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类似改变班次的问题，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被人提出。
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时有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适当分析。
“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
“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
“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
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朱由检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议。
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朱由检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相当于极大减轻了全国轮班匠户的负担，工作量也缩减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有得到释放。
但很快，朱由检又下发了严格的禁令。
“自崇祯十八年起，各地匠户失班一次者，赴部补。”
“二次、三次者，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
“三次以上者，责令充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
在这期间，厂卫系统也开始对全国已有匠籍的匠户，居住地及亲族老小进行审查编册。
各地星罗棋布的番子们要协助工部、内官监等有司衙门，查清那些隐瞒不报的匠户，将其重新编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瞒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责当地官司按名勾解。
若为户绝者，亦从九族之列，别选他人充补。
若当年有失班匠户，朝廷还将派出监察御史和锦衣卫下放失班省份，专查此事。
对隐瞒不报或处置不力的官员，一概予以革职处分。
之前宽松不少的优免政策和轮班时得到的额外福利，令听见的匠户无不是拍手称快。
但紧接着，朱由检呼之欲出的杀伐之气，却令他们不寒而栗！
本朝对匠户的管理，也是历朝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
当然，这次仅是对逃亡、失班匠户的惩处极其严厉，而非历朝以来对匠户的素不重视及苛刻，这在根子上不同。
决定好这一切后，朱由检又找来刘宗周，询问了景泰年曾短暂实行的班匠银制度。
在朱由检看来，轮班匠制和卫所制一样，都是落后急需改革的陈旧制度，需要新的政策去代替。
但这种重大的改革，就像收复中原一样，不能短促而行，需要一步一步来，慢慢将其瓦解。
如果说朱由检施行上述的奖与惩，是为了稳住全国已经崩散的匠户制度，让工商业重新走上正轨。
那么恢复班匠银制度，就是为彻底取消轮班匠制度，起了一个头！
这里的恢复班匠银制度，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恢复，而是要恢复初衷继续改革的意思。
成化十八年起，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就已经开始实施。
“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
“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
同时还规定不愿者，仍旧当班。
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建议性的。
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班匠本身可以不去轮班。
但好景不长，因各方面的阻力，弘治十八年时朝廷又重新拟定了班匠银制度。
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
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满日批放。
而且如果没有勘合，班匠即使纳银，也仍要到部轮班。
朱由检看得出来，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
但它却在各方面做出了让步，放缓了改革的进程。
弘治朝在十八年之后，更反复强调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开始加大对匠户征银的控制力度。
这基本上毁了多年的匠户制度改革成果，也让班匠银改革名存实亡。
其一，这是弘治皇帝面对各方反对匠户改革的势力做出的让步。
当初锐意改革的**不再，但又不想让班匠银这每年至少几十万两的收入流失，彻底放弃改革，因而弘治才耍出了这一手段。
他让班匠银以另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继续存在。
为朝廷增加收入，却使得匠户制度不比从前，更加混乱不堪。
其二，弘治十八年以后，朝廷屡次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前朝成化年间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
说白了，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
这更将征银的强制性增强到顶峰，使得许多匠户因此家破人亡。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
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
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
从成化十八年的首度改革，到弘治十八年面对阻力的让步，再到后来征收班匠银的强制性达到顶峰，直至嘉靖四十一年完成全国征银。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
班匠银从最开始针对落后匠籍制度的进步改革，彻底沦为一种朝廷新征收的税种，实际与提出时的初衷已无直接关系。
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仅此而已。
而对各地匠户而言，反倒更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