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上海租界内，绑票路劫之案，真个是没有虚日。绑票是对于大资产阶级，路劫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我曾被路劫过三次，想他们对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了。再说，那种路劫行为的人，专剥去行路人身上的衣服，上海白相人的行语，叫作“剥猪猡”，我曾三次被剥，又得了这猪猡的雅号，真令人啼笑皆非。这种事，在当时觉得有些惊恐、恼怒；如今想起来，还觉得有些滑稽可笑。
我已不记得哪一年，也不记得是何月何日，总之那个时候是冬天。我家住在邻近北火车站的爱而近路，每夜从望平街报馆里回去的时候，总要午夜两点钟，看过报纸的大样后，方才可以离开。从报馆里回到家中，自南而北，要经过一条极狭的路，叫作唐家弄，这唐家弄虽然既狭且短，但横路极多。某一夜，我报馆里事毕以后，即坐了人力车回家，车子刚到唐家弄中段，便有两人从横路里窜出，拦住车子，一人抽出手枪，向人力车夫背上抵住，人力车夫只得把车子停下来了。然后他把手枪移向我，叫我走下车子来。另一个，便动手剥我身上那件皮大衣。持枪的人说道：“喂；朋友！识相点！”那位剥大衣的朋友呢，把我背后的领口一拉，两袖一翻，轻轻巧巧的已到了他的手中。我手无缚鸡之力，何能抗拒。他剥了我的大衣，就向他自己身上一披，两个人便扬长去了。那个人力车夫呆立着问道：“先生！怎么办呢？”我说：“有怎么办！你拉我到那边的巡捕房报案就是了。”
那个车夫很胆怯，说：“不要被巡捕房关起来吗？”我说：“放心！这与你无关。”原来一出唐家弄，就是一个捕房，这个叫作汇司捕房，从唐家弄一直到我家所住的爱而近路，这一带区域，都归它管理的。这个捕房的督察长（督察长就是探长，法租界三大亨之一黄金荣，也就是督察长出身），叫作陆连奎（此人于上海沦陷于敌伪时期，被人暗杀的），我也认识他。到捕房里，照例问了一问，记录下来，他们说：“这种案子太多了，每夜各捕房来报案的，平均总有五六起。”又喝问拉我的人力车夫道：“你认得那两个人吗？”吓得车夫瑟瑟抖，我连忙说道：“不！这个车夫，车子常停在我们报馆门口，我和他很熟的。”捕房里的人说道：“你不知道这班做案的人常常与车夫串通的。”
虽然报了案，我知道失物复得，那是渺茫的事，只好自叹晦气。三天以后，我在报馆里，接到一封信，上写了我姓名，是本地寄来的，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只写了“内详”两字。启封，先发现一张当票，此外是一张八行书的信笺。信写得很客气，开头是“某某老夫子大人钧鉴”，其下的许多话，大概是说前夜的冒犯尊驾，实在处身困境，不得已而为之。还说，他曾当过革命军，被裁撤了，一家数口，无以为生。最后说：“知道你少爷出洋留学，将来如何发达，祝颂公侯万代”云云。下署的名是“革命遇难人”。
最初，我很纳闷，他怎么知道我的姓名？怎么知道我在时报馆而把信寄来？及至看到“少爷出洋留学”的话，方才省起有一封我的儿子在德国寄来的信，是寄到报馆里的，我留在皮大衣的里袋内的，被他搜得了，凭了这封信，寄还了当票给我了。信虽写得不伦不类，但通篇倒没有一个别字，字迹也比较还工整，为了“钧鉴”两字，我真要相信他是当过革命军的，而且把当票寄回我还算是“强盗发善心”呢。后与朋友谈起，他们说：“你别上他们的当吧？知道你是报馆里的人，高谈革命，他也就戴上一顶革命帽子，上海滩上许多流氓，都自称为革命人物。至于把当票寄回你，你要知道这些贼骨头，向来偷盗人家的衣物，上了当铺，概不取赎的，钱财到手，当票扯碎，那种笨贼，留着这当票，乐得寄回你，使你自赎，也可以销案了。”
这件皮大衣，在当票上当了四十元，我便把那封信以及当票，交给了汇司捕房。当票请他们代为取赎，交给他们四十元，因为由捕房去领赃，不要利息的这一件案子，我损失的四十元，总算是结束了。
谁知过不到一个月，我在深夜坐了人力车，又经过唐家弄，又从横街里窜出两个人，拦住车子，抽出手枪对着我。我这时已有了经验了，不必他说“识相点”，而我已早识相了，我便乖乖地自己脱了下这件皮大衣，不必他们动手了。他也照常向他身上一披，疾驰而去。好似我和他合作，身手快捷，恐不到三分钟。我疑心这两个人，就是称呼我为“老夫子”而祝我“公侯万代”的人，不过那里灯昏月黑，视线不明，我也未能认识真切呢。
立刻又到汇司捕房，陆连奎正在捕房里，笑道：“你先生又来了。”记录以后，他说：“唐家弄常常出事，你何必一定要走唐家弄呢。”我告以从报馆里回家，唐家弄是必经之路，有此近路，黄包车夫怎肯舍近路走而兜远路呢？我又责问他们道：“你们既知唐家弄常常出事，为什么不多派几个巡捕在唐家弄巡缉呢？”他也没有答复我。既而又说道：“他们的那些手枪，都是假的，你不如在我们这里领一只真手枪，以为防身之用，你们报馆里的主笔先生有此资格的，连同枪照、注册等等，也不用花多少钱。你如果不会放手枪，我们可以教你。只要放在大衣里，你掏出真手枪来，那吓得假手枪连忙逃走了。”
我想：我是来报案，他却在拉生意了。原来那时租界里，凡是有高等职业的人（他们称之为“体面商人”），都可备有手枪，以为防盗之用，或是向外国军火商购取，或是向租界工部局申领，可都要领有执照，印有号码，以备可以随时稽查。除了那手枪的价值之外，也还有一些费用。但是我当时便谢绝了他，我说：“谢谢你，我不要手枪。”
我的所以不要手枪，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说那班路劫人用的是假手枪，我不敢相信，保不定也是真手枪。而我又是近视眼，手腕又不及他灵活，我刚掏出手枪而他却先放了，这可怎么办？第二，我家里小孩子多，这手枪藏在什么地方呢？抽屉里既不方便，衣袋里又不妥，儿童好奇心重，取出来玩弄玩弄，那就要闯大祸了。第三，那就是我的过于天真的脾气了，为人道主义着想，他不过剥我一件大衣，我的损失还有限，而他也罪不至死。我何必要用手枪杀他呢。因此三者，我决不要。陆连奎道：“好！那么我给你查就是了，上一次是他们当去的，大概几家典当里一查，也就查出来了。”
果然不到一星期，汇司捕房来关照，说是大衣已是查出来了，在某一当铺里。上海的巡捕房与各当铺都有联系的，如何提取赃物，具有章程，认明了是失物，用不着当票，当票早被盗窃者毁弃了。还说是当了五十元，照当本赎取，不要利息。这件大衣，可笑是涨价了。好，五十元就五十元吧！天又冷，我与这件皮大衣已发生了深切恋爱的感情了。
据友人说：唐家弄的周围，有好几家赌窟，这些赌窟，都不是像法租界三大亨所组织的大赌场，只是那班游手好闲之辈，上海所谓“白相人”以及流氓、光棍等的巢窟。他们赢了钱，呼朋唤友，喝酒搞女人，胡闹一阵；输了钱，便当夜出去“做世界”“剥猪猡”，作为明日的赌本。有了赌窟，便有许多赌徒，赌徒多了，他们也便有组织，他们有他们的茶会，外行人不知道，警察们是总有些知道的。我又要谈到在中国未有司法独立，未有警察局以前，这些盗贼案子，都归县衙门处理，而县衙门里执行捕盗贼的，名之曰“捕快”，所以有一句通行的俗语，叫作“捕快贼出身。”以此推断，巡捕房里的人，和他们有些联络，也不足为怪的。据说，有些人如果知道他们茶会，熟识他们的门径，原物便可以取还，不过也花一点钱。现在巡捕房说，在某当铺，要五十元方可赎出，我也不去问他在哪一当铺，付出大衍之数，物归原主了。
我为了陆连奎问我，何以必走唐家弄，可知他也是知道唐家弄是个不安靖的地方，被剥的猪猡，不止我一人。我想：就不走唐家弄吧，宁可兜一个圈子，不走北浙江路，便走北河南路，加一点钱给人力车夫，不成问题。谁知还不到一个月，又遇到贼人了，在北河南路的小菜场旁边，又窜出了两人，拦住去路，用他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枪，在车夫背上敲了一下，车夫只得把车子停下来。可是这一回他们凶狠了，不但剥去我的大衣，连我袍子里的一只金表也摸了去。他们是还想剥我袍子的，幸而救星来了，远远的灯光一闪，有一辆汽车飞驰而来，他们便急急忙忙披上我的大衣逃了。
从此以后，我这件皮大衣，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虽也报告捕房，捕房也不会为我查得原物，其时好像是在齐卢战争时代，租界里也防务吃紧，他们不注意于此小事了。吾妻还为我解嘲道：“这件大衣，即使能完璧归赵，也不要再穿它了。”我问：“为什么呢？”她说：“这件大衣被劫取后，即披上贼身，已三次了，多少有点贼气了。”我大笑。原来这件大衣，原是我太太给我设法购得的。我本来有件驼绒里的大衣，已敝旧不堪，太太怜我深夜冲寒归，欲为我制一袭皮大衣。因为当时流行这种狐皮大衣，我们许多亲朋，都有此一袭。但一袭狐皮大衣，价可二百元，我嫌其太贵。太太说：“我有办法。”因为我家亲戚在上海开典当的两家，每年有两次，将绝当的贵重衣服，划交大衣庄，名曰“划包”，在划包的时候，典当的主人或亲友，可以照划价提取，她就预托其主者，代为留意。至时，我便在十余件皮大衣中，选取了一件，最为配身。虽是半新旧的，而狐貉深厚，识者谓是猞猁孙，獭皮领亦佳，为值仅百元，虽在严寒风雪中，御之温暖如春也。
此金表我亦爱之，用之十年，从未修理，不爽时刻。为爱而近厂所制，表壳里面有西文牌号，我以其与我所居住之爱而近路名词相同，颇以为巧。有一天，狄平子到我家来访问，适我不在家，他在我书桌上，写了一句道：“爱而路近天涯远。”（此“而”字可作“尔”解。）我自失表后，便续了一句道：“一日思君十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