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讨论西晋秀才、贤良、孝廉之考试任用情况。
依前引之《晋令》,秀才对策须“五策皆通”,“一策不通，不得选”。对策之策数为“五策”,自此遂成经制。又等第的确定，不是依所“通”之策的多少，而是在五策皆通的前提下，才依内容高下而确定的。由“一策不通，不得选”的规定，知考试有制度化的黜落之法。汉代贤良对策，大致没有黜落，对策之数也未见定制。西晋之秀才对策，比较起来已更为程式化了。
据《晋书·华谭传》,秀才华谭所对正为五策；而同书《纪瞻传》记其以秀才对策六策，较《晋令》之规定多一策。又，贤良对策之制或同于秀才，然《晋书·阮种传》记其以贤良对六策；同书《邵选传》记其以贤良对三策，疑有二策未录。是对策之多少，时或有所变通。
西晋之贤良，我就史传大略考得16例。其中10人不行不就，余6人均有对策之事。王康策在上第，任用不明；索靖策在高第，拜驸马都尉。其余数人之等第任官的记载，颇有矛盾抵悟之处。《晋书·阮种传》:“时种与邵选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三人既然俱居上第，任官似应相同，皆为尚书郎。但同书《邵选传》记曰：“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又《太平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邵选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是邵选所拜原为议郎。《邵选传》记其语有“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知其等第必不低于阮种，然二人授官却不相同。又《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而同书《夏侯湛传》曰：“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二处所记夏侯湛之等第及任官互不相同，未知孰是。上第、下第，郎中、中郎等，极易混淆，这只有再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分析。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据黄留珠统计，西汉秀才拜县令者占64%,东汉又上升到83.5%。两汉秀才无一例拜为郎中者。①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故秀才高于孝廉。曹魏之秀才我考得8例，其中3例不行不就，余5人。其中傅玄及山涛2人，皆除为郎中，见《晋书》本传。是曹魏后期，秀才已有拜为郎中之事。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条颇有价值的旁证材料：
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
汉代之贤良、方正、直言以及敦朴、有道等，在初期对策后所授之官因时而异，尚未定型。有得除议郎、郎中者，其高者亦有博士、县令、谏大夫、中大夫等。但在东汉，除拜议郎、郎中之情况日渐增多。《后汉书·鲁丕传》:“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高第者除拜议郎，那么下第者就应较此为低。《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其举贤良方正对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是下第所拜为郎中。谢弼、陈敦、公孙度以有道对策拜郎中，大约是策在下第；又苏章、刘淑、张奂、李固等皆以对策第一或高第拜议郎，那么马融、刘瑜等对策拜议郎，大约也是试在高第。(以上参见《后汉书》诸人本传。)总之，东汉特举对策诸科的任用，已有以高第拜议郎、下第拜郎中的大致趋势。这是一种趋于程式化的表现。这大约就影响了西晋贤良秀才对策的分等授用之法。
西晋贤良除授之官，有议郎、郎中，还有中郎，已如前述。秀才亦是如此。除拜议郎者，如《晋书·周配传》:“举秀才，除议郎。”除拜中郎者，如《晋书·王接传》记其“永宁初，举秀才……除中郎”;《甘卓传》记“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至于除郎中者其例更多，如嵇含、文立、华谭、索琳、张宴等。史传对等第及各种郎官记载十分混乱，但存在着议郎、中郎、郎中三种任官，则是没有疑问的。据《通典》之《职官十八》《职官十九》,魏晋议郎在第七品，
中郎、郎中在第八品。又《续汉书·百官志》曰，“议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是中郎又较郎中为高，秩禄有较大差别。又《晋书·武帝纪》:“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亦见西晋时中郎、郎中有明确区别。既然晋代贤良秀才之任官有议郎、中郎和郎中三种，同时对策大致也有上第、中第和下第三个等级，那么,石赵政权察举实施中之上第拜议郎、中第拜中郎、下第拜郎中的制度，大约就是有所参照借鉴的。两相印证，西晋之贤良秀才策试分等任用之制，反过来说也当近于石赵之法。
至于孝廉一科，在晋代未见有拜议郎、中郎者。《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记东晋张凭“以才选举孝廉，试策高第，为(刘)恢所举，补太常博士”,是其时孝廉试策有等第分别。如果晋代秀才有分等授用之制的话，那么孝廉科似乎应与之相同。但是必须指出，晋代有关察举分等授用的材料，仍欠明确，尚有待深入考察。以上之叙述，仅仅为推测而已。
晋代秀才是依制“五策皆通，拜为郎中”,孝廉则是在汉代就以除拜郎中为经制的。但据我统计，曹魏与两晋之孝廉和晋代之秀才，史传明记拜为郎官者，在三分之一上下，其余或为公府、军府、州府所辟，或拜为博士、黄门郎、吏部郎、著作郎、太子洗马、吏部令史、谒者、县令长等。但总的看来，在此期秀孝所拜之官中，议郎、中郎、郎中数量最大，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官职。虽然统计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但我颇怀疑，可能有许多秀孝曾拜郎官，而为史传省略不计了。
史传省略的情况在汉代就有先例了。据黄留珠统计，汉代孝廉明记拜为三署郎者，也仅占49.1%,其间史传对拜郎情节多加省略。他举例说，《后汉书·雷义传》记其“举孝廉，拜尚书侍郎”,而《陈重传》却称陈重、雷义举孝廉后“俱在郎署”,是二人都曾为三署郎中，《雷义传》却省略了这一情节。因此黄留珠说：“大凡史书、碑刻中关于孝廉直接除拜郎以外的官职的记载，都不尽然完全可靠，其间多有省文。”又劳翰亦曾有过类似看法。①这一论点颇有道理。如《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孝廉考试后，“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而《李膺传》记为“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陈球传》记为“举孝廉，稍迁繁阳令”,如非《左雄传》,李、陈二人拜郎事就无从得知了。甚至王朝法令中对此亦加省略。如《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太官)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三署属光禄勋，由“光禄上名”,知太官丞选自孝廉郎中，然仪制上只言“郡孝廉”而已。又如《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尚书郎本自三署孝廉郎选试，这里却也是只言“改用孝廉”,不言选自郎中。
可见，由于孝廉拜郎已成通例，不言自明，故汉代史籍多予省略不记。在魏晋史籍之中，在记载秀孝任官时也很可能有类似现象。例如《晋书·纪瞻传》记其举秀才对策，不言拜为何官，遂又述其“永康初，州又举寒素”。然《北堂书钞》卷七九引王隐《晋书》:“纪瞻与秀才至历阳，除郎中。”按“与”当作“举”,“历”当作“洛”,一形近致误，一音近致误。是《晋书》省略了拜郎情节。又《晋书·潘岳传》记其“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后“出为河阳令”,不言为郎；然《传》又录其《闲居赋》,其序曰：“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是《传》文省略了拜郎一事，如非《赋》序，则又将被遗略。由此来看，晋代秀孝之拜郎者，很可能较史传所能见到的为多。
魏晋时期的议郎、中郎、郎中，较之汉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议郎实际已无进言议政之责，中郎、郎中已经没有了宫廷宿卫之职。它们都已完全成了所谓的“散郎”,有俸禄而无职事，甚至可以家居而不在朝，属冗散之列。所以“散郎”当时又漫称为“王官”,表示士人是王朝领俸官员，不同于平民而已。“散郎”之位，一是用为官僚子弟之赐官，二是用以优遇老迈废疾官员，三是士人仕进之一阶，用以任用通过了察举策试者，使之居此领俸以待迁调。关于“散郎”的详细考辨，可参看本章之后的附录《魏晋的散郎》。
又，晋代秀才如除为太学博士或太常博士，可能不须先经郎职，《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晋令》:
举秀才明经传者，简以众典才茂。
上文引自《北堂书钞》孙星衍、严可均七家校影宋本。明陈禹谟、俞羡长万历校本，无“简以众典才茂”句而多“以入学宫”四字。其实二者可以并存互补，即作：
举秀才明经传者，简以众典才茂，以入学宫。
“以入学宫”者，入学校以为博士也。这是对明习儒家众典的秀才的特别任用。《晋书·潘尼传》记其“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高崧传》记其“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他们或许未经郎官，而是于策试后直接拜为博士的。汉代本有自秀才之明经者中选补博士之制，事见《汉旧仪》:
“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可知这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