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又一头扎进罗马浴池泡了个澡，然后动身前往海格特。我不再垂头丧气，不再担心自己衣衫褴褛，不再渴望骑灰色骏马。我对待近来发生的不幸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必须向姨婆表明，她过去对我的善意并没有白费，我不是麻木不仁、忘恩负义之人。我必须下定决心毫不动摇地去努力工作，好好利用我幼年时经历的痛苦磨难。我必须手执樵夫的斧头，在困难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直达朵拉身边。想到这里，我顿时迈步更加强健有力了，仿佛这件事通过走路便能达成。
我发现自己走上了熟悉的通往海格特的大路，而这次我要去做的事却不是追逐欢愉。我觉得，我的整个生活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那种变化并没有使我气馁。伴随新生活而来的，是新的目标、新的打算。虽然工作无比艰辛，回报却也是无价之宝。这回报就是朵拉。我非赢得朵拉不可。
念及于此，我激动不已，甚至为自己的外套不够破烂而感到惋惜。我想要砍倒困难之林，证明我具备披荆斩棘的能力。路边有一个戴着铁丝眼罩、凿石修路的老人，我好想找他借来锤子，打碎花岗岩，开辟一条通到朵拉脚下的道路。我兴奋得浑身发热，气喘吁吁，觉得自己挣的钱似乎已经多得数不清。在这种心情下，我看见路边有一座招租的房子，便走了进去，仔细察看了一番—因为我觉得讲求实际是必要的。那座房子非常适合我和朵拉，房前有一个小花园，吉卜可以在里面撒欢乱跑，隔着栅栏冲路过的小贩狂吠。楼上最好的房间可以给姨婆住。我走出房子，觉得身上更热，脚步也更快了。我飞也似的跑到海格特的时候，竟然早到了一个小时。但就算没有早到，我也必须溜达一会儿，冷静一下，才好去见人。
结束了必要的准备之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斯特朗博士的住所。他没有住在斯蒂尔福思太太家那一带，而是在这座小镇的另一头。打听清楚以后，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下，我又走回斯蒂尔福思太太家附近的一条小巷，从花园围墙的拐角向里张望。斯蒂尔福思的房间门窗紧闭。温室的门开着，罗莎·达特尔没戴帽子，在草坪一旁的石子路上急躁而迅速地走来走去。她让我联想到一头猛兽，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不停地左奔右突，渐渐磨光了心力。
我悄悄离开窥视花园的地方，有意避开左邻右舍，后悔不该靠近那座房子，然后在镇子上一直溜达到十点钟。如今矗立于小山之巅的尖顶教堂那会儿并不存在，没法向我报时。当时那里坐落着一座古老的红砖大宅，用作校舍。回想起来，那座老房子必定是个上学的好地方。
斯特朗博士的住处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从看似最近才完工的装饰和修缮判断，他似乎在这房子上花了不少钱。我朝房子走去，看见他在房子一侧的花园里散步，打着绑腿，穿着如旧，仿佛从我学生时代开始，他就一直在散步，从未间断。他周围也仍是那些旧日伙伴—附近有许多高大的树木，草地上还有两三只看护他的乌鸦，仿佛坎特伯雷的乌鸦已来信叮嘱要盯紧他，于是它们表现得特别认真。
我知道，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要引起他的注意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大着胆子打开花园门，进去跟在他身后，想在他转身时迎上前去。他转过身，向我走来，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显然心里想的并不是我。然后，他慈祥的面庞上流露出异样的喜悦，双手抓住了我。
“哎呀，亲爱的科波菲尔，”博士说，“你长大成人了！你好吗？见到你，我很高兴。亲爱的科波菲尔，你比以前成熟多了！你真是—没错—天哪！”
我向他问好，也问候了斯特朗太太。
“噢，我很好！”博士说，“安妮也很好，她见了你一定非常高兴。她一向喜欢你。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信拿给她看的时候，她还这么说来着。还有—是啊，一点儿不错—你还记得杰克·马尔登先生吗，科波菲尔？”
“记得很清楚，先生。”
“当然，”博士说，“你肯定记得。他也很好。”
“他回国了吗，先生？”我问。
“从印度回国？”博士说，“是的。杰克·马尔登先生受不了那里的气候，亲爱的。还有马克尔哈姆太太—你没有忘记马克尔哈姆太太吧？”
忘记“老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马克尔哈姆太太啊，”博士说，“为他操碎了心，可怜人儿哟，所以我们就把他弄回国来了。我们花钱在专利局给他谋了份差事，这对他合适多了。”
我非常了解杰克·马尔登先生的为人，从博士的这番话推断，他得到的多半是个钱多活儿少的肥差。斯特朗博士把手搭在我肩上，转头对着我，慈祥的面庞上写满了鼓励，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继续道：
“嗯，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们来谈谈你的那个提议吧。毫无疑问，我当然很满意，也觉得很合适。但你不认为你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你知道，你在我们那里念书的时候就出类拔萃。你有资格从事许多好工作。你已经打下了足以建造任何高楼大厦的良好基础。把你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我能提供的这个可怜工作，你不觉得可惜吗？”
我又激动起来，恐怕还用狂热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强烈请求。我提醒博士，我已经有一份职业了。
“是啊，是啊，”博士回应道，“的确如此。你当然已经有一份职业，而且正在努力学习，这就让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不过，亲爱的年轻朋友，一年七十镑有什么用呢？”
“这能让我们的收入翻一番呀，斯特朗博士。”我说。
“天哪！”博士回应道，“想不到是这样！我并不是说，严格限定在一年七十镑，因为我一直在想，无论我雇用了哪个年轻人，都会给他一份礼物。毫无疑问，”博士依然一面扶着我的肩膀走来走去，一面说道，“我总是把每年的礼物都考虑在内的。”
“亲爱的老师，”我说（这次我真的没有信口胡说），“您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尽—”
“别这样，别这样。”博士打断道，“我可不敢当啊！”
“如果您肯接受我利用空闲时间来您这里做事，也就是每天早上和晚上，并且认为一年花七十镑是值得的，那您的这份大恩大德，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天哪！”博士故作天真地说，“真想不到，这么点儿钱竟然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哎呀，哎呀！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你会去吗？你能保证吗？”博士说—他向来都是用这句十分严肃的话激发我们学生的自尊心。
“我保证，先生！”我按照从前学校里的规矩答道。
“那就一言为定。”博士说，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继续走来走去，他的手一直搭在我肩头。
“如果我要做的工作同那部词典有关的话，”我用略带奉承的语气说，但愿这听上去没有什么心机，“我会高兴二十倍的，先生。”
博士停下脚步，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叫人看了十分开心的得意神情大声说：“亲爱的年轻朋友，你说中了，就是那部词典！”就像我参透了人类最深奥的智慧一样。
怎么可能是别的东西呢！他的口袋里塞满了手稿，脑袋里也塞满了词条。那东西简直就像要从他身体里到处往外冒。他告诉我，自从他不再教书，他的词典编纂工作就进展得十分顺利；我提出早晨和晚上来协助他工作，这样的安排对他再合适不过，因为他已经养成白天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杰克·马尔登先生最近偶尔提出做他的文书助手，却并不称职，把博士的手稿弄得有点儿散乱。不过，我们很快就整理出来，顺利展开工作。后来，当我们真正工作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马尔登先生制造的麻烦比我预料的更大，因为他不仅犯了许多错误，而且在博士手稿上画了许多士兵和女人的头像，令我常常陷入晦涩难解的迷宫。
博士为我们将携手合作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工作而欢欣雀跃，于是我们定于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早晨工作两个小时，晚上工作两三个小时，礼拜六除外，我那天可以休息。当然，礼拜天我也可以休息。我觉得这样的条件非常宽松。
我们双方对这样的计划安排都很满意，然后斯特朗博士就带我进屋见斯特朗太太。我们在博士的新书房里见到了她，她正在掸去书上的灰尘—他决不允许别人触碰这些神圣的心爱之物。
他们已经因为我推迟了早餐时间，于是我们一起坐下来用早餐。不一会儿，我看见斯特朗太太似乎已觉察有人来了，然后才听到来人的动静。一位绅士骑马来到门前，跳下马，手挽缰绳，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将马牵进小院，拴在空车房墙上的一个环上，然后手执马鞭，走进早餐室。来者是杰克·马尔登先生。我觉得他去过印度之后并没有什么长进。不过，我那时一见不肯在困难之林披荆斩棘的年轻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印象肯定失之偏颇。
“杰克先生！”博士说，“科波菲尔！”
杰克·马尔登先生跟我握了握手，但我觉得他不够热情，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在给予我莫大的恩惠一样。见此情形，我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不过，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倒算得上一大奇观了。他只有在同表妹安妮说话时才会打起精神。
“你吃过早饭了吗，杰克先生？”博士问。
“我几乎从来不吃早饭，先生。”他答道，头往后靠在安乐椅上，“我觉得吃早饭怪无聊的。”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博士问。
“什么新闻也没有。”马尔登先生答道，“只是有消息说，北方的人在忍饥挨饿，大为不满。可不管在哪儿，总有人吃不饱，满肚子怨言。”
博士沉下脸，像要换个话题似的，说道：“看样子确实没有什么新闻。听人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报纸上有一篇长长的报道，先生，说的是一起谋杀案。”马尔登先生说，“不过，世上总有人被谋杀，所以我就没看。”
我认为，对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感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当时还不像后来我观察到的那样，被视为一种高贵的品格。我知道，从那以后，这种态度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我见过有人把这种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甚至遇到过一些衣冠楚楚的绅士和仪态万千的淑女，他们简直生来就跟毛毛虫一样。马尔登先生的这种态度或许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绝没有因此对马尔登先生更有好感，或者更加信任。
“我来这儿是想问问，今晚安妮想不想去听歌剧。”马尔登先生转向安妮，说道，“这一季[1]里，要听好歌剧的话，这是最后一场了。里面有个歌手，安妮真该去听一听。她唱得实在太好了！不光唱得好，还丑得令人着迷。”说完，他又恢复了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凡是有可能讨年轻妻子喜欢的事，博士都喜欢。于是，他转向妻子，说道：“你应当去，安妮，你应当去。”
“我不想去，”她对博士说，“我宁愿待在家里。我非常想待在家里。”
她看都没看表哥一眼，就转过来同我说话，问阿格尼丝好不好，能不能来看她，会不会当天就来。她看上去是那么焦躁不安，我很纳闷，正在往面包上抹黄油的博士，怎么连这么明显的事也看不出来呢？
但他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只是和蔼地对她说，她还年轻，应该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的，绝不能让一个没趣的老头子把她也搞得死气沉沉的。他还说，他想要她把那位新歌手的歌唱给他听，如果她不去听，又怎么能唱得好呢？于是，博士坚持替她定下这场约会，还邀请杰克·马尔登先生回来吃晚饭。事情安排妥当后，马尔登就走了，我猜是去专利局了。不管是去哪里，反正是骑马走的，看上去慵懒极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于好奇，便去打听她有没有去听歌剧。她没去，只是派人到伦敦回绝了表哥的邀请。下午她去看望阿格尼丝，而且还说服了博士陪她一起去。博士告诉我，因为那天晚上天气宜人，他们是沿着田野步行回家的。我当时就很想知道，如果阿格尼丝不在伦敦，她会不会去听歌剧呢？阿格尼丝会不会也对她产生了某些好影响呢？
我觉得，她看上去不怎么开心，但那到底是一张美丽的面庞，除非这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我和博士工作的时候，她就一直坐在窗前，我常常瞥她一眼。她为我们准备早餐，我们一面工作，一面匆匆吃上几口。我九点离开的时候，她正跪在博士脚边的地板上，给他穿鞋子、打绑腿。嫩绿的树叶低垂在楼下房间敞开的窗户上，在她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前往伦敦民事律师公会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多年前那晚看到的她那张脸—博士在一旁读书，而她在一旁望着博士。
现在我非常忙碌，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十点才回家。但我从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了无限的满足，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缘故而放慢脚步。我狂热地认为，自己越辛苦，就越对得起朵拉。我还没有向朵拉透露我家境的变化，因为过几天她就要来看望米尔斯小姐，我要把不得不告诉她的一切都留待那时再讲。我只是在信中告诉她（我们所有的通信都是由米尔斯小姐秘密传递的），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讲。与此同时，我缩减了抹头发的熊脂的分量，彻底放弃了香皂和薰衣草香水，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三件背心，因为这些对我艰苦的生活来说都太奢侈了。
做了这么多事，我仍然不满意，急不可耐地要多做点儿事，于是我就去找特拉德尔斯。他住在霍尔本的城堡街上一座房子的屋顶矮墙后面。迪克先生已经随我去过海格特两次，与斯特朗博士重续了往日的交情，这次我也带他一起去见特拉德尔斯。
我之所以把迪克先生也带去，是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姨婆身处逆境，又真诚地相信，即便苦役和囚徒也没有我这样拼命，他自己却无能为力，便烦躁忧虑起来，以致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更难完成那篇陈情书了。他写得越努力，查理一世那颗倒霉的脑袋就越频繁地搅和进来。除非我们善意地欺骗他，让他相信他是有用的，或者想办法让他真能发挥作用（这当然更好），否则我非常担心他的病情会加重，于是我决定找特拉德尔斯，看他能不能帮我们。我们动身前，我把我们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了特拉德尔斯，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他的同情和友谊。
我们到了他的住处，看到他正在奋笔疾书，小房间角落里放着他看一眼就会精神百倍的花架和小圆桌。他热情欢迎我们，不一会儿就跟迪克先生成了朋友。迪克先生宣称以前绝对见过特拉德尔斯，我们俩都说：“很有可能。”
我要跟特拉德尔斯商量的第一件事是：我听说，各行各业的许多杰出人士，都是从报道议会辩论开始发迹的。特拉德尔斯曾向我提起他希望投身新闻业，于是我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在给他的信中询问他，怎样才能取得报道议会辩论这一工作的资格。现在，根据打听到的情况，特拉德尔斯告诉我，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要想把这份工作干得尽善尽美，需要掌握一种单纯的机械式技能，也就是精通神秘的速记读写，其难度相当于通晓六门外国语。通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也许能学有所成。特拉德尔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这番话会打消我的念头。但我只是觉得，前面有几棵大树需要砍伐，于是立即决定举起斧头，在这片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朵拉的道路。
“我对你感激不尽，亲爱的特拉德尔斯！”我说，“我明天就开始。”
特拉德尔斯大吃一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并不知道我为何会欣喜若狂。
“我要买一本详细介绍速记法的书，”我说，“我在律师公会里大部分时间都闲着，可以趁机学习。我要把法庭上的发言记录下来，作为练习—特拉德尔斯，亲爱的朋友，我一定会掌握这种技能的！”
“天哪！”特拉德尔斯睁大了眼睛，说道，“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如此坚决的人，科波菲尔！”
他怎么可能想得到？对我自己来说，这都是新奇的发现。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又把迪克先生的事摆到台面上。
“你知道，”迪克先生满怀渴望地说，“要是我能尽点儿力，特拉德尔斯先生—要是我能敲敲鼓—或者吹吹喇叭什么的就好了！”
可怜的家伙！我毫不怀疑，他打心眼儿里更愿意干这种事，而不是别的。特拉德尔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耻笑别人的。他平静地答道：“可您的字写得很好呀，先生。是你告诉我的吧？科波菲尔。”
“写得好极了！”我说。事实确实如此，他的字写得十分工整。
“我要是能给您找一份写字的工作，先生，”特拉德尔斯说，“您觉得自己干得了吗？”
迪克先生犹豫不决地看着我。“呃，特罗特伍德？”
我摇摇头。迪克先生也摇摇头，叹口气。“对他讲一讲陈情书的事。”迪克先生说。
我对特拉德尔斯解释说，迪克先生很难把查理一世从他那份手稿里赶出去。我说话的时候，迪克先生一面非常恭敬严肃地看着特拉德尔斯，一面吮吸着大拇指。
“不过，我说的那些文件，你知道，都是已经写好了的。”特拉德尔斯想了一下，说道，“迪克先生根本不必动脑筋。这下就没什么障碍了，你说对吗？科波菲尔，不管怎么说，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特拉德尔斯和我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而迪克先生坐在椅子上焦急地望着我们。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就让他用这个办法开始工作，结果大获成功。
在白金汉街我的住所窗前的一张桌子上，我们铺开特拉德尔斯为迪克先生找到的工作—抄写一种有关通行权的法律文件，抄多少份我记不清了—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们铺开那本未完成的伟大陈情书的最后一部分手稿。我们给迪克先生提出的要求是，他必须严格按照摆在他面前的原件抄写，不许有一星半点儿的差错。如果他觉得必须提一下查理一世，就得跑到陈情书那边去。我们告诫他，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遵守这条规矩，并留下姨婆监督他。后来，姨婆向我们报告说，他一开始就像一个敲打两面定音鼓的人那样，不断兼顾抄写和陈情书。不过，他发现这弄得他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而他要抄写的文件明明就摆在眼前，他不久便坐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抄起来，将陈情书留待将来方便的时候再写。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很注意保证他适度工作，以免有损健康，尽管他的工作并不是从一周的开头开始的，但到了礼拜六晚上，他已经挣了十先令九便士。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他跑遍附近所有的商店，将这笔财富换成了六便士一枚的硬币；也不会忘记他眼中含着喜悦和自豪的泪水，把硬币在托盘里摆成心形献给姨婆。从他开始从事有用工作那一刻起，他就好像得到了魔法庇护一样。如果那个礼拜六晚上世上有幸福之人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感恩戴德的迪克先生了—他把姨婆视为世上最了不起的女人，把我看作世上最了不起的年轻人。
“现在咱们不会挨饿了，特罗特伍德。”迪克先生在角落里握着我的手说，“我来供养她，先生！”他边说边在空中挥动十根手指，就像那是十家银行一样。
我不知道特拉德尔斯和我究竟谁更高兴。“哎呀，”特拉德尔斯忽然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差点儿把米考伯先生给忘了！”
那封信（米考伯先生一逮住机会就会写信）是写给我的。信封上写着“烦请内殿律师学院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转交”。内容如下：
亲爱的科波菲尔：
你或许不会对我要通报的消息感到意外：我时来运转了。我先前似曾提及，我正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将在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岛国的某地方城镇安身（那里的人或从事农业，或担任神职，过得其乐融融），投身某种需要专门学问的职业。米考伯太太和我们的孩子将随我同往。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合葬于当地一座庄严建筑的附属墓地中。该地以此建筑闻名遐迩，其声名远播至中国和秘鲁。
我们在这座现代巴比伦饱经沧桑，但我相信我们从未丧失尊严。临别之际，我与米考伯太太都难掩惜别之情，因为我们将同与我们家庭生活的圣坛息息相关的某人分别。经此一别，也许多年后才能重逢，也许再无相聚之日。离别前夕，如果你能携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光临寒舍，互道珍重，便是对我莫大的恩惠。
你永远的朋友
威尔金斯·米考伯
得知米考伯先生摆脱了蓬头垢面的屈辱生活，终于真的时来运转了，我非常高兴。听特拉德尔斯说，信中邀请我们造访的时间就是当天晚上，我当即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一同动身前往米考伯先生以莫蒂默先生的化名租住的寓所，就在格雷律师学院路快到头的地方。
寓所的陈设十分简陋，我们发现那对双胞胎躺在起居室的一张折叠**，他们如今已经八九岁了。米考伯先生在一只盛洗脸水的大罐子里准备好了他最拿手的美味饮料，他管那叫“佳酿”。这一次，我还有幸同米考伯少爷叙旧。他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看样子很有出息，手脚总是停不下来。但在他这个年龄，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还再次结识了他妹妹，米考伯小姐。米考伯先生对我们说：“她跟她妈妈长得一模一样，就像她妈妈在她身上浴火重生了似的。”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自己跟特拉德尔斯先生刚好碰上我们要迁居外地，难免有些微不便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我一面做得体的回答，一面打量了一圈屋内，只见所有家当都已打包，行李绝不算多。我向米考伯太太祝贺即将到来的乔迁之喜。
“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对于我们家的大情小事，你总是抱着友善的关心，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娘家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一走跟被流放了没什么两样，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身为贤妻良母，我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米考伯太太向特拉德尔斯投去祈求的目光，他热情地表示了赞同。
“这，”米考伯太太说，“这至少是我对我的责任的看法，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和特拉德尔斯先生。当年婚礼上，我跟着牧师立下了不可反悔的誓言：‘我埃玛愿嫁给你威尔金斯为妻。’然后我就担负起这一责任。昨天晚上，我还在微弱的烛光下重温了誓言。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永远不能抛弃米考伯先生。而且，”米考伯太太说，“虽然我对婚礼仪式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我决不会抛弃他！”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不觉得你会干出那种事。”
“我知道，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接着说，“我要去陌生人中间碰运气了；我也知道，虽然米考伯先生用最彬彬有礼的措辞写信给我娘家人，宣告迁居这件事，但他们全都对米考伯先生的信不理不睬。说真的，我也许有点迷信，”米考伯太太道，“但在我看来，米考伯先生写的那些信，绝大部分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复。从我娘家人的沉默，我可以推测他们反对我做出的决定。但科波菲尔先生，我决不能因为我娘家人反对就抛弃责任、偏离正道呀！即便爸爸妈妈反对也不行，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表达了我的意见，说她走对了方向。
“将自己关在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米考伯太太说，“这或许是一种牺牲。不过，科波菲尔先生，如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对米考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来说，就是更大的牺牲了。”
“噢！你们要去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我说。
米考伯先生一直在从那个盛洗脸水的大罐子里给我们斟酒。他这时回答道：“是去坎特伯雷。事实上，亲爱的科波菲尔，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根据安排，我和我们的朋友希普签订了契约，要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协助他，为他效力，并发誓保守秘密。”
我瞪大眼睛看着米考伯先生。他见我大吃一惊的样子，反倒乐开了花。
“我应该向你说明，”他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能取得这一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米考伯太太的生意头脑和审慎建议。先前，米考伯太太提议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社会发出挑战，结果我的朋友希普接受了挑战。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说到我的朋友希普，”米考伯先生说，“他可真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物。提到他的时候，我总想尽可能表达敬意。我的朋友希普并没有把我的固定薪水定得太高，但在解除我的经济压力方面，他已经根据我的服务价值，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坚信，自己的服务价值不菲。我碰巧拥有从事这份工作所需的机敏和才智，”米考伯先生用一如既往的绅士派头，看似自谦、实则自夸地说，“而我要将其献给我的朋友希普。我已经懂得一点儿法律知识—在民事诉讼中当过被告—我还要立刻研读我们英国最著名、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所著的《英国法释义》。我想，没必要再补充说，我所指的就是布莱克斯通法官先生[2]了吧。”
米考伯先生这番话，事实上，那天晚上的大部分对话，都不时被米考伯太太打断，因为米考伯太太总是在纠正米考伯少爷—他一会儿坐在靴子上；一会儿双手撑着脑袋，就像脑袋快掉下来了似的；一会儿在桌子底下不小心踢特拉德尔斯一脚；一会儿左右交替轻轻跺脚；一会儿把脚伸得老远，看上去十分粗俗；一会儿侧着脑袋趴在桌子上，头发支棱在酒杯中间；一会儿又用其他方式手脚乱动，让大家都觉得不胜其烦。米考伯太太一发现儿子的这些行为就出言制止，而米考伯少爷总是气嘟嘟地我行我素。我一直坐在那里，一面为米考伯先生宣布的消息惊愕不已，一面琢磨这意味着什么，直到米考伯太太继续谈论起刚才的话题，我的注意力才转到她身上。
“我特别要求米考伯先生小心的是，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他在投身法律行业的这一分支时，千万不要丧失了继续上进，直至最高层的能力。我毫不怀疑，只要他能专心从事一种适合他的职业，将足智多谋、口若悬河的才干发挥出来，就一定会出人头地。嗯，举个例子吧，特拉德尔斯先生，”米考伯太太意味深长地说，“他可以成为法官，甚至大法官。难道一个人从事了米考伯先生接受的这种职位，就再也没有晋升的可能了吗？”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但也用探询的目光瞥了眼特拉德尔斯，“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米考伯！”她回应道，“不！你这辈子的错误就是目光短浅。就算你不想对得起自己，为了对得起家人，也应该尽量把眼光放长远，将才华发挥到极致呀。”
米考伯先生一边咳嗽，一边心满意足地喝着潘趣酒—他依然不时瞥一眼特拉德尔斯，好像期待听一听后者的意见。
“哎呀，这件事是明摆着的，米考伯太太。”特拉德尔斯委婉地向她挑明真相道，“我说的是千真万确、平淡无奇的事实，你知道—”
“正是。”米考伯太太说，“亲爱的特拉德尔斯先生，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希望尽可能做到平平淡淡、实实在在。”
“—是这么回事，”特拉德尔斯说，“即便米考伯先生是一名正式的事务律师，在法律的这个分支—”
“对呀。”米考伯太太回应道，“威尔金斯，你要是再斜着瞅，就别想让眼睛还原啦。”
“—也跟晋升毫不相干。”特拉德尔斯接着说，“只有出庭律师才有资格晋升。米考伯先生没有在律师学院学习过五年，就当不了出庭律师。”
“亲爱的特拉德尔斯先生，”米考伯太太态度和蔼、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说，在律师学院学习五年之后，米考伯先生就有资格做法官或大法官了，对不对？”
“那样他才有资格。”特拉德尔斯答道，特别强调了“有资格”三个字。
“谢谢你，”米考伯太太说，“这就足够了。如果情况就是这样，米考伯先生不会因为从事这份工作而丧失晋升的权利，我也就放心了。我这些话，当然是以女人的身份说的。不过，我一向认为，米考伯先生具有我在娘家时听爸爸说过的那种法律头脑。但愿米考伯先生即将进入一个可以发挥才干的领域，从此出人头地、功成名就。”
我毫不怀疑，此时此刻，在米考伯先生的法律头脑里，正描绘着自己端坐在大法官羊毛坐垫上的画面。他自鸣得意地摸了摸他那光秃秃的脑袋，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
“亲爱的，我们不要去揣测命运的安排。如果我注定要戴假发，至少在外表上已经为这一殊荣做好了准备。”他指的是自己的秃头，“我并不惋惜自己的头发，说不定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理由它们才掉光的。这可说不准。我打算，亲爱的科波菲尔，教育我的儿子从事教会工作。我不否认，若能因他而名扬四海，我会非常高兴的。”
“从事教会工作？”我问，心里一直想着乌利亚·希普。
“是呀，”米考伯先生说，“他的头音[3]非常出色，可以从唱诗班歌手开始教会生涯。我们住在坎特伯雷，在当地又有人缘，大教堂唱诗班里一有空缺，无疑就能让他填补上。”
再看米考伯少爷，他脸上那副表情仿佛在说，他是从眉毛后面发音的。不久，他给我们唱《啄木鸟嗒嗒嗒》这首歌时（他不唱歌就得去睡觉），声音似乎真的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对他的表演大加称赞，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会儿闲篇。我竭力隐瞒家境的改变，但还是忍不住对米考伯夫妇透露了实情。听说我姨婆身处困境，他们竟然开心极了，那自在又舒服的样子，我简直无法形容。
潘趣酒快喝到最后一轮时，我提醒特拉德尔斯，我们应当祝我们的朋友健康幸福、事业有成，然后再告辞。我请求米考伯先生把我们的酒杯斟满，然后一本正经地向他们祝酒—隔着桌子同米考伯先生握了手，又吻了吻米考伯太太，以此纪念这个重大的日子。特拉德尔斯效仿了我的第一个举动，但他觉得自己同米考伯夫妇的交情尚不够深，没有贸然效仿第二个举动。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站起来，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说道，“我青年时代的伙伴—如果你允许我这样称呼你的话，还有我尊敬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如果他也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话，请允许我代表米考伯太太，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们的儿女，对你们的良好祝愿，表示最热烈、最真诚的感谢。明天我们就将迁居外地，开始全新的生活。”米考伯先生说话的口气，就像要前往五十万英里之外似的，“我或许应该给面前的两位朋友留下几句临别赠言。但在这方面，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我即将进入一个博大精深的行业，成为无足轻重的一员。无论通过这一行能获得多高的社会地位，我都将奋发有为，不令自己蒙羞，米考伯太太也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在暂时的债务压力之下—我签下借款合同时本打算立刻偿还，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还清—我不得不违背本心，乔装改扮—我是指戴眼镜—还不得不使用不合法的假名。对此，我只想说：这凄凉景象上的乌云已经消散，太阳再次高挂在山巅。下礼拜一下午四点，驿车到达坎特伯雷的时候，我将踏上故乡的土地—并恢复我的本名：米考伯！”
说完这番话，米考伯先生重新落座，阴沉着脸，一连喝了两杯酒，然后又十分严肃地说：
“在离别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我还要完成一项法律手续。我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先生为了解决我的房租问题，曾两次在我的期票上‘署名’—如果可以用一个通俗说法的话。头一张期票到期时，我将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置于—简言之，就是置于困境中不管不顾。第二张期票尚未到期。第一笔债务，”说到这里，米考伯先生自己查看了文件，“我相信，是二十三镑四先令九便士半；第二笔债务，根据我记的那笔账，是十八镑六先令二便士。两笔加到一起，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一共是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可以替我核对一下这个总数吗？”
我照办了，核实无误。
“倘若我没有解决这笔债务，”米考伯先生说，“就离开这个大都会和我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先生，那一定会背上难以忍受的精神负担。因此，我为我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先生准备好了一份文件，现在就拿在我手里。有了它，我就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我请求我的朋友特拉德尔斯先生收下这张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恢复我的道德尊严，在我的同胞面前再次昂首挺胸地走路了，我是多么开心啊！”
说完这段引子（说得他自己都感动不已），米考伯先生便把一张借据塞到特拉德尔斯手里，并祝他万事如意。我相信，当时不仅米考伯先生认为这样做就等于还清了债务，而且连特拉德尔斯自己也没弄清二者的区别，直到后来有工夫细想时才回过味来。
凭借这一高尚的行为，米考伯先生的确可以在他的同胞面前昂首挺胸地走路了。当他手持蜡烛送我们下楼的时候，胸膛好像又宽出了一半。我们双方热情洋溢地道别。把特拉德尔斯送到他家门口后，我独自回家。一路上，我思考了许多稀奇古怪、自相矛盾的事情。我觉得，米考伯先生虽然油嘴滑舌，却从来不向我借钱，这多半是因为我做过他的小房客，他还对我心存怜悯吧。如果他开口，像我这样仗义的人，肯定是不忍回绝他的。毫无疑问，这一点他跟我一样清楚（我在这里写一笔，算是对他的赞扬吧）。
[1] 指伦敦上流社会的社交季，大致从4月持续到8月。
[2] 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学家、法官、政治家，主要著作为四卷本的《英国法释义》，该书对英美法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3] 声乐术语，运用头声区共鸣作用方法演唱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