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1
几乎过去了两个月。已经是炎热的盛夏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时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段时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他有一本著作，六年的劳动成果一年前就已经写完了，书名叫《欧洲与俄罗斯国家的基础和形式论稿》。这本著作的有些章节和引言已经发表在刊物上，其他几部分也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自己圈子里的人们朗读过，因此它的思想对于读者公众来说已不是完全新鲜的事儿了；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是认为自己这本著作的问世应该会对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如果不是科学中的一个转折，那至少也会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这本著作经过仔细的润色后于去年出版，并分发给了书商们。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本著作，一些朋友问到它的情况时，他也往往不大乐意，只是淡漠地敷衍一下，甚至都没有问问书商们，它的销售怎么样，不过他还是敏锐而紧张地追踪着自己的书在社会上及出版界产生的初步影响。
然而一周、两周、三周过去了，社会上居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响；他的一些朋友，一些专家和学者，有时也显然是出于客气才提起这本书。其他的一些熟人，因为对书的学术内容不感兴趣，也就根本不和他谈论它。社会上，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关心别的事儿，所以就对它完全冷淡了。出版界也是，一个月里听不到一个人提到它。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仔仔细细地计算了写一篇书评所需要的时间，可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评论界还是一片沉默。
只有在《北方甲壳虫》的一篇评论倒了嗓子的歌手德拉班季的诙谐小品中，对柯兹内舍夫的著作顺便轻蔑地提了几句，说这本书早已受到大家的批判并受到公众一致的嘲笑。
到了第三个月，一家严肃的杂志上终于登出一篇评论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认识文章的作者。他在戈鲁勃佐夫家见到过他一次。
写文章的是个很年轻而身体有病的小品文作者。作为一个作家，他很大胆，但非常缺乏教养，在人际交往方面很羞怯。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虽然对作者抱完全蔑视的态度，但还是充满尊重地开始读那篇文章。那是一篇可怕的文章。
虽然小品文作者没有读懂全书，但是他巧妙地从中挑出一些片断，使没有读过这本书的那些人（显然，几乎没有人读过它）完全明白，全书只不过是些大话套话，而且还是些不合适的大话套话（引用时特意加了问号）的堆砌而别无其他，并认为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而这一切又做得如此巧妙，乃至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折服；但文章的可怕也正在于此。
尽管文章写得很诚实用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分析了指责的公正性，可他毫不理睬那些被嘲笑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太明显了，这一切都是故意被收集到一起的——不过倒使他不由得立刻开始回想起自己与文章作者的那次见面和谈话来，直到当时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于是回想起来了，他在那次见面时纠正了这个年轻人的无知言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对方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自那篇文章以后，关于那本书，无论是书面和口头都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默；这样一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六年时间花了那么多劳动和热情写成的一部著作，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变得更沉重的是，完成这本书以后，他再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到办公桌上的劳动中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可是他不知道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往哪里使了。在客厅里，在代表大会上，在委员会里，这些凡是能说话的场合的谈话占据了他的一部分时间；然而他是个多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总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全花在谈论上，就像他那位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样；他还剩下许多空闲时间及智慧和精力。
幸好在他这段因为著作失败而感到最痛苦的时候，斯拉夫问题重新占据热潮，它接替异教徒、美国朋友、萨马拉的饥荒、展览会和招魂术问题被提出来。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是这个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因此他便完全投身于它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那个阶层的人们，别的什么也不谈不写，只讨论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通常无所事事的那些人，为了消磨时间，这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为斯拉夫人服务的。舞会、音乐会、宴会、祝贺演讲、妇女用品、啤酒、旅店——一切都能证明对斯拉夫人的同情。
对此情况的一些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细节上并不赞同。他看到斯拉夫问题成了众多热门消遣之一，这些消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他还看到许多人从事这项活动，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虚荣心作祟。他承认，报纸刊登了许多夸张的文章，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吸引别人的注意，以势压人。他看到，在这种社会的普遍**中，一切失意和受委屈的人都跳在前面，叫得比别人更响亮；他们就像没有军队的总司令，没有阁僚的大臣，没有报刊的新闻工作者，没有党羽的党派头头。他看到，这其中有许多轻率和可笑的名堂；然而，他还看到并承认一种日益高涨的热情，把不能不加以同情的社会各阶级联合到一起。残害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和斯拉夫兄弟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迫害者的愤怒。而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英雄主义行为，在全体人民中产生了用行动而非言语帮助自己的兄弟们的愿望。
而且，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的现象。这就是社会舆论的表示。社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民族之魂得到了表达。因此，他越热心这项活动，就越明显地感觉到它应该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忘记去想自己的那本书。
现在，他所有的时间都忙着，弄得都来不及答复所有写给他的信和向他提出的要求。
干了整整一个春天及一部分夏天，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的弟弟那里去。
他是去休息两个星期，到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去，到偏僻的乡下去，欣赏一下所有首都和城里人都完全相信的那种民族精神高涨的情景。和他一起去的，是老早就准备履行对列文许过诺言的卡塔瓦索夫。
2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到达库尔斯克铁路线火车站，车站这天特别热闹拥挤，当他们从马车上下来，正回头张望搬着行李从后边过来的仆人时，就有一些志愿兵乘着四驾马车来了。一些拿着花束的太太欢迎着他们，一群蜂拥而至的人跟随着他们走进车站里。
欢迎志愿兵的人群中有一位太太，从候车厅里出来找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您也是来欢送的吗？”她用法语问。
“不，我自己要走，公爵夫人。到弟弟那儿休息一阵子。而您总来送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略带微笑地说。
“可不行啊！”公爵夫人回答说，“对吗，从我们这里已经开出有八百人了？马尔文斯基不相信我说的。”
“是八百多。如果把不是从莫斯科直接出发的算进去，已经超过一千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吧。我正是这么说的！”太太高兴地赶紧说，“是不是现在捐款都近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公爵夫人。”
“今天的电报怎么说？再次打败了土耳其人？”
“对，我看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他们在谈论最新一份电报，证实三天来土耳其人在所有阵地都被击败并溃逃，而且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啊，对了，您知道，有个很出色的青年要求上前线。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拒绝他。我认识他，劳您给写个条子。他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儿派来的。”
问清公爵夫人所讲的那位要求上前线的青年的详细情况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到头等候车室，写了一张条子给决定此事的人，交给了公爵夫人。
“您知道吗，符朗斯基伯爵，那个有名的……乘这趟车走。”当他又找到公爵夫人并把一张便条交给她时，她带着很得意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我听说了他要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乘这趟车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一位母亲送他。这毕竟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了。”
“噢，对，当然。”
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一群人蜂拥地绕过他们向一张餐桌跑过去。他们也走动起来，只听到有位先生一只手举着高脚杯大声地在向志愿兵们发表演说。“为信仰，为人类，为我们的兄弟们服务，”那位先生更提高声音说，“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完成伟大的事业。万岁！”他淌着眼泪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大家就嚷嚷着“万岁”！接着又有新的一群人拥进了大厅，差点儿把公爵夫人绊倒。
“啊，公爵夫人，多棒！”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带着满脸高兴的微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间，“不是吗，真棒！讲得热烈！好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在！瞧你也这样说几句吧——就说几句，鼓励鼓励嘛；您这样很好。”他带着温柔、尊敬和谨慎的微笑说，同时轻轻地推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一只胳膊。
“不，我现在要走。”
“上哪儿？”
“到乡下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那您就会见到我妻子了。我已经给她写信去了，不过您一定会在她收到信以前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了，而且all right。她会明白的。而同时，劳您驾了，您告诉她，我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理事了。啊，对，她会明白的，您知道吗，les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他好像抱歉似的转过来对公爵夫人说，“而密娅葛卡娅，不是丽莎，而是比比什，她还送了一千条枪和十二名护士小姐。我对您讲过了吗？”
“是的，我听说了。”柯兹内舍夫不大乐意地回答。
“可惜啊，您要走，”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明天我们举行宴会为两位出发的人饯行——彼得堡的杰梅尔·巴尔特尼安斯基和我们的维谢洛夫斯基·格里夏。两个人都要去。维谢洛夫斯基不久前才结婚。瞧，好小伙子！不对吗，公爵夫人？”他对一位太太说。
公爵夫人没有回答，她看了看柯兹内舍夫。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公爵夫人那种好像爱理不理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杰奇感到不好意思。他微笑着一会儿看看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饰，一会儿好像回想起了什么似的看看旁边。见到一位提着罐子过来的太太，他便叫她到自己这边来，并给了一张五卢布的钞票。
“只要我还有钱，我就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罐子，”他说，“而今天的电报怎么说？黑山人是些棒小伙子！”
“您在说什么？”当公爵夫人告诉他符朗斯基乘这趟车走时，他嚷嚷起来。斯捷潘·阿尔卡杰奇的脸霎时间表现出哀伤的神情，但过了一会儿，他便微微摇晃着两腿，摸摸自己的连鬓胡子，到符朗斯基在的那间屋里去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完全忘了自己在妹妹尸体面前是如何绝望地号啕大哭，把符朗斯基只看成是一位英雄和老朋友。
“别管他有多少缺点，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勃朗斯基刚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瞧这恰恰完全是俄罗斯的，斯拉夫的本性！我只怕符朗斯基见到他会感到不愉快的。不管您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感动。路上您和他聊聊。”公爵夫人说。
“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不过这件事大大改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不但自己去，而且还自己出钱带一个骑兵连去呢。”
“对，我听说了。”
铃声响了。大家都聚集到几个门口。
“瞧，这就是他！”公爵夫人指指符朗斯基说，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宽边黑礼帽，手扶着母亲，奥勃朗斯基走在他旁边，热烈地说着什么。
皱着眉头的符朗斯基眼睛看着前边，好像没有听见斯捷潘·阿尔卡杰奇说的话。
显然是由于奥勃朗斯基的指点，他回头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着的方向看了一眼，并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看起来十分苍老，像化石一般。
进入月台时，符朗斯基默默地让母亲过去，自己也消失在车厢的单间里了。
月台上响起《上帝，保佑沙皇》的乐曲声，然后是欢呼声：万岁！一名很年轻、高个子、胸部瘪进去的志愿兵，特别招眼地在鞠躬，同时挥舞着举到头上的毡帽和一束鲜花。还有两位军官和一名留大胡子、戴着带盐渍的制帽的老人，也探出头来还礼。
3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告别了公爵夫人，和过来的卡塔瓦索夫一起进入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列车开动了。
列车到了察里津站，受到一个站得整整齐齐唱着《光荣啊》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伸出头去鞠躬还礼，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去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打过那么多交道，已经知道这一类人的一般情况，也就不感兴趣了。不过卡塔瓦索夫一向忙于学术活动，没有机会观察过志愿兵，因此对他们很感兴趣，不断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们的情况。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建议他到二等车厢里去亲自和他们谈谈。到下一个火车站，卡塔瓦索夫就照他的建议做了。
头一次停车时，他就转到二等车厢里去和志愿兵们认识。他们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大声地交谈着，显然知道乘客们和进来的卡塔瓦索夫在注意他们。胸部瘪进去的高个子少年，说起话来比谁的声音都大。他显然是喝醉了，正在讲述他们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身穿奥地利近卫军军团棉大衣的老军官。他微笑着听那人讲话，偶尔打断一下。第三个穿着炮兵制服，坐在他们身边的一只箱子上。第四个睡着了。
开始和少年交谈一会儿后，卡塔瓦索夫弄清楚了，这原是个莫斯科的富商，二十二岁前就把万贯家产挥霍光了。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太稚嫩，娇生惯养，而且身体单薄；他显然以为自己是在完成一桩英雄主义行为，自吹自擂，叫人讨厌，尤其是现在喝了酒，越发放肆了。
另一个是退伍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这位看样子干过各种工作。他在铁路上做过事，当过经理，办过工厂，而且他讲话毫不顾忌，而且还滥用学术词汇。
第三个是个炮兵，很招卡塔瓦索夫喜欢。他谦虚、文静，显然很佩服退伍军官的知识和商人的英勇自我牺牲精神，却只字不提自己。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到塞尔维亚去的时候，他虚心地回答说：
“嘿，什么呀，大家都去嘛。也应该帮助一下塞尔维亚人。他们多可怜啊。”
“对，那里尤其缺少你们这样的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不过，我在炮兵部队服役的时间不长；也许会被派到步兵和骑兵部队去。”
“怎么会派到步兵那里呢，现在最需要的是炮兵啊？”卡塔瓦索夫说，同时按这位炮兵的年龄看，他一定已经有相当高的军衔了。
“我在炮兵部队没待多久，退伍时是个贵族士官。”他说，并开始解释自己考试为什么没有通过。
这一切合在一起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因此当志愿兵们出去到车站上喝酒的时候，他想找个人谈谈，核实一下自己所得的不好印象。有个穿军大衣的老头子总在留神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的谈话。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才注意到他。
“是啊，出发到那里去的所有这些人，情况多么不同。”卡塔瓦索夫含糊其辞地说，想说点儿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听听老头子的意思。
老头子是个经历过两次战役的军人。他知道什么叫军人，而根据这几位先生的模样和谈话，以及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的那股子无赖劲儿，他认为他们都是些该死的军痞。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那个城市里有个退伍军人，那是个酒鬼和小偷，谁都已经不雇他做工了。但是，老头子凭经验知道，在社会上现在这样的情绪下，说出违反公众舆论的意见，特别是指责志愿兵，是危险的行为，所以他也不时地在窥探卡塔瓦索夫。
“是的，那儿需要人。”他用一双眼睛笑着说。接着，他们谈论了最新的军事新闻，互相掩饰着自己的困惑，不知道明天是同哪一方作战，因为根据最新消息，各个阵地的土耳其人已被击败。结果两人到分手的时候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
卡塔瓦索夫走进自己的车厢里，不由得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讲了自己对志愿兵的虚假印象，说他们都是些优秀的小伙子。
在一个城市的大站上，欢迎志愿兵的又是歌唱和欢呼，又出现了拿着罐子的男女募捐者，本城的太太们给志愿兵们献花束，陪着进餐厅；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比莫斯科差得多，规模也小多了。
4
在省城停车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厅去，他顺着月台来回地踱起步来了。
头一次从符朗斯基的单间旁边走过时，他注意到窗帘拉着。但是第二次走过时，他看到了靠窗口坐着的老伯爵夫人。她招呼柯兹内舍夫到她那里去。
“瞧，我乘火车送他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啊，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她坐的窗子下边说，同时往窗子里看了看，“从他的方面讲，这真是多好的一种品德。”注意到符朗斯基不在单间里后，他补充说。
“可是在那场不幸之后，他还有什么办法？”
“一起多么可怕的事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啊，我都经受了什么！对了，请进来吧……啊，我都经受了什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进去并和她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时，她重复着说，“这真是不可想象！六个星期他与谁都不说话，只有我恳求时，才肯吃点儿东西。一分钟都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们把所有他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收光了；我们住在下边一层，谁都无法预料会出什么事情。您知道，他为了她已经开枪自杀过一次了。”她说，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老太太的眉头皱起来了，“是呀，这是她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死，她也选择了下流卑贱的做法。”
“这不是我们能判断的，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不过我理解，对您来说这有多痛苦。”
“哎呀，您别提了！我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在我那里。有人送来了一张便条。他写了答复，并派人送去了。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她会马上到火车站去。晚上我刚回自己房里，我那个梅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太太跳在火车底下了。我好像给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我知道，这是她。我的头一句话就说：别对他说。可是他们已经告诉他了。他的马车夫在那里，全都看见了。我跑进他的房间里时，他已经不能自制了——那个模样可怕极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上马车直奔那里去了。他在那里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都认不出是他了。大夫说，Prostration complète，然后就几乎像发了疯一样。”
“啊，别提了！”伯爵夫人摆了摆一只手说，“那段可怕的日子！不，您还别说，可真是个坏女人。就这事儿吧，这么不要命的**算什么！这无非是证明她与众不同吧。瞧她可不是证明了吗，毁了自己还毁了两个优秀的人——自己的丈夫和我那不幸的儿子。”
“她的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领走了她的女儿。开始的时候阿廖夏全都同意。但现在，他因为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一个外人追悔莫及，痛苦万分。但说过的话，他不能反悔。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不过，我们尽量不让他和阿廖夏见面。这样对他，对她丈夫来说，终究好受点儿。她使他解脱了，但是我的儿子却彻底被她毁了。他抛弃了一切——仕途、我，而且就连这样，她还不可怜他，存心把他给毁了。不，不管您怎么说，她的死本身——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下流女人的死法。愿上帝宽恕我，但看着儿子的毁灭，我一想起她就没法不愤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
“这是上帝帮助了我们——发生了这场塞尔维亚战争。我是个老年人，这方面的事儿一点儿也不懂。但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机会。当然，我作为母亲感到担心；而且主要的，据说cen'est pas très bien vua petersbourg。可是，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件事儿能使他振作起来。亚什文——他的一个朋友——他输光了，也准备到塞尔维亚去。亚什文顺道来看过他，说服了他。现在他正忙于这件事情。请您去和他聊聊，我希望让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倒霉的是，他还牙痛。您会使他高兴的。请吧，您去和他聊聊，他正在那边散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高兴，便转到列车的另一边。
5
站台上，符朗斯基穿着长大衣，帽子压得低低的，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在斜阳映照大堆货物投下的阴影里，像只笼中困兽，每走二十步就又迅速掉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时觉得符朗斯基看见了他，却故意假装着没有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这无所谓。他把与符朗斯基的关系，看得高于任何个人的计较。
此时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符朗斯基已成了个伟大事业的重要活动家，因此柯兹内舍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他表示鼓励和支持。他向他走过去。
符朗斯基停下来看了看，认出来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于是朝前走了几步，紧紧地握了握他的一只手。
“也许，您并不愿意和我见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可是我能否为您效劳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同谁都不会像同您见面那样少些不愉快了，”符朗斯基说，“原谅我。对我来说，生活中已经没有愉快的事了。”
“我理解您，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注视着符朗斯基那张显然是痛苦的脸说，“是否需要为您给里斯特齐奇，或者给密朗写封信？”
“噢，不！”符朗斯基好像显得难以理解地说。“如果您无所谓，那就走走吧。车厢里空气这么闷。写信吗？不用了，谢谢您；去送死是用不着推荐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唇上翘微笑了一下说，两只眼睛继续保持气愤而痛苦的表情。
“是啊，不过对您来说，毕竟需要与有准备的人打交道的，这样总会好些。当然，就看您吧。听到您的决定，我很高兴。再说志愿兵已经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的人会改变社会舆论的。”
“作为一个人，”符朗斯基说，“好在生命对我来说已经一文不值了。不过我倒是有足够的体力去参加讨伐，厮杀或阵亡——这一点我知道。我高兴的是有事业让我去贡献自己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倒不是说生命不需要，可它已经使我厌恶了。别的什么人，也许还用得着它。”接着，他因为牙齿痛，下颌不断地在抽搐，妨碍他表现出自己说话时想要表现的神情。
“我敢这样说，您一定会振作起来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同时觉得自己被打动了，“使自己的兄弟们摆脱奴役，生死拼搏是值得的。愿上帝赐予您战斗的胜利与内心的平静。”他补充说，并伸过一只手。
“对，作为一件工具，我还有点儿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啊——废物一个。”他拉长了声调说。
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满是口水，妨碍他说话。他不做声了，只注视着慢慢平稳地顺着铁轨滚动过来的煤水车的轮子。
接着，突然地，不是身体疼痛，而是另一种折磨人的内心疼痛，使他顿时忘了牙痛。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加上与一位发生不幸后不曾见过的人的谈话影响突然使他回想起她，自己像个疯子似的跑到火车站库房里去时见到她后的一切：库房的一张桌子上，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毫不羞愧地平躺着一具不久前还充满生命力的血淋淋的尸体；盘着浓密发辫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鬓角和美丽的脸上沾着一些头发，半张着红润的嘴唇，这和僵滞而未合上的眼睛流露出冷却的古怪、可怜和可怕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他们吵架时说出的那句话——你会后悔的。
于是，他竭力回忆起自己头一次见到时她那种样子，也是在火车站上，神秘、迷人、含情脉脉、正在追求并愿意付出幸福，而不是她最后一刻留给他的那种冷酷而要报复的样子。他竭力去回想同她相处的那些最美好的时刻，但这些时刻永远地被糟践了。他只记得她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威胁他会抱恨终生，她得胜了。他已不再感到牙痛，痛苦使他的脸变了形。
在大堆货物旁边默默地走过两次，才勉强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昨天的那次电讯以后，您没有得到新的消息？对，他们被击败三次了，等着明天决定性的一战了。”
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会儿米兰国王的宣言及其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二遍铃声响过后，他们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去了。
6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莫斯科，所以没有打电报给弟弟让他派人去接。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乘坐车站上雇的一辆四轮马车，像阿拉伯人似的风尘仆仆，正午的时候到了波克罗夫斯基的住处，列文没有在家。和父亲及姐姐一起坐在阳台上的吉蒂认出是丈夫的哥哥，便跑下楼来迎接。
“您怎么好意思也不给个信儿呢？”她说着，同时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递过一只手，并凑过去让他吻吻自己的前额。
“我们来得很顺利，也就懒得惊动你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我一身的灰尘，真怕碰着您。我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脱出身来。您倒是老样子，”他笑眯眯地说，“待在自己的安乐窝里，置身于潮流之外，享受恬静的幸福。你看，这下我们的朋友费多尔·瓦西里奇也终于来了。”
“我可不是个黑人，我要是洗把脸，会像个人样的。”卡塔瓦索夫按照自己好开玩笑的习惯说着，同时伸过一只手，微笑时他那洁白的牙齿在黑黝黝的脸上特别闪闪发亮。
“柯斯佳一定会很高兴的。他到农场里去了，这时该回来了。”
“还一直在忙着自己的田庄。瞧这真是安乐窝啊，”卡塔瓦索夫说，“可是我们在城里，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啊，我的朋友怎么对待这事儿？大概，有点儿与别人不同吧？”
“啊，他呀，没有什么，和大家一样，”吉蒂有点儿腼腆地打量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我派人找他去。不过我爸爸来了。他不久前从国外回来。”
接着，她吩咐派人去找列文后，便带两位满身灰尘的客人分别到一间书房和另一间陀丽的大房间里去洗洗，并给他们准备早饭，自己则迅速跑到阳台上，这是她怀孕时曾被剥夺的权利之一。
“这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哎呀，大热天的真难受！”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柯斯佳也很喜欢他。”吉蒂注意到父亲脸上讥笑的表情，好像有什么事恳求他似的微微笑着说。
“不过，我不要紧。”
“你去招待他们，好姐姐，”吉蒂转身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上见到了斯吉瓦，他身体很好。我就去看一下米佳。糟了，吃过茶点后我还没有喂过他呢。他这时已经醒了，大概在哭叫了。”于是，她感到奶水要流出来了，便快步来到了育儿室。
倒不是她猜到（她和婴儿的生理联系还没有断绝），而是根据自己**里奶水的流动知道他饿了。
还在未进育儿室之前，她就知道他一定在哭叫了。果然，他在哭。她听出了他的声音，便加快了步子。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就哭得越大声。他的声音好听、洪亮，只是饿了，忍不住了。
“哭了好久，好久了吗，保姆？”吉蒂连忙说，同时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准备喂奶，“对，快把他抱给我。啊，保姆，您真讨厌，唉！帽子过后再系嘛！”
婴儿饿得拼命地啼哭。
“可是不行的呀，少奶奶，”几乎一直待在育儿室里的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对他得按规矩来。啊唷，啊唷！”她不理睬做妈妈的，俯在他上面哄他。
保姆把婴儿抱给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非常喜欢和慈爱的脸色。
“知道，知道。您就相信上帝吧，卡捷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少奶奶，他认出我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的声音比婴儿的哭声还大。
但是，吉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急切情绪和婴儿的饥饿一样忍不住了。
一着急事情就好一会儿都弄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便发起脾气来。
拼着命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又呛过几下过后，事情终于顺当了，母亲和婴儿同时安下心来，两个人都不做声了。
“哎呀，他这小可怜儿也都满身是汗了，”吉蒂轻轻地说，同时抚摸着婴儿，“您怎么知道他认出您了？”她补充说，同时斜过眼睛望望婴儿的眼睛，仿佛觉得它们正在从压着的帽子下边狡黠地瞧着，她又望望他两边鼓鼓的小脸颊，以及他正做着画圆圈动作似的红彤彤的小手。
“没有的事儿！要是能认人，那就会认出我了。”吉蒂针对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的话说，并微微笑了笑。
她微笑一下，因为她虽然说他不会认出的，可她心里知道，他不但认出了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而且还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还知道和懂得许多谁都不知道的东西，就连她这个母亲也只因为他才知道和明白许多东西。对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对保姆，对外祖父，甚至对父亲来说，米佳只不过是个需要得到生理上照料的能活动的存在罢了；可是对于母亲，他早已经是个有道德存在的活生生的人了，自己和他已经有了整整一段精神联系的历史。
“那就等他醒来的时候您瞧瞧吧，上帝保佑，您自己会看见的。我这么一动作，他就这么高兴，亲爱的。他高兴得呀，就像晴朗的天空。”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
“啊，好，好，到那时我们瞧瞧，”吉蒂轻轻地说，“现在您走吧，他要睡着了。”
7
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踮起脚走出来；保姆拉好窗帘，赶走小床薄纱蚊帐里的苍蝇及一只在玻璃窗上扑打的胡蜂，便坐下来在母亲和婴儿身边摇着一条枯萎的白桦树枝。
“热啊，真热！上帝哪怕给下点儿小雨也好。”她说。
“对，对，嘘——嘘——嘘……”吉蒂只回答了一声，便轻轻摇晃着身子，温柔地捏住那只腕部好像缠着一条细线似的胖乎乎的小手臂；米佳的眼睛一会儿闭上一会儿睁开，小手臂却一直轻轻地在摆动。他的这只小手臂可让吉蒂为难了：她想吻一下它，却又害怕这么做了会弄醒他。小手终于不再活动了，两只眼睛也闭上了。婴儿只是偶尔一边继续吸奶，一边翘着自己长长的睫毛，在暗淡的光线中用一双乌黑湿润的眼睛张望着母亲。保姆停止了摇扇，坐在那儿打盹儿了。楼上传出老公爵洪亮的说话声和卡塔瓦索夫的哈哈大笑声。
“大概是我不在就闲聊了，”吉蒂想，“不过毕竟让人失望，因为柯斯佳不在。大概又到蜂房去了。他常常到那里去，虽然让人烦恼，不过我还是感到高兴。这可以使他散散心。现在他要比春天的时候开心得多，好得多了。”
“要不然，他总这么板着面孔，这么痛苦，真使我为他觉得可怕。他又那么可笑！”她悄悄嘀咕着，微微笑了。
她知道，是什么使丈夫痛苦，是因为他不信教。虽然要是人家问她，她是否认为，他如果不信教将来生活是否会遭毁灭，她得表示同意他将遭毁灭——可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而且，虽然她也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会得到拯救的，自己却还是爱自己丈夫的心灵胜过世界上的一切，不过想到他就微微发笑，还暗暗对自己说，他这人真可笑。
“为什么他一年到头总读一些哲学书？”她在想，“如果这一切都是书上写的，那他会明白。如果那里写得不对，那又干吗读它们呢？他自己说的，倒是愿意信教。那为什么他又不信呢？大概是因为想得太多了？而想得太多，是因为缺少交往。老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和我们，他觉得全都说不出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愉快的，尤其是卡塔瓦索夫。他喜
欢和他讨论。”她一想到自己的思想，便立刻转到考虑怎么让卡塔瓦索夫睡得舒适些上去了，“是单独睡，还是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起睡？”这时，她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使得她不安地浑身颤抖起来，甚至吵醒了婴儿。他睁开眼，严厉地瞧了她一眼。“洗衣女工好像还没有把床单送来，而供客人用的床单一条都没了。要是不关照一声，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会把用过的床单交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一想到这件事，吉蒂急得血直往脸上涌。
“对，我得去关照一声。”她决定了，便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她想起了某种重要的心灵问题还没有想好，于是就开始回忆那究竟是什么。“对，柯斯佳不信教。”她便带着微笑沉浸到回忆中去了。
“不信教又怎么样！就让他永远这样，也比施塔尔夫人或者在国外时我想变成的那样要好。是的，他从来不作假。”
接着，一个表明他善良的事情生动地呈现在她面前。两周前，陀丽收到了斯捷潘·阿尔卡杰奇寄给她的一封悔过信。他恳求她保全他的声誉，把她的庄园卖了，好偿还他欠的债。陀丽绝望了，她憎恨丈夫，蔑视他，感到难过，决心要离婚，拒绝了他的要求，可结果呢，她同意卖了自己的一部分庄园。那件事以后，吉蒂不由得带着迷人的微笑回忆起当时自己丈夫的窘态，他不止一次试图解决这件事，可结果呢，他想出了一个她原来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办法，为了帮助陀丽，又不让她感到屈辱，他建议吉蒂把自己的那部分赠送给陀丽。
“怎么能说他不信教？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唯恐别人伤心，哪怕是婴儿！一切都为着别人着想，毫不考虑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认为这是柯斯佳的责任——做他的管家。他姐姐也是这样。现在，陀丽和她的一群孩子都由他保护了。所有这些农民，天天来找他，好像为他们效劳是他的义务。”
“对了，但愿将来像你父亲那样，但愿那样。”她喃喃地说着，把米佳交给保姆，并用嘴唇亲亲他的一边小脸颊。
8
在心爱的哥哥临死那一刻，列文头一次用他所谓新的信念来看待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至三十四岁那个阶段形成，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仰。从那以后，他对于死的恐惧，并不比对自己从哪里来，为了什么及干吗会这样这些问题的恐惧来得严重。生物机体和它的毁灭、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定律、进化——这些词儿代替了他原来的信仰。这些词儿及与之相联系的概念，对科学来说都很好；但是，对于生命来说，它们毫无意义。于是，列文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了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从身上脱下暖和的皮袄，换上薄纱布衫，来到严寒的空气里，不是凭理性而是借由切身感受，他反正是个赤身**的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痛苦地死去。
从那时起，虽然他没有就此过多思考，而且继续照老样子生活着，不过列文已不断地开始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害怕。
除此之外，他还朦胧地感觉到他称之为自己的信念的那些玩意儿，不但是一种无知，而且是一种思想结构，根据这样的思想结构，他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结婚之初，新的欢乐和自己意识到的责任压倒了这些思想；但妻子产后自己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最近一段时间，列文头脑里越来越经常和持久执著地开始设想要求解决这些问题。
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假如我不承认基督教对生命问题的答案，那我承认什么样的答案呢？然而，他怎么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全部信念找到任何答案，就连任何类似解答的话也没有。
他的情况，正像是个在玩具店和工具铺子里寻找食品的人。
他不由自主地试图通过任何一本书，任何一次谈话，任何一个人，在为自己寻找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以及解决办法。
这事儿最使他吃惊和闷闷不乐的是，他圈子里和他那种年岁的大多数人，像他一样用和他同样的新的信仰代替原来的信仰，却看不出这有任何灾难，还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使列文苦恼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些人是否真诚？他们是不是在弄虚作假？对用科学给他关心的问题提供的那些答案，他们是否有另一种理解或理解得更透彻些？于是他就扎扎实实地研究了这些人的意见及提供了答案的那些书籍。
自从开始研究那些问题以来，他找到了一点，那就是他少年和大学时认为宗教已经过时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生活中所有的好人，自己亲近的人，都相信宗教。老公爵，这么使他喜欢的里沃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及所有的女人，他们都相信，自己的妻子也像他在最初的青年时代那么虔诚，还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俄罗斯人民，凡是受他尊敬的人，都相信宗教。
他读了一些书以后确信，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一些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他什么也没说明，只是否定那些他感到得不到答复就没法活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那些人都竭力解决另外一些完全不能使他感兴趣的问题，例如机体的发展、唯物地解释灵魂等。
此外，妻子分娩时还发生了一起对他来说非同寻常的事件。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做祷告了，而且在祷告的那一刻还相信了。但是那一刻过去后，他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心情了。
他没法承认，当时自己知道了真理而现在是错的；因为只要他一开始平静地想这事儿，一切便全都撕裂成碎片了；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当时错了，因为他珍惜自己当时内心的感受，而假如承认那是自己意志力薄弱的表现，他又岂不玷污了那个时刻。他处于痛苦的自我分裂中，使出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要摆脱这种状态。
9
这些思想时而淡薄些时而强烈些地围绕着他，折磨着他，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阅读，思考，而读得越多，思考越多，就觉得自己离追求的目标越远。
最近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和乡下，他确信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答案后，便重新阅读曾经读过的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叔本华——那些非唯物主义地解释人生的哲学家著作。
在阅读或想反驳其他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者的学说时，他觉得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当他阅读或自己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老是重复同样的东西。按照对于像精神、思想、自由、本体这些意思不清楚的词儿下的定义，故意落入哲学家或他自己设置的文字圈套，他似乎开始有点儿明白了。但是只要忘了人为的思路，从生活出发，回到既有的思考习惯上来——这整座人为的建筑便突然像一幢纸糊的房子似的坍塌了；因此很清楚，这建筑是靠玩弄词汇造成的，它和生活中某种比智慧更重要的东西不相干。
有一段时间，他读着叔本华的著作，把爱情这个词儿放到哲学家那个意志的位置上，于是得出一种存在了一两天的新的哲学，在他不放弃这种哲学时，它使他得到安慰；但是后来当他从生活出发仔细观察时，它也同样坍塌了，成了一件薄纱做的不保暖的衣衫。
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读读霍密亚科夫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密亚科夫文集第二卷，尽管开始时那种论争式的优雅机智的笔调使他讨厌，但著作中论述教会的学说使他感到吃惊。一开始使他吃惊的，是那种思想，要认识神的真理不是个人能做到的，而得通过爱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团体——教会。这种思想使他高兴，他相信由一切人的信仰所组成的、以上帝为首的，因此是神圣和完美无缺的教会，这就要比从遥远神秘的上帝、创造等开始接受上帝、创世、堕落、赎罪来得容易些。但是，后来读了一位天主教作家写的教会史和一位东正教作家写的教会史，两种本质上完美无缺的教会互相否定，他便对霍密亚科夫的教会学说失望了。这幢建筑也和那些哲学建筑一样，它同样化为灰烬，坍塌了。
这一整个春天，他都成了个不像自己的人，遭受可怕的精神折磨。
“如果不知道我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在这地方，是没法生活的。可是我又没法知道，因此我没法生活。”列文对自己说。
“在无限时间、无限物质、无限空间中分离出泡沫机体，这个泡沫保持了一会儿便破灭了，而这个泡沫——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痛苦的谬论，然而却是几个世纪来人类思想在这个方向上劳动的唯一最终成果。
这是一种最终的信仰，几乎人类思想探索的所有领域的都是以它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信仰，而列文从一切其他的解释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一种，自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开始的。
但是，这不仅是谬论，这是对某种邪恶势力，是对人类不该向其屈服的罪恶的、可恶的势力的残酷的嘲弄。
应该摆脱这种势力。而摆脱就靠每个人自己掌握。应当终止这种对邪恶的依赖。然而，只有一个办法——死。
因此，列文虽然是个幸福的有家室的、健康美满的人，却好几次离自杀那么近，以致把绳索都收藏起来，免得用它来上吊，还害怕带着枪走出去，免得朝自己射击。
不过，列文没有朝自己射击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10
当列文在考虑他是什么样的人及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往往找不到答案，于是常常绝望；而不去问这些的时候，他就好像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及为什么活着，所以他就满怀信心地行动着、活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以前活得充实多了。
六月初回到乡下后，他又做起原来那些事情来。农业经营，和农民及邻居们的关系，管理家务，办理姐姐和哥哥委托办理的事情，处理和妻子、亲戚的关系，照顾婴儿，以及今年春上迷上的养蜂这种嗜好，这些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
这些事情使他感兴趣，并不是像以前那样遵照公认的观点觉得这是必须的事；相反，现在他一方面因自己以前搞公共福利事业的失败而感到失望，同时也因为忙于自己的思想以及应付从一切方面压到自己身上来的事情，所以只好完全放下关于公共福利的全部设想，而对这些事情产生兴趣，只是觉得它们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必须得做。
以前（这几乎从童年就开始，到成年后更增强了），他努力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是想为大家，为人类，为俄罗斯，为整个乡村有好处，他注意到这种思想很愉快，但活动本身却总往往不顺利，对所做的事情是否必要也缺乏信心，一件原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渺小，最后竟然变得毫无意义了。现在，结了婚以后呢，虽然想到自己的活动时已没什么乐趣，却坚信它是必要的，看到它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现在，他好像一把不由自主越来越深地插入地里的犁，非把土翻过来犁出一道沟不可。
对一个家庭来说，像祖祖辈辈那样生活，也就是在那样的教育条件下，以同样的方式培育孩子们，这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肚子饿了就得吃饭一样；可是为此就得准备食品，得把波克罗夫斯基这份家业管理好，使它有收益。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应当尽心尽责地保管好祖宗的土地，好让儿子得到这份遗产时对父亲说声谢谢，就像列文对爷爷说感谢他创建的这个庄园。而为此，该做的不是把土地租赁出去，而是亲自来经营管理，饲养牲口，给土地施肥，植树造林。
帮助处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姐姐及所有已经习惯来找他听取意见的农民的事务，这是他必须做的，就好比不能抛弃已经抱在手上的婴儿一样。应当照顾好请来的妻子的姐姐和她的几个孩子，照顾好正带着婴儿的妻子，而且每天必须抽出哪怕是一小部分时间陪伴他们。
于是，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狩猎和养蜂，充实了列文的生活，可是当他想起来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
不过，列文除了坚定地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以外，他还同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以及其中的轻重缓急。
他知道雇用工人应该尽可能地便宜些，对他们不应当采取强制的办法，不应该用预支的办法减少他们应得的工钱，虽然那样做很有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把干草卖给农夫做饲料，虽然这也很可惜。夜店和一家酒店，它们虽然是赚钱，但应当撤销。砍伐树林的应当严加追究，可是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不能罚款，还不能扣留闯到地里的牲口，虽然这会使看守人伤心并使农民无所畏惧。
彼得每日得付百分之十的月息给高利贷者，应当借一笔钱给他，救他一把；但农民应该缴的赋税，不能不缴或拖延时间。有块草场没有刈，草就白白糟蹋了，不能饶了管家；但是种上树苗的八十俄亩地却是不能刈草的。有个工人因为在农忙季节回家处理父亲丧事是不能饶恕的，不管他多可怜，在这种大忙的时节旷工，还是应当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对那些已经什么事儿也干不了的老仆人，却不能不发给每月的补贴。
回家的时候，列文知道应当先去看妻子，因为她身体不好；而已经等了他三小时的农民们，则可以再等等。他还知道，虽然收蜂蜜时自己会得到多大的满足，但如果有农民来找他谈话，他只好放弃这种乐趣，让老头子一个人去收蜂蜜。
他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他不知道，而且现在不但不再去证明，还回避去谈去想这个问题。
种种思考使他处于怀疑之中，并妨碍他分辨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当他不去想而就这么活着的时候，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个英明决断的法官，帮他在两种可能的做法中挑选出好些的那个；而且只要他做得不对，自己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么生活着，不知道也看弄不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且为这种无知而备受折磨，害怕到会自杀的地步，同时却正在坚定地铺设一条自己独特的明确的生活道路。
1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基的那一天，列文正处于最痛苦之中。
这是农活最忙的季节，这时候，全体农民在劳动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紧张和忘我精神，这是在别处都看不到的。要是显示这些品质的人看重自己，或者它不是年年如此，紧张的结果又不是那么普通，它一定会获得高度评价。
收割黑麦和燕麦，搬运麦捆，刈完草场，翻耕休耕地，脱粒和播种越冬作物——这一切似乎都很平常很普通；可为了及时地完成这一切，得全村男女老少都连续三周不停地干活儿，每天干比平常多三倍的活儿，只喝克瓦司，吃点儿洋葱和黑面包，每夜打谷、搬运麦捆，一天最多只睡两三小时。而且，全俄罗斯年年都这么干。
列文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和人民很亲近，农忙季节总感觉到全体农民的这种兴奋精神也感染了他。
他大清早就要骑马到第一批播种的黑麦地，又到正在搬运码成大垛的燕麦地里去，在妻子和妻子的姐姐起床时才回家。他和她们一起喝杯咖啡，又徒步到打谷场去，得让安装在那里的脱粒机再开动起来，准备打谷了。
这是个重新铺上干草捆的仓库，仓库顶上用刚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叶子还没有掉光仍散发着芬芳气息的榛树枝钉在上面做桁条。列文站在仓库的阴凉处，一会儿注视着敞开的大门口，到处飞扬着脱粒机释放出的干燥而苦涩的尘土，热烘烘的太阳光照着野草及刚从草棚里搬出的新鲜干草，一会儿看看花顶白胸的燕子，它们唧唧喳喳地叫着飞到屋檐底下，拍拍翅膀，停歇在门上有光亮的地方，一会儿又看看在黝黯满是尘土的禾捆堆里的人们，心里产生了一些古怪的想法。
“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他想，“为什么我站在这里，迫使他们干活？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忙并竭力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卖劲儿？这个我认得的玛特莲娜老太婆在使劲儿地干什么（火灾时一根顶梁砸着了她，我给她治过伤）？”他注视着一个农妇心里想，她紧张地在坚硬不平的打谷场上迈着一双晒黑了的光脚，用耙子在扒拉着脱粒的粮食。“当时她伤好了；可是不是今天明天，要不是过十年后，人们会把她埋葬的，她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而这个穿着红色方格呢料裙子的美人儿，她是那么灵巧熟练地颠簸谷壳，身后也不会留下什么。她也要被埋葬的。还有这匹花斑马，很快就要被埋葬了。”他一边想，一边凝神注视着那匹拖着个沉重的大肚子，不断鼓起鼻孔喘着气，正在踩自己身下歪歪斜斜活动着的一个轮子的马。“这也要被埋掉了，还有投料工人费多尔，他那落满麦壳的卷曲大胡子，衬衫破了，露出的一个白白的肩膀，都要被埋葬掉的。然而，他正在把禾捆解开，还发出什么指示，对村妇们大声嚷嚷，并动作迅速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拉平直了。而且，主要的不只是他们，我也是要被埋葬的，什么也不会留下来。为的是什么？”
他这么想着，同时看看表，以便计算出一小时能打出多少麦子。他需要知道这一点，以便确定一天的工作量。
“都快一个钟头了，可还才开始第三捆。”列文在想。他向投料工走过去，用压倒轰隆隆的机器声的嗓门告诉他，应当每次少放些进去。
“一次给得太多了，费多尔！你瞧——卡住了，所以才不顺当。要分开、均匀地放进去！”
费多尔的脸上全是汗，被尘土沾上了，变得又脏又黑，他叫喊着回了什么话，可依旧没有符合列文的要求。
列文走到滚筒旁边，推开费多尔，亲自动手投料。
一直干到农民们都已经快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和投料工费多尔一起走出仓库。他们停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的黑麦垛旁边，谈了一会儿。这是些堆放得整整齐齐的、留作种子用的黄灿灿的麦垛。
投料工是来自遥远的一个村上的人，列文以前曾在那里按合作经营的办法出租过土地。现在，那块土地已经租赁给一个管驿站的人了。
列文和投料工费多尔谈起那块地，问他村上那个殷实的庄稼好手普拉东来年会不会要那块地。
“要价高，普拉东付不起，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农民一边回答，一边从怀里取出一个掉在里边的麦穗。
“那怎么，基里洛夫付得起吗？”
“米丘哈（农民这样轻蔑地称呼管驿站的人），康士坦丁·德米特里奇，怎么会付不起！这家伙压榨别人，肥了自己的口袋。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一下。而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会剥削别人？人家欠了他的债，他还一笔勾销，搞得自己挨饿受穷。实际上就要不回来了。这些都分人哪。”
“那他为什么还一笔勾销呢？”
“那就这样，可见——人与人不同嘛；有的人只为自己的需要活着，就拿米丘哈说吧，只想着肥自己的肚子，而福卡内奇——一个诚实的老头子。他为灵魂而活着。他想着上帝。”
“怎么想着上帝？怎么为灵魂活着？”列文几乎叫喊起来了。
“明摆着的嘛，凭诚实，按上帝的意旨。因为人跟人不同。瞧，就拿您来说吧，也不会欺侮人……”
“是啊，是啊，再见吧！”列文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转过身拿起自己的手杖，快步走回家了。听到这个农民说福卡内奇凭诚实、按上帝的意旨、为灵魂而活着的话后，一些模糊不清而意义深长的思想一下子像从什么密封的地方迸发出来，奔向一个目标，它们使他晕头转向、眼花缭乱。
12
列文迈着大步顺着宽阔的道路往前走。他留神关注的，与其说是自己的思想（他还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不如说是自己从未有过的心灵状态。
费多尔说的话在他心灵里产生了闪电般的作用，把他心头散乱无力的模糊思想突然联合成完整的一团。就连当他在谈论出租土地的那个时候，这些思想已经不知不觉间占据他的心灵了。
他感到自己心里有某种新的东西，还愉快地触摸到它；虽然，他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活着，而是为上帝。为了什么样的上帝？还有什么话比这更荒谬呢？他说了，不应当为自己的欲望活着，也就是说不应当为我们理解的、迷恋的和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活着，而应当为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谁也不明白和没法确定的那个上帝活着。那又怎么样呢？我没有明白费多尔说的这些没有意义的话？还是明白了，却怀疑它们的公正？认为它们愚蠢、不清楚和不确切？”
“不，我明白，像他理解的那样，比我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理解得更透彻，而且我在生活中从来不曾怀疑过，我也没法去怀疑这个。还不只是我一个人，全世界都理解这一点，都不怀疑，全都同意。”
“费多尔说，管驿站的基里洛夫是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这是一定的事。作为理性的存在，我们大家都要活命，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可这个费多尔突然之间这么一说，为肚皮活着不好，而应当为真理，为上帝活着。他这样一提示我就完全明白了！我和千百万世世代代这么活下来及现在也这么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精神丰富为此思考和著书立说的人，都对此含糊不清——不过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为什么活着以及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都拥有一种坚定、明了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没法用理智说清楚——它超出了理智的范围，超越了因果关系。”
“要是善良有原因，它就不成其为善良了，假如它有结果——得到奖赏，它就不是善良了。可见，善良是超越因果关系的东西。”
“这个道理我知道，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去寻找奇迹，为没有看到该使我确信的奇迹感到遗憾。瞧，原来奇迹就在这里，它是我周围唯一可能的、永远存在的奇迹，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大的奇迹呢？”
“难道说我找到了全部问题的解答？难道我的痛苦现在结束了？”列文在满地尘土的道路上边走边想，既没有注意到炎热，也不觉得疲劳，觉得长期受到的折磨终于解除了。这种感觉是那么高兴，以至使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便离开道路到了森林里，坐在了没有刈过草的白杨树荫下。他把帽子从出汗的头上脱下来，用一只胳膊肘支着躺在林中茂密的宽叶草地上。
“对，应当清醒清醒，好好考虑考虑，”他在想，同时凝神注视着自己面前一棵没有被压皱的草，并用目光追踪着一只绿甲虫，它爬到一片叶茎上，但是又被羊角芹叶挡住了去向。“一切从头来过。”他自言自语地说，同时弄弯那片羊角芹叶子，使它没法挡住甲虫，又弄弯另一棵草，让甲虫爬过去。“是什么使我高兴了？我发现了什么？”
“原来我常说，在我的身体内，在这棵草和这只甲虫（瞧，它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张开翅膀飞走了）体内的新陈代谢都是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进行的。而我们大家、白杨树、云彩、分散的烟雾全都在发生进化。从什么进化而来？又进化成什么？进化和竞争是永无休止的吗？……在这种无休止中仿佛有某种方向和竞争！可是我奇怪了，尽管我顺着这条路冥思苦想，经常弄不懂人生的意义、我的欲望和冲动的意义。而我身上的那些冲动，那么明显强大，我经常受它支配。当一个农民向我说出这话时，我感到既奇怪又高兴：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只不过弄清楚了自己知道的东西。我明白了。那种不单单是过去的生活还有现在的生活给予我的那种力量。我摆脱了欺骗，我认识了它。”
接着，他简单地把自己最近这两年的思想进程回顾了一遍，起点是当看到心爱的哥哥面对死亡时产生的。
当时他第一次清楚地明白了，对任何一个人及他自己来说，前面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地被忘却外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决定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要么把生活解释清楚，使它不会变成魔鬼狰狞的讥笑，要么开枪自杀。
然而，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是继续生活着、思考着、感觉着，甚至在这段时间结了婚并感受到许多欢乐，觉得很幸福，如果他不去考虑生活的意义的话。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思想状态很不好。
那些心灵的真理，打从他吸奶的时候就存在于他的内心（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思考的时候却不仅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竭力绕过它们。
现在他清楚了，他只能凭借他受教育的环境带给他的那些信仰来生活。
“要是我没有这些信仰，不知道应该为上帝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我将会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会去抢劫，会去欺骗，会去杀人。那些构成我生活中欢乐的主要的东西，对我来说也就不存在了。”要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论他怎样去努力设想，也无法想象自己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充满兽性的东西。
“我曾为自己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是，思想不可能为我的问题提供答案——它无法达到这个水平。是生活本身，通过我对善与恶的分辨给了我答案。而我的这种知识不是靠什么办法得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所有的人都有天赋一样，因为我无法从任何地方得到它。”
“我从哪儿得到它呢？是理智吗？它指引我应当爱亲近的人而不害人？小时候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还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人家告诉我的是我心灵里已经有的东西。而这是谁发现的？不是理智。理智揭示了生存竞争，以及要我清除所有妨碍我满足自己欲望的人的法则。这是理智得出的结论。而理智是不可能发现要爱别人的，因为这不理智。”
“对，是骄傲。”他对自己说，同时转过身子，趴在地上，动手拿起一根草打一个结，竭力不把它折断。
“而且不仅是智慧的骄傲，还是智慧的愚蠢。不过主要的——是狡黠，恰恰正是智慧的狡黠。恰恰是智慧的欺骗行为。”他重复说。
13
列文还想起陀丽和她的孩子们发生的一件事情来。没人照管的孩子们在蜡烛上煮草莓，还用注射器往嘴里灌牛奶。母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当着列文的面训斥他们，说被他们糟蹋的东西需要花费许多劳动才获得，而这种劳动都是为了他们，如果他们将杯子打破，就会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糟蹋了牛奶，他们就会没有吃的，将会饿死。
孩子们听着母亲说这些话时，表现出平静、沮丧和不相信的表情，这使列文感到吃惊。他们只为自己玩的有趣游戏被制止而感到伤心，但对母亲说的话一句都不相信。他们也没法相信，因为他们没法设想自己游戏的严重后果，因此也想不到自己糟蹋的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这都是自然得来的，”他们想，“没有意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从来就有，以后也会有。而且从来如此。这用不着我们去考虑，都是现成的；不过，我们要想出新鲜的玩意儿来。于是，我们就把草莓搁进杯子里放在蜡烛上烧，用注射器互相往嘴里灌牛奶。这很开心也很新鲜，一点儿也不比用杯子喝差。”
“当我用理智寻找自然力量的意义及个人生活的含意时，难道跟他们做的不一样吗？”他继续在想。
“难道所有的哲学理论所做的不也是一样吗？它们用一种古怪的，并非人所固有的思路引导他去认识他早已认识的东西，去认识人类借以生存的道理。难道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的发展中，不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也和农民费多尔一样事先就明确知道生活的主要含意，而且知道得一点儿不比他差，而他所做的，只不过通过可疑的理性途径回到众所周知的玩意儿上去？”
“好吧，要是让孩子们独立地自己去获得一切，自己做容器、挤牛奶等。他们还会调皮吗？他们会饿死的。让我们试试，带着自己的**、思想，抛弃没有唯一的上帝和造物主的概念！或者压根儿没有善良的概念，不解释清楚道德上的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大家试试，没有这些概念能建设点儿什么！”
“我们只是在破坏，因为我们在精神上知足，就像些孩子！”
“我和一个农民共同的使人欢乐的知识，使我心灵平静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得来的？”
“我，由基督徒培养长大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信奉上帝，基督教赋予我心灵的幸福，我浑身充满这些幸福并以此活着，我却像孩子们一样不理解这些幸福，总是破坏它，也就是想破坏自己赖以活着的东西。而只要关键的时刻到来，像孩子们受冻挨饿时一样，我就会和孩子一样，去求助于它。而且还不如这些孩子，他们因为幼稚和调皮捣蛋挨母亲训斥，我却觉得自己吃饱了无聊的胡闹对我没有什么损害。”
“对，我知道的那些东西不是凭理智，而是天赋的，而且我知道这些是通过一颗心，通过信奉教堂里宣讲的那种主要东西而获得的。”
“是教堂吗？是教堂！”列文重复了一遍，同时身子转到另一边，用一只胳膊支着，开始注视着远方，注视着那边向一条河走过去的畜群。
“但是，我能相信教会所宣传的一切吗？”他想，试图想出各种可能来破坏他现在这种平静的一切。他故意开始回忆教会的学说中那些觉得荒唐和迷惑不解的地方。“《创世记》？那我怎么解释存在呢？用存在？什么也不用？——魔鬼和罪过？——但我是用什么解释恶的？……救世主？……”
“可是我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法知道，除了那些尽人皆知的道理。”
于是，现在他觉得教会的教义中没有一条能破坏主要的信仰，那就是——把对上帝，对善良的信仰看做是一个人的唯一使命。
教会的每一条教义，都可以用为真理服务代替为需要服务。而且每一条教义不但不违反这个，而且为了完成世间种种奇迹所必需的，这种奇迹在于能使每个人，使千百万聪明人和白痴，孩子和老头这些各种最不相同的人一起——和大家，和那个农民，和里沃夫一家，和吉蒂，和穷人及帝王们一起，都理解同样一个道理，并构成心灵唯一值得重视和珍惜的东西。
他现在仰脸躺着，观看万里无云的高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天空？但是不管我怎么眯起眼睛及怎么尽量集中自己的视力，我还是无法看出它不是圆的，不是有限的，虽然我有关于空间无限的知识，我看到坚实淡蓝的天空无疑是对的，我越是尽量往它的远处看，我就越正确。”
列文已经不再想了，只是仿佛在留神细听一些神秘的声音，那些声音高兴而又关切地在谈论什么。
“难道这是信仰？”他幸福得不敢相信地在想，“我的上帝，感谢你啊！”他边说边咽下涌上喉头的号哭，并用双手擦着眼眶里满含的泪水。
14
列文朝前面看去，见到了畜群，然后还见到自己那辆套上黑马的马车，走到畜群那边在和放牧的人说什么话的马车夫。之后，他便已经听到车轮滚动声和马喂饱后的喷鼻声，已经离自己很近了。但是，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以至没有考虑到马车夫为什么到他这边来。
直到马车夫已经离得很近，跟他打招呼，他才醒悟过来。
“是少奶奶派我来的。您哥哥，还有一位老爷来了。”
列文上了马车并拉起缰绳。
列文仿佛从梦中被叫醒似的，好久没有清醒过来。他打量着喂得饱饱的、被缰绳摩擦得大腿之间和脖子上都冒着汗的马，打量着坐在自己身边的马车夫伊万，才想起自己在盼着哥哥来，想到自己好久不回来，妻子要担心了，并竭力猜想和哥哥一起来的客人是谁。在他现在的心目中，就连哥哥、妻子和一位不知是谁的客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觉得，现在自己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将不同。
“和哥哥嘛，现在不再会像以前我们之间那样一直格格不入了——不会发生争吵了；和吉蒂就永远不会吵嘴了；对家人，不管是谁，我都会亲切和善良；对人们，对伊万——全都将是另一种态度。”
列文一边对因为忍不住打着响鼻和总想奔驰的骏马拉紧缰绳，一边扭过头来打量坐在自己旁边的伊万。他空着两只手不知道做什么好，就一直按住自己身上的衬衣。列文正寻找话题，想要跟他聊。他想告诉伊万，用不着把马肚带收得那么紧。可这有点儿像指责，而他想亲切地谈谈。其他的话，他头脑里又什么也想不出来。
“您请往右边拉点儿，那里有个树桩。”马车夫一边替列文纠正缰绳一边说。
“好吧，你别碰我，别教我！”列文为马车夫的这种干预不高兴地说。和通常干预会使他恼火一样，他立刻哀伤地感到，只要接触现实，自己想要保持良好的情绪的愿望就落空了。
还没有到离家四分之一俄里的地方，列文看到迎着自己跑过来的格里夏和塔尼娅。
“柯斯佳姨夫！妈妈来了。还有外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有个什么人。”他们说，同时都爬上了马车。
“那是谁呀？”
“可怕得吓人！两个手臂还这样。”塔尼娅说，她在马车里站起
来，学着卡塔瓦索夫的样子。
“那是个老的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模仿表演使他想起了某个人。
“啊，但愿不是个让人扫兴的人！”列文想。
一拐过道路的转弯处看到前来迎接的人们，列文便认出戴着草帽，正像塔尼娅模仿的那样挥舞双手走着的卡塔瓦索夫。
卡塔瓦索夫很喜欢谈论哲学，他学过的哲学概念来自从未搞过哲学的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而且列文最近一次在莫斯科时曾和他发生过许多争论。
其中有一次谈话，卡塔瓦索夫显然以为自己占了上风，这是列文认识他后的头一个印象。
“不，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和他争论，也不会轻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他在想。
下了马车，向哥哥和卡塔瓦索夫问过好后，列文便问起妻子的情况。
“她抱着米佳到柯洛克（那是房子附近的一个树林子）去了。想把他放在那里，家里实在太热了。”陀丽说。
列文从来不赞成妻子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里不安全，因此这个消息又使他不高兴了。
“她抱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公爵微微笑着说，“我劝她试试抱他到冰窖去。”
“她想到养蜂场去的。她以为您在那里。我们正要到那里去。”陀丽说。
“啊，你在干什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落在大家后边和弟弟并肩走着。
“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平常一样，经营田庄，”列文回答，“你怎么，多住些日子吧？我们盼你这么久了。”
“两个来星期吧。在莫斯科有很多事情。”
说这些话的时候，兄弟俩的眼睛碰到了一起。列文虽然一直总想和哥哥建立起普通坦率的关系，尤其是现在自己身上有着特别强烈的要和这位哥哥友好相处的愿望，但是看他的时候，自己还是感到不自在。他于是垂下了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
提到自己在莫斯科的工作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已经暗示涉及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问题；为了避免谈及这些问题，列文反复考虑谈什么能使哥哥愉快，于是说起哥哥出版的那本书来。
“你那部书引起了什么样的议论吗？”他问道。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这个故意提出的问题微微笑了笑。
“谁都对它不感兴趣，而我更不关心，”他说，“您看哪，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举起阳伞指着在白杨树林顶上出现的一片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使兄弟俩之间又形成了列文很想避免的那种倒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冷淡的关系。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身边。
“您想起到这里来，真是太好了。”列文对他说。
“早就准备来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看一看，斯宾塞的著作看过了？”
“不，没看完，”列文说，“不过，现在我用不着它了。”
“怎么会这样呢？这很有趣。为什么啊？”
“也就是说，我已经彻底相信了，在他及他那样的著作中是找不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平静而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惊讶，他十分遗憾这场谈话显然破坏了自己的心情，于是他想起自己的意图，就不再谈了。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他补充说，“如果到养蜂场去，那就到这边来，顺着这条小道走。”他对大家说。
他们顺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到达一块没有刈过草的空地上，一边长满密集鲜艳的蝴蝶花，中间常常夹着一丛丛深绿色的藜芦灌木，列文带领客人们来到新栽白杨的浓密树荫里坐着，那里有专为参观养蜂场而又怕蜂的人放置了长凳和木桩，自己则到小木屋去，他要给孩子和大人们拿些面包、黄瓜和新采的蜂蜜来。
他一边竭力轻手轻脚地迅速行动，一边留神听着越来越频繁从自己身边飞过的蜜蜂，然后顺着一条小径来到一幢小屋外。门口有一只蜜蜂在嗡嗡地叫，钻到他的胡子里，但被他小心地赶跑了。走过黝黯的门廊时，他从墙壁的衣架上取下自己的面罩戴上，两手伸进口袋里，来到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竖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老蜂房，用树皮绳子拴在木桩上，它们位于一块草刈得干干净净的地方，每一个他都熟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而沿篱笆墙陈列的则是当年才繁殖的新蜂。蜂房前面，一群嬉闹着向一个地方涌动的工蜂和雄蜂在盘旋飞舞，使人眼花缭乱，而其中的一些工蜂则总向一个方向飞往正开着花的椴树林里，然后再飞回来，不断地采集花蜜。
耳朵里不停地听到各种不同的嗡嗡声，有时是忙于干活的工蜂迅速飞过，有时是懒洋洋地拍着翅膀的雄蜂，有时是警觉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敌人侵袭、随时准备蜇人的守卫蜂。篱笆墙的那一边，一个老头在做桶箍，没有看见列文。列文没有叫他，默默停在养蜂场中间。
他很高兴有机会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好让自己摆脱实际生活清静一下，因为实际生活已经使他的情绪迅速低落了。
他回想起自己已经对伊万生过气，对哥哥表示了冷淡及与卡塔瓦索夫轻率地说话。
“难道这只是瞬息间的心情，它将不留痕迹地消失？”他在想。
但是，在恢复情绪的那一刻，他高兴地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了某种新的巨变。实际生活只是暂时扰乱了那种心灵的平静，但他心情其实是很平静的。
就像这时围着他飞舞、威胁他、分散他注意力的蜜蜂，使他失去生理上的平静，迫使他缩紧身子躲避，从他坐上马车的一刻起就缠住他的那些杂事使他失去了心灵的自由；但这只是他身处其间才感受到。就好比虽然有蜜蜂环绕，自己体力仍是完好的，他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也同样完整无损。
15
“你知道吗，柯斯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和谁一起到这里来的？”陀丽一边说，一边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和符朗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
“对，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自己出资带上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做法，”列文说，“可是难道志愿兵还在不断出发？”他瞧了一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一把小钝刀子小心翼翼地把还活着的蜜蜂，从一个盛着白色蜂蜜的杯子里剔出来。
“是啊，而且还能怎样呢！如果您看到昨天车站上的情景！”卡塔瓦索夫咬着黄瓜咯吱吱响地说。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看在基督的分上，您给我解释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些个志愿兵开到哪里去，他们和谁打仗？”老公爵问道，显然是在继续列文不在时就已经开始的谈话。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微笑着回答说；他已经把那只在蜂蜜里泡得发黑的蜜蜂剔了出来，它在小刀上拼命挣扎着，再把它从刀子上拨到一小片结实的白杨树叶上。
“那到底是谁向土耳其人宣的战？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及施塔尔太太？”
“没有人宣过战，而是因为人们同情邻邦的苦难并希望帮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不是援助，”列文帮着岳父说，“而是战争。公爵是说，没有政府的允许，个人是不能参加战争的。”
“柯斯佳，你看，这是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给它咬着的！”陀丽说，她赶走了一只黄蜂。
“其实这不是蜜蜂，这是只黄蜂。”列文说。
“好了，好了，您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卡塔瓦索夫带着微笑对列文说，显然是挑动他进行争论，“为什么个人没有权利？”
“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一种兽性的残酷行为，以至没有一个人，更不要说基督徒了，能负得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而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无论从科学和健全的理性来讲，在国家事务中，特别是在战争事务中，个体公民是不能凭自己的个人意志行事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带着作好准备的表情，异口同声地说起来。
“名堂也就在这里，亲爱的，有时候政府不能表达公民们的意志，那社会就会出来宣告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
可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就不赞成这样的反驳。他对卡塔瓦索夫的话皱了皱眉头，发表了另一种的看法。
“你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没有宣告战争，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达。人家屠杀你的兄弟，屠杀和你同一血统和同一信仰的人。好吧，甚至就算不是兄弟，不是同一信仰的人，而就是儿童、妇女、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大家的感情激愤起来了，于是俄罗斯人就跑去制止这种可怕的行为。你设想一下，假如你在街上走着，看到酒鬼们在揍一个女人或婴儿，我想，你不会去问是否对这个人宣战了，而会扑到这个人身上去保护受欺辱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的。”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看见了，我会凭自己直接的感觉办事儿，但事先我没法说。而且，对受压迫的斯拉夫人，没有也不会有这种直接的感觉。”
“也许，对你来说没有。但它对其他的人来说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人民中间有种种关于东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奴役之苦的传说。人民是听了自己的兄弟们的苦难才说的。”
“也许吧，”列文模棱两可地说，“不过我没有看见；我自己是人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瞧，我也是，”公爵说，“我在国外生活过，我看报，我承认还在保加利亚事件以前，我就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这么突然爱上了斯拉夫兄弟，我却对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爱？我很伤心，以为自己是个废物，要不就是卡尔斯巴德对我起了作用。但是回到这里来以后，我就安心了——我看到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人，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俄罗斯，而不是什么斯拉夫兄弟。瞧，康士坦丁也是。”
“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毫无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俄罗斯——人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那就不是个人看法的事情了。”
“不过原谅我。我看不出这一点。人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呢？那礼拜天在教堂里呢？”陀丽说，同时仔细听着谈话。“请给我一块毛巾，”她对笑眯眯瞅着孩子们的老头子说，“不至于会全体……”
“不过礼拜天在教堂里怎么了？人家吩咐司祭宣读。他宣读了。他说什么也不明白，和在布道的时候一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然后人家告诉他们，是教堂为拯救灵魂的事儿募捐，于是他们每人掏出一个戈比捐了。而干什么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人民不会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从来都是有觉悟的，而在当前这样的时刻，这种觉悟便变得清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同时瞅着养蜂场的老头子。
这位老头子相貌堂堂，个子高大，长着一头银发和花白胡子，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端着一杯蜂蜜，亲切而平静地从自己身材的高度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都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这正是这样。”他慎重地摇摇头，针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说。
“对了，你们问问他。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到了，米哈依雷奇，关于战争？”他转而问他，“教堂里刚刚都念些什么了？你在想什么？应当为基督徒们而打仗吗？”
“我们有什么好想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全为我们想好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想好了。他更清楚。还要不要拿些面包来？再给小伙子来点儿吗？”他指着正把面包皮吃了的格里夏，问陀丽。
“我用不着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曾经看到，而且仍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抛弃一切去为正义的事业效劳，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来，直率而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或献出自己节省下来的几个钱，或亲自去，直截了当说是为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照我看，”列文开始激动起来说，“在八千万人口中从来都找得出像现在这样几百，甚或是几万的亡命之徒，他们失去了社会地位、一无所成，任何时候都准备参加普加乔夫一帮，去希辅，到塞尔维亚……”
“我对你说的，不是几百也不是亡命之徒，而是人民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语气一样激动，好像在保卫自己最后的一点儿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可是全体人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是多么模糊不清，”列文说，“地方文书、教员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至于其他像米哈依雷奇那样的八千万，不但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根本就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意志。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16
诡辩方面有经验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反驳，立刻就把话题转到另一个领域。
“是啊，假如你想用数学的方法来弄清人民的精神，那当然是难以做到的。再说，我们这里也不会采用投票的方式，实际上也没法采用，因为它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不过，还有其他的途径。这可以在气氛里感觉出来，可以用一颗心感觉出来。且不说那些在人民表面平静的海洋里流动的地下潜流，任何一个不带成见的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你就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个最不相同的，原来那么敌对的党派，都联合在一起了。一切争吵结束了，所有社会机构都说着同样一件事儿，大家都感觉到了一种自发的力量，它控制了他们，把他们引到一个方向上。”
“对，那些报纸都说着这样一件事儿，”公爵说，“这是事实。这可千篇一律，就像大雷雨前的蛤蟆。因为它们，别的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是蛤蟆不是蛤蟆——我不出版报纸，也不想为它们辩护；但我说的是知识界的思想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过来对弟弟说。
列文想回敬，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啊，至于思想一致，还可以说一说另一件事儿，”公爵说，“瞧，我的另一位女婿，斯捷潘·阿尔卡杰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得到了委员会理事的职务，具体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只是那儿没有事情可干——怎么，陀丽，这不是秘密！——却有八千卢布的薪水。您倒试试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他会向您证明，最需要不过了。他倒是个诚实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不相信是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对了，他请我把得到职务的事儿转告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说，他认为公爵这话跟讨论无关。
“报纸的思想一致也是这样。他们给我解释是这样的：一旦发生战争，他们的收入就增加一倍。他们怎么会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及其他这些事儿呢？”
“很多报纸我不喜欢，可是这么说就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倒只有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卡尔·阿尔丰塞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之前的文章中对这事儿写得很好。‘你们以为必须进行战争吗？好极了。谁宣扬战争——就让他参加特别先遣兵团，去冲锋，最先投入战争！’”
“那样编辑们就有的受了。”卡塔瓦索夫响亮地哈哈大笑起来说，他想象到自己熟悉的一些编辑在这个先遣团里的情景。
“我看哪，他们会逃跑的，”陀丽说，“这样只能碍事。”
“要是逃跑，就用霰弹从后边扫射，要不让哥萨克用木棍抽他们。”公爵说。
“不过这是开玩笑，而且是不体面的玩笑，请原谅，公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看不出这是玩笑，这是……”列文开口说，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
“社会的每个成员有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他说，“而思想界的人们要做的事情，在于表达公众的意见。而使舆论一致并且充分表达公众的意见是报界的一项功劳，同时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保持了沉默，现在听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声音，他们万众一心准备挺身而起，决心为被压迫的兄弟们牺牲，这是一种壮举，是力量的源头。”
“可是要知道，这不只是牺牲，而是在屠杀土耳其人，”列文怯生生地说，“人民在牺牲，并准备为自己的灵魂牺牲，可不是为了去屠杀，”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把谈话和自己密切关心的那些思想联系起来了。
“怎么为了灵魂？您知道，这对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微微笑着说。
“啊，您知道！”
“哈哈，我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卡塔瓦索夫大声笑着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自己方面反驳说，他好像是随便从《福音书》中引出一段话，而这恰恰使列文伤脑筋，好像它们是如此明白无误。
“正是这样。”老头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站在他们旁边，回答偶尔投到他身上的目光。
“不，亲爱的，您被驳倒了，驳倒了，完全驳倒了！”卡塔瓦索夫开心地嚷嚷道。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论，”他想，“他们身上穿着打不透的盔甲，而我光着身子。”
他看出要说服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办不到的，可要自己同意他们的观点就更不可能了。他们宣扬的正是差点儿毁了他的那种智力上的妄自尊大。他没法同意，包括自己哥哥在内的几十个人的观点，他们根据几百个到首都来夸夸其谈的志愿兵的论调，就说他们和报纸在表达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也就是复仇和屠杀。他没法同意这些，因为在自己和人民生活的环境中间，他并没有看出这种思想的表现，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出这些思想（而他无法不把自己看成是构成俄罗斯人民的一员），而主要是因为他和人民都不知道，都没法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然而却坚定地知道，只有严格履行昭示每个人的善良的法则，才能实现这种公共利益，所以才不会愿意打仗，不会愿意为任何目的宣扬斗争。他和米哈依雷奇及人民一起用关于瓦兰人的使命的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您来做大公，领导我们吧。我们很高兴，我们唯命是从。我们自愿承担一切劳动、全部屈辱和任何牺牲——但我们不评议也不决定。”可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说法，现在的人民放弃了这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才换得的权力。
他还想说，如果公众的看法是公正无私的法官，那为什么革命、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运动那样合法？然而这都是些思想，它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可以看出，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这种争论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生气了，最好还是不要继续下去。因此，列文便不做声了，他提醒客人们注意，云朵聚集起来了，最好在下雨之前赶紧回家。
17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进马车里走了；其余的人则快步走回家。
但是，云朵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的，迅速飘过来。他们必须加快脚步，以便在雨下来前回到家里。前边低沉的乌云像煤烟一样黑，飞快地布满了天空。离家还有二百来步路，可已经起风了，而且随时都会下起瓢泼大雨来。
孩子们惊恐而又高兴地尖叫着，跑在前头。达丽娅·阿列克山德罗夫娜艰难地摆弄着粘到自己腿上的裙子，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跑步了，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孩子们。男人们按住帽子大踏步走着。他们已经到了大门口的台阶旁边，这时粗大的雨点落下来，打在铁槽边沿上。孩子们及跟着的大人都开心地大声说着，跑进屋檐下躲雨。
“卡捷琳娜·阿列克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当时她正拿着一些头巾和披肩到前厅里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您在一起呢。”她说。
“那米佳呢？”
“应该是在柯洛克树林里，还有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抓了几块披肩，就往柯洛克跑。
在这短短的刹那间，乌云已经完全遮住了太阳，天黑得像日蚀时一样。风一个劲儿猛刮着，像存心要阻止列文似的，它吹下椴树枝和花朵，并把白桦树枝上的树皮剥得不像个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吹向一个方向，槐树、花丛、牛蒡、青草和树冠。在果园里干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尖叫着跑到下房。倾盆大雨像一道白色的帘子，已经落到远处及近处的半边田野，而且迅速向柯洛克一边移动。空气中弥漫着雨滴碎裂成小雨珠时散发出的潮湿。
列文低头朝前冲，同那要刮走他手中头巾的风搏斗着，已经跑到柯洛克附近了。这会儿，他看到了一棵橡树那边有个白兮兮的东西，突然火花一闪，整个大地突然燃烧起来，天空则好像就在他头顶上分裂开来。列文睁开被眩花的眼睛，穿过把自己与柯洛克隔开的那道密集的雨帘，可怕地首先看到森林中央那棵熟悉的橡树，那绿色的树冠已经变得奇形怪状。“难道真被劈了？”列文刚这么想，那橡树冠便越来越快地倒下来，迅速地消失在其他树木中了，接着，他听到一声撕裂，一棵大树倒在其他的树上。
闪电、雷声以及身子霎时间被淋透的感觉，对列文来说融合成一个恐惧的印象。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别打着他们！”他喃喃地说。
虽然立刻想到自己的祈求是毫无意义的，可他还是重复说了一遍，祈求他们别被这棵倒下的树砸到，因为除了这毫无意义的祈求，自己别无他法。
他跑到他们平日常去的那个地方，可是没有找到他们。
他们在森林的另一头，在一棵老椴树底下，正在呼叫他。两个穿深色裙子的身影（他们出门的时候穿的是浅色衣服），弯着身子，站在什么东西边上。这是吉蒂和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向她们跑过去时，天开始亮了。保姆的下半截衣服是干的，但吉蒂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雨虽然已经停了，她们却还保持着大雨刚下来时的那种姿势。两个人都站着，把身子弯在遮着一把绿阳伞的婴儿小车上。
“都活着吗？没事儿？感谢上帝！”他一边说，一边穿着一双灌满了水快掉出来的靴子，蹚着水，啪嗒啪嗒向她们跑过去。
吉蒂扭过一张通红而湿淋淋的脸正对着他，在被雨浇得变了形的帽子下露出羞怯的微笑。
“啊，你也真好意思！我不懂，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他恼火地埋怨妻子。
“上帝知道，不是我的错。我们刚要走，他在这里闹开了。得给换尿布。我们刚……”吉蒂开始不好意思地说。
米佳倒好好的，没有淋湿，还继续睡着。
“啊，感谢上帝！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收拾好湿透的襁褓，保姆抱起婴儿走了。列文走在妻子身旁，为自己刚刚发作的怒火，避着保姆悄悄地握了握妻子的一只手。
18
一整天进行的各种不同的谈话，列文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而已，他虽然对自己内心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却还是高高兴兴的，觉得自己心里充实。
雨后的路太湿了，不能出去散步；再说，乌云还没有从天际消散，天边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在变黑，雷声隆隆。这天剩下的时间，大家都在屋里度过。
争论再也没有进行，相反，午饭后大家的心情都很好。
卡塔瓦索夫开始以他独特的笑话逗太太们开心，这些玩笑在刚开始认识时总是那么讨人喜欢；后来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挑唆下，他讲述了自己对室内公的和母的苍蝇在性格乃至形体差异以及它们生活习性上的有趣观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很开心，喝完茶，在弟弟的鼓动下，叙述了自己对东方未来的观点，他讲得既简单又生动，所以大家都听他讲。
只有吉蒂一个人没能听完——她被叫去给米佳洗澡了。
吉蒂走后几分钟，列文也被叫到她那边的育儿室里去了。
列文放下自己的茶杯，为不能继续有趣的谈话感到遗憾，同时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只有在发生重要情况时才这样。他走进了育儿室。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讲到，解放了的四千万斯拉夫人民应当与俄罗斯一起在历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列文虽然没有听完他的计划，不过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这好像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可是吉蒂叫自己去又让他感到奇怪和不安，非常担心——走出客厅，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回忆起自己早上的思想。于是，他似乎觉得，所有这些有关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的设想，和他心里发生的事相比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他转瞬间就忘了这一切，转变成自己今天早上的那种心情。
现在，他记不起整个思路（他用不着这个）原来是怎样的。他立刻就转变成原来支配他的那种感觉，这和他的思想密不可分，并发现这种感觉比原来要强烈和明确得多。以前为了找到感觉得恢复全部思路的时候，往往需要想出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现在正相反，欢乐和安静的感觉比以前更强烈，而思想往往跟不上感觉。
他穿过露台，望着暗淡天幕中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回想起来：“是啊，我望着天空的时候想到自己看到的天空并不是不真实，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东西我没有想透，有些东西我不敢正视，”他在想，“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辩驳的。只要想一想——一切也就清楚了。”
已经踏进育儿室了，他突然回想起自己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假如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在于他启示了何谓善，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局限于基督教一种教会呢？佛教及伊斯兰教也劝人行善，和这种启示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表达出来，就已经走到育儿室里边了。
吉蒂卷起两只袖子，站在婴儿正在玩水的浴盆旁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便对他转过脸来，微笑着叫他走到自己身边。她一只手托在婴儿头部底下，小家伙仰着躺在水里，一只胖乎乎的小腿乱踢乱动，她的另一只手则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擦，臂上的筋肉有力而均匀地活动着。
“就这样，你瞧，你瞧！”丈夫走到身边时，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依洛夫娜说得对。他认得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米佳显然已经认得出自己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浴盆旁边，她们立刻就让他试试，结果完全成功了。她们又特意叫来厨娘，对着婴儿弯下身子。婴儿皱起眉头，不高兴地晃晃脑袋。吉蒂对他弯下身去，他就露出了微笑，双手抓住海绵，还鼓起嘴唇吹起来，发出很得意很古怪的声音，不但吉蒂和保姆，就连列文都出乎意料，大加赞赏。
保姆把婴儿用一只手从浴盆里抱出来，又用水冲了一遍，拿被单给裹上，擦干了，在一阵刺耳的啼哭后把他交给了母亲。
“我真高兴你开始喜欢他了，”吉蒂把婴儿抱在怀里，安安稳稳地坐在习惯了的地方，然后对丈夫说，“我很高兴。不然的话，我都已经开始伤心了。你说过，你对他一点儿感情也没有。”
“不，难道我说过我没有感情？我只是说我失望了。”
“怎么，对他失望？”
“倒也不是对他失望，而是对自己的感情失望；我抱着更大的期望。我期望好像得到一种惊喜，使我浑身充满新的愉快的感情。而结果突然不是这样，而是——厌恶、可怜……”
她抱着婴儿仔细听着他说，同时把给米佳洗澡时取下的那枚戒指戴到纤秀的手指上。
“而且主要的，是担心和可怜的感觉要比喜欢大得多。经过今天这场大雷雨后，我明白自己有多喜欢他了。”
吉蒂露出容光焕发的微笑。
“你当时很害怕吗？”她说，“我也一样，不过现在事情过去后，我更觉得害怕。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这人真好！不过总的说，这一整天都很愉快。你乐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样也这么好……好了，好了，你到他们那边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很热，又雾气腾腾的……”
19
从育儿室出来，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列文立刻又回忆起那个还有点儿不清楚的思想。
他没有到本来要去的客厅，那里传出阵阵说话声，却停在露台上，一只胳膊靠在栏杆上，仰望起天空来。
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眺望的南边没有云。乌云在相反的一边。那里迸发出闪电，还听到远远有雷鸣。列文凝神细听着从椴树上均匀地徐徐滴落在果园里的雨水，看着自己熟悉的三角形的星群以及从它中间通过的支流错综的银河。每一次闪电时，不仅银河，就连明亮的星星都消失了，但是闪电一过去，它们又好像被一只精确的手抛出去，又重新出现在原来的那些位置上。
“啊，是什么使我自己困惑的呢？”列文对自己说，他虽然还不知道解决疑惑的办法，但他感到自己心里已经准备好了解决的办法。
“对，神明确无疑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启示向世界显现善的法则。我感觉到这种启示存在于我的心中，承认这些法则，不管是否出于我的意愿，这就使自己和人们联合到一个群体里，就是教会。那么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儒学信徒、佛教徒——他们是怎么回事？”他给自己提出这个他也觉得危险的问题，“难道这千百万人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幸福，没有这种幸福，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他陷入了沉思，但立刻又纠正自己。“我究竟在探究什么？”他对自己说，“我是在探究全人类一切形形色色的信仰和神的关系。我是怀着所有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为全世界探究上帝的普遍启示。我在做什么？一种无法凭理智得到的知识，毫无疑问，已经向我，向我这颗心昭示了，但我却还固执地想用理智和语言把这种知识表现出来。”
“难道我不知道，不是星星在移动吗？”他望着白桦树枝顶上那颗已经改变了位置的行星问自己，“但我看着这些星星移动时，却没法想象地球的转动，因此我说星星在移动时，自己是对的。”
“而且，如果天文学家们把地球全部复杂的运动都估计进去，他们还能明白并算得清什么吗？他们所有关于天体的距离、重量、运动，以及偏差的奇妙结论，都是建立在天体环绕不动的地球的看得到的运动为根据的，建立在我亲眼目睹和过去在亿万人眼前出现的运动，这种运动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而且永远能够被证实。因此，我的结论若不以永恒存在的、通过基督教向我昭示并永远存于我内心里的可以检验的善恶观为基础，那么它们就会像那些天文学家不以子午线和地平线的关系为基础观察看得见的天体一样，将会得出虚妄、靠不住的结论。关于其他种种信仰及它们对神的态度，我无权也不能解决。”
“啊，你还没有走？”经过同一条道到客厅去的吉蒂在说，“怎么，你没有什么不高兴吧？”她在星光下仔细地瞅着他的脸说。
但要不是又一下闪电遮住了星星并照亮他，她也许就看不清他的脸了。在闪电的亮光下，她看清了他的整张脸，而且发现他平静又高兴，便微微对他笑了笑。
“她理解，”他在想，“她知道我在想什么。要不要告诉她？对，我一定告诉她。”不过，在这时候，正像他想开口说话一样，她也说起来了。
“您瞧，柯斯佳，帮个忙吧，”她说，“到拐角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么样？我去不方便。是不是给放了新的洗脸盆架了？”
“好，我这就去。”列文说着，便站起来吻她。
“不，不应该对她说，”她走到他前边时，他想，“这是一个秘密，它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重要，并没法用言语表达。”
“这种新的感觉没有使我改变，没有使我幸福，没有我所幻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恍然大悟——它也和我对儿子的感情一样。什么惊喜也没有。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地经历了痛苦后出现在我身上，并牢牢地盘踞在我心里了。”
“我照样还对马车夫伊万生气，照样将进行争论，还是会不合时宜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的心灵与其他一些人的，甚至与妻子的心灵最圣洁的东西之间的那堵墙将依然存在，照样为自己的担心责怪她而又为此感到后悔，照样不会凭理智明白自己为什么祈祷，并还将祈祷——然而我现在的生活，我的全部生活，不管我将遇到任何事情，它的每分每秒——不但不像以前那样毫无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善的意义，我有权把它贡献出来，在生活中加以实施。”
（全书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