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人们以为一切平静，万物也就停滞了。但实际上，宣传运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在一切平静的时候，种子开始发芽成长。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行他们的主张。[2]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出读、写、算的范围，但这绝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诫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
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他们学着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1830年之后，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斗争。
很难概括这个世纪早期的识字率情况。“勤劳阶级”的一端是许许多多目不识丁或者只能写出几个单词或自己的姓名的人；另一端则是具有相当的学识造诣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不识字绝不会不发表政见。在梅休笔下的英格兰，民谣歌手和“顺口溜表演者”仍然生意兴隆。他们顺着大众心情，在人行道表演滑稽戏或在大街拐角朗诵滑稽诗。根据市场状况把一种激进的或反罗马天主教的意思，编入他们的颇有讽刺风格的独脚戏或赞美诗中。[3]不识字的工人可能会步行数英里去听一次激进主义演讲，正如他（或另一个人）去体验一次宗教礼拜。在政治动**时期，没有文化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的工友朗读期刊上的文章；在职业介绍所里人们还要读新闻；在政治集会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读宣言或通过一连串的决议。真挚热切的激进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喜欢却又读不懂的著作视为神圣。切尔腾汉的一名鞋匠每个星期日都准时去W.E.亚当斯家请他读“费格斯的信”，但却自豪地拥有几本科贝特的书，还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软皮箱里。[4]
最近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年代工人阶级读者的情况。[5]简单地说，在那个世纪早期，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是相当少。由于工人中要求自我提高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同时由于主日学校和日校愈见成效，文盲的数量下降了，虽然在使用童工最甚的地区这种下降被推迟了。但阅读能力是最基本的，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则绝非与生俱来的；它必须是在克服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缺乏闲暇时间，不得买蜡烛（或眼镜）——之后才能获得。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也使用一些观念和术语，很显然，某些热烈的信从者只具有盲目崇拜的意义而没有理性价值。一些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暴动者竟然把“临时政府”看作是保证较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政府；此外，还有一份有关1819年东北地区矿工状况的描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普选权理解为普遍受苦……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的人都得受苦。”[6]
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献媚者，如果伯顿的恶劣行径是“正当的”，暴君的法律就成了理性的指令。——你可要当心点！即使在地狱之潮泡上一个月也别想让我们忘记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它只会促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并使人们义愤填膺。[7]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要通知你有6000人将在4月去你那里然后我们要去炸掉议园（院）且毁掉我们面前的一切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除了英国政府那样的所有杂种但没有关系在普遍知道他们而且是君对（军队）来我们立刻引起这伟大的革命然后全部这些大人物的头都要砍掉。
“诺迪将军”许诺的其他好处是：“我们要拆掉监狱而且我们要在法官睡着时洒（杀）他。”[8]
这两份文件的不同之处（评论家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在于风格，而且还在于它的感情程度。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斑白的工匠——皮匠（或制帽工或乐器制作工）写的，他的书架上也许有伏尔泰、沃尔尼和潘恩的著作，而且他还喜爱悲剧作品。1817年在国家监狱中还有一些来自兰开郡的这一类人，如70岁的活版印刷工威廉·奥格登曾在监狱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尽管我戴着脚镣手铐，但我决心要像处于同一境地的伟大的卡拉塔库斯[9]那样去面对我的敌人。”另一位印刷工约瑟夫·米切尔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米蒂拉、卡罗莱娜、科迪莉亚，当他在狱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女儿出生了便急忙写信给他妻子，建议给这个小孩取名叫波蒂亚。塞缪尔·班福德自己也许给妻子作过更具体的指示：“一个改革者的妻子应该是位女英雄。”[10]第二封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煤矿工人或乡村织袜工之作。这封信同东北煤田的一位矿工于1831年（和他的几个同伴在一次罢工骚乱时闯入煤矿检查员家中）留在煤矿检查员家中的那封打趣的信极其相似：
我咋（昨）夜在你家过得很舒服。你离开家一个人在煤矿，我看见你有许多房间，还有大酒窖，里面有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我享用了我那一份。我还知道矿上的一些人有了三四个孩子而他们却住在一间不到你的酒窖一半大的屋里。我不假冒自己懂得很多，但我知道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周末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酒馆而且要喝上一大杯。我不想冒充预言家，但我知道而且我的许多朋友也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获得知识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无只（知）。不过我们也是刚刚发现这个道理。你们这些老板和厂主可得小心点，因为你们将不会以你们的方式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要得到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11]
舍温写道：“如果圣经协会和主日学校没有产生其他好结果的话，它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教成千上万的儿童读书识字。”[12]我们可以从布兰德雷思及妻子、卡图街密谋者以及被关在国家监狱里的其他人所写的信中多多少少地看出那些技术工匠的学问见地以及粗通文字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程度。约翰斯顿夫人给狱中的丈夫（亲爱的约翰斯顿）——他是个裁缝帮工——写的信大概算得上两者之间的中等水平：
……相信我，亲爱的，从早到晚我或多或少地想着你。我可以向全能的上帝恳求，但这是真实的，我休息的时候就祈求上帝饶恕我所有的敌人并且改变他们的心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设菲尔德的细木工沃斯顿霍姆给他妻子的信：
我们的牧师借给我4卷传教纪事，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赎罪感，我看到了上帝在遥远的地方所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写这封信时还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是“眼镜给打破了”。[13]这些信是在特殊的闲暇状况下写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出沃斯顿霍姆是一笔一划地吃力地写他的信，当他想到“赎罪”这个问题时还停下来请教一个较“有学问的”拘留犯。约翰斯顿夫人可能请教过（也可能没有）一个在许多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的“专业”书信代笔人，这种人以正规格式代人写信，每次收费1便士。因为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写信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单是邮费就足以使人咋舌，所以只能是很少通信。因为从北方寄一封信到伦敦大概得花1先令10便士，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斯顿夫人和沃斯顿霍姆夫人由于各自的丈夫不在而经济陷入困境——约翰斯顿夫人穿的鞋灌满了水，自从她丈夫被捕之后，她一直没钱买鞋。
所有因卡图街密谋而被捕的人似乎好歹都能动动笔。鞋匠布伦特曾用法文为一些讽刺诗润过色，詹姆斯·威尔逊则写道：
事业激励布鲁塔斯
拔剑刺杀惊恐的暴君
事业使勇敢的汉普登为之献身
为此豪侠的格朗特·泰尔敢于藐视
暴君的傲慢和尊严
而另一方面，鞋匠理查德·蒂德则只能拼凑出这样的句子：“先生，在写作方面我是相当差劲的。”[14]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作为“范例”，因为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们属于少数紧跟激进刊物的较有意识的人。不过他们的例子也能告诫我们不应低估实际识字水平的发展状况。[15]工匠是特殊的——他们是自己阶级的知识精英。然而在英国各地还有大量为劳动人民提供教育的机构（虽然“机构”一词对于那些私塾的女教师、工厂残废人或受伤矿工办的每周收费1便士的夜校和主日学校来说是过分正规了）。在彭奈恩河谷，织工的孩子们穷得连石板[16]和纸张都买不起，他们是用手指头在沙盘上学着写字的。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成年之后又失去了读写能力，非国教教会、互助会和工会的影响及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会使这种能力巩固并且提高。机匠业业主亚历山大·盖洛韦1824年报告说：
我的业务经营方式是制图和作书面说明，缺乏读写能力的人对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一个申请工作的人说自己没有读写能力，我就不再向他提问了……[17]
大多数工匠行业中的师傅和小雇主都意识到他们的职业需要他们读些书和从事一些计算。
除民谣歌手之外，常去工人阶级聚居的地区兜售通俗故事、歌谣之类的小册子[18]以及历书、临终遗言和（在1816年到1820年，此后就时断时续）激进主义刊物。1812年，有位为“曼彻斯特辉格派煽动性的印刷商”考德雷和布莱克出去经营的“卖历书者”被地方官逮捕。因为他们发现其售品目录上写着：“不要瞎眼国王——内德·卢德永在。”[19]战后激进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这些成就和提高人们的政治觉醒的水平。早在1816年1月，巴恩斯利的织工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人每月会费为1便士，以便购买报纸杂志。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为建立“读书会”煞费苦心，他们在陶器区的汉利这类较大的中心市镇长期开办了阅报室、阅览室。开放时间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10点。而且还要对那些骂人、说脏话、酗酒的读者处以罚款。此外，他们每晚为读者“朗读”伦敦的各种报纸。按照约瑟夫·米切尔的说法，1818年，在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办的读书室里，每星期一晚上都有一次各小组领导人会议，星期二是“道德和政治阅读”，星期三是“交谈或辩论”，星期四教授“语法、算术及其他”，星期六是社交晚会，星期日则是成人及儿童等的上课日。在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的会员发誓要“竭尽全力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对腐败、专制统治者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她们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一种供妇女改革者的孩子们使用的贬义字母”：B代表Bible（圣经）、Bishop（主教）、Bigotry（顽固）；K代表King（国王）、King's evil（国王的罪恶）、Knave（流氓无赖）以及Kidnapper（绑票者）；W代表Whig（辉格派）、Weakness（软弱）、Wavering（摇摆不定）、Wicked（邪恶），等等。
虽然政府在1819年之后采取镇压阅报室（有时是某个激进派书商的商店）的行动，但这种提供阅报室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战后伦敦的咖啡馆大大增多，而且大多兼作阅报室。约翰·多尔蒂著名的“咖啡阅报室”就和他的曼彻斯特的书店相连，到1833年，这里每周订阅的报纸就不下96种，其中包括非法的“无印花税”报纸。较小城镇和村庄的读书团体虽不正规，但重要程度却不亚于伦敦。他们有时在小酒馆、“黑店”或私宅聚会；有时则在工场里读读期刊并进行讨论。在“知识税”最沉重的时期，期刊的价格极高，这反倒使无数希望买到自己中意的报刊的小组纷纷组成了俱乐部。在热烈讨论改革法案期间，南特威奇的一位名叫托马斯·邓宁的鞋匠同他的工友和“我们的唯一神教牧师合伙订阅《每周快报》，价款为8.5便士，其中4便士为印花税。这对一个收入微薄的鞋匠来说太昂贵了……”[20]
激进出版物的发行量极不稳定。科贝特的2便士《纪事》其鼎盛时期，即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其发行量每周在4万到6万册之数，是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的许多倍。[21]《黑矮人报》的发行量在1819年约是12000份，不过这个数目在彼得卢事件之后也许增大了。尽管卡莱尔的刊物在20年代的大部分年月里仍能印刷数千册，但此后由于印花税（以及运动衰退），其发行量被严格削减了。在改革法宣传鼓动期间，激进出版物再次大批量发行：多尔蒂的《人民之声报》发行3万份，卡莱尔的《挑战者》为22000份，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为16000份，而十几种较小的刊物，如奥布莱恩的《毁灭》，发行量也超过了1000份。在实施印花税的10年间，价格昂贵的周刊（售价从7便士到1先令不等）的发行量大大减少，这一空白的很大部分为日益增长的廉价书籍和个人小册子所填补。《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为10万册，科贝特的《农舍经济》在1822年至1828年为5万册，《新教“改革”史》和《训诫》在1821年至1828年为211000册。同一时期，在大多数中心城市还出现了一种或多种（伦敦是十几种）日报或周报，尽管这些报刊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正是这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读者群体的发展，使得这些报刊得到那些有影响有势力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和“有用知识传播会”）的公认，它们作出慷慨而大量的财务上的努力，奖励读者们转而关注更为有益并处于改善中的事物。[22]
这就是在书摊周围、酒馆、工场和咖啡屋里辩论的文化。雪莱在“致英国人的歌”中所欢呼的那种文化，也是孕育了狄更斯的天才创作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读者群”视为一个单一的、无可分类的群体，那就错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好些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重叠的不同“群体”，同时又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纯粹、单一的商业群体，在激进主义奋进时，常常利用它（布兰德雷思或西斯尔伍德审讯案同其他人的临终忏悔一样具有市场价值），但它遵循的是赚钱准则，还有一些多多少少是围绕在教会或技工学校周围的有组织的人们；消极群体是那些改进协会力图争取并予以拯救的；积极群体、激进群众是在敢针对六项法令和知识税而公然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体。
W.D.威克沃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一书中颇为赞叹地谈到了激进群体为自身建设和巩固所进行的斗争。[23]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争取出版权利而进行如此尖锐；如此大获全胜，而且同工匠和劳动者的事业尤其一致的斗争。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确立了（以一种矛盾的感情）公众示威的权利，那么，“出版自由”的权利则是通过15年以上或更多年的斗争才赢得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愚顽的、残忍的、不可克服的鲁莽行为。卡莱尔（白铁匠，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语法学校受过一两年教育）正确地看出，1819年的镇压使出版权问题成为激进运动的支撑点。科贝特和伍勒则修改了他们的基调以迎合六项法令，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再作斗争（其出版物的发行量因此大降）。卡莱尔则不然，他升起官逼民反的黑色船旗，犹如海盗舰上放下来的一艘小船，径直驶入国家和教会联合舰队的中央。由于受彼得卢事件的牵累，他曾受到审讯（因出版潘恩的著作），所有的激进出版物都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但又因失败而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当他数年后从监狱里出来时，联合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他早已使政府耗尽了弹药，并把政府依职权进行的起诉和设立的特别陪审团变成了笑料。他还顺利地搞掉了那些秘密控告团体，如“宪法协会”（或称“桥街帮”）和“道德拯救会”，两者都是由贵族、主教和威尔伯福斯赞助和提供津贴的。
当然，卡莱尔并非是靠他个人的力量取得这些胜利的。第一轮斗争发生在1817年，当时有26人因煽动暴乱和亵渎诽谤罪受到起诉；此外还有16人被王室法官依职权而起诉。[24]这一年的胜利桂冠落到了伍勒和霍恩以及伦敦陪审团（他们拒绝给被告定罪）的头上。伍勒是自我辩护的，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有些法庭经验，此外在辩护过程中，他还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说话夸张的自由主义者的风度。两次审讯（1817年6月5日）的结果是：一次判决“无罪”，另一次胡乱地判为“有罪”（三个陪审员对此表示异议），但后来被王座法庭推翻。[25]1817年12月对威廉·霍恩的三次审讯是法庭审讯记录中最有趣的一部分。霍恩是个穷书商，曾经一度是伦敦通讯会的成员，因出版亵渎、诽谤性作品（这些作品把《教义回答》、《连祷文》和《教义》模仿成滑稽体裁）而受到了起诉。实际上，霍恩仅仅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倡导人，他倡导的那种政治短文形式在卖报人和滑稽顺口溜表演者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各个党派的人物，从威尔克斯到反雅各宾主义的文人还使用过更高级的形式。霍恩本来不想为这些滑稽短文而冒失去自由的危险。1817年2月开始镇压时，他曾试图把这些短文收回，只是由于卡莱尔拿去再版才迫使政府动了手。下面便是这种短文中的一篇：
我们的主啊，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你总是在财政部。你的权力无限，能在帝国全境奏效，就像在每次议会会议上一样。把平日的面包片赐与我们，并宽恕我们在投票时的偶然缺席。我们保证不饶恕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不要把我们逐出家园，就让我们留在下院里，在有年金和富足的地方吧；把我们从人民的手中解救出来吧。阿门！
霍恩无法弄到1000英镑的保释金，他从5月到12月一直在监狱里，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使内阁成员们特别愤怒，原因是他使内阁成员们背上了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恶名：“老财”（指大法官埃尔登），“德里沙丘三角”（指卡斯尔雷），“医师”（指西德默思）。当得知霍恩打算自我辩护时，人们对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霍恩一直在利用被拘禁的时间收集从过去到现在的其他滑稽文作者的例证。因此他第一次在艾博特法官面前受审时便被判无罪。在其后的两天中，那个年老多病、性格暴躁的高等法庭庭长埃伦巴勒只得亲自出面主持审讯。从一页页的审讯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埃伦巴勒的插话，霍恩对庭长的行为所作的不紧不慢的指责，朗读从各种报刊上挑选出来的滑稽可笑的讽刺诗文以及司法长官威胁要逮捕“我看见的第一个想笑的人”等内容。尽管埃伦巴勒提出了不适当的指控（“……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上帝，他宣布这是一起最邪恶的最亵渎的诽谤罪”），但陪审团还是提出了两份“无罪”的判决。结果（据说）埃伦巴勒一病不起了。从此之后——甚至在1819年和1820年——各种滑稽作品和讽刺短文就不再受到起诉了。[26]
迫害在嘲笑面前是难以站住脚的。这些年的出版斗争给人们留下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霍恩、克鲁克香克、卡莱尔、戴维森、本波和其他人不是从一本正经、如临大敌的姿态而是带着兴致勃勃的样子捉弄了官方。（这一惯例被赫瑟林顿所继承，他作为无印花税的《贫民卫报》的主编而忙于业务时，伪装成教友派信徒，却装得很不像，但也能几个星期之内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来来往往。）监禁，对一个激进出版商来说并非耻辱而是光荣。一旦出版商们事先决定准备进监狱，他们便竞相想出新招，并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吸引对手注意。激进的英国怀着愉快的心情（没有人比黑兹利特更愉快）注视着《瓦特·泰勒》——骚塞青年时期含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舍温的努力下复活。而骚塞这时是桂冠诗人，他带头鼓吹制止出版界煽动性的放肆行为，并要求当局禁止舍温侵犯版权的行为。埃尔登勋爵拒绝发出这样的禁令，因为法庭不能理会“诽谤性出版物的肮脏利润”一类的财产争端讼事。黑兹利特问道：“那位作为《瓦特·泰勒》一诗的作者正在要求一项针对自己的禁令，同时，他又建议颁布一些针对我们的禁令，并以此通过暴力求弥补他在言论上的亏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27]在另一方面，卡莱尔（他已经把舍温的业务接了过来）在得知禁令被拒绝后就不仅仅是高兴了——因为在他开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出售这本诗集可以给他带来大宗利润。他在6年后写道：“光荣属于你啊，骚塞！当其他各种政治出版物衰败之时，《瓦特·泰勒》一直是利润的源泉，世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归功于骚塞的。”[28]
非法翻印《梅布女王》和《审判目击记》事件也是这种沸沸扬扬策略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不列颠的君主会像卡罗琳王后[29]**时期中的乔治四世被用可憎的粗话描写的那么可笑的样子；尤其是在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出版的《王权神授说走向错误统治》、《王后的婚姻阶梯》、《不是我的错》和《月中人》中更是如此。同一作者的《掴警察与桥街帮》（1822）以政府资助的《新时代报》的版式面世，并辅之以一个模拟的新闻报戳和一个猫爪图像及一句题词：“他对任何东西都要伸出爪子”，此外还有一些假广告和伪造的生卒一览表：
婚姻启示
摄政王陛下行将就木的专制政府娶了至高无上衰老不堪的古董小姐，18世纪的愚昧女神。新人的服装华丽无比。
卡莱尔出狱后继续进行斗争，讽刺家们还把起诉他的那些人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第二，尽管政府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是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和合法主义者的传统是不屈不挠的。这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霍恩的认捐名单上，从一位辉格派公爵到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都是带头捐款的，这表明统治阶级自身的不安。各次政治审讯中政府司法官员的报告还表明，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安排诉讼程序的，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陪审制度的不可靠性（就他们的目的而言）。按照福克斯1792年提出的诽谤法，出版行为及有损名誉的行为由陪审团裁决，虽然法官不会设法避开这一条，但实际上终究意味着几个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认为的“诽谤”是否已经危险到堪判入狱作出判决。一项失败的国家起诉是对当局士气的打击，这要靠三次成功的起诉才能弥补。即使在1819年至1821年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由政府和起诉团体提出时[30]，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好地使用了法律手段以及对陪审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卡莱尔的言语太刺激人，结果使问题由煽动变成了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集权式的”或“亚细亚方式”专制主义。审讯记录必须传阅，这些记录包括关键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本书，在法庭上朗读这些文章——被告就是因这些内容而被判刑的。卡莱尔出狱后继续镇定地编辑他的《共和报》；他的一些伙计则在那里编着另一本刊物，以此作为自我提高的手段。1824年，伍勒的《黑矮人报》衰落了，但科贝特仍然在斗争。他在20年代早期确实是相当温和的。他不喜欢卡莱尔的共和主义和自然神论，也讨厌这些学说对大城市工匠的影响，他日益转向农村并疏远工人阶级运动。（1812年，他办了第一期《乡村旅行》，他的天才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形式和内容。）但即使他疏远了工人阶级运动，《政治纪事报》仍然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像《共和报》那样设有专栏，揭露各种迫害事件，从博德明事件到贝里克事件均是如此。
这场斗争所带来的荣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约翰·亨特和约翰·瑟尔沃尔（当时已是坚定的中等阶级温和派）属于受“桥街帮”折磨的一类人；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伯德特、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属于那些因煽动罪而遭监禁的人。不过卡莱尔和他的伙计们是属于那种坚定反抗到底的人。虽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重新开始了一些起诉，而且亵渎案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也时有发生，但是激进的斗争到1823年已告结束。卡莱尔的最大罪过是他满不在乎地出版了汤姆·潘恩的《政治著作》和《神学著作》——自从1792年潘恩被缺席审判、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在战争期间被连续审判之后，“老雅各宾派”在城市的根据地秘密流行的著作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的罪过，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本人也从自然神论转向了无神论，而且更富于攻击性，例如鼓吹暗杀——无论怎样看，这些都会遭致起诉。几年的铁窗生活也未能使他有所改进。他的力量在于：第一，他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他的背后有工匠文化的支持。
第一点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事情通常是这样：果敢坚毅的人（如在18世纪90年代）要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失败。奇怪的是卡莱尔的那种决心（“舰队街的商店理所当然是不会关闭的”）确实是当局难以对付的，无论他们那一边有多少法律条款的支持，他们总是会因起诉而遭人憎恨。然而，在六项法令下，他们已经授予自己取得了流放犯有煽动罪的作者的权利，而这些人的罪过还远不如卡莱尔所犯的、并自豪地承认过的那些罪严重。甚至在1820年，这一法令的条款也未能得以使用，这说明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合法的思想共识对权力也会产生某些制约。除非把他流放或是砍掉他的脑袋，或者更加现实的是把他单个关起来，否则卡莱尔还是不会沉默的。然而，政府没有实施极端措施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政府看来，到1821年这些措施似乎已不那么必要了，因为已加重的印花税自会发生作用；第二，第一轮冲突之后，情况已经明朗，如果卡莱尔默不作声，就会有半打新冒出来的卡莱尔取代他的位置。实际上，最先冒出来的两个卡莱尔就是他妻子和妹妹。此后，他的那些“伙计”还会步其后尘。据一项统计，在斗争结束之前，卡莱尔已得到150个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是零售商、印刷商、报贩——他们总共为卡莱尔蹲了200年监狱。这些志愿者是应《共和报》的广告而来的，都是“自由的，有能力并愿意在卡莱尔将军的军团服役”的人：
务请最充分而明确的理解，为了宣传这些原则并为此目的而牺牲自由……并不是为个人，必是焕发了这些志愿者的动机；因为——虽然R.卡莱尔保证要……用他的力量给这些志士最好的支持——如果一大批人被监禁，他的财产状况或前景是不可能允许他每周拿出任何特别的款项的……[31]
从那时起，舰队街的“理性神殿”就很少有一天晚上没有客人们留宿。前来的男人和妇女情况各异，而且全是不为卡莱尔所认识的。他们仅仅是些伦敦人，或是从林肯郡、多塞特、利物浦和利兹乘公共马车前来的。他们都出自同一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不同于织工或太因河畔矿工的“工人阶级”文化。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有职员、店员和一位农夫之子；鞋匠本波后来成了书贩；詹姆斯·沃森，里兹的一位批发商，他在一家干货店“寄放过一匹鞍子马”；有剪绒工詹姆斯·曼，他后来也成了书贩（也是利兹人）。这种知识传统一部分是在雅各宾时代形成的，他们的圈子曾一度聚集在戈德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32]或伦敦通讯会成员的周围，该通讯会的最后一个真诚的发言人——约翰·盖尔·琼斯——就是卡莱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种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其中某些东西应归功于边沁日益增长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应归于“理性思想的基督徒”和唯一神教徒，如本杰明·弗劳尔和W.J.福克斯等。这种传统涉及日报的编辑和萨里技工学校的讲师们当中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亚文化，而那些为爱好文化的《黑树林》所不齿的人——中小学教员、学医的穷学生或公职人员读的是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观察家报》，他们所推崇的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是经过个人的抽象思维得出的是非曲直。[33]
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如果据此就给这种文化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标签，那就无助于研究了。这样表述也许更接近于真实：（战争年代中）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现在已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例如棉纺工）所继承，他们要把这种文化带给“无数成员”——这种传教士的热情即使在边沁、詹姆斯·穆勒或济慈身上也是很难发现的。为卡莱尔的运动捐款的人在伦敦最多，其次是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工匠文化首先是自学者的文化。沃森在回顾他的铁窗生活时写道：“在这12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休谟的《英国史》以及……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受益良多。”[34]构成卡莱尔所支持的“研讨会”（以及后来的圆厅剧场）核心的工匠们对传统文化深为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把他们排除在权力和知识之外，而且还用使人厌烦的说教和小册子来答复他们的不满。启蒙著作则给他们带来了启示的力量。
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就已经出现“御用”报刊和激进报刊并存的局面。到了20年代，多数中等阶级出版物挣脱了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利用科贝特和卡莱尔过去创造的有利形势。《泰晤士报》和布鲁厄姆勋爵——他也许同埃尔登勋爵一样厌恶“穷人的报刊”（尽管原因不同）给激进主义这一术语完全不同的定义——“自由贸易”、廉价的政府及功利主义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尽管绝非全部）他们只说服了激进的中等阶级——教师、医生和店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支持过科贝特和伍勒——这样，到1832年，两个激进群体就形成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向着反谷物法同盟，而后者的报刊撰稿人和编辑（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洛维特、本波、奥布莱恩等）已经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准备了。在整个20年代，工人阶级报刊一直在印花税的重压下挣扎，[35]科贝特在这段时间也只是同下层阶级运动而不是同中等阶级运动保持着松散的变化无常的联系。两种运动的分界线不再是“改革”策略的不同（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有时也可能在语调上同工人阶级一样革命），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上不同。1830年农业工人的“起义”成了试金石。当时《泰晤士报》（科贝特称之为“血腥的老泰晤士报”）带头要求惩罚几个起义者以儆戒众人，科贝特和卡莱尔因煽动性作品而再次受到起诉。
反抗的黑旗在1830年和1831年又升了起来。科贝特找到了法律中的漏洞，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两便士论文》。但这一次却是印刷工赫瑟林顿率先开始了前沿战斗，他的《贫民卫报》刊登了手工印刷机的标记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并把“为了试试以‘权’压‘理’的能力而违‘法’出版”作为报头的标题。他在开篇辞中还引用了他要藐视的法律条款：
……《贫民卫报》……将刊载“新闻、消息和事件”及“与此有关的评论和意见”，议论“教会和国家事务”，坚决“激励对本国依法建立的政府和宪法的仇恨和蔑视”，而且也“对贬低宗教的弊端”……
该报还公然蔑视印花税法的每一条款，
或任何别的法令，而且不顾法律界、任何暴君或暴君集团的意愿和喜好，也不顾以前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不管后果会怎么样。
他在第四期上登出了一份广告，“招聘”数百名没有工作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穷人……将这份报纸卖给穷人和无知识的人，此举不仅征集到了志愿人员，而且还导致了其他几十种非税报纸的出现，其中著名的是卡莱尔的《挑战者》和乔舒亚·霍布森的《约克西区之声》。到1836年，斗争大体上也就结束了，宪章出版物的发行已经就绪。
然而，“最大的无印花税报”显然是一份工人阶级性质的出版物。《贫民卫报》和《工人之友》事实上就是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机关报，多尔蒂的《贫民辩护士》是工厂运动的喉舌；乔舒亚·霍布森先前是手机织工，他曾通过自己的劳作制造出一部木制的手推印刷机；布朗台尔·奥布莱恩的《毁灭》，有意识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理论。这些版面小、排版密并便宜的周报刊登的内容有：这些年中开展的成立总工会的伟大斗争，1834年厂主们搞的停工闭厂，托尔帕德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此外，这些周报还对社会主义和工会理论做过细致的讨论和解释。我们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探讨，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把我们带到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形成过程而是（以宪章运动为形式）已经形成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程度，对于正在成形的运动具有关键的形成性的影响。或许有500人因印制和销售“无印花税报刊”遭到起诉[36]，从1816年（实际上是从1792年）到1836年，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编辑、书商和印刷商，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报贩、书贩和志愿经济人。[37]
迫害事件的记载年复一年。1817年，两个在希罗普郡贩卖科贝特小册子的人被一个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按流浪法令命人……予以逮捕……而且还被捆在鞭挞柱上狠抽一顿”，同年在普利茅斯、埃克塞特、黑乡、牛津和英国北部，小贩们也受到这种待遇；181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村庄，一个卖西洋镜的小贩仅仅因为放了一张彼得卢的图像就遭逮捕和监禁，时间几乎都不超过一年（报贩通常未经审讯就被判处几周监禁，然后又被释放），但这些监禁对于受害者的影响比起编辑们被监禁（这类事曾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更为严重。他们被投入令人厌恶的“感化院”，经常还戴着脚镣手铐，一般都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手段。除非他们的情况引起了科贝特、卡莱尔或某些激进派别注意；否则，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因为缺乏收入而被迫进济贫院。[38]在较小的城镇，争取自由的斗争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在曼彻斯特、诺丁汉或利兹均有激进派的根据地和集会场所，并且准备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在有市场的镇区或工业村庄，凡订阅科贝特或卡莱尔报刊的皮匠和教师，（在20年代）都可能受到监视和间接的迫害。（科贝特寄给农村订户的内装《纪事》的邮包甚至经常到不了，原因是在邮局寄包过程中“丢失了”。）在战斗性很强的报刊周围，出现了具有民间特点的销售方式：小贩们（梅休听人说）为了“出售”《共和报》，便兜售草帽，然后把夹在里面的报纸送给他们的顾客。在“无印花税报刊”盛行的年代，人们只须在斯彭河谷某些居民的门窗栅栏里塞进一便士，报纸就会“出来”。在其他地方，人们常在夜里偷偷溜小路或穿过田野到他们自己知道的聚合地，藏在棺材里或是藏在理性思想者的敬神仪仗行列中的“无印花税报”不止一次地从当局的鼻子底下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