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佩戈蒂的请求下，我毫不费力就做出决定，暂时留在我寄宿的地方，等那个可怜的车夫的遗体被运到布兰德斯通下葬之后再走。很久以前，佩戈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古老的教堂墓地里，她那“可爱的姑娘”（她总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墓地边，买下了一小块地，作为她与丈夫将来的安息之所。
终日陪伴佩戈蒂，竭尽所能地为她做事（充其量只有一丁点儿），至今想来，我仍为自己能那样做而倍感欣慰。不过，从我个人和职业的角度说，令我感到无上满足的，恐怕还是处理巴吉斯的遗嘱并阐释其内容这件事。
提议在那个箱子里寻找遗嘱，可以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索，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它藏在一只草料袋的底部。除了干草，我们还在草料袋里发现了一只带表链和印章的金表。这只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那天戴过，在那之前和之后，还从未有人见过；还有一个人腿模样的银制烟草塞棒；一只柠檬形状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小杯子和小碟子，我猜那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打算送给我的，后来却舍不得了；还有许多一基尼或半基尼的金币，总共八十七个半；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此外，还有几张英格兰银行股票收据、一块旧马蹄铁、一枚假先令、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牡蛎壳经过反复打磨，里面呈现出七色光彩，我由此判断，巴吉斯先生对珍珠只是略知一二，从未形成明确的认识。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天天都带着这只箱子在旅途上奔波。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一套谎话，说这箱子是“布拉克博伊先生”的，“留在巴吉斯处待取”。他还煞费苦心地将这无稽之谈写在箱盖上，如今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了。
我发现，这么多年来，他的积蓄十分可观。他的财产折合成现金，几乎三千镑。他将其中一千镑的利息赠给佩戈蒂先生，到死为止；佩戈蒂先生死后，这一千镑本金由佩戈蒂、小埃米莉和我三人均分；若我们当中有人死了，则由还活着的人均分；这一千镑之外的剩余遗产全归佩戈蒂继承；佩戈蒂是他剩余遗产的继承人和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大声朗读这份遗嘱，并不厌其烦地向相关人等阐述其条款，感觉自己俨然就是一位代诉人。我开始觉得从律师公会学到的东西，比我原先以为的更有用。我无比细致地研读了遗嘱，宣布它方方面面都完全符合遗嘱规范，并在空白处用铅笔做了标记，觉得自己懂得那么多真是了不起。
我处理了复杂的遗嘱，给佩戈蒂清算了归她名下的所有财产，将善后事宜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所有问题上充当她的裁判和顾问，这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葬礼前那个礼拜，就这样在忙碌中度过了。在这段时间，我没见过小埃米莉，但我听说两个礼拜后她就要低调地结婚了。
容我冒昧地说一句，我没有以传统的样子参加葬礼。我的意思是，我没有穿黑斗篷，也没佩飘带，像要吓唬鸟儿似的。但我一大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当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护送的灵柩运到教堂墓地时，我已经在那里了。那位疯癫癫的老绅士，从我旧房间的小窗边朝我们张望；奇利普先生的小娃娃，在保姆肩头晃动着沉甸甸的脑袋，对牧师转动着金鱼眼。奥默先生气喘吁吁地站在人群后面。除此之外就没有别人了，气氛异常安静。一切结束之后，我们在教堂墓地盘桓了一个小时，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采了一些嫩叶。
我写到这里，恐惧不由得爬上心头。我仿佛看见自己迈着孤零零的脚步返回远方的镇子，而那里已经被乌云笼罩。我害怕接近那里。一想到那个难忘的夜晚发生的事，我就心如刀割。如果继续写下去，我必定重历伤痛，那委实令我无法忍受。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将它写出来而变得更坏，也不会因为我心中不忍、停笔不写而变得更好。事情已经发生，一切都无法挽回。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我的老保姆第二天要同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事务。小埃米莉那天要去奥默先生的店里上班。大家约好当天晚上在老船屋碰头。哈姆会按往常的时间把小埃米莉接回来。我打算悠闲地走回去。佩戈蒂兄妹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天黑以后在炉边等候我们。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边门分手。那个边门，就是我昔日想象中斯特拉普背着罗德里克·兰登的背包休息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沿着通往洛斯托夫特的大路走了一小截，然后才转身往雅茅斯走去。我在一家体面的啤酒馆吃了一顿饭，那里距我之前提过的渡口有一二英里。白天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待我回到雅茅斯，已是黄昏时分，下起了滂沱大雨。那晚风雨交加，天气恶劣。但云层后面透着月光，所以天色算不上黑暗。
不一会儿就望见了佩戈蒂先生家，望见了窗户后闪烁的灯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沙地，来到门前，走了进去。
屋里看上去非常舒服。佩戈蒂先生已经抽过晚上那斗烟，夜宵也很快准备起来。炉火烧得旺旺的，炉灰也打扫过了，小埃米莉常坐的那只小矮柜已放在老地方。佩戈蒂坐在自己的老位置，看起来好像从未离开过似的（只是衣服变了样）。她重新拿起盖子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盒、装在像小茅屋似的盒子里的码尺和那一小块蜡头。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那里，好像从未被搅扰过一样。格米奇太太也待在原来那个角落里，看上去有点儿烦躁，所以也显得相当自然。
“你是头一个回来的，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满脸喜悦地说，“要是外套淋湿了，少爷，就脱下来吧。”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说，把外套脱下来递给他挂起来，“还不算太湿。”
“真的呢！”佩戈蒂先生摸了摸我的肩膀说，“跟木屑一样干！请坐吧，少爷。用不着跟你说欢迎，不过我是真心诚意欢迎你啊！”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相信你的话。噢，佩戈蒂！”我说，过去吻了她一下，“你怎么样了，老太婆？”
“哈哈！”佩戈蒂先生大笑道，坐到我们身边，搓了搓手，表示近来的烦心事总算过去了，他松了一口气，也显露出真诚朴实的天性，“世上再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比她更安心的了！少爷，我就是这么对她说的。她为逝者尽到了责任，逝者也知道这点；逝者对她做了应做的，她也对逝者做了应做的—还有—还有—一切都做得很好！”
格米奇太太呻吟了一声。
“打起点儿精神来，我的漂亮老妞儿！”佩戈蒂先生说（但他侧过身子，冲我们摇摇头，显然意识到近来发生的事会让她想起那个老头子），“别垂头丧气的！为了你自己，多少打起点精神来嘛，看看大把好事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来啦！”
“不可能的，丹！”格米奇太太回应道，“我只是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遇不到什么自然而来的好事。”
“不会，不会。”佩戈蒂先生宽慰她说。
“会的，会的，丹！”格米奇太太说，“我这样的人，不配跟分到遗产的人住在一起。我事事都不顺，还是消失了最好。”
“哎呀，要是没了你，我有钱怎么花呢？”佩戈蒂先生一本正经地抗议道，“你在说什么呀？我如今不是比以前更需要你了吗？”
“我就知道从前没人需要我！”格米奇太太可怜巴巴地呜咽起来，“现在有人跟我说实话了！我孤苦伶仃，事事不顺，怎么能指望别人需要我呀？”
佩戈蒂先生似乎大吃一惊，因为自己的话竟然被这样无情地曲解了。他想要反驳，但佩戈蒂扯扯他的袖子，摇了摇头。他满腹心酸地看了格米奇太太一会儿，又瞅了眼那架老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在窗台上。
“你瞧！”佩戈蒂先生兴高采烈地说，“你瞧啊，格米奇太太！”格米奇太太发出轻微的呻吟。“照惯例点亮了！你肯定好奇这是干什么，少爷！呃，这是为了小埃米莉。你瞧，那条小路天黑后不怎么亮，走起来让人很不快活。只要她回来的时候我在家里，我就会把蜡烛放在窗口。这样一来，你瞧，”佩戈蒂先生笑逐颜开地俯身对我说，“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埃米莉她会说：‘总算到家啦！’她还会说：‘我舅舅在家呢！’因为我要是不在家，就肯定不会点亮蜡烛放在窗口呀。”
“你真是个小娃娃！”佩戈蒂说。就算她真觉得哥哥孩子气，也非常喜欢他这样。
“噢，”佩戈蒂先生回应道，两腿叉得老开站着，既舒服又满意地双手上下搓着腿，一会儿看看我们，一会儿又看看炉火，“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反正，看起来不像。”
“是不大像。”佩戈蒂说。
“对呀。”佩戈蒂先生大笑道，“看上去不像，不过—不过想想倒觉得有点儿像，你知道。哎呀，我不在乎这个！嗯，听我说，我去看我们埃米莉那座漂亮的小房子了。我看了又看，把那里的小玩意儿呀，都当成了她本人。若是我说谎，就—就遭‘天劈’！”佩戈蒂先生突然加重语气道，“好啦！别的就不多说了。我把那些玩意儿拿起来又放下，轻轻抚摩它们，就像它们是我们的埃米莉。我对她的小软帽什么的也是那样轻手轻脚。要是有人存心糟蹋那些东西，我可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这就是你说的小娃娃，样子像只大海胆！”佩戈蒂先生说完哈哈大笑，宣泄他满腔的热情。
佩戈蒂和我都笑了，只是没有那么大声。
“你们知道，我觉得啊，”佩戈蒂先生又搓了搓大腿，喜气洋洋地说，“这都是因为我过去老跟她玩儿，装成土耳其人、法国人、鲨鱼，装成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天哪，一点儿不错，还有狮子、鲸，以及我都叫不上名儿的东西！—那会儿她还没有我膝盖高呢。你们知道，这就成为我的习惯啦。哎呀，我说的就是这根蜡烛！”佩戈蒂先生说，乐不可支地朝那根蜡烛伸出手，“我心里很清楚，她结婚离开之后，我会把蜡烛放在那儿，就跟现在一样。我心里很清楚，我晚上回到这儿的时候—嗨，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我不住在这儿又能到哪儿去呢—她不在我这儿，我也不在她那儿，我就会把蜡烛放到窗台上，坐到火炉前，装作等她回来的样子，就像现在这样。这就是你说的小娃娃，”佩戈蒂先生说着，又爆发出一阵大笑，“活像只海胆！哎呀，就在这会儿，我看见蜡烛一亮，就对自己说：‘她看到烛光啦！埃米莉来啦！’这就是你说的小娃娃，活像只海胆！全被我说中啦，”佩戈蒂先生突然止住笑，两手一拍，说道，“她果真来啦！”
但进来的只有哈姆。自从我进门以后，雨一定下得更大了，因为他戴的一大顶防水帽都耷拉在脸上了。
“埃米莉呢？”佩戈蒂先生说。
哈姆动了下脑袋，仿佛是说埃米莉就在门外。佩戈蒂先生从窗台上拿起蜡烛，剪掉烛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忙着拨动炉火。这时候，一直僵立着的哈姆说道：“大卫少爷，请你到门外来一下好吗？埃米莉和我有东西给你看。”
我们走了出去。在门口与他擦身而过时，我惊恐地看见他面如死灰。他连忙把我推到门外，关上身后的门。门外只有我们两人。
“哈姆，出什么事了？”
“大卫少爷—”噢，他伤心欲绝，放声痛哭！
看到他那悲痛的样子，我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我只能怔怔地看着他。
“哈姆，可怜的好人！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的心上人，大卫少爷—我心中的骄傲和希望—为了她，叫我去死我都心甘情愿，叫我现在去死我都不会皱半点眉—她走啦！”
“走啦？”
“埃米莉跑啦！噢，大卫少爷，想一想她是为什么跑掉的，我就祈祷仁慈的上帝，在她毁掉身子、受尽屈辱之前，结果了她那比什么都宝贵的性命！”
直到此刻，他那仰望风起云涌的天空的脸，他那不住颤抖的紧握着的双手，他那痛苦至极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依然与那片萧瑟的荒滩联系在一起。那里永远是沉沉黑夜，而他是那里唯一的存在。
“你是有学问的人，”他急匆匆地说，“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最好。我进门之后该怎么说呢？我该怎样把这事儿告诉他呢，大卫少爷？”
我看见门动了，便本能地伸手去抓外面的门闩，想争取一点时间。可惜太迟了。佩戈蒂先生探出头来，一看到我们俩，他脸色立马就变了。就算我活到五百岁，也忘不了他那会儿的神情。
我记得现场爆发出哀号与痛哭，女人围着他打转，我们全都站在屋里。我拿着哈姆给我的一张纸；佩戈蒂先生的背心撕破了，头发乱蓬蓬的，脸和嘴唇煞白，鲜血从胸膛滴落（我想，血是从他嘴里喷出来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念吧，少爷，”他用低沉颤抖的声音说，“请慢点。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一片死寂中，我展开泪痕斑驳的信纸，念道：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在我心地纯洁时，你就深爱着我，而我根本配不上你这份爱。’”
“我已经走远了。”他慢慢重复着这句话，“停下！埃米莉走远了。噢！”
“‘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我这可爱的家了—我这可爱的家啊—噢，我这可爱的家啊！’”
信上的日期是头天晚上。
“‘—我这一走，就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他将我以他夫人的身份带回来。再过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你就会看到这封信，但看不到我了。噢，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痛彻心扉！我曾那样委屈你，而你也永远不会饶恕我。我希望，即便这样的你，也能知道我是多么难过！我罪孽深重，没资格在信里提自己。噢，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吧，这样你就会感觉好受点。噢，求求你，告诉舅舅，我现在比以前百倍地爱他。噢，把过去你们怎样疼爱我、关心我都统统忘掉吧—把我们打算结婚的事也忘掉—就当我小时候便死了，埋在了什么地方。我背离了上帝，但我还是要祈求上帝可怜可怜我舅舅！告诉他，我现在比以前百倍地爱他。安慰他吧。爱一个能像我以前那样待舅舅的好女孩吧，一个忠实于你、配得上你、不会像我一样使你蒙羞的清白女孩。愿上帝保佑所有人！我会常常跪下来为所有人祈祷的。即便他不能将我以他夫人的身份带回来，即便我无法为自己祈祷，我也要为大家祈祷。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激都献给舅舅！’”
信上写的就是这些。
我读完信良久，佩戈蒂先生仍然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我终于鼓起勇气，抓住他的手，竭尽所能地恳求他努力克制自己。他答道：“谢谢你，少爷，谢谢你。”但依旧一动不动。
哈姆跟他说话。佩戈蒂先生这时感受到了哈姆的痛苦，于是紧握着哈姆的手。但除此而外，他仍旧和刚才一样，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渐渐地，他终于将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扫视整个房间，仿佛正从梦幻中清醒过来。然后，他低声说道：“那个男人是谁？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感觉如遭重击，不由得倒退了两步。
“你肯定在怀疑某个男人。”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道，“请你出去一会儿，让我把非说不可的话跟他说了。你不该听这些的，少爷。”
我再次如遭重击，跌坐到椅子上。我想说点儿什么，舌头却像打结了一样，视线也模糊不清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抓住他的手，竭尽所能地恳求他努力克制自己。（第449页）
“我要知道他的名字！”我听见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最近有段时间，”哈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不时在这一带出没。还有一位绅士，他们俩是一伙儿的。”
佩戈蒂先生像刚才那样定定地站在那里，但现在双眼紧盯着哈姆。
“昨天晚上，”哈姆接着说，“有人看见那个仆人—跟咱们可怜的女孩—在一起。最近一个多礼拜，他都藏在这一带。大家以为他走了，但他只是藏起来了。别待在这儿，大卫少爷，别待在这儿！”
我感到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但就算房子即将塌在我身上，我也无法动弹。
“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一辆陌生的马车停在镇外去诺里奇的路上。”哈姆继续道，“那个仆人走到马车跟前，走回来，然后又走过去。在他又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身边跟着埃米莉。车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男人。”
“我的老天哪，”佩戈蒂先生说，往后退了几步，伸出一只手，像要把他害怕的东西拦住，“别告诉我那个人是斯蒂尔福思！”
“大卫少爷，”哈姆断断续续地喊道，“这不是你的错—我绝不是在责怪你—但那个人的名字就是斯蒂尔福思。他是个该死的坏蛋！”
佩戈蒂先生没有喊叫，没有流泪，也没有动一下，直到似乎突然醒过来，从墙角的钉子上扯下粗布大衣。
“搭把手！我没劲了，穿不上。”他不耐烦地说，“搭把手，帮帮我。哎呀！”有人上前帮忙后，他说，“把那顶帽子给我！”
哈姆问他要上哪儿去。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去找我的埃米莉。我要先去凿沉那条船。我要是早看穿他是个什么东西，非淹死他不可，不然我就白活了。要是他坐在我面前，”他发疯似的伸出攥紧的右手，说，“要是他坐在我面前，跟我面对面，我非淹死他不可，不然你们就打死我好了。我想就该这样做！—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上哪儿去？”哈姆大喝一声，在门口拦住他。
“哪儿都行！我要走遍世界，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把受辱的可怜外甥女找回来。谁也别拦我！我告诉你们，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
“不行，不行！”格米奇太太插进他们中间，哭喊道，“不行，不行，丹，你现在这样子可不能去呀。过一阵子再去找她吧，我孤苦伶仃的丹，现在这样子可不能去！你先坐下，原谅我给你带来的苦恼，丹—比起这个来，我那些不顺的事儿根本不算什么！—咱们谈谈从前吧，那会儿她是个孤儿，哈姆也是，而我是个可怜的寡妇，是你收留了我。谈谈这些，你我那可怜的心就会软下来，丹。”说着，她就将头靠在佩戈蒂先生肩上，“你就不会感到那么伤心了。因为你是知道那句承诺的，丹：‘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1]这句话，在这个家里，在庇护我们多年的这个家里，是绝对管用的！”
佩戈蒂先生这时平静了许多。我本来很想当场跪下，求他们饶恕我导致的不幸，痛骂斯蒂尔福思，但我听见佩戈蒂先生哭了，先前的那股冲动让位于一种更自然的情感。我那颗心也卸下了过重的负担，于是我也痛哭起来。
[1]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