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每一个人都在说谎。那不是意外，那是蓄意的谋杀。”
1
是从什么时候起，一向听话的儿子开始习惯性地、脸不红心不跳地跟自己说谎了？她想不起来。一开始是同事告诉她说，严老师，你家贺尧说不上自习了，去你办公室。她回办公室一看，根本没有人。她去开会，别的老师告诉她，贺尧说不舒服，晚自习要提前回家，等她晚上都到家了，贺尧才慢吞吞地回来。她想发火，又怕伤害他不知道哪里脆弱的自尊心；她想让自己放宽心装作没看见，又根本做不到。她知道贺尧说谎，贺尧也知道她知道，挑衅似的，好像就想看看到底怎么样才会把她气死。
誓师大会之后，校领导亲自找她谈话，问她孩子怎么回事，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需要什么帮助，学校无条件支持。她头一次心虚起来，不敢回答。坐在办公室里，她听得见那些从前一直赞不绝口夸她培养了一个榜样、楷模、优秀儿子的同事们，现在一定都在私下里带着同情和悲悯嘲讽她。嘲讽她没关系，嘲讽她儿子不行。每次模考之后，成绩单都张贴在学校大厅里，新的成绩单会覆盖旧的，但最后那一次模考，那张榜首不是贺尧的成绩单，要一直张贴到高考录取榜出来。来来往往的学生对着成绩单指指点点，或哭或笑，每一个字都是一根灼烫的针，狠狠刺在她心口。
贺尧却跟没事人似的，她让他在家里待几天不要去学校了，他就不去。但她不能不上班，她往家里打电话，发现他趁她白天上班偷偷跑出去，她就在早上出去时把家门反锁。她让他坐在书桌前复习，他就笔直地坐在那儿，但笔不动，眼睛也不动，仿佛是对她无声的抗议。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他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像他那天站在台上读男科广告一样，冷漠而疏离。
终于她先受不了了。当她晚上回来，看到她摆在他桌上的早饭动都没动的时候，突然浑身发抖，脑袋一片空白，伸手胡乱一推，桌上放了一天的冷饭菜应声落地，摔得七零八落。她手脚无力，滑坐在地上，索性抱着他的椅子腿号啕大哭。再这样下去，不管他发不发疯，她都要发疯了。
“妈妈错了。你不要再这样，不要再折磨妈妈了，好不好？”她哭道，“你到底想怎么样？只要你好好的，妈妈做什么都可以，好不好？”
贺尧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每天晚上她都要单方面发疯一次，连着发疯了好几天。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崩溃中都说过什么话了，整个人都像出了窍失了智。她一会儿咒骂她负债累累的死去的丈夫，一会儿怀念她伶俐可爱的幼儿时期的儿子，一会儿诉苦她这半辈子独自把儿子抚养大有多么不容易，一会儿扳着手指细数等儿子高考金榜题名之后要怎样庆祝。说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过了好几天，贺尧终于有了反应。这一次他没有说想气死她，只是轻飘飘地指了指门口。
“那你别把我反锁在屋里。”他淡淡地说。
第二天她只好不再反锁家门了。
但她不放心，中午下了课就慌忙赶回来，他果然不见了。
她吓出一身冷汗，正想着要报警，家里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是同事打来的。
“你家贺尧来学校了。”同事说。
她稍微放下心来，可能一切都是虚惊，但转念一想，她一上午都在班里，他根本就没来，他去哪儿了？
一边往学校赶，她一边想着，或许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多了，他只是这些年被她教育得太好了，太优秀了，叛逆期来得有点不是时候。他只是对别人的生活有点好奇，等过了这个情绪的劲，还是那个可以乖乖听话的好孩子，还是那个即使偷了家里的钱跟女同学私奔，都会临阵脱逃打电话给妈妈的好孩子。
回到学校的时候，她在操场上找到了贺尧。他正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一脸严肃。她定睛看了看，那女生是许珍贵。
见到她来，贺尧转身走过来，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平静地说了句：“我先走了，妈。”
本来她想直接去问许珍贵他俩说了什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停住了，叫了贺尧一声。
“儿子，”她说，“妈妈晚上早点回家，给你做蒸饺，好不好？你想吃什么馅儿的？”
贺尧没回答，只是冲她轻轻地笑了一下，就走了。
儿子已经不知多久没给过她笑脸了。她愣了一下，觉得像出现幻觉了一样，过了好半天才被午休结束的铃声唤醒，贺尧已经没影了。
下午她提前了一节自习课离开，去市场买了菜就急匆匆地赶回家。但家里没有人。儿子根本就没有回来。
她又想发火，但又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开始擀面剁馅，一刀刀狠狠地剁下去，震得虎口疼，双手发麻。她告诉自己不要去看墙上的挂钟，也不要去想。直到所有的饺子进了笼屉，又热腾腾地上了桌，贺尧也没有回来。
她看向墙上的挂钟。离贺尧下晚自习回来的时间也过了很久了。屋里很安静，饺子“滋滋”冒着的热气熏得她眼睛发疼，挂钟嘀嗒的声响吵得她耳朵嗡嗡响。她枯坐在饭桌前，终于按捺不住，起身把挂钟摘下来，摔了个稀烂。嘀嗒声终于消停了，但她还不满意，还想把一桌饺子都往地上摔，上手之前却忍住了。万一，万一呢。她心里想，可能下一秒儿子就回来了，饺子拿回灶上热热，还能吃一口新鲜的。
就这样熬着夜等了不知道多久，死一样的沉寂被家里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划破。
她下意识就觉得，贺尧这小子肯定又被余多勾搭去厮混了，这下没了学校的管束，还不知道要怎么无法无天，还好儿子一定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就算跟别人出去鬼混，也一定会记得打个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她想着不要骂他，先把他劝回家再骂，但还是控制不住，接起电话就吼：“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她都退学了还没完没了地缠着你，要不要脸？你也想跟她一起退学是吧？你不高考了？！”
吼完她突然觉得不对劲，那边是一片嘈杂的人声，过了半天，她也没听到儿子的声音。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对面像从虚空里伸出了一只魔爪，拽着她的心骤然沉了下去，就像迟到的死神在攫取濒死之人的灵魂。
“……你是严瑾吗？”那边终于有人出声了。
“我这边是派出所。”那边说，“你来认一下人。”
2
一直以来，许珍贵都不擅长说谎，因为她从来不需要说谎。小时候玩疯了作业忘了写，早上上学前号啕大哭，爸妈就替她给老师写假条，说昨天家里有事导致孩子没时间写作业，今天补上。初中时因为同班女生上体育课谎称来例假逃避跑圈，所有女生一起挨骂，她没敢说自己真来了例假，只好跟着一起跑圈，跑到肚子疼被同学送去医务室。爸妈知道了，去学校跟老师据理力争，回家告诉她永远不要在身体健康上有任何隐瞒。
高考前老师们给她估分，都说她成绩不稳定，重本够呛。她回家犹豫了很久，还是说了真话：“我可能真的考不上好大学。”
结果爸妈说：“我们早就知道啊，你发挥好了，咱就选个好点的大学；发挥不好，能念啥念啥。不然还能咋办，我俩替你考去？那岂不是得交白卷？”
许珍贵被逗笑，沮丧的情绪好像一下子就疏解了很多。
她知道在任何时刻，她都可以以自己最真实的情绪来面对任何发生的事情。因为她真实的恐惧、真实的担忧、真实的焦虑，永远都有人来给她兜底，让她相信没什么大不了，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对她失望，也永远是她的后盾。
但家里发生变故之后，她开始对自己失望，爸妈越安慰她，她越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她不能赚钱养家，也不能让爸爸快点好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爸妈的嘱咐专心复习，成绩却也提不上来。她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大家羡慕聪明又成绩好的同学了，有点理解为什么以前在严老师班级里时整天被骂脑子笨一事无成了，甚至有点理解为什么郑家悦考了年级前十几名却还会气得抓心挠肝地哭了。
“说不嫉妒是装的。”郑家悦曾经跟她坦诚道，“我嫉妒贺尧那样的人嫉妒得发疯。他有那么聪明的头脑，有一心为了他付出的妈，有给他的前途铺路的条件。要是换成我，我会死死攥在手里，死都不会让给别人，也不会浪费。”
嫉妒是真的，但人的喜悲并不相通也是真的。郑家悦不理解贺尧这样优越的人有什么值得同情，祝安安不理解许珍贵为什么说余多跟她们任何一个人没有不同。祝安安嘴上说着不喜欢贺尧，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关心他，许珍贵明知道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但还是惦记着余多，不想让她总留在那个随时都会有危险的地方。而郑家悦觉得她们统统都是闲得吃饱了没事干，有那个时间不如多刷两套题。
大家渐渐地连说话的时间都省去了。不管是上课前还是放学后，洗漱前还是起床后，没人闲聊或是抱怨热水又没了，也没人计较晚自习又延长了二十分钟，只有黑板上每天擦去重写的倒计时提醒他们高考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有时候许珍贵希望高考再晚一点来，再给她一点时间，或许她能让成绩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有时候她又烦躁地希望高考明天就来，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按下结束的开关，然后开启未知的以后。
但她没有想到，高考还没有来，她和他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另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卷进了无法预知的方向。
她虽然不算是好学生，但也绝对不算坏学生，她从来不怕进老师办公室，也不怕被叫家长。她爸妈也从来不怕被老师叫，无非是因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成绩不好啊，喜欢和同学说小话啊，没有什么上进心啊，都要高考了还不知道着急之类的。
离高考还有不到半个月的这天，她坐在人满为患的办公室里。班主任、教务主任，还有校长和好几个她平时几乎见不到的校领导都围坐在她对面，沉默又极具压迫感地注视着她。
爸妈不在，她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害怕了，双手死死地钳在一起，后背被冷汗湿透，嘴唇控制不住地哆嗦，牙齿也在说话的时候抖得嗒嗒作响。
“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好说，昨天晚上你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最害怕的人，隔着众人独自站在角落里，但鹰一样的眼睛却死死地扎在她脸上，仿佛她只要说半个字假话，就会迅速扑过来把她撕得粉身碎骨。
严老师的头发散着，穿着外人从来没见过的随意的居家衣服，滚满了灰，眼睛血红，半天眨也不眨，像是一头失去了方向的穷凶极恶的兽。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嗒地走，但在她这里，时间已经没有了任何前行的意义。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她所有的意识、心智、思绪、记忆，都在那一刻被硬生生地从身上剥离出去，只留下一具魂魄已经出窍的躯壳。
昨天晚上她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之后，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敢问，就按着地址赶过去。到了地方后发现是一片正在拆迁的楼房，已近午夜，一路上没有人，也没有灯光。但附近还有住着人的居民楼，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和灯光引来了少数附近的住户，都被拦在了警戒线外面。
据派出所的人解释，贺尧是从一栋废弃居民楼的顶层坠落的，漆黑的夜里，本没有人看到他。警察是接了报警电话来的，打报警电话的人也同时打给了120。
救护车鸣叫着迅速开走了，旁边有围观的居民大声地说着刚拉走了一个，还活着。他们一边议论着，一边指着不远处警戒线里面，说那儿掉了一只鞋，看不清是谁的。有人说，你看鞋都掉了，肯定就没救了，鞋要是没掉说不定还有救。另一个人说，你说的那是车祸，从楼上掉下来，鞋怎么都得掉，怎么都没救了。
她什么都听得见，也看得到，但她就是不想走到几步之远的、盖着白布的那个人面前。有一个女警过来询问她，并试图让她走过去认人，她一迈腿就瘫倒在地，一点都挪不动了。
“……是你报的警，对吧？你上那个车，我们回所里做笔录。”
听到旁边警察的声音，她转过头去，看到报警的人此时正一言不发地坐在警车里。警灯一晃，她就看清了女孩冷漠的脸。余多的衣服损坏了，胳膊也吊着，像是脱臼了，但表情还是和平常一样，丝毫没有畏惧和恐慌，抬着头，正对着她的目光，甚至还淡淡地冲她点了一下头。她第一次在操场看台后面抓到他俩之后，训斥余多的时候，余多就是这副表情。这个女孩，似乎全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痛苦和害怕。
祝安安的父母在深夜接到了电话。那天不是周末，女儿又住校，先是宿舍那边打来电话问祝安安有没有在家，他们一听孩子没在宿舍就急了。还没等出门医院那边就打来电话了，告诉他们女儿正在抢救。
由于余多在派出所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第二天早上，严瑾才得知，贺尧出事的地点其实是许珍贵家以前的老房子。但许珍贵当晚没有在，至少在出事之前她就离开那栋拆迁楼，回家去了。当天中午严瑾还见到许珍贵和贺尧在学校操场说话，她或许是他发生意外前唯一和他交谈过的人。
许珍贵的爸妈被警察叫去单独谈话了，许珍贵只得留在办公室里，接受一圈老师们的审视和盘查。
“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家的？”
“那天中午贺尧跟你说了什么？”
“你跟他说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在你家的老房子里，你知不知道？”
严老师不说话，其他的老师也只能象征性地问，但许珍贵只是坐在中间恐惧地抽泣，始终没有开口。
漫长的沉默之后，大家都忐忑地看向一直不发一言的严老师。
“……余多。”她狠狠地咬着牙吐出她恨透了的这个名字，“余多干了什么，你肯定看到了。”
“我没有。”许珍贵虽然还在抽泣，却立刻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她没有。”
“你说谎！”严老师突地站起，两步就冲到她面前。即使周围的人立刻上来阻拦，严老师还是把她整个人连着椅子撞翻在地，冰凉的手指掐住她的脖子，目眦尽裂的脸凑到她眼前，她甚至能看清那瞳孔里惊恐的自己。
“你说谎！你肯定都看到了！是你们害死他的，是你们害死他的！”
预备状元的天才学生突然发生意外，第二天就上了社会新闻版面。一夜之间，原本在全力备战高考的整个学校，因为这一突发事件陷入了舆论和质疑的迷雾之中。虽然学校拼命封锁消息，但大家都记得贺尧和余多曾经一起私奔被家长抓回学校，也有很多人以为余多因此才被退学。而祝安安，她从入学就大张旗鼓地声称喜欢贺尧，人尽皆知。
这个巴掌大的小城从来藏不住秘密，少男少女之间的晦涩私事更是容易被添油加醋。谣言甚嚣尘上，报纸和网络也开始持续跟进，好多新闻标题起的都是“某高中两女为一男争风吃醋，酿成血案一死一伤”，诸如此类。
“你们女儿这段时间经常偷偷回自家的老房子，还带了不同的同学过去，这事你们知情吗？”
许珍贵的爸妈对视了一眼：“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们以前就认识严瑾，是吗？”
“……对。”
许珍贵被带进来的时候，看到爸妈坐在警察对面，一下子就绷不住了，哇地哭出来。她妈过去把她拉到两人中间坐下，给她抹眼泪：“没事闺女，别害怕，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爸爸妈妈相信你，没怪你。”
3
自从余多知道姐姐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之后，她就很怕姐姐有一天丢下她跟那个人走了。虽然姐姐跟她保证自己并不喜欢那个男的，让她放心，但她不信，也不放心。她偷听过那个男的给姐姐打电话，说要不是因为你有个拖油瓶，我早就带你走了。她害怕了，就去偷翻姐姐的衣服和包，在包里找到了两张火车票。
她更害怕了。虽然姐姐一直说她攒钱没用，也一直不答应带她走，但有点钱总比没有好吧？她想告诉姐姐她攒了钱，也可以买车票。她以后也可以去赚钱，不会当拖油瓶的，想求她不要把自己扔下，但攒的这两个钱转眼也被搞没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贺尧和余多并排坐在角落里，两人都望着窗外。天气越发炎热了，没有风的时候，老房子的顶楼就像沉闷的蒸笼，就算一动不动只是坐着，汗水也会一层层濡湿皮肤，在飘着灰尘的空气中挥发开来。
“你姐要跟别人跑了，不要你了？”贺尧问她，“是真的吗？”
“你爱信不信。”余多说。
两个人原本达成的同盟陷入了尴尬的困境。药就放在那里，但只够一个人的量。贺尧舍得，但不敢；余多敢，但不舍得。
“我现在敢了。”贺尧突然轻声说。
余多转头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为什么？”
贺尧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把目光投向放在那里的药片。
“也不一定要两个人分。”他说。目光又转向楼下。原本静寂的四周，突然被那窟窿外不知哪里来的风吹动了空气。
“我第一次来这里，就觉得这儿挺合适的。”他说，“可惜这里是别人家。”
那天中午许珍贵也没想到贺尧会来找她。她虽然并不明白这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但贺尧把余多好端端攒起来的钱给扬到楼下去了，好像也不太对。但到底什么是对呢？他们的人生，好像从一开始就走向她这个旁观者根本看不懂对与不对的方向。她既担忧又恐惧，不知道该说什么去劝解，更不知道自己这样替他们隐瞒秘密是不是已经做错了。
她手头还有祝安安借给她的那点钱，她想着要不要借给余多，但又觉得祝安安会炸毛。
“你有毛病吧你？”祝安安一定会这样说，“当什么滥好人？拿我借你的钱去扶贫呢？还是借给余多那种人？赶紧给我打住，菩萨都没有你慈悲为怀。”
于是见到贺尧的时候她态度并不太好。没想到贺尧开口就说：“对不起。”
“啊？”贺尧倒把许珍贵说愣了，原来贺尧竟然也是会跟人道歉的，但这道歉也没什么来由，“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
贺尧又问：“那里是你们家以前的房子，是吧？”
“是。”
“那对不起了。”
许珍贵当时并不知道贺尧为什么重复道歉。直到发疯的严老师掐住她的脖子，她才明白贺尧提前道歉的用意。
但即使贺尧最后在她家的老房子出意外，她也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她那天放学和祝安安一起过去，本来是想给余多钱。
“钱借都借你了，你爱给谁给谁。”意料之外，祝安安并没有炸毛，反而说，“要是她走了，贺尧就能收回心思高考了，那不也是好事吗？”她还非要一起去。许珍贵问她：“你不是说过不喜欢他了吗？”祝安安沉默了好久，才说：“不喜欢就不能关心了吗？我是真心希望他也能考到北京去。他想要离开严老师的管教，我希望他能实现愿望。”
贺尧果然就在余多那里，好像那天的争端并没有发生过一样。俩人本来好好聊着天，看到许珍贵和祝安安来，不知道为什么脸色都变了一下。
得知她们的来意之后，余多沉默了半晌，没接受也没拒绝。许珍贵摸不清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直到她开口说：“那，麻烦你，能不能把这个钱拿给我姐？”
“什么意思？”许珍贵没听明白。
“……我攒钱是想给我姐的，她要走了，所以这个钱，你能不能直接给她，但是算我欠你的？”余多有点艰难地解释道。
“……那你干吗不自己给她？”祝安安在一边问。
“……因为我钱没了，回去她又要说我。”余多说，又看着许珍贵，“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就今天，就现在。”
她把地址和电话写给许珍贵。“你到附近打个公共电话叫她出来就行，千万不要去敲门。”她又叮嘱一遍。
“那你呢？”祝安安盯着余多，“你不跟你姐一起走吗？”
余多也盯着她。祝安安被她看得不舒服，就别别扭扭地说道：“以前的事，我跟你道歉。是我做错了。她借你的钱还是我的呢，我没有恶意。你也别对我有仇似的。”
“谢谢你。”余多说，“你可以走了吗？”
祝安安没想到自己大度地主动讲和，余多竟然还这么冷漠，觉得很没面子。许珍贵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气得说，我不走。
许珍贵看她突然倔起来叫不动，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她按着地址到附近，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还真是姐姐接的，只是余多给的地址是错的。“借钱？余多不会跟同学借钱的，谢谢你，小姑娘。”姐姐说，“我知道了，你不用来找我了，快回家吧。”
这么一折腾天也要黑了，许珍贵想借钱的事改天再说，就回家去了。余多的姐姐觉得这个电话打得没头没脑，想去看看余多，但不巧又赶上了余多她爸在家里发飙，说她姐回来的时候头发上有烟味儿，揪着她去洗澡。家里电话线在他发飙的时候被扯了，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接到派出所和学校打来的电话。
“他不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严瑾对着警察说，她的嗓子已经彻底嘶哑，气若游丝，却又透着咬牙切齿的狠厉，“他不敢的，他不敢。他从小到大都被我保护得很好，吃什么用什么我都要仔细看过才给他的。磕磕碰碰他都嫌疼，他胆子很小的。你们不要听别人瞎说。她们每一个人都在说谎。那不是意外，那是蓄意的谋杀。她们害死了我儿子。她们喜欢他，嫉妒他，都想毁了他。”
“你知道这些药片是哪里来的吗？”警察把现场找到的那些药片放在她面前。她瘪了瘪嘴，声音弱了下去，但还是坚持说：“他不会的，他只是情绪不好，他不会做蠢事的。他那么听话的孩子，他不会的……”
谨慎起见，她和余多被分开问话，没有见到面。她一直不停地追着人问，余多说了什么，有没有承认她做了什么，毕竟那里只有三个人，一死一伤，余多是唯一毫发无损的人。但实际上余多一直一言不发。
“我不相信。”许珍贵始终说，“我不相信余多会对贺尧……做什么。她那么瘦，那么矮，就算她想干什么也做不到吧。”虽然她知道自己这样胡乱臆断也没有什么道理，但她还是潜意识不愿意相信这个意外是人为的。
在祝安安没醒过来的日子里，好多相关的同学都被叫去问询，连尖子班的郑家悦都因为是她们的室友而被问过话。
“……我跟她们不熟。”郑家悦面无表情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她们说过……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回教室了，我还要复习。”
等到祝安安在医院醒来，已经是很多天之后了。其间校领导和派出所的人都来看过她，祝安安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她妈哭晕过去好几次，只要有人来就问，余多说了什么，许珍贵说了什么，严老师说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们。
经过了好几次手术，祝安安捡回一条命，但是脊椎神经严重受损，很可能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睁开眼睛之后，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摔哪儿了？”
“你从六楼摔到四楼。”她妈哭道，“宝贝，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怎么摔下去的？”
警察跟她爸妈说，为了稳定她的情绪，并且不影响她的记忆，先不要告诉她余多和贺尧出的事，让她自己回忆。她哭一会儿，歇一会儿，过了好几天，意识才慢慢恢复。
“贺尧，”祝安安说，“贺尧是自己跳下去的。”
“那你是怎么摔的？”
“我吓坏了，自己摔的。”祝安安说。
“没有人推你？”
“没有。”
“你不用害怕，直说就行。没有人推你？”
“……没有。”
警察把祝安安醒来的事告诉了余多。余多虽然不知道祝安安是怎么说的，但听到她醒了，能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也终于开了口。
“是我。”她说，“是我把贺尧推下楼的。我们两个吵架，我生气了，就把他推下去了。”
“你比他瘦，比他矮，你怎么把他推下去的？”
“因为那边有台阶，还有窟窿。他不熟悉，我熟悉。”
“祝安安是怎么摔的？”
“……也是我。我和贺尧吵架，不小心推到她，她才摔下去的。”
两个人说得不一样，但警方之前在现场鉴定了三个人之间的争斗痕迹，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当时又是意外，也制造不出什么疑窦丛生的凶案现场。虽然祝安安是受害者不敢承认，但证据吻合，余多的承认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她看到祝安安醒了，知道赖不掉了才承认的！”严瑾哭道，“否则她死也不说！我就知道，从一开始她就没安好心，小小年纪怎么能恶毒到这个程度？我要她给我儿子偿命！”
许珍贵从爸妈那边听说余多承认了，她仍然无法相信，但她没有机会亲口问余多了。祝安安的父母在医院彻夜陪护，拒绝任何人探视；余多的姐姐一遍遍地跑派出所、拘留所，直到开庭；严老师被学校暂时停课。直到高考和毕业，她都没有再见过她们。
私下里，爸妈自始至终没有再问过她，为什么要带同学们去老房子。但在这件事之后，他们后怕了很久，高考前的每个晚上，她妈都会偷偷过来在她床边坐一会儿，用手指头碰碰她，就像试探她是不是存在一样，然后躲出去跟她爸一起抹好久的眼泪。爸妈说她真是幸运，能够置身事外。可她却庆幸不起来，只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茫然和痛苦过。离开的那个人，重伤的那个人，甚至背上“杀人犯”罪名的那个人，都是她朝夕相处的朋友和伙伴，可一夕之间，他们的人生全都戛然而止在十八岁，只剩她一个人手足无措地走进成年的世界。这算是幸运吗？
社会新闻的热度很快过去，学校也恢复到了高考前倒计时的紧张气氛，大家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许珍贵想过去找郑家悦倾诉，但郑家悦仿佛着了魔一样，除了成绩，什么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了。晚上看着对面郑家悦的被子里隐隐透出手电筒的光，传来沙沙的写字声，白天看着她熬得通红的眼睛和恍惚的神色，许珍贵想说的话也都咽了回去。
那年许珍贵出人意料地超常发挥，高考分数比她最好的模考成绩都高出很多，报了上海的一所不错的大学。领录取通知书的夏天，她最后一次回校，看到他们这届学生的名字张贴在光荣榜上，覆盖了之前所有的模考成绩。那一年他们学校并不光荣，不仅是因为高考前出了这么一桩震惊全城的丑闻，还因为确实考得不好，一个清北的名额都没有，985和211的比例也不高，学校连招生宣传都不想提。光荣榜也是历年来最敷衍的，打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毕业生名字排满榜单，她好不容易才在某一竖列的最末找到自己的名字，又在年级前十看到了郑家悦，她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名牌大学，她下意识还想找，目光上下逡巡半晌，不知道要找什么，只能茫然地在榜前伫立。良久，她无意间看到角落里不知谁拿铅笔写了一行模糊的小字：“做过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她鼻子一酸，忍不住又掉下眼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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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老师的日常是极其枯燥的。三年三年又三年，带过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很多年之后还能留下印象的每年也不过一两个，大多都很快模糊成面目难分的影子，封印在大同小异的课本和试卷中，失去了辨识度。这样的好处是常常能够忘记时间，忘记年份，忘记岁月的流逝，忘记本该记住的事情。
那年高考暑假结束之后没多久，严老师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回到了学校，按照往常的教学安排，走进了新的高一班级。有极少数的家长知道那年发生在贺尧身上的事，但看她像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似的，还和以前一样严格、冷静、理智，学生们也像她往届带过的一样怨声载道，而成绩也是一样地好。偶尔有学校的领导和同事私下里提起那件事，也是叹惜几句便作罢，渐渐地也没有人再提起了。新的班级里自然也有考第一名的，有一心想着玩的，有知道自己学习不行想去艺考的，有什么都不会一天天没心没肺的。在这些永远年轻、永远青春洋溢的面孔之中，她总能看到熟悉的影子，像，又不像。
家里也还是一切如常，什么都没有变，什么也都不会变。每天早上她天不亮就起床了，先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开始做早饭。每一样都是孩子爱吃的，掐着点冒着热气端上桌，轻手轻脚的。卧室门关得严实，孩子怕吵，觉轻，门又不够隔音。做完之后她再去上班，一头扎进改不完的习题、试卷，还有课堂里面。
一切太过于如常，以至于她很轻易就忘了不想记起的一切。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她下意识地就去看榜单上第一个名字，每次都要愣一下，反应好一会儿。有时会短暂地想起来，但大多数时候她选择性忘记。等到第二天早上，她还是会在天没亮的时候，在闹钟响起的前一秒准时醒来，然后起床打扫卫生，做孩子喜欢吃的早饭。
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维持精神，把日子过下去。
连着几年学校考得都不怎么好，本科率虽然还行，但尖子生寥寥无几。不用说清北了，连985和211的录取率都被其他几所高中甩在后面。她虽然一直带尖子班，但没有尖子的尖子班，再魔鬼的老师也没什么用武之地。
直到又过了一届，班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小男生引起了她的注意。从入学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坐在窗边的位置，上课的时候总垂着眼睛，看起来不像在听。叫到他时他也不怎么抬头，但答的都是对的。她查了他的入校成绩，是全校第一名，虽然和重点高中的高分差了一点距离，但底子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课堂内容相对简单，我喜欢自己找题琢磨。”在办公室里，面对严老师问的话，男生坦然地回答。
“以后想考哪里？”严老师问他。
“没想好。”他不太在意地说。
男生家里条件普通，爸妈都忙于工作，对他考什么大学也不是那么上心。但严老师上了心，她把精心整理的重点高中的题库和最新的模考卷都分门别类留给他，叮嘱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去她办公室请教，还特意跟各科老师打了招呼。“这是个清北的苗子。”她认真地说了很多遍，“咱们要好好培养。”
男生不负她的期望，高中三年以来，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超出第二名好多分，一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仍然是。按照历年的分数线，只要不出现大的波动，考上清北大有希望。严老师站在榜单前看得喜笑颜开，亲自打电话给家长报喜，就像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了似的。
“一定没问题，按这样考，一定没问题。”在电话里严老师说。
“谢谢严老师操心，”家长的回复礼貌而淡定，“我们尊重孩子的意思，到时他想读哪个学校、什么专业，我们做家长的都支持。”
学校已经好几年没出过一个考上清北的学生了，她比家长还期待。高考完估分的时候，她就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拿着他的估分单挨个儿给科目老师看，力求把误差缩得越小越好。他考得很好，估分应该是在全市都名列前茅，那年清北好多个专业都在他们市招不止一个，她觉得一定稳了。没想到志愿填报表收齐之后，她一看男生填的志愿，傻了眼，上面写的赫然是中部一所高校的一个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
“怎么回事？”她二话不说就打电话去男生家里，是孩子自己接的，“你怎么没报清华，也没报北大？你知不知道招生主任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难道没给你家里打过电话？！”
“打过。”男生回答得坦然，“我接过一次，我妈接过一次。”
“那你想什么呢？！”严老师急道，“你糊涂，你爸妈也糊涂？”
“我不糊涂啊，”男生回答，“我问过了，这个专业，全国只有他们有国家级的实验室，是全国最好的专业，清华北大没有。我就是想学这个。”
“……”严老师一时被哽住，只得说，“你叫你妈来，我跟她说。”
“我妈加班呢，没在家。”男生说，“我妈说我自己选学校选专业，她不管。招生主任打电话来，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严老师厉声道，“你知不知道考上清华北大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对你爸妈有多重要？对学校有多重要？你一个孩子，你懂得多少？普通人要想考上清北有多难你知道吗？得来不易的机会你这么不珍惜？”
“呃……也不至于吧。”男生觉得老师突如其来的责骂有点莫名其妙，“重要是重要，那总有别人会报吧，我不想报。”
严老师沉默了半晌，收起了疾言厉色。
“你知道吗，我自己的儿子也很优秀。”她慢慢地说，“他比你高几届，他当年就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清华。他现在过得很好，他都跟我说了，他说这辈子最自豪、最不后悔的事，就是考上了清华。”
“真的？”男生将信将疑，他从来没听说过严老师有儿子，“但是您儿子的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去清华就去清华，我不想去，怎么了呢？”
“……你说谎。”她说，“你一定是在说谎，不许跟老师说谎！你不可能不想去，你怎么可能不想去清华？！”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家里厨房漏水，我爸叫我帮他递螺丝刀呢，我先挂了。老师再见。”
当严老师冲到校领导的办公室要求给学生改志愿的时候，校长和主任都觉得她疯了。改志愿未果，她又亲自去男生的家里一遍遍劝导，但徒劳无功。男生的父母后来拒绝她上门，在得知她口中的那个考上了清华的儿子早已去世的时候，他们甚至报了警，说她是不是思虑过度精神出了问题。
后来男生如愿去了心仪的学校读心仪的专业。那年的光荣榜出来后，严老师拿笔在最顶上写了“贺尧，清华大学”几个字，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看到了，学校不得不换了一张新的榜。当她看到她写的字不在了之后，她疯了一样地去撕那张榜单。
“这不算数，这不算数！”她一边撕，一边哭吼道，“他应该在的，他应该在第一个的……”
出了这样的事，学校就算再同情她的境遇，也没办法再留她了。
可她还能做什么呢？她半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一旦她不再能够躲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忘记时间的流逝，她就会可悲地从她给自己营造的谎言中清醒过来，发现生活早已不复如常。每天桌上的早饭再也没有人动过一筷，永远整洁的卧室里，台灯再也不会亮，书页再也不会翻动，那个把她的心扯得鲜血淋漓又让她舍不得放手的孩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的脑子一会儿混乱，一会儿清醒，把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家翻得一团乱，终于找到了他不会再回来的证据，那是一本墓地安葬证明，被她藏在她以为永远找不到就可以永远不用记起的地方。
终于她在很多年后的清明，循着地址去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她觉得孩子不会喜欢这个地方，他喜欢干燥，这天下着雨；他喜欢黑暗，这里连个遮光的东西都没有；他喜欢温暖，这里寒风瑟瑟，冷得发抖。
但她在墓碑前看到了一束花。新鲜的，刚放下没多久，甚至还没被雨打蔫。白色的，茎很长，花瓣是不规则的形状，很有特点，但她这样不懂生活的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只是依稀记得在哪里见过，有点眼熟。
她在雨中站了很久，直到那束花彻底被雨打蔫，才转身离开。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她心乱如麻，仿佛有一些很多年前忘记的细节，又重新翻涌至脑海。一瞬间，她突然想起了那花的样子在哪里见过。
在她当年没收的贺尧书桌里那一堆破烂东西中间，那些杂书和草稿本上有很多手写的破碎字迹和画，有很多页，都歪歪扭扭地画着这种花。
这是那个女孩喜欢的花。那个女孩来看过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