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们率先得知皇帝刘志将在不久之后大赦天下的消息。
“大赦”这件事情我们在前面说过，简单地概括就是，在这一年不管你干了什么恶心透顶的事，只要不被斩立决，到大赦那天，再难以启齿的罪行都会被一笔勾销。因此，这个消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提前知道并加以利用，就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这一次，宦官们提前知道了消息，于是便有人起了坏心思。
小黄门晋阳人赵津和他的党羽南阳郡大恶人张氾决定在大赦之前把前半辈子的坏事做足，然后安心地等待大赦，之后再开始后半辈子的人生新旅途。也不知道这两个王八蛋到底做了多少坏事，很快他们便被太原太守刘瓆和南阳太守成瑨拿住。大堂之上，两贼对他们所做的每一件恶心事都供认不讳，一边招一边嬉皮笑脸，整张脸上写的都是“满不在乎”。
刘瓆和成瑨虽然感到奇怪，却也毫不客气。平时想拿这些阉人的把柄都拿不到，现在他们竟然自寻死路，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很快，刘瓆和成瑨便按律毫无悬念地判了他们死罪，只待秋后问斩。
然后，皇帝大赦天下的消息到了。
这下把两个太守气得不轻：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阉狗有恃无恐！愤怒之下，两位太守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无视大赦，立即斩杀赵津和张氾！
几乎与此同时，山阳太守翟超查抄了残暴百姓的中常侍侯览的家产，并挖了他家祖坟；东海相黄浮诛杀了强抢并虐杀民女的宦官徐璜的侄子下邳县县令徐宣。
这四人的行为瞬时引爆宦官们的朋友圈。自打梁冀授首以后，宦官们要风得风，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很快，这四人便被宦官指使手下编派各种理由定了死罪。
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种事情陈蕃怎么可能坐视不管？他联合司空刘茂上书，为四人申冤，可皇帝刘志这时候已经被宦官们的阿谀奉承所蒙蔽，听不得别人说宦官的坏话。在刘志的观念里，国家这么大，各种破事每天都在发生，何况太尉陈蕃对宦官们的罪责不过是听说，其中难免有夸大之词。而宦官们的忠心则是他亲眼所见的，谁的话更可信不是一目了然吗？况且，陈蕃所说就一定属实？事情就不能是刘瓆等人蓄意报复？
刘志显然不善于表情管理，看着奏折脸就拉下来了，一旁的宦官趁机暗示下面的官员对陈蕃和刘茂进行弹劾。这下刘茂退缩了，毕竟宦官们的目标不是自己，实在犯不着为别人把自己搭进去。于是，再一次提到刘瓆四人的案子时，刘茂便闭口不言，只有陈蕃仍然坚持为之争辩。他以当年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事情举例，不仅要求赦免刘瓆四人，还要求皇帝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
陈蕃扩大化的攻击这下彻底激怒了宦官们。宦官想拿他开刀，但陈蕃为人清正廉明，又非常不合群，实在是无懈可击，根本没有把柄。最后，恼羞成怒的宦官干脆也扩大攻击范围，拿朝中那些未依附他们的大臣开刀，不仅将刘瓆、成瑨害死在狱中，还不断制造冤案，污蔑、攻击士大夫。
一开始，这还只是宦官们疯狗似的乱咬，直至他们疯狂的攻击波及另一位有名的大臣，即和陈蕃齐名、有“天下楷模”之称的李膺。
当时李膺身为河南尹，治下有一个很牛的人物叫张成。与宦官有内部消息不同，作为占卜演卦的大行家，张成根据卦象所示推测出天下即将大赦，于是赶紧叫自己的儿子去杀了仇家。
杀人是死罪，秉公执法的李膺怎么可能放过杀人犯？他马上将张成的儿子缉捕归案，并按故意杀人罪将其判了死刑。可还没来得及执行，大赦的消息就传来了。李膺联想起张成父子在堂上不以为意的表情，方知其是蓄意杀人，遂大为恼怒。尽管已经得到大赦的旨意，但李膺仍处死了张成的儿子。
占卜演卦和观星象、相面摸骨等类似，在古代都属于玄学，很为当时的上流社会所推崇。身怀这些异术的人在他人眼中也是高大而神秘的存在，令人敬仰。作为该行业的“大拿”，张成不仅跟宦官们很熟，连皇帝刘志也听说过他的名字，甚至不排除刘志曾跟张成请过卦的可能。因此，虽然张成的儿子只是个普通百姓，但他张成想报仇也是有门路的。
儿子被杀以后，张成第一时间便找到宦官寻求报仇机会，正巧宦官们也很讨厌李膺，尤其是中常侍张让。张让的弟弟、野王县县令张朔残忍无道，有一次甚至做出杀孕妇这等禽兽行为。当得知李膺数天前刚当上司隶校尉，作恶多端的张朔也怕了，就跑到自己哥哥家，想避一避风头。没想到李膺毫不畏惧宦官的权势，带着卒吏冲进张让家里，敲碎柱子，把藏在柱子夹层中的张朔一把揪出来丢进洛阳大狱。然后，不等张让有反应，李膺马上宣读张朔的罪状，随后一刀剁了他的脑袋。
张朔这事使张让对李膺恨之入骨，但没有办法，自己弟弟的罪责铁证如山，事情闹到皇帝那里，刘志也拿李膺没有办法，反而会让平日里横行无忌的宦官们对新任司隶校尉李膺忌惮三分。现在有人主动提出要对付李膺，张让这些宦官自然求之不得，双方随即一拍即合。
李膺既然被认为是天下人学习的榜样，道德、人品自然无可挑剔。他深受士人爱戴和追捧，人人都以能得到李膺的接待为荣。可李膺只有一个，即便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吃不喝，又能见几个人？这种稀缺更刺激了慕名而来的粉丝们，最后他们甚至以“登龙门”来形容那些有幸被李膺接待、能和李膺说上几句话的人。
汉末著名谋士荀彧的叔叔、经学家荀爽有一次见了李膺，顺手给李膺驾了会儿车，回来后整个人就找不着北了。别人见他这样，很好奇，就问是怎么回事。
荀爽只是搓着手一个劲儿地傻笑：“今天有幸给李膺当了回司机。”——至于这手，一段时间内他怕是不准备洗了。
由此可见，李膺的人际关系非常棒。
就是这个“非常棒”，让宦官们找到了可乘之机。他们教唆张成以“弟子牢修”的名义上书朝廷，状告李膺，说朝廷中有以李膺为首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说白了，他们告李膺的罪名就两个字：结党。
“结党”两个字的杀伤力可太大了。宦官们很清楚，包括刘志在内的大部分皇帝，不管有德无德，最怕的不是被千夫所指，不是宦官弄权，也不是外戚干政，而是大臣结党。毕竟外戚和宦官不管怎么干政弄权，前提都是必须依靠着皇帝，皇帝仍然处在权力的中心，一旦没了皇帝这张牌，他们便没法儿玩下去。因此，无论在外界看来他们斗得多么激烈，皇帝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皇帝眼中这是在他心理底线之上的有限度的争斗。结党就不一样了，结党就意味着架空皇帝，架空皇帝之后必然是撇开皇权，把皇帝从权力的中心驱逐出去，让皇帝成为斗争的看客。这完全突破了皇帝的心理底线，皇帝如何能旁观下去？
皇帝看不下去，自然就会有所动作。
不管“牢修”所说之事是否属实，“结党”的罪名都深深地刺激了刘志。于是，他昭告天下，严令各地有关部门按牢修所提供之名单，彻底清查与李膺等结党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党人”。
有了皇帝的圣旨，宦官们迫不及待地要把事情扩大化，其爪牙们秉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党人。
按照朝廷的规矩，如此大规模的案件，相关部门必须先把案件文书送到三公手上，由三公共同确认并在上面签字(平署)，才能送往御前。这种事情陈蕃哪里看得下去？那些党人的案子到了三公手里，陈蕃作为三公之一，不但拒绝“平署”，还上书皇帝，为这些人申冤：“陛下，现在所要抓的人都是海内知名、公忠体国的大臣，哪有不公布罪名先抓人的道理！”
李膺这些人是没有罪名的。总不能明说是因为他们不畏强权、公正严明，得罪了宦官们才被抓的吧？可陈蕃不肯平署，案件就没法儿继续审下去。感觉尊严被冒犯的刘志愤怒无比，干脆避开正常的程序，下令将李膺等人押解到黄门北寺监狱受审。
人到了黄门北寺监狱，陈蕃就没办法了——那是宦官们说了算的地方。至于陈蕃，刘志实在是讨厌他，恨不得把他赶走，好让自己的耳根子清净些。可要罢免三公之一的太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需要有以下三个理由之一：一、最好是他自己犯了错；二、如果他没犯错，那就需要他有病在身，而且超过三个月不能上班；三、要是他的身体倍儿棒，那就得看天意，如果国家出现洪水、山崩、大旱这样的天灾，则可以以“灾异”的借口罢免之。
可惜的是，对刘志来说，陈蕃行得正、坐得直，根本挑不出毛病。尽管年近八十，陈蕃的身体却还很健朗，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儿。而且，那段时间全国即便不是风调雨顺，也没见有什么天灾人祸。
实在找不到借口，怎么办？
刘志没办法，但蔫坏蔫坏的宦官们替他想了个办法：以陈蕃之前推荐的一个官员不合格为理由，直接罢免他的太尉一职。
没了陈蕃在一旁作对，宦官们更是有恃无恐，所缉拿的党人前后超过二百人之多，甚至连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这样的高官也未能幸免。然而，宦官们的暴虐并没能吓退天下的士人。相反，因为他们缉拿的大多是天下有名的人物，不少官员不仅不惧逮捕，甚至以被划为党人为荣。更有甚者如度辽将军皇甫规之辈，自认为是西州一带的豪杰，就因为没有被宦官们视为党人而非常不满：瞧不起谁呢！
生气的皇甫规上书朝廷，强烈要求将自己也划归党人：“我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张奂既然是党人，那我就是阿附党人之人。而且，我过去被判服苦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经上书为我申诉、辩护，这是党人依附我的证据，因此我应该被连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宦官们的预期，而在黄门北寺监狱中的李膺等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屡屡把事情往宦官的子弟身上引。
宦官们一看：“我们的人怎么会干那种事，这摆明就是诬告！”遂要求李膺改口，但李膺怎么会改口？宦官们便要用刑，以“三木”之刑逼李膺翻供。
所谓“三木”之刑，大抵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加在颈、手、足三处的刑具，平时只有重犯才会同时戴这三种刑具，一般的轻犯只会选择其一，所以“三木”又借指重刑；另一种说法是，“三木”指夹棍，是一种由三根木头做成的刑具，又叫“拶”，用此物夹住人的十指，再用力一拉，奇痛无比，即《武林外传》里娄知县口中的“上夹棍，夹死(just)doit！”是也。
不管李膺遭受的“三木”之刑是哪一种，都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此在大堂之上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说法。但身为天下人学习榜样的李膺显然不是平常人，身受“三木”之刑依然不改口，一口咬定宦官的子弟们涉案。
李膺这一手搞得宦官们很尴尬：定李膺的罪吧，那得把自己人搭进去；说他胡扯吧，便拿不住他的罪名。这样一来二去，反倒让宦官们变得被动，整个局势开始脱离他们的控制。
首先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出现转机的，是颍川人贾彪。作为当时有名的学者和名士，贾彪并不热衷仕途。从新息县县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出远门了，平日里只是在家读读书、写写文章，看起来就是那种无欲无求的隐士。不过，作为曾经的太学首领，贾彪并非不关心时事。一日，他忽然和朋友们告别。当朋友问及他意欲何为的时候，贾彪的回答颇具高人风范：“我得往西边去一趟，我要是不去，这场大祸怕是没人能解决得了。”
说罢，一人一骑，潇洒西去。
贾彪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已经窥到别人看不见的制胜关键。到了洛阳，贾彪只找了两个人疏通关系，这两个人是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
在这两人里，前者无疑更关键。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他的长女窦妙一年前刚被刘志立为皇后，窦武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虽然同为窦家人，但窦武的品性及为人和之前的窦宪等人截然不同。年轻时他便以“习经术、有德行”而闻名，即便后来当了大官，也秉持着节俭生活的习惯，非但不收受贿赂，自己的薪俸也大半用于资助士人及贫民。
窦武有这样的德行，又有这样的背景，当然是贾彪口中“解大祸”的合适人选。窦武本来就看不惯宦官的行为，只是碍于自己的外戚身份，不便参与宦官和大臣的斗争，但贾彪晓以利害：“窦大人，现在不是外戚和宦官的问题，而是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是公理与私欲的对抗，大人怎么能坐视旁观？”
窦武这下有如醍醐灌顶，思想觉悟一下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第二天，窦武便上书皇帝，为李膺等人叫屈，言辞十分直接且激烈：“陛下自从即位以来，还没有过什么善政，反而被宦官们所欺诈。想西汉的时候也是佞臣执政，终于丢了天下。如果不以前事为鉴，重蹈西汉的覆辙，臣恐怕秦二世的灾难、赵高那样的事情，就都要再现了。”
刘志本就不是什么从善如流的明君，窦武如此直白的言语简直就像在当众揭刘志的伤疤，不禁让人替他捏了把汗。可这还不算什么，窦武接着又说：“陛下的所作所为不合天意，实在不值得高兴。”
与奏折同时递上去的，还有窦武的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然后，他便回家等候发落。
这样的大白话也就窦武敢说，大概是因为窦妙刚当上皇后不久，刘志多少得给她点儿面子。要换一个人，第一句话没说完恐怕全家就被拉出去斩了。
窦武的加入彻底打破了这场斗争的平衡，外戚加大臣的力量是宦官所不能抵挡的。与此同时，宦官内部对党人的态度也产生了分歧。中常侍王甫在审讯范滂等人的过程中被范滂的气节所慑服，对党人产生了恻隐之心。
在这种情况下，起初要把党人赶尽杀绝的宦官们只能选择和解及撤退。六月，在宦官们的建议下，刘志宣布将年号由延熹改为永康，同时大赦天下，把黄门北寺监狱里的二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但宣布这些人将被“终身罢黜”。
当然，把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宦官们的退却完全看成士人和外戚的成功、道德公理的胜利，恐怕也不全面。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刘志的身体这时出现了问题。不管刘志对这些党人是否有深仇大恨，保命总是第一条的。在一些农村，现在还能看到类似的风俗：当家里有人病重之时，老百姓就会通过办喜事来驱逐作祟的邪气，让病人转危为安，也就是所谓的“冲喜”。奈何刘志去年年底才立了皇后，短时间内再娶颇有困难，因此他只能用改元和大赦来“冲喜”——哪怕他在一年前刚刚大赦过。
要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志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封建迷信不可信。虽然改了年号又大赦了天下，但三十六岁的刘志还是在六个月后的十二月丁丑日驾崩了。
自打党人们从黄门北寺监狱中活着出来之后，他们在百姓中的威望就更高了。当时的士人把天下那些包括党人在内的值得他们敬仰的人物排了位次，并选出了最优秀的三十五个人作为世人的典范——值得世人学习的榜样之“三君”：窦武、刘淑、陈蕃；人中英杰的“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道德可以为人榜样的“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可以引导他人学习“三君”的“八及”：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以及不惜家财，救苦救难的“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
在这顶尖的三十五人中，“三君”的地位无疑又是最高的，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道德的天花板。然而，这三个人很快就将陷入另一场斗争中。
可惜他们只是道德的天花板，非战力或者权谋的天花板，而在封建朝廷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纯粹的道德几乎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