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不仅打破了中国旧有的“自成体系”的区域经济格局，而且使中国的区域经济越来越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这种区域经济既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生着牵丝挂藤的联系。这些联系既有产品流动方面的，也有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流动方面的，还有信息流动方面的。可以说，中国的区域经济已被嵌入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网络之中，也已被嵌入到全球的生产和贸易的网络之中。因此，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必然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这里只能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择其要者加以讨论。
（一）在全球化时代，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繁多复杂
从理论上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之内的区域经济除了受当地的资源禀赋结构、经济结构、物质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及其相关政策、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全球产业技术革命及其扩散、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及其区域布局战略等因素的影响。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相关政策的影响。首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区域发展的要素供给条件。国家越富裕，资本供给越充裕，资本价格越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越具有条件。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越高，劳动者劳动技能越娴熟、创新能力越强，同时，劳动力价格也越高，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越具有条件，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越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国家越富裕，越有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产品、要素、信息的流动越便利，区域之间越容易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其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区域发展的需求条件。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不一样。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对钢铁、水泥等基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对装备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以及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都将迅速增长。第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包括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及投资政策、区域政策、贸易政策等，影响区域发展的软环境。如国家实施增长优先的战略，那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快一些；国家实施公平优先的战略，那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之发展可能会受到拖累。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那些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快一些；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那些通江达海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快一些。国家实施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那些产品主要面对国内市场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快一些；国家实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那些拥有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快一些。
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得越快，那些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地区可能发展得越快；贸易保护主义越盛行，这些地区的发展可能越困难。服务市场越开放，服务贸易越发展，那些智力密集、对外信息联络方便因而具有发展服务外包业优势的地区可能会发展得越快，那些服务业竞争力较弱的地区之发展面临的挑战可能会越大。全球资本和劳动要素流动的障碍越少，那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条件较好的地区可能发展越快。全球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越统一，那些产业技术和产品工艺落后地区的发展空间将越受到限制。
全球产业技术革命及其扩散的影响。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技术革命将促进经济大面积繁荣，也将引发全球经济地理的重组，为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条件的区域成为“领先的创新产业中心”带来契机。19世纪20年代以来，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形成了4个完整的以50年左右为周期的经济增长长波（康德拉涅夫波，也称K波）：K1，早期机械化长波；K2，蒸汽动力及机械长波；K3，电气及重型机械长波；K4，福特式大规模长波。每一长波，都有各自清晰的地理特征：K1时期，技术领先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K2时期，德国和美国成为技术领先国家的新成员；K3时期，德国和美国成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K4时期，日本、瑞典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跻身于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具体到一个国家内部，每个区域成为“领先的创新产业中心”的机会并不相同。一般的说，总是那些发展基础和条件较好的区域（如技术储备雄厚、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率先享受技术革命的恩泽。
另外，全球性主导产业的技术特征，也会影响生产力的空间格局。在通常情况下，当全球性主导产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时，那些本身具有巨大需求潜力或开拓周边市场具有优越条件的区域有可能聚集大量的产业活动。
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及其区域布局战略的影响。跨国公司是“一个能够对在一个国家以上的经营活动进行协凋和控制的企业，即使它可以不拥有这些经营活动”。它具有协调和控制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生产网络中不同过程与交易的能力，和在国际甚至是全球层次不同区位之间对资源和经营活动进行转换和再转换的能力，能够利用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与国家政策（如税收、贸易壁垒、财政援助等）的地理差异优化其全球生产和营销网络。目前，跨国公司已在全球经济地理的形成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必然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空间布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产成本比较低、政治风险比较小、文化和语言亲和力强因而对跨国公司有着较大吸引力的地区，往往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二）影响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若干重要因素
1.内部因素
（1）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公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经济发展要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效率和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矛盾双方的关系不是亘古不变的，效率和公平孰重孰轻，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于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人们对两者关系看法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我国的人均GNP只有290美元。按照当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其人均GNP水平与低收入国家的上限值尚有120美元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于那时我国新体制尚处于萌芽状态，旧体制时期的平均主义普遍存在，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打破平均主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适应，效率不仅被突出地强调，而且被置于公平之前。现在，一方面，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100美元，早已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中间水平。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扩大业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与日俱增。
第二，在30多年快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或被忽略的问题，如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日益暴露出来，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也比较脆弱。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削弱了资源环境承载力。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的能源消耗总量都在20亿吨标准煤以上，且呈快速增长之势。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589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1428万吨。2011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217.9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499.9万吨。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制约。鉴此，“十二五”规划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指出，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第三，国民经济内外失衡日益严重，区域经济发展要有助于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中国曾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不高。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且已由一个贸易逆差国变成一个贸易顺差大国，由一个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变成一个外汇储备大国。与之同时，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突出表现为，目前，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这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出口需要所起的作用过大。201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47%，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4.9%，进口依存度为22.1%。这不仅加大了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也增加了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因此，“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机制体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2）统筹区域发展将成为区域战略和政策的主调。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统筹的方面很多，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可见，统筹区域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本身也要统筹兼顾。因此，统筹区域发展，不仅要统筹区域之间的发展、区域发展和国家整体发展，不仅要统筹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也要统筹某一区域内部的城乡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还要统筹某一区域自身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
（3）资源和要素价格的变动引导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和要素价格及其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状况及其调整的方向。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一些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利用国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的机遇，在低廉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支持下，发展了许多低附加值产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资源和劳动要素价格呈现了上扬的态势。数据显示，2002—2006年，全国工业仓储用地价格平均上涨14.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平均增长77.8%。沿海地区资源和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得更快。资源和要素价格的上升，将压缩一些地区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引发国内产业在地区之间的转移，重塑产业区际分工格局。
（4）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将促进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与30多年前相比，目前，中国资源配置的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生产决策方面，除极个别情况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已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产品，已由最高时的100多种，减少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少量产品。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已取消国家定价，只对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国家指导价，95%以上的商品由市场定价。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政府掌握的资源已仅限于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用于建设的国债资金，政府投资已由最高时控制全部扩大再生产投资降低到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左右。这一切都将为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创造更加便利的软条件。
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9.8万公里，比1978年增加4.63万公里；其中国家电气化铁路里程已达4.8万公里，增加4.7万公里。公路里程已达400.82万公里，是1978年的4倍多。同年，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已达11.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接近26836万。这一切将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为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创造更加便利的硬条件。
2.外部因素
（1）交通和通信技术继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以交通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空间压缩”技术迅猛发展，它们的发展克服了产品、要素、信息流动的时空障碍：商用喷气式飞机的使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全球旅行；陆运和海运集装箱的使用，极大地方便了货物从一种交通方式到另一种交通方式的转变，增强了货物运输的安全性，大大地减少了货物运输的成本和时间；卫星、光纤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地理距离和信息传递成本之间的关系，便利了思想、指令、形象等形式的信息在全球的传播。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压缩”技术将继续进步。“空间压缩”技术的进步，使世界更加“扁平化”，将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空间压缩”技术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时空压缩对一些地方的影响要比另外一些地方的大，给一些地方带来的发展机会要比另外一些地方多。如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大大缩短了各大城市时间距离，另一方面却使落后的小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区位与大城市相比更加不利。再如，从通信技术创新中受益最大的地方通常是那些本来就“重要”的地方。这是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信技术新投资往往投向回报几率高的地方，强化某些通信路径，提高这些路径之上某些节点（城市）的重要性。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业提供者从一成员国境内向其他成员国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的过程”。传统上，大部分服务是不可贸易的。因为，大部分服务产品的交易只有买者和卖者同时在一个地点时，才能完成。有些服务交易，如信息的交换、储存、加工和获取等，虽然不需要买者和卖者离得很近，但是由于技术、习惯和风俗的限制，也需要买者和卖者面对面才能完成。随着信息和通讯的进步，这种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信息和通讯技术可以将知识编码化、标准化和数字化，而知识的编码化、标准化和数字化又可以将更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细分成更小的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在成本最小、质量最高和规模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生产。这使得在一个地方生产某种服务，在另一地方同时地或异时地消费这种服务成为可能。结果，出现了范围相当广泛的服务产品出口，从简单的附加值低的计算机数据录入到复杂的附件值高的建筑设计、金融分析、研究开发、软件设计等。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改革的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不断增长。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5.9%。
新技术不仅使服务产品可贸易化，而且可能使服务产品的生产在空间上更加集中，从而使产业的空间布局发生变化：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更多地专注于服务产品的生产，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更多地专注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当然，由于“空间压缩”技术的发展，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可能成长出一些能向全球提供服务产品的区域，如印度的班加罗尔。
（3）服务业国际转移速度加快。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对外投资的产业领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5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60和70年代，主要集中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而带来的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对外投资领域。
在过去的将近30年中，第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绝对量都有显著的增长。然而，二三大领域FDI的增长速度并不相同，服务业领域增长最快，第一产业领域的增长次之，制造业领域的增长最慢。
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发展基础和条件优越的区域，有可能形成若干个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增长极。
（4）对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和流向日益多元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直在40%—50%。1960年，美国和英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量的2/3。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瑞士、意大利和瑞典等9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为93.0%，到2000年时，这一比重降为74%。与之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了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地区）的行列。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的经济体只有10个，2000年，这样的经济体达到了33个。198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仅约为3%，到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12%。2006年，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接近了16%。据统计，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
发达国家也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7%流向了发达国家；2006年，甚至有70%流向了发达国家。2012年，这一比例有所减少，减少的比例则流向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在空间上也呈现了分散化的趋势。资料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吸收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1985年仅有7个，到2000年则增加到了22个。截止目前，则超过了30个。
对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和流向的多元化，一方面，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资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争取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从而使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影响。例如，—如果为争取外资而降低环保标准，就有可能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不会被企业之间的竞争取代，而且会越来越激烈。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在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国家并不像有些预言家所说的那样正在消失，而依然是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都通过对于贸易、外资和产业的管制，不同程度地干预市场的运作。与其说国家正在消亡，不如说国家越来越以世界经济发展中竞争者的面目出现。
与企业的目标是为了最大利益不同，国家的目标是为了社会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展开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国家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而竞争，为吸引生产性的投资而竞争。在迈克尔·波特看来，国家不仅参与了竞争，而且愈来愈多地参与了竞争优势的创造，“随着用来庇护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公司的贸易障碍越来越少，母国呈现出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国家是用来支撑竞争优势的技能和技术的来源”。
当然，为了实现社会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国家作为合作者的面目也日益清晰。各种各样区域合作组织的涌现，充分说明了国家的这一角色。
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存在及其强化，使得区域经济格局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的发展，不仅受企业选址的影响，也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还受政府之间、公司之间以及政府与公司之间“权力博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