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猜我爹伤透了心，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让我入老李家的祖坟，把我葬在了乌珠穆沁。
葬在乌珠穆沁也好，头顶着蓝天白云，脚蹬着绵延草原。终年陪伴我的牛羊和骑在马背上的牧人，去去来来，春夏秋冬。发源于东北宝格达山，流经东西乌珠穆沁草原的乌拉盖河，漫不经心地流淌着，注入了乌拉盖水库，灌溉着下游三十多万亩芦苇**。而我，仰躺在乌拉盖河畔，以睡的姿势守望着乌珠穆沁，守望锡林郭勒大草原。
草原的夜，苍穹上，星光闪闪，天际边，鬼火点点，绵软冗长的草原风吹来，灯盏一样扑闪着。坟头上，无芒燕麦上趴着一只蚱蜢，黄花苜蓿上也趴着一只蚱蜢，两只蚱蜢睡的正香。露水，毫无声息地打湿了它们的翅膀。
夜色，让聒噪了一天的蚱蜢们戴上了口罩。曲折蜿蜒的牛羊路旁，抱窝的百灵鸟恬适地进入了梦乡。不远处，脑包山上的鹰隼也闭了眼。我和一只廓耳狐醒着。它是个流窜犯，从三里外的沙漠流窜来的，那里有片胡杨，树皮像苏木里，九十三岁的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脸，枝条像乌兰柔软的腰肢。它的家在最高的那棵胡杨树下。
年年清明，同学都会相约而来，给我上坟，男男女女。男男女女们前脚走，后脚坟头的供品，被我的邻居跳鼠一家老小，打了牙祭
活着，我嗜酒。死后，我不沾滴酒。同学不知道我戒酒，来，必带酒。坟头，杯盏里，烈酒随风散去，草原上干涸的淖尔一般，见了底。
这个清明，男男女女如约而来，在我的坟头，转来转去，转的我有点儿晕。草原一片荒芜，朝霞蒙了灰尘，啃吃干草的牛羊根本停不下脚步。
廓耳狐是嗅着气味来的，循着牛羊路，走走停停，距我坟头十几米的草窠里俯下了身，它又在窥视我坟头的供品，狐媚的目光不时逡巡着男男女女们。急什么，男男女女们，和那些牛羊一样停不下脚步。很快，他们会驱车到盟里，找一家酒店，吃一顿，然后各奔东西。
谁的眼里含了泪，“李子，我们走了，明年再来看你。”
来或者不来，我都是老样子，日升日落，草绿草黄，独自守望乌珠穆沁，守望乌拉盖河。
廓耳狐真是急性子，不等男男女女上车，就娉婷女子一样，迈着小碎步上了我的坟头。谁悄然道：“狐狸。”男男女女们愣在了原地。他们真逗，活着，我五大三粗，壮的像草原上的公牛，怎么可能会投胎转世成，一只小巧玲珑的狐。
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口头禅是，长生天，保佑那些善良的人们吧。我算是善良的人吗？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是地道的蒙人，会说汉话，她酿的马奶酒最醇。我活着时，她拄着她的那根胡杨木拐杖，把马奶酒送到所里让我品尝。我说：“奶奶，再喝我就醉了。”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摸着我的脑袋说：“我的马奶酒喝不醉的。”
我怀疑她的手臂和拐杖长在了一起，沧桑的让人敬畏。
拐杖是我从一棵胡杨树上，用乌兰家的宰羊刀砍下来的。砍的时候，乌兰刚从自治区舞蹈学校放暑假回来，跟屁虫似的，在我身后捣乱，“这根，这根。”一会儿又唧唧喳喳地说：“那根，那根。”被她指挥的，没头苍蝇一样，跑遍了胡杨林。乌兰学的是民族舞，两条腿长的像草原上的跳鼠，走起路来，极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
阿茹娜是她的姐姐，从满洲里卫校毕业，回苏木做了医生。
阿茹娜比乌兰大了整整八岁，比我小了五岁，梳了一头小辫子。下巴上的疤痕，是十三那年，爬胡杨树掏鸟蛋划的，足有两厘米长。我曾经玩笑她说：“阿茹娜，划着嘴唇你就成小兔子了。”她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兔子就兔子。”
巴特喊阿茹娜的父亲苏合大哥，巴特是我们所长，我只好也跟着喊他苏合大哥。阿茹娜操着夹生的汉语和我称兄道弟。她考上卫校的那年，等着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时间里，骑着马跟着苏合大哥放牧，风里来，雨里去，晒的柴火棍一样。报到前，去所里开户籍证明，我错一点儿没认出她来。走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哪天我请你喝酒。”还说要把我喝趴下。家里有摩托，她不骑，偏骑马。我喊她，“阿茹娜，慢点，没人追你。”她马缰绳一扬，**的坐骑“咴咴”两声，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绝尘而去。
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的时候，乌兰仰头望着树上的我，怀疑地问：“你行不行。”我承认宰羊刀是用来宰羊的，不是用来砍胡杨的。我心思杀鸡焉用牛刀，砍根胡杨，难道把她家的铡刀扛来。
砍砍，歇歇。砍树声传到了胡杨林的边上。乌兰的母亲图雅以为有人盗砍胡杨，操着纯正的蒙语向胡杨林跑来。我不懂蒙语，乌兰说：“喊你呢。”乌兰打小在自治区学舞蹈，汉语说的非常流利。我狐疑地望着树下的乌兰，“喊我做什么？”“阿嬷不让你砍树。”
我告诉图雅大姐，我在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她才放心地离开。
乌兰让我把树皮刮掉，我说：“你懂什么，要的就是这效果。”
搞不懂胡杨们是怎么生长的，歪七扭八，被人为摧残了似的，不高，不低，粗壮的像戏里的武大郎。胡杨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风吹来的？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也是被风吹来的？
我爹说：“李亮，再给爹补他一年。”于是我一连补了三年，考上了盟牧机校。毕业在即，我爹一夜愁白了头，我想分回原籍比登天都难。我像随风飘拂的胡杨种子，飘进了乌珠穆沁的一个苏木派出所，做了警察。
我爹唉声叹气了半夜，憋出一句话，“慢慢往回调吧。”十五年里，我穷尽一切办法想调离乌珠穆沁，均不能如愿。
草原的夜，静的只有廓耳狐细碎的脚步声。这样的夜晚，适合写诗，写一首与草原有关的诗。遗憾的是，我不是诗人，不会写诗。我是个死人，只会回忆。从哪一年开始回忆呢？我背着行囊一路北上的那年？和阿茹娜相好的那年？还是和老婆结婚的那年？
2．营子里的小班车凌晨四点发车，爹不到三点就点了煤油灯，等着。
小班车的喇叭声响了三声，爹说：“走吧。”爹推开门，风锉刀一样。穿着棉鞋棉裤棉袄，戴着棉帽的我，呛着风说：“爹，娘，我走了。”
七十里乡间路，我吐的七荤八素。滴水成冰的坝上凌晨，我死狗一样，被小班车拉到了县城汽车站，一息尚存。彼时，县城的街道冷清的，连个扫大街的都没有。一车人下的连影子都不剩一个。汽车站里，当地稳着的生铁炉，烧的通红，几个工作人员围成一圈，在烤火。
开往盟里的唯一一班班车，让我赶上了。207国道崎岖而漫长，灰蒙蒙的天没有尽头。路面上大片的积雪，时不时的在视线里晃，像谁一不留神把油彩泼上了路面。过了哈毕日嘎，路两旁的沙丘多了起来。沙丘上，梭梭光秃秃的，森人的白，被剥了皮似的。
太阳垂死地悬在半空，被风吹的躲进了云层。车里，抽烟的，咳嗽的，抱怨的，应有尽有。一过灰腾河，连绵的沙丘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浑噩日头下，被鬼舔过的草原，害羞似的扯来大把的雪覆盖着。牛羊呢？难道都被鹰隼叼上了天。蒙古包呢？难道都被风卷了去？
冬日的五点，天已微黑。司机告诉我，下车左转就是牧机校。蹭了学弟一顿饭，和学弟同床共枕挤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背起行囊，登上了开往乌珠穆沁方向的班车。
破旧的班车，喘着粗气，吐着黑烟，还是拐上了窄憋的乡间公路。刚过毛登牧场，哮喘病病人似的，急促地喘息了两声，熄了火。司机用汉语骂了声娘，坐我身后的两个蒙古男人拿蒙语大声地和司机说着什么。司机掀开机器盖鼓捣了半天，车哼哼了几声又哑了火。
男人统统被喊下车，弯腰撅腚推着车跑，先小跑，后大跑，排气筒冒出两股黑烟，车着了。
再次上车，乱了套，我被撵到了最后一排，六人的座，挤了七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一个戴着眼睛，看不出年龄的蒙古男人。靠窗户两边的，是两个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女人，更看不出年龄。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一路咳个不停。男人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
坐到我前面的两个蒙古男人开始抽烟，女人咳的更厉害了。我不会蒙语，只能拿汉语告诉司机，让司机告诉他们把烟掐了。两个蒙古男人嘟哝着什么，车厢又恢复了安静。
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风裹挟着雪花复仇似的摔打着玻璃窗，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没遮拦的白毛风，贴着地皮势如破竹。司机努力地打着方向，女人多次把咳嗽声捧在了掌心。两个蒙古男人不倒翁一样晃着，左左右右，右右左左，极像提线木偶。
班车“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了声，咽了气。
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扬在半空中，又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他招呼大家不要乱动，待在车上，等待救援。之后，他不时地瞅手腕上的表，铲玻璃上的霜。玻璃早已结满了冰霜，根本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两个蒙古汉子，跟司机激烈地争吵着，司机把他们摁回座位，独自下了车。有人巴着脖子往外瞅，有人刮玻璃上的霜，对头停了一辆车，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又开走了。
司机上车，关门，一气呵成。
我问司机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司机说十里。我让司机开门，我要步行走剩下的十里路。司机头一歪，“你也不怕冻死。”我笑，“没事，我是警察。”“警察啊？”司机迟疑了一下说：“抱着公路走，跌过梁就看见了。”
雪是活的，路是死的。
草原上的牛羊，冬天会从雪地里刨草吃，我虽不是牛羊，可我懂得踢开脚下的雪，分辨出哪里是路。风雪肆虐，举步维艰。
爬上梁，试图回望一步步走过的路，回望等待救援的班车，才发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抬不起头，睁不开眼。除了脚下踏过的和未踏过的雪，一无所有。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是警察，只能前进。
巴特炖了羊肉，备了酒，给我接风。他用拳头捶打我的肩膀，“李亮，好样的，好样的。”巴特前后送走过五个警察，我是唯一一个冒雪徒步来报到的警察。从上一个警察调走，到我来，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光杆司令。五个警察里，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三个月，走马灯似的，我是第六个，唯一一个不是蒙人的警察。
喝了酒的巴特，脸更红了，冷不丁来一句，“亮子，干。”透着蒙古汉子的豪爽。开始我不习惯，让他一惊一乍喊的手忙脚乱的，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才放开手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巴特割一块，我吃一块，倒一碗，我喝一碗。
等到救援车的班车司机，担心我冻死在路上，把车开到了派出所门口，操着我半懂不懂的话跟巴特嘟噜了半天。巴特让他喝酒，他也不推辞，抱起瓶子“咕咚咕咚”就是两口，撂下瓶子，随手割（ga）下一块肥肉，嚼也不嚼，就咽了，又割（ga）下一块更大的咽了。他连割（ga）了三块肥肉，都整咽了，又抱起酒瓶“咕咚”了两口酒，才抹嘴要走。
我把他送出派出所门口，回来吐了。他摁了几下喇叭消失在了风雪中。
3．我爹不让我入老李家的祖坟，我不怪他，他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不是让我开枪自杀的。
巴特接到命令，从旗里赶了来，和十五年前他给我接风一样，汉语说的还是那么别扭，一惊一乍，“亮子，把枪给我。”阿茹娜躺在我左边，直挺挺的。
门外，有我的同事和旗里来的特警，盟里的同志们还在路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爱喝点酒，根本不可能杀人。巴特五年前调回旗的里，在苏木待了整整二十年。
“亮子，把枪给我。”巴特还在努力，他不想让特警一枪击毙我。
巴特走进来，老样子，肥嘟嘟的，大号的警服勉强装下他的啤酒肚，小簸箕样的手掌上棒槌样的手指蹼一样无法张开，半伸着，“亮子，把枪给我。”若是平时我早忍俊不禁地笑了，声音洪亮的能把水磨石地面砸出坑不说，每个字还停顿那么一下，听起来就像，“亮——子，把——枪——给我。”巴特目睹惨状，想皱一下眉头，无奈额头上的肉太厚，嘴唇跟着动了动。
巴特和我对视了也就三秒钟，枪又响了，我直挺挺地倒地，闭眼的瞬间，我第一次听见巴特把我的名字叫的那么顺耳，“亮子！”痛心疾首的。
从此，我的人生只剩下了回忆。
一觉醒来，我轻易的实现了诗人海子的夙愿：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接着我又实现了他的另外一个夙愿：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想让马儿跑，必须给马儿吃草。第一件事是喂马，第二件事是劈柴。煤在隔壁苏木院里，巴特说能烧多少烧多少，想烧多少烧多少。
马是枣红的，四根木头棍架起来一样，毛长还不顺，尾巴上粘着干草，邋邋遢遢，脾气不小，见着我又踢又咬。幸亏拴着缰绳，不然我真怀疑它会尥蹶子。它让我想起了，我家养过的那匹马，我叫它黑寡妇，实际它是一匹骟马，我爹用牛和屠宰场换的，牛是大集体解散时抓阄抓的。我爹嫌它耕地太慢，亲自把它赶进的屠宰场，换回的黑寡妇。
草原上，除了骒马和种马，儿马都会被骟掉。骟马养几年会被卖到屠宰场，宰掉卖肉。
黑寡妇没戴过笼头，是一匹真正的草马。我爹一个人，从县城的屠宰场把它牵回家，走了一天。不是我爹不舍得骑它，我爹是担心被它尥下马背，脱了缰。都说老马识途，小马也识途。脱了缰，它奔原路就跑回了后草地。我爹在前，马在后，一路走的鬼鬼祟祟贼头贼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手里牵着的是一匹偷来的马。
黑寡妇前足迈进我家院子，后足就不由它了。我爹脸不洗饭不吃，蹲在堂屋开始拾掇他的赶牛鞭。我真正分不清楚，马鞭和牛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鞭梢更长了，更细了。期间我娘说：“他爹，先吃饭吧。”我爹瞪我娘一眼，“饿不死。”我娘又说了句，“凉了。”我爹一扬拾掇好的马鞭，“热热。”
我爹一出院，黑寡妇就惊慌失措了，刨着前蹄，蹬着后蹄，接二连三地打响鼻，警告我爹不要靠近它，否则它对他不客气。遗憾的是，它不知道我爹是谁，我爹外号蔫儿土匪。三鞭子下去，黑寡妇腾空而起，欲与我爹决一死战。我和我娘瞅的胆战心惊的，我娘急的团团转，“土匪，你和它一般见识。”
我爹第四鞭子下去的时候，黑寡妇脑袋一低拉出一泡稀屎。倘若它够识时务，应该立刻对我爹俯首称臣。遗憾的是，它旋风一样原地打了个转，伺机对我爹下了黑蹄。说时迟那时快，我爹一个鹞子翻身，随手又是结结实实的一鞭子。当我爹第六七八九鞭子下去的时候，黑寡妇唯一能做的就是夺路而逃。它不是唐僧骑过的白龙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贴着墙根儿喘息。
我娘担心我爹伤着黑寡妇，“他爹，你快吃饭吧。”我爹让我打开街门，我略一迟疑，他已翻身上马。黑寡妇激灵灵站了起来，若不是我娘眼疾手快打开街门，街门定会撞的七零八落。
只见半条身影，一闪而过，我爹消失在了夕阳的余辉里。
我爹回来的时候，像个得胜的将军，吹着口哨。黑寡妇像刚洗了澡似的，汗水滴答了一路，低眉顺眼的，像极了旧社会公婆面前的童养媳。黑寡妇在我家服了近十年的役，我考上中专的那年，我爹把它卖给了马贩子，卖的钱正好够我三年的生活费。
毛伊罕是一匹骒马，难道巴特不知道自古有骒马不上阵的说法，亏他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巴特竟然叫它毛伊罕。在蒙语里，毛伊罕是丑丫头的意思，名副其实。
巴特是后晌坐班车走的，风没有住，沿着乡间公路囫囵而过。巴特一走，所里只剩下了毛伊罕和我。毛伊罕不分白天黑夜地吃草拉粪，我白天吃肉喝酒，黑夜躺在羊毛毡上睡大觉。一墙之隔的苏木大院，有的是煤，睡之前，我满满塞一炉子，我可不想冻死在猫不拉屎的荒原。炉子稳在门口，离炕不远不近。炉边从早到晚，稳着一把脏兮兮铁壶，里面是烫舌的奶茶，渴了来一碗，饿了来一碗。
厨房的大案板上堆着五六只白条羊，直挺挺。案板上有斧子，巴特说：“吃，你就剁一斧子。”他说的轻巧，我剁了十几斧，剁下半条羊腿。奶茶是巴特走时熬好的，砖茶加奶粉，巴特说：“羊下羔子的时候，就能喝上新鲜的羊奶了。”
我恐怕是等不到羊下羔子了，我要离开荒芜人烟的乌珠穆沁，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巴特走的时候，我问他，“有人报案怎么办？”“没人报案。”巴特肯定地回答。巴特说的没错，白毛风呼呼地刮，牛羊都刮回了圈，谁会来报案。
十几天里，我除了喝酒喂马，见过班车司机一面，他来给我送东西，巴特捎的，三十几颗鸡蛋，一坨牛肉，半麻袋土豆。
苏木大院空旷的很，雪厚的地方能没过人膝。十几天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宿舍门后的铁锹，夜里顶门用的。我担心巴特回来的时候，雪把进所的路埋掉，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喂马，也不是劈柴，而是铲雪，一路铲到苏木大院的煤堆旁。
第十几天的凌晨，我被踢门声惊醒了，门外有人喊巴特。听声音是当地的牧民。隔着门，我说巴特不在。他没走，仍踢门。开门，听他嘟噜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焦急的要做什么，马靴上满是雪。他比画着，让我穿上衣裳跟他走，我懂了。
他骑来的马备着马鞍，我不知道马鞍在哪里，更没骑过备着鞍的马，骑了仍在吃草的毛伊罕，跟在他的马屁股后头向着茫茫的雪野出发了。
4．我穿的警服，不知道是前面五个警察，哪个留下的，哪个穿过的，包括大衣。
那真正叫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裹。视线所及，茫茫一片。肃杀的清晨，住了风，蒙古汉子来时骑马踏出的蹄印清晰可见，一路向东。毛伊罕久不经沙场的缘故，和我一样兴奋。
一路上，蒙古汉子不时地和我诉说着什么，可惜我一句不懂。张牙舞爪的他，指了指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发现太阳有耳。阳光照耀下的苍茫雪野镀了金似的，倔强的芨芨草直戳戳，像是谁一根根插在雪地上似的露着头。
偌大的草原，唐突地长着一片芨芨草，像在和严冬抗争似的，不弯腰，不低头。
我的家乡塞北，芨芨草是最常见的植物，村前村后村左村右，遍地都是。除了那片芨芨草，草原上所有的植被皆被捂在了雪里，连同远处浑圆的山峦也不例外。蒙古汉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哇啦哇啦地嚷。
我是先看见的炊烟，后看见的房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原来无边的荒野炊烟也是直的，彼时乌拉盖河冰冻三尺，蜿蜒三百六十公里，难睹落日的风采。读书时，常听蒙族同学们说起乌珠穆沁的嘎查，最小的仅一户人家。亲眼所见，我还是被震到了，孤零零的几间房，房顶方方正正扣着雪，加了顶似的。
十岁的乌兰，追前跑后地跟在母亲身后，十八岁的阿茹娜牵过父亲手里的马缰绳，栓好，直奔羊圈。她们的父亲夸张地扒拉着羊圈门，扒拉着羊圈门上的吊扣。
暖圈里几千只羊好好的，有的吃草，有的倒嚼。
阿茹娜把我拽到离她家房子很远的地方，指着雪地上凌乱的羊蹄印让我看。羊蹄印在距离她家一公里的地方消失了。我恍然大悟，阿茹娜家的羊昨天夜里丢了。她父亲发现后摸黑骑马直奔苏木，凌晨赶到的派出所。
我一时搞不清，她家丢了多少只羊，从雪地上的蹄印看，起码有十几二十几只。站在羊蹄印消失的雪地上，我打量四周，四周空****的。视线里，阿茹娜家的几间房子还在，伫在当院用来发电的风车，慢悠悠地转着。羊蹄印消失的方向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茹娜指着太阳说着什么，我听不懂。
巴特不在，我是所里唯一的警察，阿茹娜家的羊丢了，我得帮他们找回来。虽然我身上的警服不知道是前面的哪个警察穿过，或者留下的，但穿在我身上就有责任帮他们找回丢失的羊。
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雪地骑行，每向太阳靠近一步，就离死亡近一步。我笃定地相信我曾经到过死亡边缘。毛伊罕表现的坚定而执著，好像它已经感觉到了那些羊儿所在的位置。毛伊罕没有半点停下的意思，信马由缰，驮着我行进。
看见车辙的时候，毛伊罕驮着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确信羊在车上。至于羊蹄印为什么会在距离阿茹娜家一公里的地方消失，我后来才明白。狡猾的偷羊贼，先把羊从羊圈里赶出来，赶到很远的地方，再把羊们一只只装上车。前面车走，后面一人跟着拿扫帚扫，经过半夜风雪的掩埋，天亮时不留一点痕迹，羊们像在一公里的地方凭空消失了一样。
人算不如天算，处心积虑的偷羊贼没料把车开进了胡杨林。草原上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从降下第一场雪起，牧民们没有要紧事都不出门，几个偷羊贼一定是穷疯了，才在风雪夜，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做案的。
胡杨林背风，只需一夜，雪便几尺深。贼们不甘心，奋力地铲着雪，试图铲出一条路。我骑着毛伊罕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还在奋力铲雪。四轮车的羊儿们，听见了马蹄声，一阵**。
对峙中，我说：“把羊放了。”“少管闲事。”听口音像我的老乡。瞅瞅车上安然无恙的羊们，我又说：“拉一车羊，往哪儿跑。”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一个非警察学校毕业的汉民，为什么能幸运地当上警察。
流窜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偷牛贼和偷羊贼们，开始都是做收购牛羊生意的，年复一年，牧民们越来越精，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就开始偷牧民们的牲畜，连夜拉到屠宰场卖掉。多年活动在草原上，对草原上的每一条牛羊路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户牧民都如数家珍，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屡屡得手。
我读的是牧机校，并非专业的警察学校，我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没有关系。我的资料又一目了然，我是汉人，享受不到任何的优惠政策，只能乖乖地趴基层，与来自我家乡的不法分子周旋，起到震慑他们的作用。
赶羊回阿茹娜家的途中，起了风。没遮没拦的草原上，风却遮天蔽日。风雪中，二十几只重获自由的羊儿，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在前头，我驱赶着毛伊罕紧随其后，生怕再把羊儿们弄丢。
胡杨林被甩在了身后，我错误地以为，离胡杨林越远，离阿茹娜家则越近。羊儿们一路小跑，骑在马背上的我，错误地以为它们走的是来时的路。我担心截断它们的去路，受到惊吓，它们会乱了方寸，随便夺路而逃。没养过羊的我，不知道饥肠辘辘的羊儿们只想尽快吃到草，没头苍蝇一样，东一头，西一头乱扑。我骑着毛伊罕撵在它们屁股后头，它们更没了目标，误以为我赶着它们去吃草。正确的作法是，我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赶到它们前头，带领着它们跑。草原上的牲畜，一年四季，只有冬季才归圈，它们没有家的概念。
追撵中，我摔下了马背，面朝下掉进了雪坑。脱缰的毛伊罕兴奋的，撒着欢，尥着蹶子，没了影儿。等我挣扎着爬起来，一只羊儿也不见了。一声声呼唤着毛伊罕，最后我不得不绝望地，就着凄冷的风，喊它丑丫头。
我坚信是我的呼唤感动了长生天，把毛伊罕送回到了我的身边，否则我必冻死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无疑。长生天一起送来的还有骑在毛伊罕背上的阿茹娜。阿茹娜从翻身下马，到飞身把我扶上马，蜻蜓点水一般。
羊儿们已经归圈，争吃着干草。如果不是它们身上的雪，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如果不是骑着毛伊罕的阿茹娜救了我，身着警服的我，早英雄一样入了老李家的祖坟。
巴特一礼拜之后回来的，老样子，喝酒，吃肉。喝过酒，拍着我的肩膀一惊一乍地道：“亮子，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离开这里。”
我信了，只要立功，就可以离开乌珠穆沁。
我没告诉巴特，他不在的时候，我帮苏合大哥找羊的事，原因是我错一点冻死。几天后，苏合大哥骑马送来两只白条羊，跟巴特呜里哇啦地和巴特说了许多话后，抱着我又拍又打的。
苏合大哥走后，巴特慢言慢语地道：“亮子，你给苏合大哥找羊了，冻死，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你不是来送死的。”他的语调慢的我有点儿不适应。
第二天，巴特乘早班车又走了，我又开始了独自喂马，劈柴的生活。
年底，由于我冒着生命危险帮苏合大哥找回了丢失的羊，巴特被评选上了全旗的最佳所长。
5．第二年，陆续有牧民给我介绍女朋友。我迟早是要离开乌珠穆沁的，不想找本地姑娘成家，不是本地姑娘不漂亮，是我不想离开的时候拉家拽口。
巴特说成了家，走的时候可以一块走。
在我精心的喂养下，毛伊罕的毛顺溜多了，整个夏天，我都把它放到苏木前面的那片撒野大滩里吃草。
秋天，阴雨一场接着一场，整个乌珠穆沁草原生机盎然。雨停天晴后，湛蓝的天空上鹰隼翱翔着，慢条斯理地巡视着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心急如焚的百灵鸟，盼着最后一窝雏鸟出窝展翅飞翔。
蘑菇雨后春笋般地从草缝里探出了脑袋，野韭菜花枝招展纷纷登上Ｔ台，波光粼粼的乌拉盖河蛇样逶迤，形成了九曲十八弯。站在脑包山上眺望整个草原，目光都是绿的。
派出所于巴特而言，更像是驿站，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来去匆匆间，酒成了我们的兄弟。喝了酒的巴特叫我名字时，跌跌撞撞的，“亮子，好好干，我一走，所长就是你的。”
我不想当什么所长，我只想离开。
毛伊罕悠闲地甩着尾巴，驱赶着蚊蝇。一匹串群的儿马，颠着碎步，棕毛婆娑，执拗地到了它的跟前。毛伊罕避闪不及，被它撞到了屁股。莽撞的儿马毫不顾及毛伊罕的感受，昂扬着脖颈，君临天下似的嘶叫着，几个回合就把毛伊罕围拢到了身边。
一个后晌，毛伊罕被儿马追逐着，纵情在草原上驰骋。
夕阳西下的时候，苏合大哥骑着他的鞍马，在派出所门口和巴特得意洋洋地调侃了很久，才把他家串群的儿马赶回群。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调侃的是什么内容，但我知道一定和毛伊罕有关，瞧苏合大哥一脸的坏笑就知道。
八个月后，毛伊罕产下了它的第一匹马驹，黑的透亮，一看就是苏合大哥家儿马的种。
巴特依然来来回回的，似乎回来就是陪我喝酒的，酒是高度的烈性白酒，辣舌头呛嗓子的，储存在塑料壶里，喝了就倒一碗。
喝了酒的巴特话总是比平时多，说起苏合大哥，说起在满洲里读书的阿茹娜。问这问那的，问我是不是不想找蒙古姑娘，问我是不是嫌阿茹娜黑，还说阿茹娜黑是放马放的，放寒假回来一准变白。
巴特说苏合两个姑娘，一万多亩操场，将来都是你的。
我爹在信上说，“李亮，你娘说蒙古姑娘哪儿都好，就是听不懂她们说话。”娘的意思就是爹的意思。巴特比我急，“亮子，该成个家了。”回信时，我和我爹说：“爹，蒙古姑娘也有漂亮的，会说汉话的。”我爹来信时说：“你娘还是喜欢汉族姑娘。”
毛伊罕的马驹，是寒假阿茹娜骑马用套马秆从苏木前面的草场逮走的，隔着苏木门前的公路，远远的看不清她变白了没有，马骑的是越来越让我自愧不如了，挥舞着手中的套马秆，追赶着毛伊罕的马驹。
草场上的草已经完全枯黄，瑟瑟的风在酝酿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隔着玻璃窗，巴特又倒了两碗酒，他一碗，我一碗。他问：“亮子，阿茹娜变白了没有？”我顾着喝酒，不答他的茬。巴特不甘心，跳下地趿拉着鞋隔着公路扯着嗓子喊：“阿茹娜，阿茹娜。”真是搞不懂，巴特一说蒙语立刻换了个人似的，声音肥厚而圆润，舌头也捋直了。
马背上的阿茹娜，一提缰绳，坐骑前蹄瞬间腾空，真为她捏了一把汗，只见她侧身哈腰，双腿点镫，硬生生掉转了马头，飞奔而来。巴特急忙闪身，生怕被马踩踏似的。我始终没听懂阿茹娜和巴特说了些什么，之后阿茹娜又去草场追毛伊罕的马驹了。
其实我从没有介意过阿茹娜是白是黑，或者说她白不白黑不黑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说心理话，我更喜欢皮肤黑黑的阿茹娜，风符合我心目中蒙古姑娘的模样。
冬天，雪，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风，刮刮停停，停停刮刮。巴特，走了来，来了走。漫长的冬季没有一户牧民走失牛羊，没有一个牧民喝酒迷路在所里过夜，也没有老乡来和我借钱。我孑然一人在异乡过的第三个年，年三十喂马，劈柴，喝酒，吃肉。大年初一，劈柴，喂马，吃肉，喝酒。没有丝毫的变化。苏木大院里，依然堆着烧不完的煤。毛伊罕的毛又长了，垛在墙角的干草是苏合大哥赶着胶轱辘车送来的。
年前骑着摩托的邮递员送来了我爹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说：“李亮，你娘和我都挺好的，你甭惦记，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我爹的意思我懂，因为我在信上和他讲过，巴特说只要我好好干，立了功就可以离开乌珠穆沁。不过我没和我爹讲巴特一走，所长就是我的。
好像我爹比我更盼着我立功。
阿茹娜返校之前，骑马给我送过一趟黄油和奶豆腐，说她阿嬷亲手做的。进门就张张罗罗的要和我喝酒，我担心她喝了酒骑马回去危险，哄她酒喝完了，巴特还没捎来。她不信，翻箱倒柜地找。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当医生。
所里就那一间房，吃住办公挤在一条炕上，隔扇后的半间房厨房兼储物间，找一壶酒容易的很。我说：“阿茹娜，趁天亮，你快回吧。”她主人一样满上两碗酒，一碗推给我，说：“喝。”没喝就醉了似的，不知深浅。我还是喜欢她说蒙语，尽管听不懂，起码听起来不别扭。
酒已满上，怎么能不喝呢。肉是现成的，白条羊几斧子下去，要腿是腿，要脖子是脖子，扔进锅里，倒瓢水，丢把盐的事。炉火纯青，十几分钟后就开始沸腾。羔羊肉嫩的很，翻两个滚，捞起来即可啃。
和我比起来，阿茹娜更喜欢动刀子，我更喜欢动手，虽然我已经学会了娴熟的使刀子。
阿茹娜每割（ga）下一块肉，都用刀尖扎着，直戳戳的送到嘴边。我说：“阿茹娜，你慢点，小心划了嘴唇和舌头。”阿茹娜不以为然，演示给我看，满嘴拗口的汉语，“这样，这样，这样。”我心思等你划了嘴和舌头就那样了。
一碗酒下肚，阿茹娜脱掉了她的蒙古长袍，我也解开了棉袄扣子，咧开怀袒开襟，敞开阵势，放开手脚，主动一人满上一碗，要和阿茹娜一醉方休。阿茹娜问我，“你行不行，不行甭喝了。”我胸脯拍的“啪啪”的，反问她，“你行不行？”又道：“来乌珠穆沁三年，我喝的酒比水都多。”
喝酒前，阿茹娜的马，我已帮她喂上，和毛伊罕并排拴在圈里。巴特不在，她完全可以留下来过夜，没必要逞能骑马回家。
三碗酒下肚的阿茹娜，汉语说的糟透了，咬字不清也就罢了，还不连贯，蒙古长袍不穿就要走。我怕她冻着，慌忙追出院子给她披上。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回家。”她把回家两个字却说的坚决而清楚。
我抱住了阿茹娜，“别回了，马我都替你喂上了。”阿茹娜解开马缰绳，飞身上马的时候，我心里空落落的。再见她的时候，是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