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前期,由于君主和事功派官僚的努力,察举一度尚称繁荣,并在取才选能、扩大统治基础、绥抚蜀吴士人和崇隆经术抑止浮华之上,多少发挥了某些作用。这是有利于专制皇权与官僚行政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地位与作用在实际上的下降。随着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进一步说,随着士族政治的发展,察举的低落是不可避免的。

据《晋书·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以应举后任用不优、升迁不捷而居心怏怏。又同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友人劝其“无以应秀才行”,也反映了应举在时人眼中已非入仕荣途。①

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惠帝永宁元年司马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王接传》:“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阵,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三王义举”事在司马伦篡位之同年三、四月,所免之策试当为次年年初之事,是永宁二年之策试亦未实施。秀孝策试之制遂趋松弛。

东晋偏安之初,庶事草创。《宋书·百官志》叙州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并对策问”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上经常荒废。《晋书·陈题传》记其于元帝太兴中上疏称:“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元帝也有意恢复察举考试。《晋书·孔坦传》:

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

后孔坦上疏,请“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元帝“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又同书《甘卓传》: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借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

知孔坦原请秀孝免加策试五年,元帝令孝廉可七年不试,秀才则照旧策试。但尽管如此,策试之实施依然困难重重。《甘卓传》记朝议不许其奏之后:

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

是“秀才如故”策试之后,就几乎没有秀才应举了。又《宋书·五行志》:

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磨见于前,获之。孙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晋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实。磨兴于前,或斯故乎?”

又《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七年:

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按即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可见东晋察举不但所举非人,连策试亦荒废已久了。西晋之秀才考得47例,孝廉50例,合计97例(包括举而不就者,下同)。东晋之秀才只考得19例,孝廉仅8例,合计27例。西晋50余年,东晋则100余年,然东晋之秀孝仅为西晋之27.8%,约四分之一。可见察举至此已处于相当低落之中。又西晋秀孝举而不就者26例,应举者71例;而东晋之秀孝不就者为13例,应举者为14例。西晋之应举比

例为73.2%,东晋之应举比例为51.9%。是东晋举而不就者大为增加,亦可反映察举一途之吸引力,较之西晋又大为下降了。

东晋之8例孝廉中,孔季恭、周稚、虞预、谢沈、张凭、王谈6人为吴土之人,占75%。秀才之19例中,亦有陆纳、孟嘉、庞遗、谷俭、高崧、龚玄之、龚元寿、陶淡为南人,占42.1%。这显然与东晋只有半壁江山有关。北来之士族得举者,有陈留江灌、江膨,东海王雅,庐江何琦,北地傅弘之,琅邪王珉等。仅从此看,似乎士族高门子弟之比例并不为小,但高门子弟当然有更多进入吏传之机会;东晋100年中,士族之由察举入仕者不过一二十人,仍不得为多。王珉为王导之孙,是两晋时期琅邪王氏之唯一被举秀孝者,然而他仍然不肯屈就,而历著作郎、黄门郎、侍中等清要之官轻至长兼中书令。东晋秀孝迁调之官,有博士、县令、司徒掾属、军府僚佐等,与西晋相似。但从整体看,东晋察举之地位与作用,较西晋又大为低落了。

“策试之由,当借学功”,察举之不盛,策试之难行,与学校之不兴有连带关系。东晋之学校入仕制度,也处于衰微之中。

据《晋书·元帝纪》,元帝恢复了太学学官博士;又据《成帝纪》,咸康三年立太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孝武帝时有太学生60人,后增至百人,太元十年又兴复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殷茂称:“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晋书·五行志》:“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按国子学建于太元十年二月,国子生放火事当在其后,不当在此年正月。)东晋之国子生考得一例。《宋书·长沙王刘道怜传》:“长沙景王道怜,高祖(刘裕)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查《晋书·谢琰传》,谢琰为徐州刺史在晋安帝隆安二、三年间,距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建学约十二三年,刘裕、刘道怜曾祖刘混为武原令,祖父刘靖为东安太守,父刘翘为郡功曹。以其门资,自然称不上“冠族华胄”,是国子学中确有“混杂兰艾”之事。

总之,东晋国学不盛,原因一是“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二是士庶分别不严,“士君子耻与其列”;三是“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管理混乱。高门贵胄志在玄理,耽于享乐,自有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保证其仕途亨通,自然无意于学业了。察举与学校制度,由两汉之盛到东晋之衰,是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