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处理“四大关系”，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和活动主体，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要靠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保证、来体现。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这是我们巨大的组织优势。要真正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修养。
“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这“四大关系”是广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遇到的“选择题”。当我们必须作答时，该如何选择？《准则》针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四个坚持”的要求。即：“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能否正确处理“四大关系”，做到“四个坚持”，不仅关乎个人荣辱，更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肌体健康。按照“四个坚持”的要求廉洁自律，应当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
为官者公私论的四重境界
宋代朱熹说过，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处理好公私关系，是判定一个人品格高低的重要砝码。
朱熹还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处理好公私关系，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诸葛亮也曾说过：“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以国之五危也。”
古今中外，关于公私的论述数不胜数，但结果是“异口同声”，英雄所见略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认真品读“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论述，可以读出，每一句话包含一重境界。
公私分明—这是第一重境界
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泾渭分明，不能混淆，这是最基本的境界。
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李世民重用魏征。历史记载，魏征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劝太子杀掉李世民，但李建成没听进去，结果反被李世民所杀。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有人告诉他魏征曾想杀他。李世民公私分明，把个人的恩怨放下，以社稷为重，不但没杀魏征反而重用他。这个举措，不仅为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骄人业绩，也为他赢得了千古美名。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是一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本来先攻取陇右三郡取得了重要战绩，但接着在街亭与魏军交兵，因用人不当，马谡举措失误，战术上完全陷于被动，被魏军大败，丧师失地，第一次北伐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招致这次重大失败的主将不是别人，正是他昔日十分赏识的马谡。马谡与诸葛亮是老乡，其兄马良生前与诸葛亮十分要好。但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不得不挥泪斩了马谡。
先公后私—这是第二重境界
“先公后私”最早出自《三国志·魏志·杜恕传》，“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意思是先以公事为重，然后考虑私事。
商鞅是卫国人，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处当差。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很器重他，一有大事，总要与他商量，并总是成功。在公叔痤重病期间，他仍然向魏王推荐了商鞅，说商鞅虽然年轻，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公叔痤后来又对商鞅说，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因为我已建议魏王杀你。后来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认为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再后来，商鞅就到了秦国为相。这是个先公后私的典型。
公而忘私—这是第三重境界
廉颇是赵国的大将，因勇猛善战而闻名于诸侯各国，是赵国的上卿。蔺相如也是赵国人，最初只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门客。后来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使“和氏璧”完璧归赵，赵王认为他是个人才，就任命他做了上大夫。后来又在渑池会上，为赵王赢得了足够的面子。赵王认为他功劳大，任命他做了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总想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但蔺相如总是想方设法避开他，不给他机会。蔺相如的门客实在忍不下去了，说你怕他，老躲着他，太过分了。蔺相如说，秦王这么厉害，我都不怕，我怎么会怕他呢。现在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轻易侵犯赵国，只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啊。如果两虎相斗，势必不能都活下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以国家之急为先而以私仇为后啊。廉颇听到这话，深感惭愧，解衣赤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后来两人成为誓同生死的朋友。
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是对公而忘私的最生动的注解。
大公无私—这是第四重境界
一心为公，没有私心，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春秋时的有一天。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县官缺额，你看派谁去最合适？
祁黄羊想了想，建议派解狐去最合适。
晋平公疑惑地问道：“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
祁黄羊答道：“你只问我什么人最适合这个职位，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晋平公采纳了祁黄羊的意见，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果然，解狐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人们的称颂。
又有一天，晋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位法官，你看谁能胜任？”
祁黄羊建言祁午最能胜任。
晋平公说：“祁午是你的儿子，你推荐自己的儿子，不怕人家议论你吗？”
祁黄羊说：“你只问我谁可胜任法官，并没有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祁午当了法官后，非常称职，深受人民的爱戴。
孔子十分称赞祁黄羊，说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是个公正严明的人，称得上是“大公无私”。
公私分明为常人，先公后私为善人，公而忘私为贤人，大公无私为至人。
当今社会，个人权益和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也让“私”的能量得到释放。但有人故意混淆公私之界，损公肥私，假公济私；有的任人唯亲、任人唯利；有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其中的动因正是源于一个“私”字，私心太重、私利太强、私欲太盛，最后成为人民的罪人。
杨善洲，被老百姓称为“草帽书记”“草鞋书记”，在位时，从没吃过一顿免费的饭，从没让子女搭过一次公车，从没用公权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从没给亲友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当县委、地委领导几十年，妻子和女儿还是农民。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群众，一生没有积蓄，连给家里修补房子的钱都拿不出来。退休后，主动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扎根大山义务植树造林，没地方住，就用树枝、草料搭窝棚，没有树苗和肥料，就到街上捡果核、拾畜粪，把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洲，逐步建成了占地面积约5.6万亩的林场，把价值3亿多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有人问他，放着好日子不过，何必自讨苦吃？他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
朱彦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去了四肢、左眼，右眼的视力只有0.3，是一个十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的特等伤残军人。为了帮助乡亲们学文化，晚在山路上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有一次摔掉了假肢，他硬是爬到了教室……。当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治理荒山，爬陡坡时，假腿打不了弯，干脆脱掉假腿用膝盖和手腕撑着爬，绑着的绷带经常磨破，膝盖和手腕就血淋淋的；在兴修水利时，用残臂夹住铁锨，铲泥装筐，数九严寒，断肢磨破流出的血水和井底的泥水混在一起，竟把他的假腿和断肢冻在一起；为了乡亲们用上电，揣着积攒的伤残金和妻子卖猪的钱，拖着两条假腿，撑着两条残臂，一个人挤火车，爬汽车，睡路边，走南闯北，7年里，行程20000多公里……，这是怎样的境界、怎样的精神、怎样的毅力？风风雨雨几十年，这条路走得多么艰辛、艰难，又是多么踏实、多么辉煌。他的肢体是残疾的，但他的精神又是多么高尚。
杨善洲、朱彦夫……，正是这样一个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奉献、牺牲，生动诠释了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真谛，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党旗增添了璀璨夺目的光彩。
清朝的《三十六字官箴》指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核心是两个字：廉、公。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两个字都是为官者的立身之基、成事之本。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要有天赋；立功，要有机遇；立德，是最难做到的，但也是门槛最低、最简单的。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心无旁骛，不因善小而不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坚持做下去，就能像杨善洲、朱彦夫们一样，成为一个公而忘私、大公无私、道德高尚的人，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
必须强化公职人员公私分明意识
在解析腐败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公职人员无论是积极腐败还是消极腐败，本质上都可归结为一个公与私的问题，都是与公私不分、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背公向私等联系在一起的。“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基于此，在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必须在公职人员群体中强化公私分明意识，公职人员即使达不到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等至善至上境界，也应当把公私分明作为其廉洁从政的起码要求、基本常识和行为底线。而公职人员增强公私分明意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务与私务、公益与私益、公德与私德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有公私分明，才能河清海晏、风清气正。
公务与私务须分开
公务是指人类社会的公共事务或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事务，大到宏观复杂的国家事务，如国防内政外交，小到数量庞大的各种公共组织承担的各种微观事务。在我国，公务主要表现为与公职人员的职权和职责相联系的执掌各类公共事务的职务活动，从事公务是指各级各类公职人员代表国家机关、执政党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执行等公职的活动。执行公务的人员可以概称为国家公职人员，绝大部分为公务员法第2条所称的公务员，即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私务就是私人事务或个人事务，相较于公务，家庭事务也属于私务。漫漫人生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务，非公共组织体也有其各不相同的私务。私务是充分体现和影响私人或个人生活特质、生存价值及生命轨迹的事务，具有私密性、差异性、个性化等特点，即私务的内容在人际间的差异可能会很大。
在反腐倡廉建设话题中，强调公务与私务必须分开主要基于两个事实：其一，因为每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或社会角色：一方面，他或她是一个“公人”，代表国家政府等公共机关履行公职，手握公权，必须从事公务（在上班或八小时工作时间进行）；另一方面，他或她又是一个私人，同其他普通公民的身份无异，也有属于个人或家庭的私务（在下班或八小时外进行）。其二，权力具有法定性、强制性、稀缺性、支配性、腐蚀性等特性，如果权力运行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掌权者受到种种**，会借助权力的力量而把自己凌驾于权力的作用范围之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人类历史不断昭示这样一个道理：绝对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由于上述两个事实，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激发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的冲动，有意无意地混淆公务与私务的界限。当前我国易发多发的腐败问题和各种不正之风，如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等，实质上都是公职人员没有严守公务与私务的清晰边界而肆意妄为的结果。
公益与私益须区别
公共利益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不特定的社会多数成员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是关乎社会共同体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这里简称公益。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我国现行法律中出现的“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等语汇均属这里所说的公益。政治学论及国家起源或存在缘由时就谈到，公共利益乃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法学中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共利益概念是作为公法的行政法的核心概念，公共利益是界定政府行为必要性和政府干预私人事务的合法性正当性的理由。在法治社会，公法—公权—公务—公益环环相扣：公法设置公权，公权履行公务，公务实现公益。
私益即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是指个人或非公共组织体的权利和利益。在现代法治社会，同公益一样，私益的设定或界定、实现和保护，都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益与私益的法律界线是分明的：私益主要是通过私法即民商法等部门法设定、实现和保护的，公益主要是通过公法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进行设定和保护。
尽管如此，在人类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公益与私益的冲突问题一直存在。其中最尖锐最难以根治的，就是公职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时刻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在西方语境中则多表述为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所谓利益冲突，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皆因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引起。这里所说的利益，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官员本来应当用公权实现公益，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公权牟取私利，导致公权私用而走向腐败。目前我国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已成为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多年来，防止利益冲突一直被多数国家视为有效预防腐败的前瞻性治本性策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事关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成败。
公德与私德须厘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究竟怎么对待公务、公权、公益及公款等问题，折射的是其公德品行与职业操守。“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公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和道德形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
公职人员的公德不是通常所谓的社会公德，而
是特指与其身份相匹配、与其职权相耦合的为官从政的职业道德，即官德或政德。与一般的道德或社会公德没有成文条规不同的是，当代各国对于公职人员从政职业道德的要求，均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示，以便有所遵循，公职人员违反时也能够予以制裁。例如，我国公务员法第12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七）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八）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上述规定，其实就是公务员法律义务和职业道德的融合。
本职工作之外的公职人员作为普通公民，也有一个私德及其养成问题，私德就是一个人日常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品行节操，如重义轻利、乐善好施等。
当然，公职人员的公德与私德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并存的，其中公德严于私德。即便如此，仍有必要区分公德与私德，至少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做人诚为本，政德廉为先，勤政廉政是公职人员的基本公德。所以，身为公职人员和身为普通公民，公职人员经常需要在完成公务与私务中穿梭忙碌、在实现公益与追求私益时谨慎权衡、在遵守公德和遵守私德时时常切换。如果公职人员因私废公、贪赃枉法，就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需要依纪依法予以制裁的公德问题。
坚持干净与干事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领导干部监督和管理，敦促领导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坚持“净字打底、干字当头”，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党的事业就会朝气蓬勃、生生不息。然而，在审计中我们发现，有的同志对干净与干事关系的认识模糊了，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现象应引起高度警觉，要始终牢记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干净与干事有机统一起来。
干净，不仅指物质上的洁净，更指品格上的廉洁、思想上的纯洁，既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党员干部的执政之德。干净，不是否认党员干部合法的权益，而是要承认并保障合法权益。如果逾越合法权益的边界，对本不该有的特权习以为常、坦然受之，误认为这就是“当官”应有状态，必然会出现不干净甚至错误的行为，也必然会损害党员干部的形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干净是一种底线、一种坚守，有了这种底线，**迷惑不能击垮；有了这种坚守，歪风邪气不能动摇。
干事，是领导干部最基本、最起码的职责所在，是执政之要。干事，不是忙忙碌碌、迎来送往的应酬，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状态。不干事，可能会错失发展机遇、影响改革蓝图的实现、使人民的美好愿望落空。从这种意义上讲，干事是一种状态、一种**。有了这种状态，干事创业根基牢；有了这种**，推进创业有动力。
干净与干事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干净是干事的基础和前提。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干净了才能干好事。如果一个人怀着干净的动机和目的去干事，事才能办得干净利落、利国利民，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反之，就会偏离正确的航向，就不可能从为人民服务出发去干事，势必会出现为私利、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干事”。不干净地干事，干得越多，危害越大。干事是干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干净不是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而是要一身正气地为人民干实事、谋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靠实干苦干干出来的。党员干部要有“蛮拼的”精气神，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干事的干净，怕出事的不干事，是自私自利的表现。现实中，许多党员干部既干净又干事，他们夙夜在公、一心为民，在各自岗位上执着坚守、默默奉献，如焦裕禄、孔繁森、柴生芳等好干部。这些“时代先锋”“道德楷模”，赓续一以贯之的高尚人格，秉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干净和干事是完全统一的。
干净与干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不难懂，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从审计工作情况看，有的人不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而是出现将两者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概括起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墨守成规“不会干事”。习惯于“打擦边球”、钻政策的空子，靠投机取巧促发展，认为这样才叫干事、才能干事；现在要求严了，约束多了，觉得“放不开手脚”了。特别是针对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要求，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拿不出，勇于面对、积极作为、敢于担当不足。
二是消极松懈“不想干事”。有的人认为业绩考核不再唯GDP论了，干劲、冲劲和动力有所松动，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三是怨天尤人“不愿干事”。认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落实“三严三实”要求，狠刹“吃喝风”“送礼风”等，无法与上级部门“拉关系”争取项目，无法与企业“套近乎”吸引投资，既不“跑部”也不前进，为官不为。
四是等待观望“不多干事”。落实政策等待观望、不主动、推诿扯皮，上面着急、下面不着急，牵头部门着急、配合部门不着急，群众着急、干部不着急。特别是简政放权后，认为既然“无权”也就“无责”，得过且过。
五是畏首畏尾“不敢干事”。面对“三期叠加”，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有的不愿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没勇气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害怕改革触动了自己利益的奶酪，也怕堵了别人的“财路”，影响自己的“官路”。
六是本领不强“不能干事”。习惯于当“复印机”“传声筒”，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尤其在新常态下，适应新的宏观管理和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的探索不足、办法不多，浑浑噩噩，无所作为。
将干净与干事对立起来，是破坏新常态下新秩序的一种十分有害的“病毒”，必须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予以坚决彻底地根除。
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缺失或动摇，就会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党员干部应当在灵魂深处反躬自省，在理想信念上做愚公不做叶公，决不能对我们所信仰的主义、所追求的事业心口不一。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强烈的精神追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
要强化宗旨意识。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党的宗旨贯穿于思想和行动的方方面面。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敢说真话、敢报实情的勇气和正气，有自断后路、不畏权力、甘于寂寞的决心和坚守。要按党章和法律规定、党和人民要求，敢于碰硬，敢作敢为，真正做到“戴着乌纱想事，揣着乌纱干活”。
要增强自我约束。中国古代素来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价值排序来看，修身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今天的我们如何修身？就是要始终坚守党纪国法、道德良知的底线；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在思想上筑牢“防火墙”；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牢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履职不移公仆之心”，用铁的纪律铸造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要提升能力本领。想干事、干成事，不仅要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和扎实干劲，还要有与之匹配的能力和本领。要清醒认识自己的短板和不足，通过加强学习、不断实践，切实提升为人民服务、谋划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主动适应新常态，增强把握大局、科学决策能力，努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本领。要学习国家法律法规，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能力。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
要强化追责问责。强化决策部署和政策落实任务的分解，定责任、定进度、定要求、定目标，确保事有专管之人、人有明确之责、责有限定之期，层层传导干事的压力。严格问责问效，完善考核体系，把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可量化、可监控的绩效指标，化压力为动力，促进干净干事、主动作为、有效作为，推动中央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从“君子所其无逸”谈勤俭兴政
《尚书》里有一篇名为《无逸》的文章提出“君子所其无逸”的思想，意思就是要求领导者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在《无逸》中，不管是好的典型，还是坏的典型，都印证了一个道理：成由勤俭败由奢。
先讲《无逸》里好的典型。商朝的商王中宗“不敢荒宁”，高宗也“不敢荒宁”，祖甲“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鳏寡”。于是，“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人民均生活安定，国家亦长治久安。
这种大好局面的得来，总的来说是“无逸”之效，统治者勤勤恳恳，居安思危，没有贪图享受。具体地说，首先，是因为一个“惧”字。诺大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担子不轻，责任重大。正是怕自己德才不能胜任，所以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其次，《无逸》特别指出高宗“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祖甲“旧为小人”。“小人”，上古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平民，也就是农民。“旧”即久，长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登上王位之前，长期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事实上，从事农业劳动最能从人的灵魂深处改造思想，是锻炼干部的有效途经。古代农业劳动基本上靠人力，强度很大，因而人非常辛苦，身体也极度疲惫。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维却异常活跃，思想较易能得以净化，返本还原。长期和农民在一起，渐渐地就从心灵上与他们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故而从事农业劳动不仅可养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亦可密切联系群众，体察底层人民生活疾苦，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
再说坏的典型。“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弗知稼穑之艰难，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后立之王，生来就安逸，只知道享乐，不知道劳动的艰辛，更遑论体恤百姓。于是，“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唯在位时间短，连寿命都长不了。肆意享乐，不加约束，当然天怒人怨，人亡政息。总之，印证了那句“成由勤俭败由奢”。
实际上，我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勤政爱民的明君和贤臣。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理应有比古人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素质。不贪图安逸，无疑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要求，而勤俭就是其根本的体现。
勤，分勤学习、勤实践。学习，即学理论。理论又有政治理论和业务理论之分。只有勤奋学习政治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走共同富裕道路。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是党的最根本工作路线。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要深入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熟练掌握并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积极投身于社会经济建设。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党员干部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夙夜精勤，心无旁骛，开拓进取。
俭，是不奢侈、不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方志敏同志曾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两个务必”。反之，如果生活腐化，思想蜕变，那么就极易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严重危害党和国家事业。
勤为开拓，俭为守成。既要积极开拓，又要守土有责。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有心存敬畏，锐意进取，廉洁奉公，才能将党和国家事业开创一个崭新局面。
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优良传统（节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段时间以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共鸣。
奢侈之风的根源
造成奢靡浪费之风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旧的消费观念的负面影响。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财富和居民个人财富都获得了较快较高的增长，但科学消费的观念尚未真正形成。钱多了，怎么花？有的人认为摆脱了多年贫穷的困扰，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于是一掷千金，大手大脚，花天酒地，奢侈之风沉渣泛起。
权力寻租是奢侈浪费的重要根源。有人说，时下的中国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领导干部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群众办事不付出“代价”是办不成事的。于是下级单位、个人向上级单位和领导干部经常要“沟通”不跑不送是要不来项目和资金的。高规格的接待和宴请就成了“沟通”的主要方式。上级部门和领导下去考察、检查指导工作，下级单位如果不把接待工作做好是得不到好的评价的，这些都是权力寻租的一种表现，也成了奢侈浪费的重要根源。
绩效考核不计政绩成本。为加快发展，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搞大规划、大发展，实现大跨越。有些项目超出了本地的财力，透支了民力，造成了大浪费。而我们对领导干部的绩效进行考核时，往往只看GDP，这种考核方式忽视了施政成本。这样的绩效被夸得越大，对党和国家的危害就越大。有的领导干部为取得好的绩效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等为代价，进行掠夺性开发，为了一时的政绩付出了不应有的财力代价和资源代价，其结果往往是一时风光之后一蹶不振。因此，对领导干部的绩效进行考核，不能简单地看结果，还要看取得绩效所付出的成本。不但要看绩前基础，更要看绩后基础，看绩效的可持续发展。
舆论的误导。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许多原来非常陌生的国
外生产的奢侈品牌，国内外的许多媒体也在不断宣传中国游客在国外大量购买奢侈商品，许多国外奢侈品不断抢滩中国市场。于是许多国人以消费奢侈品为荣，互相攀比炫耀，并把此种消费行为贴上成功人士的符号象征。
刹住奢侈之风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奢侈浪费之风一日不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就会严重受损，不遏制奢侈浪费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就是对党的事业的不负责任，就是一种犯罪。因此，我们应该重拳出击，多管齐下，坚决刹住奢侈浪费之风。
第一，继续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袭、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搞建设同样需要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没有理由不艰苦奋斗。办一切事情都要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一切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行为都应该明令禁止。
当然，艰苦奋斗精神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同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相适合。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并不是要领导干部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消费，我们要倡导的是一种不畏艰难困苦、锐意进取、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敢于奉献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充实新的思想内容。
第二，养成良好生活作风。生活作风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生活情趣的折射和反映。作风彰显形象，作风代表态度，作风反映能力。杜绝奢侈浪费现象，领导干部必须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大量事实表明，一些人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从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开始的。
养成良好的作风要求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想想参加工作为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让奢侈浪费处处碰壁无处躲藏。
第三，倡导文明、科学、合理消费。坚决刹住奢侈浪费之风，要端正消费观念，净化舆论环境，倡导文明、科学、合理消费。要使人们认识到鼓励消费不是鼓励奢侈浪费。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表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典型人物，不断营造奢侈浪费可耻、勤俭节约光荣的社会舆论氛围。舆论宣传上，不给炫耀性消费等负面消费观留有空间。同时，要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我们提倡勤俭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不是限制人们消费，更不是反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是要求人民改变不良消费习俗，如饮食摆阔，大量浪费，肆意斗富，挥金如土，无节制地盲目追求高标准、超豪华等。上下齐心，其利断金。只有党和政府、社会各界齐力倡导文明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倡导勤俭节约光荣、奢侈浪费可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才能成为党员干部、公民的自觉行为，全社会才能蔚然成风。
第四，制止奢侈浪费，党政机关要带头。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和制度，从严管理、从严检查、从严立法，让奢侈浪费无市场、无土壤。一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各项规定的要求。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严格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严禁领导干部在参加会议、学习、培训期间用公款相互宴请和以同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联谊活动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严格控制各种庆典、节会、论坛等活动，经批准举办的要从严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认真落实有关费用实行零增长的要求，严格预算支出管理，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禁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向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二要严格监督检查。畅通监督渠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开通网上举报，梳理网络上的奢侈浪费舆情，主动出击。纪检监察机关联合专项检查力度要加大，对违反规定，铺张浪费、奢侈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借助媒体力量，公开曝光典型案件，以儆效尤。三要严格立法。强化“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的观念，强化《刑法》的反奢侈浪费的功能，将党政机关和干部随意处置国家资产、随意挥霍公共资金、随意浪费国家资源的行为上升到刑事处罚的高度，违法必究只有把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把有限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才能立业兴国，避免人亡政息，败家亡国。
筑牢克服享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享乐主义是一种有极大危害的政治慢性病，如同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时时损害着人的心、脑、肾一样，也时时损害着党的宗旨、性质和形象，损害着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生命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整治享乐主义，对于党员干部远离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享乐主义的形成具有多方面原因，克服和整治享乐主义，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如好的制度和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等，但是最终需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为此，必须筑牢克服享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王宣曾将廉者分为三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其中，最为推崇的是“见理明而不妄取者”。认为只有对道理是非看得明白，才能自觉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伊颍河水”。对于克服享乐主义来说，“理明”是最重要的。享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本质上是对享乐真理性认识的偏离，也可以说是道理不明。克服享乐主义，基础在教育，把根本道理讲明白。“理明”之后，党员干部才能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自觉性，抵御享乐主义的侵蚀，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讲明道理，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党的理想信念，牢固树立为国为民的责任意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筑牢克服享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一、坚定党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和克服享乐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由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决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早就讲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共产党人看来，“最能为人类而工作”，不管是“重担”还是“牺牲”，都将是最幸福、最快乐的。相比之下，享乐主义者追求的快乐，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为共产党人所不屑。
作为马克思事业忠实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始终坚守着马克思所倡导的享乐观。1935年1月29日，共产党人方志敏因弹尽援绝被俘。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一个铜板都没有。当时两个国民党兵气得挥动手榴弹狂叫：“你们当大官的会没有钱？”的确，方志敏这个“大官”真的没有钱。他一生清贫、清廉，也一生快乐。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懂得了共产主义的大道理，牢固树立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方志敏说：“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站稳着脚步，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为此，他才懂得“清贫”的可贵，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此，他才知道什么可以舍弃、什么不能舍弃，说“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为此，他才能坚定地说：“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方志敏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最终牺牲了，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清贫、清廉的高尚品格，以苦为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财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党的理想信念的基本途径，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看清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有了立身之本和更高追求，能够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作为最快乐的事情，而不会把享乐主义作为生活的选项，更不会把那些“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放在眼里、心里。
二、增强为国为民的责任意识
为官者的责任意识历来是治疗享乐主义顽症的一剂良药。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任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挥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佳话。这些先贤为什么能够有效抵制享乐主义而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具有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被金人赶到江南后，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于是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统治者为什么如此贪图享乐？一个基本原因是根本没有为国为民的责任意识。
中国共产党问世后，继承先贤们的优秀品质，深怀忧国忧民之责任，兢兢以强，戒慎以进。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指引下，我们党才能在执政以后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继而又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才能提醒全党同志预防享乐主义思想的滋生，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才能在改革开放后作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决定，强调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整治包括享乐主义在内的“四风”。
增强为国为民的责任意识，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领导干部的责任心来于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识。只有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才能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古人说：“为官避事平生耻。”这是尽职尽责者的响亮宣言，是对不尽职责者的无情鞭挞。讲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一句名言：“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做官者以权谋私所犯的罪，即“私罪”是不该有的，但如果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招致某些人的攻击，这样出来的罪名即“公罪”，则是不可没有的。在充满利益冲突的社会里，只要当官管事，总有可能得罪人。有的干部奉行庸俗的好人主义，遇到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这样做谁也不得罪，其实错了。干部依照法律、政策、原则和规定敢管事、敢负责，得罪的只是少数坏人、不自觉的人，却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如果不敢管理、不敢负责，势必使好人、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实际上得罪了多数人。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应该是，既然当了干部，就要严格履行干部职责。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面前，应该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地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惧“公罪”、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果真这样做了，就会心地坦**，受到人们爱戴，获得最大快乐。
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与享乐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奉行享乐主义，必定不能艰苦奋斗；坚持艰苦奋斗，自然远离享乐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也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奋斗视为最大的快乐，不论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还是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都是如此。为了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党随时警惕和克服享乐主义。早在1929年12月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强调纠正包括享乐主义在内的党内错误思想。指出：“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到了七届二中全会，又强调警惕“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一直讲到今天。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因为条件艰苦，必须奋斗才有出路。今天，我们党执政了，经济发展了，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了，仍然要靠艰苦奋斗发展我们的事业。艰苦奋斗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方式和目标。概括地说，艰苦奋斗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物质层面看，艰苦奋斗要求人们的生活消费节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提倡勤俭节约，珍惜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二是从精神层面看，艰苦奋斗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为达到目的而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意志状态和思想品格，以及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其中，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具有永恒意义—在物质匮乏、环境艰苦的条件下，它能使人保持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在物质丰富、生活富裕、条件优越时，它能使人保持勤劳节俭的作风，不沉醉于物质享受，不奢侈腐化，而是继续奋发向上，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对于立志长期执政、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艰苦奋斗是永远需要的，一刻也不能丢。必须懂得：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丢掉了艰苦奋斗，就必然丢掉人心、丢掉政权、丢掉前途。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扛得住腐败，扛得住享乐主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