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是站于是非得失之林的，虽然誉之者说什么无冕帝王，三千毛瑟；亦自诩为不畏强暴，有闻必录。但闯起祸来，却是很大的，在中国，先是有在上海发生的《苏报》案，使到章炳麟、邹容的吃官司，后又有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罹杀身之祸，这种文字狱可不小呀；但是在我进入上海的新闻界时期所谓《申》《新》《时》三大报纸的老板，都是小心谨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祸。专制政府虽痛恨报纸，而不庸讳言，报馆亦恃租界为护符，对方洋人也不敢得罪，不过大毛病虽是没有，小纠纷总是有的。我偶然想起几件事，且为述之：
有一次，我们《时报》的杭州访员，寄来一封通讯，报告杭州出了一件井中放毒案，其词甚长，那个访员笔下也还通顺，我就发在地方新闻的第一段。谁知过了三天，我友杨补塘（荫杭）写了一封长有十余张信笺的信来责备我。原来他正在杭州做高等审判厅长，这井中下毒案，官司正打得急鼓密锣的当儿，忽然《时报》登出这一封通讯，语多歪曲，杭州人又都看《时报》的，于他的判决很多掣肘。他信中说：“你应该知道在官司没有结案之前，报纸上不该瞎加批评的。”他这样的谴责我，我可俯首无词呀！但杨补塘这位朋友，我一向是尊敬他的。他是日本早稻田的学生，学法政的。和雷继兴、杨翼之等，都是同学。为人严正，同学们戏呼他为“无锡孔圣人”（他是无锡人）。回国以后即入司法界，在辛亥革命，洪宪失败，段祺瑞执政的时候，他是北京的检察总监。是否这个名称不记得了，总之执行检举罪犯人的，那就有这一职司。讲到那里，杨补塘的故事来了。
原来北京那时有一种私娼，和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公娼是分道而驰的。在东城有一家私娼，叫作什么金八奶奶的，生涯鼎盛，这都是一般现任官僚所照顾的，因为他们不能彰明较著地到八大胡同去，只能到这些地方去吃酒打牌。那时老段执政，他的部下有所谓安福系者，大约金八奶奶那里，安福系出入的人最多。但是私娼是北京明令禁止的，检察总监是检举违法犯罪的人，金八奶奶那里人言啧啧，杨补塘早有所闻，那天晚上，带了法警，亲去捕捉，谁知捉了一大批都是安福系人，如朱深、曾毓秀等都是总长级，连一位规规矩矩矮子许世英也在内。于是许多高级机关里的人都来说情，打招呼，他一概不买账。说是：“我尽我职，明天解法院，听候审判。”
还是几位同学的好朋友劝了，说道：“何苦呢？得罪了许多人，像许俊人（世英的号），想也不是同流合污的人，只是被他们硬拖了去。解到法院，怕也是一丘之貉，他们乐得做好人，用不着审判，就放归了。况且这又有什么大罪名，不过行止有亏罢了。”杨补塘想想也不差，就让他们用假姓名保出去了。不过他们想想，这个人留在京里，总觉有些讨厌，但是也扳不着什么差头，而且民望也好，总说他肯办事。适巧浙江高等审判厅长需人，便把他派到杭州来了。以检察而迁审判，似为升职，实在明升暗降。那是在军阀时代。他后来厌弃了在中国做司法官儿，重到欧美游学去了。（曾在《申报》上写文章，笔名“老圃”。）
在晚年时，我常和他见面，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到夕阳西下时，法国公园（后改名为复兴公园）水边林下，是我们谈话之地。他的妹妹杨荫榆，和他的脾气一样的固执。我告诉他：“荫榆就任北京女子师范初来的时候，我和杨千里，都在北京。荫榆要请千里担任文学系什么（因荫榆在务本女塾时，千里是她的教师），千里自己不就，却移祸江东，把我介绍给她，以致荫榆到了我旅馆两次，极力劝驾。试想我哪有资格，在北京女师范教书，极力再三辞谢，而已经被鲁迅在《语丝》上骂了。”补塘说：“当时我极力劝荫榆不要到北京去，她在美国教书，岂不很好，她是爱国心热，说：‘人是总要回祖国的，我不知现在中国的女孩子进步如何，也得回去看看。’她如此坚持，我还有何话可说，不想真是碰了一个大钉子回来。”
杨荫榆从北京回来以后，在苏州设立了一个私家女学校，从学的不过十余人，都是高级女生。她是一个老处女，没有嫁人的。补塘一家，却仍住在上海。那个时候，已在日寇侵袭时期了，荫榆在苏州一家邻居，为日寇所强占，荫榆仗义执言，说她可以向日本领事馆去代他们控诉，因为她留学日本多年，可以说日语。老远地跑到盘门外青阳地日本领事馆，向之责问，领事很客气，说定要查办。回来走到高吴门桥上，谁知有人蹑其后，一个日兵，一脚把她踢下吴门桥死了。越数日我在公园又遇见补塘，他对我只说了四个字：“我的阿妹……”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
我原本是写《时报》杂事纠纷的，先想到杭州井中放毒案涉及杨补塘写信与我的事。忽然把杨氏兄妹的事，叙述一番，去题千里，真是跑野马了。言归正传，我且说得了补塘的信后，便写一封抱歉回信，承认访稿是我发的，现在可怎么办呢？过了几天，得他回信，他说：“案已判决了，报上也不必再谈了。照例，案子未判决以前，我也不应该写信与你辩论是非的，因为我们是老友，对你有违言，想能原谅的。”
这一小纠纷结束了，再说另一纠纷，这一个纠纷，来势很凶险，但不及一小时，也解决了。
有一天，有两个军士模样的人，闯进了报馆来，到会客室中，把一只手枪，向桌子一碰，对报馆里的茶房（仆役）道：“喊你们主笔出来！”茶房战战兢兢到主笔房报告，说：“他们有手枪。”那时几位主笔都不在馆中，只有我一人在那里，听说他们有手枪，我倒有点儿吃闪，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无缘无故地吃了颗卫生丸，到了阴间，遇到了我家祖先的孝肃公，问你小子是怎么来的？我也回答不出。说是不敢见他们吧，我也还有点自尊心，不服气，难道就被一柄手枪吓倒了吗？
那时我便吩咐茶房向他们说：“你们掏出手枪来，我们主笔便不肯出见，因为你们有手枪，我们主笔没有手枪。”茶房去说了，回报我道：“手枪已收起来了。”我那时便去会见他们两人。
这两人是从江西来的，一个年纪较轻，大约不满三十岁，就是掏出手枪来的人；一个年长，约摸有五十多岁了。年轻的掏出一张破破烂烂的旧《时报》来，在一段新闻上，抹上了一个框子，我知道又是地方新闻出毛病了。他问道：“你们这新闻是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报馆有访员，是访员寄来的。”他说：“这访员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乱造谣言，我要办他。”我说：“对不起，报馆里的规矩，不能把自己的访员随便告诉人的。”那时候，这个年长的发言道：“那末假使访员报告一件不确实的事，报上登出来，报馆也不负责任吗？”我觉得这年长的话，就和缓得多了，我说：“报馆是公正的，如果是不确实，你们可来函更正。”年长的道：“应该由你们报馆自行更正。”我说：“这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究不告知访员的来稿是否确实，须得写信去调查，就得多费时日了。”那年轻的跳起来道：“咱们等不及，也不要你们调查，咱们有办法。”我知道这是他的落场势了。
临行，我还警告他们：“你们刚才掏出手枪来的举动是不对的。要知道这里是租界，如有人身边藏有手枪，在马路上行走，便拉到巡捕房去了，你们要小心。”我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他们，实在也是实话呀！后来写信问问南昌访员，说是什么麻烦也没有。大约他们也不是专为这新闻而到上海来的，《时报》所登，还是两月前的事，路经上海，用手枪吓吓报馆里的人罢了。
这两件都属于地方新闻上的事，还有两件，乃是《小时报》上闯的祸了。不是说过《小时报》上有一种“特约马路电”吗？与特约路透电只差一个字，这也是花边新闻，但仅限于本地风光，那已在刘香亭编辑《小时报》的时代了。当时设计《小时报》的当儿，原是说要做到雅俗共赏，人家称赏《小时报》，也说它能做到雅俗共赏，不似那《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的那种副刊，专载论道讲学的大文章的，这次出毛病，也是一雅一俗，可算得是雅俗共赏了。
有一天晚上，有位某大学某教授（我这里不想记出学校及教授的名字），他到报馆里来，指名要见我。我看了他的名片，闻名而未曾见面，既然他来见访，必有所事，只得出来见他了。寒暄已毕，他谈到：“你们办的《小时报》，很有兴趣呀。”我笑说：“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他说：“都是外来的投稿吗？”我说：“是的。”他说：“像那种特约马路电之类，也有稿费吗？”我说：“那是微乎其微的，规定了两角至两元。”我暗想难道一位大教授也想在《小时报》投稿吗？但见他在胸前西装衣袋里，取出一本小记事簿，又取出一张小字条儿，是报纸上剪下来的，我知道这事情便有些不妙了。
原来这一个纸条儿，便是特约马路电，上刊着：“某大学教授女公子，素有校花之誉，近已与同学某君，恋爱成熟，即将结婚，令人艳羡不已。”下面的署名是“萧郎”二字。某教授问道：“像这样一个特约马路电，也只值两角钱吗？”我这时已面红耳赤，说：“这是不该登的，这来稿虽不是我发的，我也应当负责。”我那时便极力道歉。他见我局促之状，便道：“要是在欧美的报纸上，登出那种新闻，那是无所谓的，不过在中国，还是守着旧道德，以谈人闺阃为戒的。”我只得说：“是！是！”我想这个马路电，已经登出来了，他此来意欲何为呢？
我说：“我们是很抱歉的，怎样来一个补过之法呢？请先生见教。”他说：“女孩子们性情固执的多，她看见了这条新闻，心中很不快，她想知道这投稿人的真姓名是谁呢。”我当时一看到投稿人的署名是“萧郎”两字，便知道就是追求他的女儿而失恋的人，因为“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大家已是读得烂熟的了，可是这也不便和那位教授说，但投稿人的真姓名，确是不知道。只得以实相告，幸而这位教授先生，也不执意苛求，大概是他的那位的女儿，迫着他到报馆来，他敷衍一阵走了。这一个马路电，是刘香亭发的，我告诉香亭，以后要小心，往往不过几十字，就惹出麻烦来了。
谁知在这两三个月后，《小时报》又出毛病了。有一天，有三位歪戴了草帽，身穿黑色短衣，不三不四的人，闯进报馆里来。自称探员（上海俗称“包打听”，又称“包探”的），也要来打主笔。
问他们为了什么事呢？原来也是马路电出了事。一个探长（包打听头脑，美其名则曰“督察长”）死了，说他是患了“夹阴伤寒”死的（“夹阴伤寒”说是在**时受了风寒所致，中医有此病名，西医否认之）。那探长有一妻一妾，分居两处，却是死在小老婆那里去，而这个大老婆是个悍妇，上海人所称为“白相人嫂嫂”的，要打到小老婆那里去。就是这一个新闻，我们这位刘香亭先生，大概觉得有趣味，发在马路电去了，其实也可以算得里巷琐闻的。
这次我真胆怯不敢直接去见他们了，因为这班人是没有灵性的，如果我贸贸然跑出去，他们不问情由，兜头对你一个巴掌也是很难说的，我就犯不着吃这眼前亏呀。我想起我们报馆营业部里有位陈先生，他的绰号叫作陈天亮（因为他也是一位夜游神，常常到天亮方才回去），和他们这班人有些联络，请他出去解围。先告诉他，我们这里的主笔还没有来；再问问他，你们这回来找主笔，是什么意思？是否要求更正？我们可以给你们更正；至于大老婆要打小老婆，此乃他们家庭的事，报馆里可管不着了。
他们最初是气势汹汹，后经陈天亮和他们称兄道弟，嬉皮顽笑一番，也就缓和下来了。要说更正，如何的更正呢？所载的都是实事，据陈天亮说：这班都是包打听伙计（上海巡捕房一个探员，手下可用若干伙计的），要他们写一个更正稿也写不来的。这件事便这样不了而了之了。这个马路电，时常闯祸，本想取消了它，但也常常有很好特别的新闻，即如《阎瑞生谋杀王莲英》，在上海社会新闻上是一个特别案子，当夜就有人打电话给《小时报》，到明天别家都无此新闻，而《时报》独有呢！
以上都是新闻上的纠纷，就所能记忆的偶写一二，其余尚多，均已忘却。更有一事，可恼而又可笑的，记之如下：
有一天，报馆接到一张会审公堂的传票，是控告时报馆的经理狄楚青和主笔是我的。为了什么事呢？说是我们的报上登载了非法的广告。什么是非法的广告呢？原来是那种卖**的广告，什么“三鞭壮阳丸”呢，“大力种子丸”呢，名目也是繁多的。《时报》向来也是不登这类广告的，不知如何广告部不小心登出这类广告来了。
这也不去管它，不过我们编辑部，从来不管广告部事的，他们告经理是可以的，为什么告起我来呢？我对于他们广告部的事，不但不去问询，连大样也不看的，为什么要带累我吃官司呢？
问了楚青，他好像没有什么担心，说：“吃官司就吃官司了，到那一天我雇一部马车，到你家里，同去新衙门就是了。”我道：“我其实与广告无关，你去了，我可以不去的。”他笑道：“你不去吗？临审不到，他们明天就出拘票，来捉你了。”楚青好像是个老吃官司的来吓我。我问是谁审判呢？他说：“一个外国人，大概是英国领事，一个中国人，便是关炯之。”我说：“关炯之不是我们极熟的人吗？”楚青说：“那时候，他板起面孔，不认得人了。”
说起关炯之，上海是无人不知的，他的原籍是湖北省，是前清一位举人，捐了一个同知官职，到江苏来候补，后来派到上海租界里来做会审官。楚青本来和他极相熟的，据说两人还是乡榜同年，不过一个是湖北，一个是江苏而已。他们两人时常在宴会上相遇，嘻嘻哈哈一番。关炯之还会哼几句京戏，有一次在电话里唱给楚青听。我由于楚青认识他，也认识他了，我住在爱而近路，下午坐了人力车到报馆，他坐了马车到新衙门（即会审公廨），在路上每次相遇，总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和我招呼，现在竟要高坐堂皇审判我们了。
那天我和楚青，上午九点钟就到浙江路这个会审公廨了。只见里面拥挤许多人，也有小贩、苦力、黄包车夫等等，都是吃官司的。这个地方，不像是个法院，却见那个关老爷（上海一般“下级人”这样叫他），和一个外国人，并肩据案坐着。他是不穿西服的，把一项软胎的瓜皮小帽，放在桌子上。旁边坐了几个是否翻译、书记之类，我们也弄不清楚。但对这个判决是爽快极了，也不询问，也无须答辩，被告走到案前，旁边一个书记模样的人，只说你罚几块钱，给他一张单子，便有一个穿制服的巡捕，陪他到缴款处，付了罚款就完事了。不过这些罚款，很为轻微，不过几块钱，但在那些小贩、苦力、黄包车夫，即使罚他两三块钱，也是几天生意白做呀！
轮到我们，也是一样，既不讯问，也无须答辩，关炯之看也不看我们，“顾左右而言他”，和这个英领事，鬼头鬼脑，不知说些什么话。那个书记签发下一张单子，说是每人罚十元，因为我们比那些小贩“高级”，所以罚得要重些。楚青是带了报馆里一位会计先生的，让他去缴罚款，我们便坐了马车回去了。
随后，我们又把这个审判讨论了一下，“为什么问也不问，便这样判决了呢？”楚青说：“来不及呀！他们早晚两次，每次就有三四十件案子，你要讯问答辩，可要花多少时间。而且不问则已，一问就生出许多啰唆来，所以只好打一个闷棍了。”我说：“难道没有冤枉的吗？”楚青道：“我想多半是冤枉的，幸而这只不过违警罪，罚去两三块钱就算了。那些做小生意的，就怕你拖下去，他们是做一天，吃一天的，受了冤枉也就只好吞下肚里去了。”这种情形，不独当时上海租界如此，“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凡是被侵略的什么殖民地、租借地的居民都要受其荼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