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
王尧：你曾经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我也觉得语言是人的家园。但在写作《暗示》时，你和自己做了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这是一次转向。确实，挑战语言还得通过语言。我想，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下汉语写作的有关问题。我在和李锐的交谈中，感觉到他的语言焦虑很强，他对网络化以后英语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对汉语可能造成的一种伤害以及汉语的边缘化，他很担忧。
韩少功：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现象吧。就电脑输入速度而言，世界上有关方面做过很多比较和测试，包括微软公司也做，发现中文与英文相比较，输人速度不是慢而是更快。这样看来，中文对电脑的适应性，不会比英文差。随着中文软件的继续开发，我觉得中文在信息市场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这不是太大的问题。英文当然有强势，不光在网络上，在印刷品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历史造成的。第一，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再加上美国，两代霸权曾经有广阔的殖民地或者影响范围，全世界说英语的人口多。第二，说英语的国家中有很多富国，特别是美国，购买力强，一以当百，一以当万，不能不被信息产业商垂青，大量编写英文软件也就很自然。第三，正因为英语运用广泛，已经成为了一种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二级语言，其文化性减弱，工具性增强，简易好学，规范好用，很适合这个人文危机而经济发达的时代。现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种英语，菲律宾的、新西兰的、印度的、南非的、美国黑人的等等，互相并不一样。英语是取其最大公约数，成了一种跨国化英语，已经不是原来作为母语的英语，是借用了英语资源的准世界语，有点像英语简化版。有一个法国人曾瞪大眼睛对我说：“英语哪是一种语言？明明只是一个工具。”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不一定赞成他的激烈，但作为文化的英语，与作为工具的英语，确实不是一回事。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英语，那种世界性的、工具性的英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保持强势，甚至会无情消灭其他一些弱小语种。
王尧：在网络化时代，汉语的危机是否比其他语种强？
韩少功：我看不出这种危机。如果说有过这种危机的话，最严重时期应该是网络化以前的时代。那时，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同，都怀疑和否定中文，甚至很多人连带着否定汉语，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共同的。它们提出过“中文的拼音化方向”“中文的拉丁化方向”，考虑或出台过相关改革方案。周边国家的日语、越语、蒙语等等都欧化了，或半欧化了，中国人有点着急啊，怕方块字搭不上现代化的车啊。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到美国，发现华裔家长们大多禁止孩子们讲中文，好像中文是病毒，躲都来不及。九十年代后期我再到美国，发现中文补习学校大大增多，有见识的华裔家长们倒过来了，担心孩子们只会说英语，遇到周末便把孩子往中文班里送。
王尧：得过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们大多说过：双语优势很宝贵，你们千万不要把中文丢了啊！
韩少功：前几天的报纸上说，全世界有两千多万外国人在学校里学习中文，两千多万，吓人的数字，你还能说是“危机”？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不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外国人都想来中国做生意——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惟一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中文的某些优点，包括作为工具的优点，正在被更多的人体会。美国人做过一个统计，英语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左右的新单词，大部分是科技单词，这对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但中文的特点是以字组词，可以用旧字组新词，学新词不一定要学新字，记忆的负担可以相对减轻。“基因”，两个字都是旧的。“激光”，两个字也都是旧的。但组合起来就分别成为了新词，意思大致可猜，大致可悟，一个小学生也可一知半解。英语中当然也有high-way，high-tech等等，也是以旧组新的词，但相对于中文来说是少多了。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告诉我，日语里的“电脑”原来有两个词，其一是中文的“电脑”，其二是片假名，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就是那种拼音化日语。这两个词并行不悖。但时间长了，日本人倒是越来越喜欢中文词。为什么呢？“电脑”一看就知道是用“电”的“脑”，那不就是计算机吗？不就是很聪明的机器吗？但这个词的片假名只让你知道声音，不了解含义，因此一个没有专门学习过的人，从声音里猜不出computer是个什么东西，岂不是更麻烦？你再看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文词造得很有条理，脉络非常清楚，部首是“气”旁、“金”旁、“石”旁的，一看就让人大体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氚”肯定是一种气，“钛”肯定是一种金属。虽然可能读不出，但基本意思不会错到哪里去。当然，这只是些很小的例子，说明中文即使对科技工作来说也不一定是低劣的语言，至少在有些方面还是有长处的。人们可以认为英语也自有其长，但没有理由说表意文字就一定比表音文字全面地差，没有理由说中文一定要走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方向。
王尧：近代以来，汉语在亚洲的覆盖面是缩小了。
韩少功：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以后，民族独立总是伴随着语言独立的要求，日本、朝韩、越南等，都是这样脱离了汉语，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汉字，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欧化和半欧化的道路。其中，日文是煮了一锅夹生饭，一半借了汉文，一半是借了英文及其他西文，没有把欧化进行到底。这种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化的多样化，有利于各民族发展自己的特色文明，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割断历史：因为这些民族在古代都是用汉字的，现在一旦把汉字丢了，就不容易读古籍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历史都需翻译，就像了解外国历史。这方面只有日本还好一点。
王尧：中国推行了两批简化字以后，很多青年人也看不懂繁体字，但简化字毕竟只有那么多，一个中学生稍微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直接读古籍的，至少读《史记》那种通晓平白的古汉语不会太难韩少功：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独立以后，如果语种太小，使用者太少，那么在翻译、出版等方面就会出现大困难，造成知识引进和知识生产的障碍。我到蒙古去访问，发现那里总共只有两百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三四个县的人口规模。他们采用新蒙文以后，借用俄语字母，横着写而不是竖着写了，中国内蒙的旧蒙文出版物也不适用了，书刊只能靠自己出版。但介绍一本外国的文学或者学术，只能印刷很少的册数，相对的翻译和出版成本实在太高，常常是没法做。这种苦恼是大语种民族所难以知道的。
王尧：世界的竞争，说是经济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很大的方面都是知识生产方面的竞争。在一个知识的时代，语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韩少功：这个问题在以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前些年，据说蒙古人谈判加人世贸组织的时候，一口气同意把关税统统降为零，后来实行了一段，扛不住，又要悔棋，说中国人没有这么降，我们为什么要降？这就是蒙古老乡干的事。奇怪吗？其实不奇怪。图书馆里没有足够的理论和资料，你要他们的经济官员能有多精明？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相对较少，所以较为单纯和淳朴，喝酒、唱歌、待人很热情，但总体来说，可能少了一些深刻。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比蒙古大多了，但也有很多翻译和出版的困难。我在他们的书店里，看到那种口袋书特别多，把外国的文学与学术都编写成简化版，什么华勒斯坦，什么哈耶克，什么福柯，应有尽有，但大部分不是翻译而是简介，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可以读下来，是小册子，快餐化了。学生们最喜欢，便于拿来做题目应考。很多学者也喜欢，可以用来多快好省地做论文啊。出版商们更乐意，因为出版简介就可以绕过原作版权，不需要付版税，省了钱。这些与语种规模也都是有关系的：你若是个出版商，翻译出版大部头原著就不得不考虑市场，而这个日文的学术市场比英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要小得多，不能不让人谨慎从事。
王尧：相比之下，中国眼下有十三亿人的市场空间和财政力量，可以建立一支相对完备的翻译队伍，建立较为完备的出版体系以及研究体系、教育体系，有利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广泛的吸收。
韩少功：除了中国内地以外，还有台湾、香港、新加坡，海外华人圈，翻译和出版可以互相搭车、互相借力，成本就大大降低下去了，知识的引进和生产都较为容易。当然，中国眼下读书人也多浮躁之气，可能要不了多久，学术也会小册子化、口袋书化、万金油化。但船烂了也有几斤钉，即便刨去人口的八成，中国还能剩下三亿人，比很多小语种国家还是会多一些回旋空间。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接用英文。如果说日本的语言欧化是煮了一锅夹生饭，那么印度就是煮了两锅饭：一锅是精英阶层用的英语，一锅是下层百姓用的十几种本土语，主要是印地语。这种两锅饭的状态，虽然不利于内部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管理，但至少有一个精英阶层进入大语种，可以在英语那里借力和搭车。印度这些年软件业发展迅速，不能不说是利用了英语的优势。
王尧：新加坡人口不多，但汉语资源丰富，看它的《联合早报》，就会发现他们使用汉语资源的聪明之处。
韩少功：新加坡以华人为主要族群，与汉语本就有不解之缘。李光耀是聪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务以后，决心把中文地位给恢复起来。这样他们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语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都很方便，光是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开支啊。比方有些书不用自己翻译出版，进口台湾、香港的就行了。我在韩国的时候，听说韩国的知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派主张韩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则主张韩文退回中文。从知识生产成本的功利角度来说，这些考虑都是很自然的。
王尧：我在韩国逛书店，根本看不到在国内常见的现象，在国内，哪怕是县城的书店，都有许多西方学术著作。中国对西方学术论著的翻译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丨这与我们的语种和使用汉语的人众多应该有关系。
韩少功：中国读者是很幸运的。中国的翻译、出版部门也是很幸运的，如果是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家，你翻译家和出版家都没有多少事好干。折腾一个《维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忆逝水年华》的全本出来，只能印个几十本，几百本，不亏死了？
王尧：好像西方的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能翻译这么多西方的书，也很惊讶，而且销量这么大。
韩少功：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响可能要今后时间久远以后才看得更清楚。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也有大的难处。比方说，一个人生活在大语种里，母语基本上够用，走南闯北都不需要换语言，了解国外也可依靠译本，学外语的压力就相对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普及英语教育，但因为缺少使用环境，学好了英语的并不多，能用好英语的就更少。包括大学里这么多教授，外语真好的并不多，写封留学生推荐信，大多是让学生自己代笔，这在国外都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大语种国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爱英语，是实在难学，实在难以巩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小语种国家，求学、求职、恋爱、看电影、哪怕开个小餐馆，都可能同外国人交道，一抬脚就走出国门了，没有外语怎么生存？
王尧：以前说马克思懂得好几门外语，中国人一听都惊奇得不得了。
韩少功：在欧洲的一些小国家，读书人懂几门外语是很多见的，不是太难。比如拉丁语分裂出来的几种语言，是刚分家的兄弟，血缘近亲，差别不是特别大。据说一个西班牙人碰到一个意大利人，都没学过对方的语言，但连说带比划，就能把对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所以说：大国之民学外语难，小国之民学外语易；大国接受外来学术易——但依赖翻译，小国接受外来学术难——但一旦接受就较为直接。
王尧：刘禾在美国研究过“跨语际实践”，研究翻译在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语种国家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通过翻译来接受外来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以及这些误解带来文化反应，就特别多，也特别耐人寻味。
王尧：看来大语种文化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语种的文化容易两极化：要不就是封闭，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现在英语一个个吃掉的都是这些小语种。但大语种文化规模庞大，内部有广阔的翻译和出版空间，既不容易封闭，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最可能进人一个文化嬗变和再生的漫长过程，最后变得似己非己，似他非他。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演进，对于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类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样，多样是交流的前提。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类经验积累，保留在特定的语言里面，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显得无足轻重，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可能重新释放能量，为解决人类某些危机而发挥独特的作用。
王尧：记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语。
韩少功：但那种人造语言是工具主义的产物，也明显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语言的文化性，干净整洁得连粗痞话都没有。那种塑料语言和蒸馏语言，我觉得是毫无前途的。
王尧：后来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语化，实际上是从语言角度来支持“全盘西化”，可惜对语言仍然知之甚少。
韩少功：湖南的《书屋》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大文章，把中文骂得几乎一无是处，把英文捧上了天，还质问：汉语产生过《圣经》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其实，《圣经》最初哪是用英文写的？《圣经》诞生的时候，英文在哪里？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王尧：汉语在整个世界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从汉语的文学写作特点开始，接近这个问题，慢慢地展开。西方语言学上的变革，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化上的变化，对汉语的重新理解也会带来众多领域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汉语的写作，看白话文的历史，以及汉语今后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一点。比方说，汉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的时候，谈到这一点。
韩少功：我在那本书里没有展开来谈。其实，典故之多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不仅表现出汉语的历史悠久，积累深厚，而且表现出汉文化强于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的独特文化传统。成语里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个故事，一个具体案例，一个提供意义的完整语境，“揠苗助长”“叶公好龙”“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这样。比方说你使用“退避三舍”，虽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让”“避让”“忍让”，但这个典故的丰富含义和准确含义，是这些词不能完全表达的。为什么退避？这里面有情感，有感恩报德的来由。为什么不多不少退了个三舍？这里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与原则相冲突时的权衡。还有什么叫“三舍”？这里有历史知识，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围，可以让人产生现场感和其他联想。这就是说，典故最大限度保存着话语的语境，尽力保存相关判断的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是一种准文学化语言，或者说是一种“活性”语言。一般来说，语言是对事物的一种符号抽象，但在抽象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还原具象，始终引导一种对实际生活的关注，就是典故的特点。成语典故潜藏着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哲学态度，表现出中国人更善于用实践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来推动思维。
王尧：可以与之比照的是，古代欧洲人崇尚公理化，长于概念抽象和逻辑演绎。
韩少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科学与宗教的兴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义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种话语的语境，这些问题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到足够的反省。但一个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可能很难从语言的角度来展开这种反省。
王尧：英语中也有成语。
韩少功：是有，但相对于中文来说非常少。英语有一点来自神话或宗教的典故，有一点来自现代俚语中的典故，但总的来说很少，不像中国人，一开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语，哪怕一个农民也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毫无感觉，但对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构成了最可怕的障碍。他们一听到你说成语，就发懵，就一头雾水。口译员们最明白这一点，常常一听到成语就绕过去，或者适当地简化掉。
王尧：英语倒是有较为严密的语法体系。
韩少功：中国人正是借鉴这个体系，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现代汉语。但这个“法治”还没有学到家，在表示时态、语态等方面暂时无法可依，或是立法不严，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中文里有很多弱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现象，受形式逻辑的浸染较浅，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体把握，靠词语颗粒之间的关系默契，才能显示出来。报上的体育栏目里常说“中国队大败某某队”，或者说“中国队大胜某某队”，意思居然是一样的，“胜”与“败”都是胜了。不有点荒唐吗？在这里，意思不取决于“胜”或者“败”，只取决于词序安排，还有那个“大”。“大”一下，情绪上来了，意思就明确了，后面说什么都不要紧。据说，陈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夹生饭式的现代汉语语法，说《马氏文通》，其实不通。
王尧：这时候可能是语感比语法更重要。
韩少功：各种语言的词汇资源也不一样。比如中文里说到颜色，有黑、白、红、绿这一类词。但英语里冒出一个nonwhite，意思是“非白”。什么是“非白”？黑、红、绿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学等等也是“非白”啊，这个词管天管地漫无边际，岂不是怪怪的？显然，这个词就不是从实践归纳出来的，是用逻辑演绎出来的，就像数学家们可以从实数演绎出虚数，不可实证和较真，但有时候也管用。又比如说吧，大名鼎鼎的being，几乎贯穿整个欧洲学术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词，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既难翻译也难解读。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本质”“规定”“是”“在”，还有“人"（human being)……搅成了一锅粥。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加起来，才是这个being。前人译莎士比亚时，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的小说时也参照这一译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这种译法的，说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么being的原义是什么？就是“是”。如果要像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
王尧：这当然只能让中国读者费解，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说话，也不怎么关注这个“是”。
韩少功：虽然也有过实事求“是”的说法，但“是”一般只做联系动词我是人”，就是这样用的。“是”有时候也用做代词，比方“是人”，相当于“斯人”，意思就是“这个人”，但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不这样用了。可欧洲人不是这样的，“是”对他们的意义太重要了。他们习惯于追求公理啊，习惯于三段式的形式逻辑啊，习惯于形而上地寻根究底啊，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级、更重要、更神圣。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逻辑依据和合法程序需要严格查究。就像要领取一个上帝颁发的身份证，不然事物就没有意义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样焦虑万分了。这样，他们的这个“是”独立了，静止了，本身成了一个东西。成了一个常用名词，甚至可以带上冠词，可以翻译成“这个是”“这个在”，“此是”“此在”。这个东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部分哲学都是围绕事物的“是”展开。
如果说中国人只是求解事物“是”什么，是一种实践指向，那么欧洲人则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么，“是”何以为是，是一种#理指向。换一句话说，中国人重thing，欧洲人重being；中国人重know，欧洲人重know to know。为了实现这一点，英语词性转化灵活，轻松跳槽，不断向上抽象化和演绎化，be可以加上一个-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这样一级级往逻辑迷宫里转化和掘进。难怪外国的哲学那么难懂，那么难译，真是把中国学者一个个往疯里逼啊。
他们的理性主义是这个风格，比如黑格尔；后理性主义也是这个风格，如海德格尔^很多书可以几十页不举一个例子，不涉及任何实际，只在抽象概念的天国里**和苦打苦斗，让一般的中国人实在难以想像。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名家，还有西来的佛学，与之有点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 中国人一看到这些词肯定头就大了，正像他们一听我们说成语典故头就大了。
王尧：以前有人说“美不可译”，看来文化特性也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