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um根植于人性之道，不管人们说什么语言、做什么工作，它都能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帮助组织把事情真正做好，释放出我们惨遭浪费的人类潜能，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中获得自由。
19世纪，主要的疾病传播理论被称为瘴气理论(Miasma theory)。该理论认为腐烂物质释放“瘴气”，或者说是疾病颗粒，在空气中传播疾病。据信这种坏空气主要在夜间散发。
瘴气理论是千百年来盛行的疾病传播理论，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不仅仅在欧洲，印度和中国也有类似的疾病传播理论。问题是，一旦对疾病的传播媒介判断错误，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必定错误。
19世纪40年代，伦敦。当时，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作为政府、金融和帝国的中心，再加上工业革命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伦敦拥挤的街道上。随之而来的是疾病。下水道往往因为规划不良，污水横流。许多房屋下面都有化粪池，里面满是人的排泄物，下雨时常常会溢到街上。偏偏伦敦又多雨。
居住条件差，人们不得不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是霍乱，动辄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1841年、1849年，还有1854年，伦敦三次暴发重大霍乱疫情。当时，威廉·法尔博士是公共卫生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法尔博士确信，霍乱通过空气从泰晤士河肮脏的河岸传播到人们家中，将人们击倒。他仔细研究霍乱疫情，得出结论：海拔高度与霍乱感染呈负相关关系。住在山上，感染霍乱的可能性较小。很明显，是瘴气，即坏空气，引起了疾病。
约翰·斯诺博士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不常见也不被接受的观点。斯诺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人物，拥有多方面的医学成就，是将麻醉应用于医疗的领军者，是最早将麻醉应用于分娩的医生之一，包括将麻醉用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利奥波德的出生。
斯诺也被公认为现代流行病学之父。他怀疑造成霍乱的不是瘴气，而是进入伦敦人饮用水中的某种污染物。1849年，一场夺去近1.5万人生命的霍乱暴发后，斯诺写了一篇论文《论霍乱的传播模式》，认为水可能是罪魁祸首。但他的理论没有被医学权威和公众接受。
1854年，霍乱再次暴发后，斯诺迅速采取行动，并在1855年校正的论文中写道：
王国最可怕的一次霍乱暴发，可能是数周前发生在布罗德街、黄金广场和邻近街道上那次。剑桥街和布罗德街交界处250码范围内，霍乱疫情极为暴烈，短短10天之内，有超过500人死于非命。这一有限区域内的死亡率可能不亚于王国历史上任何疫情造成的死亡率，甚至不亚于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而且情况更加突然，多数病例几个小时内即告毙命。
几个小时内，霍乱就像黑死病一样严重。
布罗德街有一口很受欢迎的水井。斯诺怀疑井水中有什么东西，给附近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他前往司法常务官那里，拿到该地区所有死者的名单，以及死者的家庭住址，根据名单绘制出一份霍乱地图，如后所示。
图中，黑色小矩形表示有多少人死于那个地址。绘制好霍乱地图后，斯诺开始按图索骥，进行采访，询问人们从哪里汲水，发现几乎全部死者都住在布罗德街水井附近。只有少量死者住在距离另一口水井更近的地方。布罗德街的水井确实很受欢迎。
周围所有酒吧都用该井的井水勾兑烈酒，食堂和餐馆也使用该井的井水。附近一家餐馆的管理人(在9月6日)告诉我，已经知道有9名顾客死亡。这家餐馆经常有机械师光顾，而且晚餐时间用的是该井的井水。许多小商店也使用该井的井水，在水里加一茶匙泡腾粉，调制成名为冰冻果子露的饮料出售。该井的井水也可能以其他式散布出去。对此，我尚不了解。
自然，调查也发现了异常值。家住伦敦西区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侄女也死于霍乱。老太太家附近没有出现其他霍乱病例，而且老太太已经几个月没去布罗德街。但是，据老太太的儿子回忆，其母喜欢布罗德街井水的味道，订购了布罗德街的井水，每天都有马车送一大瓶到家里。
水是在8月31日，即星期四送的，老太太当晚饮用过，星期五也饮用过，星期五晚上霍乱发作，星期六去世……一位侄女来老太太家串门，也饮用了同样的水，回家后霍乱发作，即告不治。侄女的住处在伊斯灵顿，地势高，属于健康区域，无论是她家附近的社区，还是伦敦西区，当时都没有发生霍乱。
斯诺把调查结果提交给当地理事会。理事会命人把布罗德街水井的手柄卸掉后，死亡人数立即开始下降。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口公众饮用水水井挖在一处化粪池附近，二者相距仅3英尺远，化粪池污水渗漏，进入井水中。死亡浪潮的罪魁祸首是谁？是被其他地区的人给一位霍乱儿童洗尿布污染过的水源。
这是现代流行病学的奠基事件，使细菌理论(Germ theory)，即通过从可观察到的证据和模式进行推论来证明疾病，得到证明。这一事件一举改变了伦敦处理废水的方式和保证水纯度的方式，对吧？
哪有这等好事。要等付出又一次霍乱流行的代价之后，伦敦才会做出改变。倘若承认约翰·斯诺是对的，就意味着医疗当局多年来为保护公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权威人士坚持认为，他们是对的，斯诺是错的，疫情平息后，又把水井手柄装了回去。直到公元1866年，也就是约翰·斯诺去世8年后，法尔博士才承认斯诺可能是对的，仅仅是承认可能而已。
当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取代旧的做事方式时，这种反应经常发生。今天，疾病的细菌理论不仅被接受，而且得到了证实。我们知道，许多类型的微生物都能引起疾病。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可以繁殖微生物，用微生物给人类免疫。我们知道这是真的。
本书开篇，我讲述了安托万·拉瓦锡的故事。拉瓦锡声称以前的化学理论言之无理，进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世界从此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新技术使我们能够窥视到物质的基本组成方式，看清其组织系统。这是观念上的根本转变：世界曾经是一种方式，后来又变成另一种方式。炼金术时代一去不复返，是的，多年来，我们有过辩论和争鸣，也有人给编辑写过刻薄的信件，但最终，真正奏效的理论体系还是胜出了。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久之前，斗争还异常激烈。
推导出的框架
像约翰·斯诺一样，我并不是说Scrum的实践者掌握全部答案，甚至懂得一切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重塑看待事物的方式，有足够的模式来推导出一个通用框架。
Scrum的开发和迭代与许多新发现完全相同。首先，成功不是总会发生。有些做法在这儿行得通，有些做法在那儿行得通。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发现有用的新东西、新模式。但是，一切发现都回到单一的、不复杂的Scrum框架。
但Scrum的实施依然阻力不断。人们仍然坚持使用甘特图、项目计划和业务要求。即使面对证据，也固执己见。我不厌其烦，列举Scrum在各种地方被用于做各种事情的例子，原因就在这里，要证明Scrum确实是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
更好的世界
开始写本书时，我震惊于世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震惊于旧的社会和旧的政治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缠斗，震惊于对推责诿过的孜孜以求，震惊于对他人的不信任，不管他人是近在咫尺的邻居，还是遥不可及的陌生人。世界似乎莫名其妙地日趋黑暗，我们豪情不再，宁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不休，也不肯携手合作解决重大问题。
如今，我不再奉行沉默是金，我敢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帮助组织把事情真正做好，释放出我们惨遭浪费的人类潜能。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至少可以为世界加一把力，使天平向好的方面永久倾斜。
不知你是否知道，丹麦可能是地球上最平坦的国家，是乐高、马士基(Maersk，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和嘉士伯集团(生产嘉士伯啤酒)的所在地。这些企业都使用Scrum。Scrum在丹麦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技术领域。“这是我的直觉，软件领域尤其如此。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外乎就是Scrum。”卡斯滕·雅各布森说。
2006年，卡斯滕在丹麦的系统化软件公司里开启了第一次Scrum转型。他们为医疗保健、国防、情报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开发软件。这些领域事关生死，不允许出错。卡斯滕当时正在试验4个试点项目，意图将其转变为一种增量的、迭代的方法。有人告诉他，这种工作方法叫作Scrum，所以他打电话请Scrum公司去培训他们。结果速度增加1倍，缺陷下降41%。顾客和团队皆大欢喜。
“这是我仅有的一次看到全部指标同时提高，”卡斯滕说，“通常你会尝试一些方法，也许其中一项指标会有所改善，但不会全部都改善。”
接下来几年里，Scrum在整个系统公司传播，最终到达领导层。卡斯滕说，首席执行官非常注重数据驱动，看到团队取得的进步后，便在领导层实施Scrum，要求每个领导都要参加每日立会。
此后，卡斯滕创办自己的公司，增越公司，并在奥尔堡大学任讲师。他告诉我，他非常肯定丹麦的每一所大学都在教授Scrum。现在他在与制造业、金融业和保险业等领域的一批更古老、更成熟的公司合作。他说，就连传统的管理部门现在也流行起Scrum来，原因很简单：企业意识到，要想适应变化的步伐，必须做出改变。“要么求变，要么求死，”他说，“你如果这样改变公司，就会生存下来。否则，就死定了。”
这是我从许多高管那里反复听到的论调。每个公司都必须开始像科技公司那样思考：市场瞬息万变，企业必须求变，否则就有可能被更灵活的竞争对手超越，变得无关紧要。
KDDI株式会社是日本的一家大型电信公司，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年夏天，我受KDDI株式会社邀请，去了日本，去看他们是如何在工作中构建Scrum的。KDDI株式会社认为Scrum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的发展轨迹。
KDDI株式会社成立于1953年，成立之初是一家规约公司，是日本和美国第一次合作电视直播时的日本方，是第一家在联接美国和亚洲的数千英里跨太平洋电缆上提供服务的公司，很早就与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签约。解除管制之后，他们进入移动、宽带等整个电信行业。这是一家大公司，一直认为自己在推动技术进步。
为利用Scrum，他们于2016年邀请Scrum公司。他们认识到，随着物联网和5G成为现实，需要迅速为客户开发服务和设备。邀请Scrum公司，也是为了让我们把Scrum推向日本的产业界。
几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增长缓慢，甚至零增长，外国竞争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创新上击败了他们。这里的文化和我习惯的文化大相径庭。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不会去做工程，而是去从事管理。他们知道，一旦得到梦寐以求的企业管理工作或政府管理工作，就前程无忧了，一辈子都没有人会被解雇。但管理工作并不创造新事物，并不带来更多创新，只是掌管管理工作的人而已。因此，日本的大部分技术工作都外包给承包商、系统集成商。总将核心工作外包出去的公司已经失去了真正做任何事情的能力。
藤井昭仁是邀请我们赴日的人。藤井昭仁的人生道路非凡，与大多数日本高管截然不同。他曾在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驻日本办事处工作过，也曾在谷歌工作。他习惯于向美国的管理层汇报工作，一直沉浸在硅谷的心态中，喜欢美国公司开放创新的氛围和心态。重要的是，他开阔了视野，认为需要转变心态的不仅是一家公司，整个国家同样需要转变心态。所以他发起了帮助日本的努力。
“那种工作方式——令人难以置信的竞争，创造性的破坏，唯一重要的是成功——对我很适用，J.J.。”他告诉我，“但是其他人呢？怎么才能帮助他们，怎么才能使受益者不仅限于我呢？”
故而，我们一起周游日本，和成群的日本高管交谈。所到之处的感觉和谈话都是一样的：日本陷入墨守成规的状态不能自拔。意欲拯救，必须改变商业文化。他们视实践Scrum为拯救日本的一部分。KDDI株式会社建起一个孵化器，名曰KDDI数字门(KDDI Digital Gate)，用于培训工程师、供应商和客户如何使用Scrum，以及如何快速迭代产品，成效斐然。
但此次旅行带给我的是希望。我产生一种感觉，即我们可以通力合作，用Scrum来消除束缚日本企业的瘫痪状态。
通过使用增进热爱
如今，一切都变成了交易：你为我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这意味着，一切的供给都是有限的，一切互动都必须好好计算，以判断事情是否公平。将生活和选择视为经济交易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法。我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相信我，我知道公平的重要性。
但在某些事情上，公平性和交易性思维是行不通的。一个人能做的善事有限吗？仁慈的力量有限吗？我的快乐会削弱你的快乐吗？
已故经济学家阿尔伯特·欧·赫希曼对这些问题多有思考。他指出，如果爱或公共精神被视为稀缺资源，可以耗尽，成为罕见的东西，那么吝啬就是合乎逻辑的反应。但是，他写道：
首先，这些资源的供应量很可能通过使用而增加，而不是减少；其次，这些资源如果没有使用，就不会保持完好无损，这就好比说外语或弹钢琴的能力，倘若不用，就荒废了。道德资源如果不使用，便易于萎缩、枯竭。
道德资源用则进，废则退。如果把彼此的支持当成交易，支持就会减少；如果主动提供支持，支持就会增加。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此乃正道。
此时此刻，我们生活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原子化。社区过去提供的一些服务，如托儿、互相照应、看护老人等，都外包给了私人机构。这样做，服务可能更细致，社区共同体意识却淡漠了。我们把自己看作孤独的演员。这使得我们成为孤立的个体，愈加无力。因为联系，真正的联系，很重要。我们是有这方面的数据的。
我读过许多研究报告，其中有一项我最喜欢，题目是《社会关系和对普通感冒的易感性》，这标题起得毫无罪恶感。研究人员所做的是找来几百人作为实验对象，研究他们有多孤独，然后，进行有那么一点点残忍的实验，将他们曝露于有感冒病毒的环境中。研究人员首先按照社交网络指数对所有实验对象评级：
这些关系包括与配偶、父母、公婆或岳父岳母、子女、其他亲密家庭成员、亲密邻居、朋友、同事、同学、志愿者同伴(如慈善或社区工作同伴)、无宗教信仰团体成员(如社交、娱乐或专业团体成员)和宗教团体成员的关系。每种类型的关系被分配1分(可能的得分为12分)。受访者如果至少每2周(亲自或通过电话)与某类关系中的某个人交谈一次，即可获得1分。
好吧，我知道你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我得了5分。嗯，也许我应该在人际关系方面多加努力。你猜怎么着——你与外界的联系越紧密，生病的可能性就越小。人际关系少于3个的被调查者患感冒的概率超过60%；有四五个紧密关系的被调查者患感冒的概率略高于40%；而那些拥有6个或更多关系的被调查者患感冒的概率略高于30%。如果你有6个或更多的社会角色，你生病的可能性是只有3个社会角色之人的一半。一项对近70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9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关系最不密切之人死亡的可能性是社会关系最密切之人的2倍多。孤独会要了你的命。
这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压力缓冲(Stress buffering)的概念。如果面临压力事件，拥有社会网络的支持可以帮助你分担压力。这种方式颇为值得关注。重要的不是支持是否真正存在，而是对获得支持的感觉是否存在。没错，就是这样。即使不求助，只要知道可以得到帮助，这一感觉本身就有帮助。有助感能让你活下去。一项对50岁以上的瑞典男性进行的为期7年的研究发现，没有高度的情感支持感，经历过若干压力事件的人，比如经历过离婚、亲人去世、失业等的人，比有支持感的人更容易于死亡。
其次是群体效应。要了解你在别人眼里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你自己在世界上所处位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谢尔登·科恩写了一篇被引用了近5000次的论文。论文标题是《社会关系与健康》，文章认为理解群体中的角色和规范是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
角色概念为一群人所共享，为共享者提供应该如何扮演不同角色的共同期望，以此引导社会互动。在满足规范的角色期望的过程中，个人获得认同感、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目标感、意义感、归属感、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
人要拥有预期的支持网络。对谁做什么以及如何扮演某些角色要有一套共同的期望。要建立目的、意义、安全和自我价值。这些都是Scrum帮助创建的东西。Scrum建立了一个框架，每天给人们提供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支持和共同的期望，人们就会遭受痛苦，力量就会被削弱。众志成城，可以移动山岭，动摇天柱。离心离德，则每况愈下，无法发挥个人潜能，难有作为。你一旦改变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看法，看到旧公理不再适用，一旦做到这一点，就能化可能为现实——对你如此，对世界亦然，二者同理。凡有人一起工作之处，Scrum均能起作用。数学真理适用于一切可能的宇宙，而不仅仅适用于我们碰巧栖居的这个宇宙。因此，尽管牛顿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在预测太阳明天会升起方面能发挥作用，但是，“1+1=2”这一表述比牛顿的两个定律更基本。在宇宙规则不同的世界里，牛顿定律描述的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但是数学保持不变，可以描述不同的世界。Scrum根植于人性之道，不管人们说什么语言，不管人们做什么工作，Scrum都是释放人类潜能的基本工具。
人类状况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是，人们经常会发现，人们认为世界运行的方式，实际上并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喜欢这种发现，这让我重新审视世界。
回顾
抉择时刻。正如你所看到的，世界正在改变。改变可以让你丧失行动能力，宛若瘫痪，也可以让你获得自由。看似做不到的事也能做到。我不能强迫你去做，只能教你怎么做。你有工具，有温馨提示，有前进之路。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不要生活在匮乏中，要生活在富足中，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待办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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