子。但我认为你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我希望过几天你就会释然，不再钻牛角尖，不再那样做了。至于默德斯通小姐，”因为我在信中提到了她，“那位女士警惕性很高，我敬佩她，也很感激她。不过，我已经严厉要求她，不准再碰这个话题。科波菲尔先生，我只是希望大家忘掉这件事。而你要做的，科波菲尔先生，也只是忘掉这件事。”
只是忘掉！在写给米尔斯小姐的短笺里，我悲痛地引用了斯彭洛先生的这个说法。我用阴郁的讽刺口吻写道，我要做的，只是把朵拉忘掉。只是这个，谈何容易！我求米尔斯小姐当晚见我一面。如果得不到米尔斯先生的批准和同意，我求她，即使在放着衣物压干机的屋后厨房偷偷见一面也好。我告诉她，我理智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使其不被废黜。我在信末的署名是“你心烦意乱的朋友”。在将信交给脚夫之前，我又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禁觉得行文有些像米考伯先生的风格。
不过，我还是把信发了出去。晚上，我前往米尔斯小姐住的那条街，在那里转来转去，直到米尔斯小姐的女仆偷偷带我进去，穿过地下室前的空地，进入屋后厨房。后来我有理由相信，米尔斯小姐大可以让女仆领我通过前门，上楼进入客厅。她之所以没那样做，只是因为她喜欢浪漫和神秘罢了。
在屋后厨房，我止不住地胡言乱语。我想我就是去那里出丑的，我敢说我也的确出尽了丑。米尔斯小姐刚刚收到朵拉匆匆写好的短笺，说一切都被发现了，还说：“噢，请快来我这里，朱莉娅，快，快！”但是，米尔斯小姐不相信那家的主人会让她进门，所以就没去。于是，我们两个都被困在了黑暗的撒哈拉沙漠里。
米尔斯小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喜欢一股脑儿全都倒出来。我不禁觉得，她虽然也和我一起落泪，却从我们的痛苦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我可以说，她通过抚慰我们的痛苦，来最大限度地获取乐趣。她说，现在朵拉和我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只有爱情的长虹才能跨越其上。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必然会经历磨难，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这不打紧，米尔斯小姐说。被蛛网束缚的心终究会挣脱而出，那时爱情就报仇雪恨了。
这算不上多大的安慰，但米尔斯小姐不肯鼓励不切实际的希望。她大大加深了我先前的苦恼。我觉得（而且以最深的感激之情告诉她），她真够朋友。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她首先就要去看望朵拉，用眼神也好，用言辞也罢，总之要想方设法使她明白我的深情与痛苦。我们分别的时候悲痛不已，但我认为米尔斯小姐完全乐在其中。
我回到家，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了姨婆。尽管她能说的都说了，我还是满心绝望地上床，第二天满心绝望地起床，满心绝望地出门。那是个礼拜六的早晨，我径直朝律师公会走去。
来到能看见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我发现几个脚夫站在门外交头接耳，还有六七个闲人朝窗户里张望，而窗户是关上的。我不由得心头一惊，连忙加快脚步，挤过人群，一面为他们的表情感到纳闷，一面匆匆走了进去。
办事员都在，却没人做事。老提菲坐在别人的凳子上，帽子也没挂起来。我猜这对他来说还是生平头一遭。
“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啊，科波菲尔先生。”我进屋的时候，他说。
“怎么了？”我惊呼道，“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吗？”提菲喊道，其他人也都高喊起来，围到我身边。
“不知道！”我说，逐个打量众人的脸。
“斯彭洛先生。”提菲说。
“他怎么了？”
“死了！”
我顿觉事务所旋转起来，而不是我，这时一个办事员扶住了我。他们把我扶到一把椅子上，解开我的领巾，给我喂了些水。我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多久。
“死了？”我说。
“他昨天在城里吃过晚饭，就自己驾车回去。”提菲说，“他叫车夫坐驿车回家了。你知道，他有时候会这样做—”
“后来呢？”
“马车到了家，可他不在车上。马在马厩门口站住了，仆人提着灯笼出去一看，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是马脱缰跑了？”
“马身上并不热，”提菲戴上眼镜说，“照我看，并不比通常速度跑下来热。缰绳断了，在地上拖了一路。全家上下立刻都惊动了，有三个人沿着大路去找，在一英里外找到了他。”
“不止一英里，提菲先生。”一名年轻的办事员插嘴道。
“是吗？我想你说得对，”提菲道，“不止一英里—就在靠近教堂的地方—脸朝下趴着，身子一半在路边，一半在人行道上。究竟是一下子发病从车上栽下去的，还是觉得要发病，就先从车上下来的—抑或是在车上就死了，反正找到他的时候肯定已经不省人事了—谁也说不清。即便他当时还有口气，那肯定也说不出话了。大家尽快请来了大夫，结果无济于事。”
我无法形容听到这一晴天霹雳后的心情。这件事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发生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身上，这令人惊愕不已。他不久前还在这个房间，他的桌椅都似乎还在等他，他昨天的手迹也像鬼魂一样，但现在屋子里已经空空****，这又令人毛骨悚然。你无法将他同这里分开，看见门开就觉得他似乎要进来，却又说不清为什么。事务所里弥漫着寂静而慵懒的氛围，大家津津有味、不知餍足地谈论这件事；外面的人则从早到晚进进出出，兴致勃勃地大谈特谈这个话题。以上种种，任何人都能理解。在我内心深处，居然会对死神暗生忌妒。我觉得，死神的强大力量会把我从朵拉心中硬生生地挤开。我怀着一种不可描述的不情不愿的心情忌妒着朵拉的悲哀。想到朵拉对别人哭泣，受别人安慰，我就六神无主。在那最不合时宜的时候，我有一种贪婪的欲望，想把别人全都赶走，只留我自己在她身边，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以上种种，则是我无法形容的。
心烦意乱当中—我希望这种心情不单我有，别人也有—那天晚上我去了诺伍德，在斯彭洛先生家门口打听情况，从一个仆人口中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于是，我给米尔斯小姐写了封信，请姨婆在信封上写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在信中以最真挚的感情哀悼斯彭洛先生英年早逝，写到这里时不禁潸然泪下。如果朵拉还听得进去，我恳求米尔斯小姐告诉朵拉，斯彭洛先生跟我谈过话，态度极其和蔼体贴；谈到她的时候，斯彭洛先生口气柔和，没说过一句责备她的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为的是让米尔斯小姐在朵拉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但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那样做是为了追忆她父亲，无可厚非。也许我真的相信了。
姨婆第二天就收到一封回信，只有短短几行字。信封上写着姨婆的名字，里面的信却是写给我的。信上说，朵拉悲痛欲绝，当米尔斯小姐问她要不要在信里附上对我的问候时，她只是哭着说：“噢，亲爱的爸爸啊！噢，可怜的爸爸啊！”她之前就一直在这样哭喊。但她并没有不同意问候我。我便抓住这点尽量安慰自己。
自从斯彭洛先生出事后，乔金斯先生就一直待在诺伍德，过了几天才回事务所。他和提菲关门密谈了一会儿，然后提菲从门口探出头，招呼我进去。
“噢！”乔金斯先生说，“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打算搜查死者的书桌、抽屉和别的放东西的地方，封存他的私人文件，同时寻找遗嘱。别的地方都没有遗嘱的踪影。你要是愿意的话，不妨来帮帮我们。”
我本来就心急火燎地想了解我的朵拉将面临怎样的安排—比如谁是她的监护人之类的—现在正是送上门的机会，于是我们立刻动手寻找。乔金斯先生把上锁的桌子和抽屉都打开，我们把文件统统拿出来，事务所的文件放一边，私人文件（并不太多）放另一边。我们神情十分严肃，偶尔碰到零散的印章、铅笔盒、戒指之类与斯彭洛先生个人有关的小物件，我们都会压低声音说话。
我们已经封好几包文件，仍在飞扬的灰尘中默默搜寻。这时，乔金斯先生说起了他的已故合伙人，用的正是他的已故合伙人说他的话：“要让斯彭洛先生不按成规办事是非常困难的。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我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立遗嘱。”
“噢，我知道他立了！”我说。
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
“就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他告诉我，他立下了遗嘱，后事早就安排好了。”
乔金斯先生和老提菲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看起来不乐观啊！”提菲说。
“很不乐观。”乔金斯先生说。
“你们当然不是在怀疑—”我开口道。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肩上，闭起双眼，摇晃着脑袋说，“要是你在律师公会里跟我待得一样久就会明白，人在立遗嘱这个问题上是最反复无常的了，根本不值得信任。”
“哎呀，天哪，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固执地回应道。
“我得说，这几乎就是定论了。”提菲道，“我的意见是—他没有立遗嘱。”
在我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但结果确实没找到遗嘱。根据他的文件提供的证据，他根本没想过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暗示、草稿或者备忘便条之类的东西显示他有立遗嘱的意图。同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处理的业务简直乱得一团糟。我听说，要弄清他欠了多少债，还了多少钱，有多少遗产，是极其困难的。大家都认为，多年以来，他自己多半也弄不清这些问题。后来渐渐发现，律师公会当时处处都讲究排场体面，为了在这些方面不落人后，他不仅花光了本来不太高的职业收入，还不得不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来填补亏空。就算这笔财产曾经很多（这是非常可疑的），经过这番折腾，也所剩无几了。诺伍德那边的家具也卖了，房子也租出去了。提菲告诉我，还清死者应还的债务，再扣除他应该承担的事务所收不回来的那部分坏账和呆账，他剩下的财产连一千镑都不到。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提菲丝毫没想到我多么关心这些情况。
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斯彭洛先生已经过世了大约六个礼拜。在这段时间，我受尽折磨。米尔斯小姐报告的消息依然是，只要她对我肝肠寸断的小朵拉提起我来，朵拉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噢，可怜的爸爸！可怜的爸爸！”听到这话，我真想自我了结算了。米尔斯小姐还告诉我，朵拉除了两个姑妈就举目无亲了。那两个姑妈是斯彭洛先生的姐姐，都没有嫁人，住在普特尼，多年来很少同弟弟通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吵过架（米尔斯小姐这样告诉我），而是因为，在朵拉受洗礼那天，她们本以为自己有权获邀用晚餐，结果斯彭洛先生只是请她们吃了顿茶点，于是她们致信表达了意见，说“为各方的幸福着想”，今后还是不相往来为好。从那以后，他们姐弟就分道扬镳、各过各的了。
这两位隐居的女士现在现身了，提议带朵拉去普特尼住。朵拉紧抓住她们两个，哭喊道：“噢，好的，姑妈！请带着朱莉娅·米尔斯和我，还有吉卜去普特尼吧！”于是，葬礼后结束不久，她们就一块儿去普特尼了。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找到时间频频造访普特尼的，反正我想尽了办法，常常到那一带转悠。为了更严格地履行朋友的职责，米尔斯小姐开始记日记。她有时候会到普特尼的公地[3]上找我，把日记念给我听，若是没有时间见我，就把日记借给我看。每一篇日记，我都视若珍宝，下面摘录若干为例：
礼拜一。亲爱的朵拉依然十分消沉，而且头痛。她的注意力转移到毛色光滑的吉卜身上。朵拉抚摩吉卜。往事涌上心头，悲伤的闸门打开，转眼间泪如雨下。（眼泪是心灵的露珠吗？朱莉娅·米尔斯）
礼拜二。朵拉身子虚弱，精神紧张。面容苍白，但不失美丽。（这不是同月亮很像吗？朱莉娅·米尔斯。）朵拉、朱莉娅·米尔斯和吉卜一同乘车出游，吉卜朝窗外的清洁工狂吠，朵拉因此面露微笑。（人生的链条就是由这些细小的环节连缀而成！朱莉娅·米尔斯）
礼拜三。朵拉略有喜色。为她唱《晚钟》，本以为此曲适合她的心境，结果适得其反，未能抚慰她的忧伤。朵拉黯然神伤，悲痛得无法形容。后来发现她在自己房间啜泣。引用关于自己和羚羊的诗句[4]，无效。又提及墓碑上“忍耐”的化身[5]。（提问：为什么在墓碑上？朱莉娅·米尔斯）
礼拜四。朵拉明显好转。晚上情况更好了。面颊重现一丝红晕。决定向她提大卫·科波菲尔的名字。散步时谨慎提及，朵拉立即不能自已。“噢，亲爱的、亲爱的朱莉娅！噢，我真是个不听话、不孝顺的孩子！”我全力抚慰，朵拉的心情总算平复。描绘了大卫·科波菲尔痛不欲生的画面。朵拉再次不能自已。“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噢，把我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我大惊。朵拉昏厥。我向酒馆要了一杯水。（富有诗意的巧合：酒馆门柱上挂着黑白方格组成的棋盘模样的招牌，人生也如棋局一样变化无常。哎！朱莉娅·米尔斯）
礼拜五。今天出了一个意外。厨房里来了个带蓝色提包的人，自称来“修女鞋后跟”。厨师回答：“没人预约。”来人坚称有。厨师出去询问，独留此人与吉卜在厨房。厨师回来后，此人仍坚称有人预约，但最后还是走了。吉卜不见了。朵拉六神无主。报警。来人相貌特征：蒜头鼻，两腿如桥上栏杆。四处搜寻，不见吉卜。朵拉痛哭，无从安慰。又引用关于小羚羊的诗句。虽与情境相符，但毫无效果。傍晚，一个陌生男孩来访，被带到客厅。蒜头鼻，但腿不似桥上栏杆。自称知道吉卜下落，只需一镑便可奉告。反复追问也不再多说。朵拉拿出一镑。男孩带厨师来到一个小屋，见吉卜被独自绑在桌腿上。朵拉破涕为笑，围着吃夜宵的吉卜又蹦又跳。趁朵拉心情大好，鼓起勇气又上楼提到大卫·科波菲尔。朵拉再次泪如雨下，凄惨哀号：“噢，别说啦，别说啦！这个时候，除了可怜的爸爸还去想别的，那心肠就太坏啦！”—她抱起吉卜，呜咽着睡着了。（大卫·科波菲尔只能把自己托付给时光之神的宽大翅膀了吧？朱莉娅·米尔斯）
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是我在这段日子里唯一的安慰。她不久前刚见过朵拉。能看到她，能在她充满同情的日记中找到朵拉的名字，能被朵拉折磨得越来越痛苦，这是我仅有的慰藉。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住在纸牌搭建的宫殿里，如今宫殿塌了，只剩我和米尔斯小姐在断壁残垣之中。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冷酷的巫师，在我心中那位纯洁女神的周围画了一个魔圈，只有那对能载着那么多人飞往远方的强大翅膀，才能帮我进入魔圈！
[1] 威廉·恩菲尔德（1741—1797），英国牧师，代表作为1774年出版的口才畅销书《演说家》。
[2] 一头可以吞噬一切的巨龙，见《英诗辑古》（由托马斯·珀西主教收集的民谣集，1765年出版）。
[3] 无篱笆墙的公用草地，通常在村内或村子附近。
[4] 出自《圣经·旧约·箴言》第6章第5节：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5]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第2幕第4场：她因相思而憔悴，疾病和忧愁折磨着她，像是墓碑上刻着的“忍耐”的化身，默坐着向悲哀微笑。（“忍耐”的化身指的是墓碑上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