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由察举入仕者，我就史传作大略统计，考得孝廉24例，秀才8例，计吏14例，合计46例；一人曾应数科之举者，则作数例计。然后将之大致区分为高官贵戚子弟(从子弟在内，下同),中级官僚子弟，下级官吏子弟及普通士人4类。高官指四品以上官僚，贵戚指曹氏、司马氏姻族；中级官僚指五、六、七品官僚；下级官吏指八、九品官吏；父祖无当朝官位者，则为普通士人。
曹魏时应察举者之父祖，在朝居高官者、居中下级官者与无当朝官位者，约各占三分之一。考虑到材料阙略造成的误差，可以认为秀才与计孝在此比例略同。但还须说明，“普通士人”中所列之人虽未见其父祖有当朝权位，但有的其父祖却曾仕于汉朝，或是汉代州郡著姓。为求全面反映情况，再将应察举者之父祖曾仕汉者，或其家族为汉之著姓名族者区分出来。
汉代官僚名族子弟，在曹魏时有较多得举机会，但家族在汉代无官位族望者，也依然有相当的得举可能。
综合二表，可以看到在曹魏之时的察举一途，既包括高官世族子弟，也有普通士人，较为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士。被举者中，既有司空卢毓子卢钦，尚书、太仆杜畿子杜宽，司空、太尉司马孚子司马望，太守羊耽子羊琇、从子羊祜，司空王昶子王沦，太仆庾嶷子庾峻等名门高官子弟，也有杨丰、王基、杜挚、侯史光、崔游、陈劭、孙该等父祖不详之普通士人。《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犊民”当指牧牛之民户。又《初学记》卷二十引虞预《晋书》:“何桢字元幹,为弘农郡守，有扬嚣生为县吏，桢一见便待以不臣之礼，遂贡之天朝。”是其时犊民、小吏也有机会与高门同应察举。在汉家族无族望官位可纪，当朝父祖亦不居官者占23.9%,近四分之一。而据黄留珠之统计，汉代察举中平民占15.7%,贫民占8.7%,合计24.4%。①可见曹魏察举在从各阶层广泛取人这一点上，大致承袭了汉代的传统。作为对比，同期发展起来的清官入仕迁转之途，就在相当程度上为高官权贵所占据。两种仕途，已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
西晋时期，我就史传做大略统计，其家世情况较为清楚、尚可资参考者，约有贤良方正直言等特科29例，秀才47例，孝廉、计吏、良吏、廉吏55例，合计131例。西晋时期，有一批蜀吴士人入仕晋廷，这些“亡国之余”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故统计时单列一项。另外，《华阳国志》记有蜀亡后其地之一批察举仕晋者，因其专记一地，如一并统计则会使此类人物比例偏大。为使统计中各类人士之比例多少接近事实一些，这些人均未计入(下同)。
这里没有列入“下级官吏”一项，因为此项只考得一例。这未必说明八、九品官吏子弟应举者少。其原因，可能因为至晋时高级官位已大为增加，如三公变为八公，散骑常侍、侍郎变成六散骑，还增设了不少高级军职，八、九品官至此已无足轻重，家族成员如仕仅至此，其政治地位已相当低下，故史传常加省略。所考得之一例，并入下层士人计算。
西晋时期一大批蜀吴士人出现于察举之途，这涉及西晋并吞蜀吴后对其地士人的政策，是一种绥抚手段。蜀亡之后随即就有杜轸、陈寿、李密、谯秀等一批蜀士察举入洛。李密《陈情表》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促其出仕，“急于星火”。《华阳国志》记有蜀亡之后其地人士应秀孝等科察举者37例。《大同志》称泰始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李密、文立都曾表请晋廷优假梁、益人士。《晋书·文立传》记其请故蜀大臣名勋之后五百家不豫厮役，叙用其子孙流徙中畿者，“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孙吴灭亡后晋廷仍照此办理。华谭父祖皆孙吴高官，太康初华谭举秀才入洛，晋武帝亲加策问曰：“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越睢，屡作妖寇……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吴始初附，未改其化”,“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于是武帝特加奖擢，“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事见《晋书·华谭传》)。这次秀才对策绝不止于一次人才考核，其意义几近乎于一次政治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一大批东南名士被察举贤良秀孝入洛，在晋廷中占了一席之地。
在“绥静新附”的政策之下进入晋廷的蜀吴人士，其政治地位自然无法与中朝权贵高门比肩。据《晋书·华谭传》,华谭举秀才入洛后，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世说新语·言语》记为洛人嘲吴人蔡洪事。)除少数人外，这些“亡国之余”大多不能跻身“清途”,因此作为一方人士，由察举一途进入政府，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且，蜀吴原来相当看重察举。《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传》记蜀国“特重察举，虽位经朝要，还为秀孝”,故司马胜之已历官尚书郎、秘书郎等职，然至“景耀末，郡请察孝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记曰：“(孙)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所以蜀吴人士对察举入仕也乐于接受。
晋廷对东吴名族之应举者，还给予了一些特别待遇。《通典》卷一百一《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周之丧而行，甚致清议。今欲从旧，则中夏所禁；欲不举，则方士所阙。”知吴人有丧仍可应孝廉之举，而这原是“中夏所禁”,将"致清议"的。可见这是一种优待。又《抱朴子·审举》:“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是吴土之贡士，可不经策试而任官。①按吴土秀才华谭、纪瞻等应举后是经过策试的，葛洪所言或是特指孝廉可不试经，故又称东南儒业为之而衰。由之东南名族以察举入仕成为传统。《宋书·郭原平传》:“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其风可溯至西晋以至孙吴。又东晋之孝廉每岁郡各1人，而丹阳、吴会、会稽、吴兴皆2人，数量加倍，亦当与此风有关。西晋之应察举者蜀吴人士占到30.5%,说明察举是其出仕的主要途径。
由前面的统计又可看到，西晋时察举一途之中，下层士人之比例有较大增加。如不考虑蜀吴人士，则高官贵戚子弟、中级官僚子弟和下层士人比例分别为24.2%、29.7%、46.1%,下层士人几占半数。可见，此期察举一途中容纳了相当一批普通士人。
就史传所记，如光逸为博昌小吏，后得举孝廉；马隆史称其“出贫贱”,州举“才堪良将”,至东羌校尉；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后仕郡为主簿，举孝廉；赵至父为士伍，辽西举计吏，后又举良吏；李含为“寒门少年”,陇西、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后又举秀才；陈颗身家“孤寒”,元康中郡举孝廉；熊远之祖为石崇苍头，本人仕县为功曹，后举孝廉又举秀才；苏峻为史称“单家”,得举孝廉；陶侃被视为“小人”“寒宦”,亦为孝廉；陈敏得举廉吏，被斥为“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又如《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异苑》:“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是以乐工之低贱亦得举孝廉。又如秀孝吴甫、杨旌、许孜、赵君平、董养、董联、刘沈等，既非名族，史传中其父祖又默默无闻，都当为下层士人，然而他们都得以察举秀孝。
作为对比，西晋时代那些煊赫无比的高门权贵，其子弟却很少由察举入仕。表9-3中可见西晋应察举者家族有居四品以上官位者，仅占16.8%,约六分之一。而且这其中仍有一部分够不上当朝最大的权贵，或一流高门。其家族在当时居于权势中心者，仅司徒温羡从子秀才温峤，中书监卢钦子秀才卢谌，差可拟之。琅邪王衍被举“奇才可以安边”,乃特例，而且他并不接受。那些最大的权势者，例如《晋书》所称晋初“攀云附翼”之八公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颛、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以及司空裴喜，司徒王浑、王戎，尚书令贾充，录尚书事王沈等，其家族子弟皆不由察举入仕，偶尔得举亦不应不就。
由之可见，西晋时代，高门权贵子弟由察举入仕者，比例有明显减少，下层士人却有相当增加，同时又有一批蜀吴人士由之入仕，后两类人物合计占62.6%,就是说在官僚士族的眼中，察举之地位和吸引力，已颇为下降了。
这种变化之原因，当然是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为高门权贵子弟别辟了入仕捷径。步入察举一途者虽然也有高官士族，但同时又有大量下层普通士人甚至寒门单贱，以及蜀吴“亡国之余”,品类颇杂，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各类身份的人物，这就不足以标志高门权贵的高贵身份。同时，岁举员额平均分配到各州各郡，如某郡为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增加；某地非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减少。这就无法满足高门权贵子弟依父祖势位大量出仕的要求。特别是，我们已经指出察举制较“清途”有更为鲜明的功绩择优制的色彩与制度保证，由于悠久传统它一般仍以经明行修、才优能殊者为察举对象，且有“试职”之法、策试之制；同时它又被九品中正制与“清途”压抑在相对较低的地位之上，由秀孝察举所得之乡品一般在二、三、四品之间，并无优遇；策试后只能拜七品之议郎，八品之中郎、郎中，这是权贵子弟凭“赐官”即可轻易获得的。因此，使高门权贵子弟修身励行，务学勤职，自郡县吏职仕起，依才行功次与寒门单贱同应察举，经严格考试任为“散郎”,自然是勉为其难的。如果没有九品中正制与“清途”,他们或许也会使察举制适合其需要；但既然已经别有了入仕华途，他们对察举自然大失兴趣了。
当然，士族中还是有由察举入仕之人的。首先，察举曾为汉代仕进荣途，至晋虽已为贵游公子所轻，但形式上仍有相当荣誉，故士族之中一些有志之士，仍愿由之入仕。但士族分子如应察举，那就要合于察举的传统标准，而不能徒以门阀，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新野庾衮，父兄皆贵盛，他却甘心隐逸躬亲稼穑，故察孝举秀又举清白异行，入《晋书·孝友传》;又如东晋之庐江何琦，祖何龛后将军，父何阜淮南内史，从弟何充为司徒，然而他本人苦孝事母，养志衡门，琴书自娱，耽习典籍，故得举孝廉，屡被征召，亦入《孝友传》。又如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为司隶都官从事时敢于搏击贵势，故得举秀才(见《晋书》本传)。
其次，汉魏以来一些经学世家，至此仍多得察举。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三察孝廉；秀才卢谌，为汉代名儒卢植之后，“世以儒业显”;秀才王接，“世修儒史之学”;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经学深博”,州举异行直言。孝廉须射策试经，秀才对策亦须以经典为本。至晋高门权贵之贵公子多已鄙薄经术、无意章句而竞于玄谈；而有志经学者，仍以经明行修而应察举为常规性仕途。同时，贤良秀才对策是显示才气文采之机会，故文才出众者，多被秀才之举。如潘岳、潘尼叔侄，皆父祖二千石，家族多居位者，二人“俱以文章见知”,皆得秀才举。
最后，士族亦有高下盛衰之别。高门子弟有优越的机会步入“清途”,官位门第较逊者未必就有同等机会。至于所谓“著姓”“豪族”,亦颇复杂，或以世仕州郡，或以宗党强盛，或以屡出名德，或以世传儒术，都可以此称之。早在东汉，就是既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种官僚世家，也有“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与官僚无干之乡里豪人，还有陈宴这种“贫俭无仆役”、出门使诸子将车的名士家族。《华阳国志》记巴、汉中、蜀、南中等各地郡县均有大姓，如烊柯郡“大姓龙、鲁、雷、兴、仇、递、高、李”之类，然此类“大姓”在当代政治之中有多大影响，就很不相同了。如果仅为一郡一县之望，那与朝廷上贵盛于时的高门华阀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偏于一地的著姓，二三流士族以及门望不够之官僚子弟，如果不能与高门比肩进入“清途”,他们就多以察举入仕。察举员额正是按州郡平均分配的。如安乐秀才张宴，其父不过受叔锡官得乡品五品，然史又记其“家世孝廉”;敦煌索氏，“累世官族”,但在朝廷中并无势力，然而索充为孝廉，索靖、索袭为贤良，索鲠、索绻、索璆、索聿、索琳为秀才，一姓得举者即考得8人。
综上所述，西晋时代由察举入仕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物：第一，才行功能表现优异之下层士人；第二，蜀吴士人；第三，二三流官僚士
族子弟；第四，明经术、有文采之士人。由此看来，察举在当时较多体现了功绩择优制和从各阶层广泛取人的特点。而高门权贵子弟对察举已甚轻视，他们多由“清途”入仕以维持权势和身份。因此察举之地位，已有相当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