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二哥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时,一场暴病突如其来。

由于长期忙于工作,经常熬夜值班,一段时间内二哥身感不适,但仍然坚持工作。部队返京班车周六下午回市区,周一上午返回部队。1981年1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二哥从部队返回北京。回京的前一个晚上,张建国[1]等战友还到他的房间来送行。大家抽烟聊天,气氛热烈;渴了,大伙就端起桌子上的大搪瓷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快熄灯时才离去。周六的中午,二哥去了杨广宁、雷燕夫妇的家,杨广宁问他想吃什么?二哥说没什么胃口,做碗面条吧。雷燕就去厨房给他煮了碗汤面。吃饭的时候,雷燕感觉二哥的脸色有些发黄,建议他回北京一定去医院检查一下。稍后,苑国良来宿舍给二哥送行,看到二哥难受的样子,便协助他整理好要带的东西,送他上了班车。下午,二哥就坐车回北京了。

因那天二嫂在单位值夜班,当晚,二哥一个人回家看望父母。感觉他精神状态不错,全家人都没有发现他身体有明显的异常。我再次得知二哥的消息时,他已经住院。原来,二嫂下班回家后,凭着职业敏感,感觉他情况异常,直接带他去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身体各项指标严重超标,确诊为急性肝炎,医院当即收治住院。三〇二医院是全军乃至全国一流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之后的几年,二哥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按照正常的途径,他应该在海军系统医院治疗,住进三〇二医院与二嫂有一定的关系。他在疾病爆发的前夜住进医院,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病情发展得异常迅猛,因为高黄疸,1981年12月,医院向家属下达了第一次病危通知[2]。二嫂把他的病情告诉了我的父母,全家人都非常揪心,每到周末探视时间,家人都会去医院看望他。大哥曾带着我和三哥骑车去了一次,地处丰台区岳各庄的三〇二医院给我的感觉是那样的遥远偏僻,以致我们中途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后来我就改坐公交车去医院了。

西单商场附近刚刚开了一家山东德州扒鸡店。1982年春节前,父亲买了一只扒鸡,让我带给二哥。二哥说,医生建议不要吃这类东西,要吃“三高一低”的食物。我具体问了他什么是“三高一低”。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尚可,就是脸色较为暗淡。

从小到大,二哥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由于专注于工作,身体出现异常的征兆没有引起他的警觉。住院后,身体机能急剧下降,疾病带来的各种反应使他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从15岁参军,二哥只有一次生病住院,而且还只住院一天。他从没有如此长时间地离开过工作岗位。1982年1月24日,即除夕这天,他在一张信纸上写了这样一阕词:

曾忧天下有所求,何惧塞外愁。

幡然而今回首,年年空对秋。

事未成,身染疾,岁虚流。

人生难度,虽有壮志,能有机酬?

这阕词陈述了二哥的理想追求、过往的经历、被疾病所困的情形,以及壮志未酬的心态。

在同一页信纸上,还写有顾宪成等人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代顾宪成”;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清人顾嘉衡”

信纸的底端,写有陆游《诉衷情》一词: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顾宪成、顾嘉衡分属宋、明、清三代文人,他们写的对联和词有着共性:忧国忧民、壮志未酬。

在身体机能严重受损的情形下,二哥仍然能默写出陆游等人的词作,可见这些爱国文人的词作给他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二哥创作的那阕词,也有一定的艺术水准。

在另一页纸上,二哥写有这样一首小诗:

晨起推窗但见白,疑为柳絮随风来,

忽感周身寒袭入,恍识残冬雪正皑。

1982年2月18日晨起下雪,病也似有好转,应护士长之邀,写此小绝一首。

二哥手稿,写于1981年除夕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二哥度过了第一个危险期,病情有所好转。这个英俊的28岁的年轻人风趣幽默、豁达乐观、意志坚定、学识渊博,受到了医护人员的喜爱。在二哥的遗物中,还有三〇二医院营房科的一位干部创作并送给他鉴赏的几页诗稿。

部队领导对二哥的病情非常重视,虽然是跨军种住院,但仍尽全力配合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领导、战友纷纷去医院看望他,有的人甚至牺牲了探家休假时间,有的人则是从部队驻地专程前往医院看望。

在一页医院体温记录纸上,留有如下文字:

友爱胜良药,塞北有春风。

只身胆气壮,克病谢群朋。

13日罗、于来探视,少鹏特书句慰我,同志友情于此可见。身为病困,心为情动,而有此小绝一首。

二哥写于医院体温记录纸上的文字

上面文字中提到的“罗”“于”分别是指罗孝武先生、于少鹏先生。他们两位都是二哥的兄长、老领导。罗孝武先生在二哥1969年入伍时担任区队长;于少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68年入伍,曾和夫人一起多次去三〇二医院看望二哥。

部队领导对二哥的学识才干、工作能力是高度认可的,尽管二哥生病住院,但组织上仍然于1982年2月对他的工作给予新的任命,赋予他更重要的职责。二哥的新搭档在信中热情地鼓励他,祝愿他早日归队,共同携手开创工作新局面。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很快就会康复的,然而事情并如所愿。

二哥发病时,二嫂刚刚怀孕。身为医务工作者的她对此考虑得更为谨慎周全,最终决定终止妊娠。

二哥的病情反反复复,1982年5月,因为黄疸高,医院再次下发病危通知。经医院精心救治,病情得以稳定,1983年春节前他出院了。

二嫂单位的领导、同事在二哥生病期间也给予了热心的帮助。一些紧缺的药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找来。二哥出院前,二嫂单位特地为他们调整出一间集体宿舍,方便二嫂照顾他。

在二哥生病住院期间,二嫂作为妻子、一名医务人员,给了他极大的关怀温暖,她的作用是其他人无可替代的。为了照顾二哥,二嫂付出了很多,非常辛苦。假如二嫂不是医务人员,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但二哥出院不久,病情复发。1983年7月,他再一次住进三〇二医院。因为黄疸高,医院第三次下发病危通知,医院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抢救,病情才趋于稳定。

所有的亲人、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关心、鼓励二哥。1984年,有一段时间二哥的病情非常危急,急需注射人血白蛋白。但此药国内没有生产,全部是进口,市场紧缺。雷燕通过她在天津医药管理局的亲戚,搞到4支。当天,杨广宁去火车站接到用保温杯包裹的药品,然后坐公交车前往三〇二医院,将这4支人血白蛋白交到了二嫂手中。

1984年7月,因二哥长时间无法到岗履职,为保证部队工作正常开展,组织上不得不将他的岗位进行了调整。

1984年春天,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不幸患肝病,在秋天时住进地坛医院。我是在感到身体特别疲倦乏累后去医院检查的,确诊后即向单位告假回家休息。晚上,父母下班回来,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情况。想着二哥这几年生病,父母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忧愁中,自己无力替父母分忧,反而又给他们添了新的负担,他们是多么不容易,我感到对不起父母,因而我说着说着就哭了。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不要想这么多,你安心在家养病就好。”

父母白天上班,早上他们会把午饭提前给我做出来。母亲经常会问我想吃些什么。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想吃蛋卷冰激凌,母亲让父亲买。晚上父亲回到家时,我看到的是鸡蛋卷,而不是蛋卷冰激凌,母亲知道后,还说了父亲。

1984年12月,二哥因为输液反应,医院第四次发出病危通知。

1984年年底,我出院了。1985年春天,父亲单位分给我们家一套房子,我和父母搬了过去。

生病后,我不能去医院看望二哥。在家养病期间,订了许多报刊,当时各种出版物非常丰富。我买了广播报给二哥寄去,那上面有各种节目播出的时间,我想会方便他收听喜爱的节目。住院期间,听收音机是二哥了解外界信息、放松精神的重要途径,一些好的期刊我也寄给他。

我出院后,病情基本稳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我准备5月去上班,可复查时出现指标反弹,医生说还要继续在家静养。为此,我的心情很郁闷。

有一年多时间没见二哥了,我想去医院看望他,父母同意了,嘱咐我不要累着。

这是我生病后第一次见二哥。他刚从输液不良反应中恢复不久,由于使用激素治疗的缘故,脸有些发胖,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他躺在**,勉强微笑着问我恢复情况如何,感觉说话都是在强打精神。我本意是想去看望他,也能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但看到他被病魔折磨成那个样子,心里泛起阵阵酸楚,强忍着没让泪水流出来。我感到无法再待下去,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二哥也没有挽留我。我想,他看到我的模样,心里也一定很难受。

临出医院大门时,医院工作人员拦住了我,怀疑我是病号私自出院,我解释了他们也不听,趁他们在给其他人办理探视手续时,我快步离开了医院。

坐在公交车上,想着二哥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要是能替他分担一些病痛该多好。

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母从医院探视回来后,母亲给我做好了晚饭,他们就回房间了,而且还关上了房门。我感到有些奇怪,往常父母从医院回来,都会告诉我有关二哥的一些情况,而且父母房间是很少关门的。

半夜起床去卫生间的时候,看到门厅的灯还亮着,桌子上不知是什么时候摆放了几盘水果、点心,以前家里从没有这种情况。

整个夏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有时还忍不住对父母发脾气。1985年11月,我收到一封二哥的来信。

顺子:

你好!近来身体情况好吗?

前一段时间听说你的情绪不太好,原想早给你写封信,不想一拖就到了今日。记得你以前给我来信,总是劝慰我,给我寄来报刊也无非是为我着想,免我郁闷。近半年以来,我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也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现在,我的精神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世人常说:“后退一步自然宽,事到临头需想开。”我以前也曾对人说过:“每个人凡有所追求,都会在生活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苦恼,若不能学会把自己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就只能让苦恼把自己毁掉。”我认为这些话和这些道理是要经常想一想的。当然,要在感情上接受一个严酷现实是不容易的,是痛苦的,然而出路也正在这里。接受了就有出路,否则就没有出路。感情这东西,常常把我们自己弄得头昏脑涨,必须用理智来约束它,它往往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解决问题。好了,说起道理来你我都可以说上一大通,但要把对他人说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实践,那就不容易了,我们应在这方面比一比。

1984年与小病友在三〇二医院,由于服用激素,二哥的脸部有些浮肿

我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好,食欲很好,每天可以吃一斤左右,很想吃,睡得也不错,体力也有明显恢复。闲余时间,听听广播(我接受你的建议,多听一些音乐节目,特别是古典的),看看杂志。另外,我开始学习绘画了,先从速写开始,现在已有一点起色了。我想到我还有许多事可以去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要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更多地接触生活中更广泛的领域,以此来丰富自己的生活,更多地获得乐趣。我还尽可能多地看看他人在身临困境时是怎样与命运搏斗的记述,以及他们在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正确格言,以鼓励自己。我还要求自己不去想那些使人产生伤感、痛苦、烦恼、消沉、愤怒、忧郁等不健康情绪的事情,多看光明和希望,多找一些开心的事。总之,要往开处想,不往窄处想。从心理学角度和病理学角度讲,人在患病时,容易想些使人悲观的事,也容易把事看得过分悲观;由此,引起情绪的不稳定,易于急躁烦恼——久病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尤其如此。因此,对于患者来说,重要的往往不在于治疗和药物,而是病人自己的情绪,可怕的也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在意志上的消退和情绪的低落。望你能说服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回想检讨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理出一个头绪来,想出一条出路来,也给自己定下几条,这样也许会好些。总之,人只要战胜了自己,其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过,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由于年龄和一些实际问题的缘故,可能往往由于自己本来尚不成熟,情绪不稳定,又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就发作起来,应该想开的地方也常常不易想开。这一方面需要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加,另一方面就要自己说服自己:何必事事太认真,自寻烦恼,得过且过与世无争,只求内心一个“乐”和一个“静”。好啦,我啰啰嗦嗦写这些供你参考,以后我们多交流。

一条原则:一切与疾病恢复有害无益的事都不要去想,不要去做。

衷心祝你愉快,愿你康复!

二哥 子秀 1985年11月9日

这封信寄到了父亲的单位,父亲下班时带回家,见是写给我的就给了我。

看了信,得知二哥身体状况好转,我非常高兴,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受疾病的影响,这封信不像之前写给我的信那样有很多内容,主要是分享了他控制情绪的经验和体会,特别谈到情绪对疾病恢复的影响,对我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想想二哥长期住院,在身体状况痛苦虚弱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乐观、健康的情绪,而我自己,生病才一年多时间,除了化验指标异常外,身体并没有遭受多大的痛苦,但一段时间情绪低落,还对父母发脾气,实在是自己不对。二哥说得非常正确,人不能被情绪所控制,要学会把自己从苦恼中解脱出来。从那时起,我就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力所能及为父母分担一些事情,不再给父母添烦恼。

这封信我一直很好地收藏着。在家养病期间每当感到情绪低落时,我就拿出这封信来看,顿时不仅心态得到调整,人也仿佛增添了力量。二哥在1981年8月写给我和三哥的信中重点谈到了个性修养问题,现在我和他都处在病困之中,他开导我的这些话虽都是些极为普通的言语,却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个性修养。人只要战胜了自己,其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对此,我是在三十多年后患癌症时才体会到的,经历了生死,一切就都看明白了。

这天晚上,母亲来到我的房间,问二哥在信里说了些什么。我把信念给母亲听,念着念着,发现母亲在用手擦眼泪。

从父母那里知道我的心情不好后,二哥写信劝慰我,指出对于患者来说,重要的往往不在于治疗和药物,而是病人自己的情绪;可怕的也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在意志上的消退和情绪的低落。他的信于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疗,我给母亲念信的时候,声音都显得有底气了。母亲为何流泪?我当时想,可能是两个儿子都让母亲如此操心的缘故吧。

母亲为何流泪?从二哥保留的病情记录中,我才知道那个时期他刚刚经历并发腹膜炎的危险,这是他生病以来病情最危急的一次。我回想起1985年夏天父母从医院回来,晚上在餐桌上摆放水果、点心的那件事情,就是因为医院方面已经交代家属要做好后事的准备,父母万般无奈只能用摆放供品这种古老的方式祈求上苍能保佑他。听到二哥在信中是那样地鼓励我,母亲知道二哥不仅是在鼓励我,也是在鼓励他自己,她的这个儿子是多么坚强、多么不容易啊!

然而,母亲此刻并不知道,二哥正承受着妻子要求离婚的沉重打击。

二哥一直对我关爱、呵护备至。知我心境不好,他特地给我写信,以亲身体会谈了如何调整情绪,用理智战胜情感的重要性;以他在困境中仍然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鼓励我。谁能想到,写这封信时,他刚刚从妻子要求离婚引发的情感的惊涛骇浪中挣扎出来。信中所写“要在感情上接受一个严酷现实,是不容易的,是痛苦的”,这句话是他正在承受离婚打击的潜台词。

二哥的预感力非常强。结婚前感到未婚妻与家人的情感关系不是很亲密,也较少关心过父母。为此,他特地写信给父母为未婚妻做解释。第二次住院后,他察觉到妻子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疏远,便在1984年8月写了一封家信:

爸爸妈妈:

你们好!近来你们的身体好吗?天气渐凉,冷暖无常。你们都上了年纪,千万注意增减衣裳,不要感冒着凉了,只要你们健康我就不担心了。我的近况还不错,病情在稳定中好转,精神、体力、胃口都不错,时常想吃点好的。至于何时出院我不去考虑,什么时候好了,就该出院了。望你们放心勿念,将来好了,再去看望妈妈。

另外告诉顺子,他给我寄的报纸(共三次)都收到了,只是其中一次大概是7月份寄的,可我直到8月中旬才收到,以后不要特意寄了,我这可以买到。顺子的身体不知怎样,告诉他一定不要劳累过度,自己要逐渐熟悉自己的身体,好好调养,争取痊愈。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求求你们,这四年以来,小唐为了我确实吃了许多苦,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在三〇一和三〇二医院及我的所有战友、朋友中都出了名了。我耽误了她那么长时间,她为我吃了那么多苦,我心里也很觉得过意不去。没有她的精心照顾,我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她本人在精神上也有许多苦恼,我想你们真疼我爱我,也应该关心关心她,不要再不理不问她了。她确实有时有点小性子,写给爸爸一封不够礼貌的信,还在电话中向爸爸发了几句脾气;可她毕竟是孩子,你们是长辈,当时又正好我要出院,许多事还没准备好,她心里也着急,还望你们谅解她。我觉得爸爸把那次事看得太重了,心里可能一直对她不满意。说实话,她其实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不过不太会说话,不太会办事罢了,这几年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还望爸爸能放下公公的架子,看在我的面上,代表妈妈去看看她吧,她确实太需要亲人的关心和体贴安慰了。您如能对她说几句表示理解、关心的话,像关心疼爱我一样去关心她、安慰她,再给她买一点东西,她一定会感谢你们,你们与她的关系也会更好的。这对我也有好处,我听了也会高兴的。你们与她之间需要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爸爸可能又要对我不满,要骂我,那您就骂骂解解气吧。不过上面提到的愿望,我还是诚恳地希望您能满足我,时代在变,您也变变吧。不多写了,祝爸爸妈妈身体好。

儿:子秀 1984年8月30日

受疾病影响,二哥写的这封家信篇幅比之前的要短许多,但内容不少。他牵挂着父母,关心我的身体恢复情况。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时候因为淘气都挨过父亲的打。二哥参军以后,就没有再惹父亲生气过;做父母的也理解少小离家、一人在外的孤独与难处;见面很不容易,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去生气。至于信中恳求父亲代表母亲去看望儿媳妇的这个要求,可能会让父亲感到不满、生气,以致让父亲骂骂他解解气,这只不过是二哥想借此言语来化解父亲之前的心结罢了。他了解父亲的脾气。生活中总有磕磕绊绊,作为儿子、丈夫,病中的他还要协调父母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信中对二嫂在二哥生病期间的照顾与付出的描写是客观的。确实,这几年二嫂照顾他非常不易,内心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需要亲人的关心、理解与安慰。父母都是疼爱子女的,当时母亲生病,父亲代表母亲去看望了二嫂。

二哥非常体贴疼爱妻子,他享受了爱情带给他的幸福快乐,但爱情也带给他一些有心而无力去改变的苦恼。在结婚前的一封家书中,他写道,希望父母能成全他们,身在部队,结婚所要办的事情都要靠父母家人去办;现在,他躺在病**,希望父亲不要介意此前不愉快的事情,毕竟她还是个孩子,希望父母能够去关心她、安慰她,他恳切希望父亲能满足他的要求。

二哥虽无比坚强,但有时也很无奈,他做了所能做的努力。

在此期间,二哥的战友、朋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二嫂予以关心鼓励。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二哥与二嫂间的感情原本是很深厚的,但现实极其残酷:二哥的病情反反复复,第一次出院后,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复发;病危通知书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一时很难看清病情发展的结局,不知有没有可能彻底好转。二嫂,一个年轻的女人,对未来也感到很茫然,默默地忍受着孤独与煎熬。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身边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地撞击人的灵魂,考验着人的意志。面对二哥的病情,是继续同舟共济、不离不弃,还是果断放弃、追求新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与考验面前,性格决定了命运。在二哥生病三年以后,二嫂终于在1985年8月对二哥提出了离婚要求。而此时二哥刚刚迈出鬼门关,精神与身体各方面都还处在极度虚弱、疲惫的状态中。

在二哥的遗物中,有一篇针对二嫂写的离婚信的复信稿,从中能够看出这件事的大致情况。信稿写于1985年8月19日,很长,有十页之多,几乎每页都有大量的涂改。看得出,二哥当时的思绪极为混乱,他以前写东西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

这是二哥写给二嫂的最后一封信,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他们恋爱结婚那些幸福美好的往事,但这封信将为他们之间的情感画上句号。他想要说的事情非常多,因为他知道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这封信修改得非常繁乱,很难理出头绪,我努力尝试着还原二哥的思路。这是二哥表明结束婚姻的答复,也是一个被疾病长久折磨、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战士,面对妻子要求离婚时做出的答复。

来信终于收到了。当你昨天临别时对我说我将收到一封信时,我的心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一样紧缩了起来,我做好了应付最坏事情的准备。尽管如此,当我读完那充满心酸和痛苦的来信时,我心里所感受到的痛苦、迷茫和烦乱,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失眠了,心里一片混乱,似乎整个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子全崩溃了。我痛苦至极,我的痛苦不仅仅因为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我终于不可挽回地即将失去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爱、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同时也因为我的愧疚、深重的自责感和担心。近一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考虑我们之间的婚姻问题,但我一直不敢对你说,我怕你怪我不理解你,怕伤你的心,而且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勇气做出决定,这个权力只属于你。我非常清楚,我们最终的分手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原想待出院后再提此事,因那时可避免许多麻烦,我在身体和精神上也可以准备充足一些。但今天这一问题已不容置疑地摆在我面前,尽管我的心情和感受复杂到难言的程度,但我仍必须鼓起勇气尽快地做出理智的答复,直率地、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尽快解决好这件事,然而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回答这一问题,面对并承认这已不是问题的事实,对我实在是一种近乎难以承受的打击,我痛苦至极,心在流泪,然而我又必须勇敢地承认并接受这不可回避的现实。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因病情而对你的感情淡漠了,不,我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我都深爱着你;我每次盼望你来看我的心情就如同恋爱时盼望和你相见时一样的激动。

在即将分手时,我又一次回忆起在我生病前我们那一段难忘的生活。那时我们就像两个天真纯洁的孩子似的真心地相亲相爱,在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可以隐瞒的。我们无所不说,许多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使人终生难忘。虽然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令人诅咒的地方和事情,我们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但只要我们在一起,尽管时间是那样短,都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快乐,真是好花好景不长啊。

我们毕竟不是小孩了,我们也不是热恋和新婚初始之人,理智最终应战胜感情,感情上舍不得离开,但理智告诉我应鼓起勇气微笑着离开你。我也清楚像我们这样一直真心相爱的夫妻为客观所迫而不得不忍痛分手,分离之后我们都会极为痛苦的,但暂时的痛苦总比终生的痛苦强些,或许能得到一点补偿的痛苦总比茫茫无际的痛苦强些。对于我来说,和你分手也许会给我一丝良心上的安慰。如果让我眼看着你为我忍受一辈子的牺牲和痛苦,我在良心和感情上都是不能饶恕自己的。以前的痛苦没有将我打倒,即将到来的痛苦虽然沉重、巨大得难以想象,但我将动员我全部的理智、意志和力量去迎接它、承受它,而且争取战胜它。为了我深爱的你,为了你的父母也为了我的父母兄弟、我的那些朋友,我一定争取顽强地生活下去。

你在信中说到你曾多次想过死,这使我很难过,这全是因为我的缘故。我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但我恳求你不要再去想死,为了你的父母姐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死,怎么死、何时死,那是归自然法则考虑的事情。你还年轻,还有精力,路还长,你应该活下去,你想进地狱,阎罗王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劝你,倒是应该认真地、现实地考虑今后怎样生活得好些。常言说“当想开时须想开”,想得太开,人生就无意义了,但过于想不开,必然毁自己于痛苦之中。你看曲啸[3]同志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不仍然顽强地生活着吗?

至于我们分手后你是否会受到世俗的议论,我想这是难免的,但完全不必介意,更牵扯不到什么道德问题。你为我所做的牺牲,向人们说明了你,人们都看到了,足以说明一切。大多数人是理解你的,你还年轻,你有做一个女人、做一个母亲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的权力。如我强行剥夺你这些权力,让你为我而白白牺牲青春乃至终生,那我才是不道德的、自私的小人,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能做出来的。你说你永远不会忘记我,我很感安慰,但我仍希望你,希望你在将来的新生活中、在时间流逝中能渐渐忘记我,因为那对你今后的生活会有益处。

我们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我们真心相爱、相互信任,所以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最了解你、最理解你、最信任你。我深知你不是那种自私虚荣、追求自己享乐的轻浮薄意之人,如果不是到了今天这种万般无奈的境地,你是绝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每当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外忍受着那些痛苦、委屈,那种种不堪忍受的长久的孤独、寂寞的折磨,我心里就万分难过,我再不能拖累你了。

在这里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向你表示我对你衷心的感谢,是你给了我幸福、愉快和欢乐,是你为我解除了许多的忧愁烦恼,是你用你那真诚的心和全部的爱温暖了我被疾病长久折磨的整个身心。你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我,服侍我,帮助我一次次战胜病痛,使我希望之火至今不熄,使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盛。你所做的这些是我永远无以报答的,所有这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同时,我还要向你表示我深深的歉疚,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我没有带给你什么幸福,却使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为我付出了许多人都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巨大的牺牲,我已白白耽误了你近四年的宝贵青春年华。

你看我又写了这么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废话。我今天的心情确实是从未有过的迷茫、纷乱和复杂。此时,我又想起了1979年3月至5月[4]的那段往事。那次你也是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我也确曾因那种分手的暗示而痛苦、伤感、遗憾。那时我虽然幼稚,但毕竟有颗刚强的心和健壮的身体,还可以做出某种在今天看来既可笑又有欺骗味道的担保,再者那时我们也确实有最后的王牌,而且那毕竟是一种浪漫的考验。而今天不同了,今天面临的不是玩笑而是不可回避的严酷现实,而且我们连得到最后一张王牌的希望都没有。对于我来说,没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

你是了解我的。一个人的东西用久之后还会成为心爱之物不舍得丢弃,更何况我要离开与自己共患难的爱妻了。对于我这个曾经是丈夫的人,这无疑是一种难言的深重的痛苦。所以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我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你说,我真想把这几年压在心底的想说而没说的话统统说出来,这样也许能减轻一些心理的重负,能有一点**。以后我不能再过问你的将来了,所以有一些话应先写在这里。虽然社会进入了所谓开放的八十年代,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正在不断地受到挑战,但毕竟符合时代精神、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新观念还没有形成,所以我恳求你不要采取对自己、对生活悲观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应采取认真、严肃、负责的态度,否则你得到的绝不是新的幸福而只是更深的痛苦。另外,对生活也不能太理想化,还是应讲实际些为好。这几年你太疲劳,太虚弱了,你需要保护,需要体贴,需要喘息。所以不论将来的那个“他”是谁,他首先应正派,起码应像我一样真心爱你疼你,而不是仅需要你;婚前应全面检查身体,以免碰上第二个我;年龄差异不能太大,极限不能超过10岁。如你将来真能生活在一个温暖安宁的家庭中,不论我是否离开了这个世界,我都会感到安慰,也就没有牵挂了。

我可以无愧地对任何人说,你在生活中是我的好妻子、好朋友,在工作中是个好同志,正派、善良、朴素、真诚,体贴人、乐于为别人牺牲自己,不论哪个人和你生活在一起,只要他对你负责,都会从你身上得到温暖和幸福。只是,不知将来谁会有这个福分呢?但作为你的一个真诚的朋友,我仍然要指出,你比较软弱,同时你也不大善于学习思考,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因而缺乏与命运和环境抗争的勇气和能力。这些对于你的美好形象不能不说有一定的损害,而且也难免会使你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遇到一些麻烦。我是多么盼望这些能改变,哪怕绝不是为了我。你可能认为我这是毫无意义地老调重弹,但我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提及此事了,而且这确实是我发自肺腑的忠告。

好,不写这些使人伤感又没有用的话了,说点实际的吧。首先你要了解一下需要办哪些手续,病人住院可否委托直系亲属代理。你还应考虑怎么向领导解释清楚,我们是双方自愿,是否还需要我的书面说明。另外还有哪些有关事情及需要我做些什么也应一并考虑一下。至于财产问题,不必多想,我们谁也不会去计较。

心情极乱,信也写得乱且枯燥乏味、老调。我的痛苦,我的失望,我的决定,我对你的忠告、恳求、建议和祝愿,都是我无法克制、无法掩饰的心里话,尽管有些话会伤你的心,因为我同样需要你的理解,请多原谅。保重身体,切切。

这封信读起来令人感到一种无以言说的凄凉和伤悲,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刻骨铭心的爱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一对曾经相爱的夫妻,如今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在即将分手的时候写这些话语,还有没有意义?只能说二哥实在太爱妻子了。同意妻子的离婚要求,也是爱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真爱一个人并不是占有,而是要给对方带来幸福。信中的那些忠告建议,就像一位兄长叮嘱小妹一般,无不透露出对妻子的疼爱关切。此时此刻,二哥仍然希望她以后能变得坚强起来,而不要那么软弱,哪怕这已不再是为了他。

结局已定,二哥把想要说的话都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虽然以后还会见面,但他不会再提这样的话题。

能够设想,一个31岁的年轻人,躺在病**近四年之久,身体承受着疾病的煎熬摧残,屡次接受死亡的挑战。无疑,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这个精神支柱突然间垮塌了,他何以承受?虽然二哥在理智上坚强地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但巨大无情的打击还是使他陷入极度的痛苦、烦乱、迷茫中。他失眠了,神经紊乱导致身体突然间发高烧。医生们也很奇怪,刚刚从危险中恢复过来的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发烧了呢?医护人员再一次投入紧张的抢救之中。虽然他没有讲原因,但感情上的细微变化,细心的医护人员还是察觉出一丝端倪,他们只能在侧面给二哥以温暖鼓励。

1985年8月19日,写给妻子的信

无处不见的涂改,反映出二哥此刻情绪的剧烈波动

二哥是生活中的强者,挫折和打击压不垮他,他顽强地站了起来,尽管内心很不平静,但他的意志和信念如同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在此后的时间里,二哥的妻子还来照看他吗?他们见面会说些什么?每次见面时他的心情是喜悦还是伤感?情感的因素无一不在困扰折磨着他。但二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11月间写给我的那封信中,没有丝毫流露出婚姻关系面临破裂的信息,而是和我一起分享理智战胜情感的体会。

1979年,二哥与二嫂初恋时曾有过一段近似失恋的时期,心里感到痛苦烦乱。他在日记中写道,想去前线,想去最艰苦的地方,以摆脱失恋的困扰。六年之后,面对死神一次次邀请,面对妻子离婚要求,二哥已经无所畏惧了。人只要战胜自己,其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尽管生活的打击还会接踵而来。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坚强的人才会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会包容,只有坚强的人才会坦然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

也许,在后续半年多住院时间里,二嫂继续履行着一个军人妻子的职责。

在二哥的遗物中,有一张画于1985年10月的自画像。画中,二哥表情冷峻,眉头微蹙,目光坚毅,嘴角紧闭,准确传递了他当时的心态。二哥之前并没有绘画基础,绘画完全是在住院期间练就的。遗物中,还有一些如何学习素描的书籍,那是三〇二医院的医生为他买的。这段时间,他顽强地在与情感、疾病抗争。

自画像

久病不愈即兴于三〇二医院,1985年10月18日下午

遗物中,有一份二哥出院后写给他妻子单位领导的信的手稿,这封信是在他们各自向单位提交离婚申请书之后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