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这里仅就史学发展趋势、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讲一点认识。
一、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比之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史学来说，都显得更丰富、更复杂。这是因为：第一，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处于大变动、大发展的时期，从19世纪末以戊戌变法为**的改良运动的余波到民主革命的酝酿，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极“左”思潮的发展和“**”的10年，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到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每一个重大历史事变、历史转折、历史进步，都深刻地影响到历史学的面貌。第二，20世纪的近百年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浪潮虽时起时伏，时伏时起，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加强而不可阻挡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外史学的融汇乃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19世纪形成的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为在中国史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论，从而引起了中国史学的根本性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认清了这个背景，才能厘清它发展的主要趋势。
从史学发展的宏观方面来看，特别是从史学自身内在本质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程，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过渡，以及“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了一定成就；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而“**”10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史学违背了大多数史学家的意志而陷入极大的误区和绝境，以至于“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得以泛滥成灾；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时，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之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
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其近代化的程度是从进化论、新方法、史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走向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由此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的本质属性也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必然要有所蜕变，古代史学变为近代史学，近代史学由多途并进而终于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底，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那么，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质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20世纪的中国史家十分自觉地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史学即“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便产生了“历史哲学”，“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这样，他就把“公理公例”、“历史哲学”同“良史”直接联系起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他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中，对“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做分析时，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性，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3]其锋芒自不在梁启超之下。最后，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李大钊曾撰《史观》一文，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4]他在另一篇论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还说过：“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5]他的这些论述，一则表明了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表明了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们观察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努力走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端正自身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则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中外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用以丰富自己。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被提出，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撰写出来的著作纷纷问世，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表现。
二、传统史学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命运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怎样对待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问题，从而也就有了传统史学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的问题。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中，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批判。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古代史学有“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为“四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以上为“二病”）。他还认为，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6]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称作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是“封资修”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孤掌难鸣。“**”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后来有的被捧上天（法家），有的被踏倒在地（儒家），始终没有被置于合理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自身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西方史学骤然时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反思、调整状态，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
回顾百年当中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从全局来看，有两点认识是应当明确的。第一点认识，在20世纪史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是史学进步的表现，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除“**”中历史被颠倒、“儒法斗争”泛滥、史学面目全非另当别论之外，不论是“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都应当作这样的看待。第二点认识，由于人们对传统史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估计不足，对传统史学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传统史学本身的研究，进而也就削弱了对当代史学之历史前提与民族形式的研究和追求，削弱了对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研究。
当然，新时期开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前人研究的若干片断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史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概括这些成果的内涵，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事实，尽管它在历史观点上、历史记载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都应作历史主义的看待，不可苛求前人。
第二，传统史学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这不仅对于阐明中国史学发展的思想历程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浩繁的中国史学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在对其进行批判的整理、阐发之后，把它提供给社会公众，必有裨于增益人们的聪明、才能、智慧，有裨于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
第四，多彩多姿的传统史书体裁和文字表述的美学意境，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
第五，中国历史记载与史书编著的连续性发展，是中国古老文明与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对于全民族和海外炎黄子孙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预料，在21世纪里，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吸收全人类一切积极史学成果的同时，关于传统史学的研究及批判继承，必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史学与社会：20世纪史家怎样回答
史学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史学家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关系？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面临着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史学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从史学之自觉意识的发展来看，至晚在唐宋时期，刘知幾、杜佑、司马光等，皆有精辟论说；下至明清，如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等，亦均有深刻见解。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强爱国思潮的激励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更具有时代的气息和紧迫的要求。以至于如梁启超所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7]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虽在史学内在属性上有了根本变化，但在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社会方面，却同以往的史学保持着历史的联系。因此，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对于“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的问题，反复致意；而郭沫若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更是明确地宣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8]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注人生和社会，在史学的一般属性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所不同的是，认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和目的，以及认识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论有所不同罢了。其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关注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的序言中写道：“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可以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
但是，事物总是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结束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批判“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应同现实、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应当承认，这种思潮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即“**”10年，“四人帮”借用史学的名义把史学践踏得面目全非，使其一时失去了它固有的尊严，于是人们在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时，对史学应当关注社会这一原则不免产生怀疑。从人们的心理感受、一般情绪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从理性上来审视的话，我们无疑要把史学关注社会的本质属性同“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加以区别。这就是说：史学关注社会的原则不是“四人帮”影射史学的直接原因，而影射史学自然不能等同于史学关注社会的原则，这里有一个本质的界限，即史学关注社会是建立在史学求真的基础上，而影射史学则是以牺牲史学求真的原则达到歪曲历史、为阴谋政治服务的目的。二者之间，明若水火。这一点，按理说并不难理解，但近20年来，史学界仍有一些朋友不赞成强调史学的社会目的，甚至主张史学对于现实的“超越”，至少是保持史学同现实之间的“距离”。当然，历史不等于现实，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也好，“距离”也好，似乎也不无道理，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说明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出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因此，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我认为，未来的史学发展，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如果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其为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这种事例，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出现过的，而最为严重者，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10年。这期间，由于国家的政治活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历史学也深受其害。历史事实被歪曲，历史理论被颠倒，历史科学的神圣性被玷污。不少坚持原则的历史学家或者被迫害，或者敢怒而不敢言。以历史悠久、史家辈出而名于世的中国史学，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实属罕见，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首先，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外部环境的恶劣，是不利于史学发展的。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北魏崔浩国史案，唐高宗、武则天时史馆之紊乱，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都是明证。这里说的“大环境”，主要表现为政治对史学的直接干扰，“**”中的影射史学也属于此种情形。其次，史学应当关注社会，应当有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一方面，这种作用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另一方面，这种作用的发挥也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的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应该怀有极高的崇敬，是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阐明了这个原则。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9]20世纪的史学家们，用了很多笔墨讨论历史同现实的关系、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司马迁所概括的这个原则，对今人来说，仍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再次，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应当关注历史发展的前途，这是史学家的天职。但是，这种关注，这种时代感，不能只是一腔热情，更不是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而应建立在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之洞察的基础上，建立在凝重的、冷峻的思考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出如同龚自珍所称道的那种“良史之忧”。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史学家应当怎样对待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留给人们的思考太丰富，也太沉重。尽管如此，史学仍将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史学家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和素养，才能更好地按照史学发展的规律来推进自身所从事的事业。
四、端正学风，走向新的世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安定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和创造勇气，新问题、新见解、新成果层出不穷。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使学术界逐步走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误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的了解、对外国学术成果的引入与借鉴，从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蓬勃兴起，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生逢其时，较少旧的束缚，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进取心强，创造意识突出，显示出盎然的生机。
凡此等等，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终于走上了振兴之路。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大致如此。
这是近2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然而，学风的失正，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件“小事”就是近些年来史注的衰落。
中国史学发达，而史注的发达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史记》有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众家之说以丰富其书，注文字数几近于原书；《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也都旁征博引；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考多是关于一事众说以存其异等，后人读他们的书，考镜源流，原原本本，可以了然。中国史注的发达，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体例。然而近20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微，其严重者以至于“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居安思危，可不惧哉！至于浮华急躁之心，目空前贤之论，热衷于构建体系，陶醉于标新立异，这些不良的学风在史学界亦多有反映。这种不良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殃及古人。譬如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帝王训政丛书》，其中有一本《唐太宗治国训政》，全书所录竟是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而编著者和出版者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这是全文照录《贞观政要》，从而欺骗了一般读者。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贞观政要》一书多是唐太宗同大臣们的问对论政，书中有许多唐初大臣们的言论、奏疏，还有几位名臣的传记，这些怎么都可以归到“唐太宗治国训政”的名目之下呢？这样践踏古人、践踏史学名著的做法，说明当今的学风已经不良到何等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实在是不可轻视的。
20世纪中国史学有坎坷的道路，也有辉煌的历程，近20年来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但不良学风的滋长、蔓延却又令人忧虑。现在有些传媒，有的大学校长，还有教育部门的高层咨询机构的学者们，已对目前的不良学风表示严重的关注，表明中国知识界的良心和正义、科学和诚实，还是主流，不良的学风终归要受到抵制、揭露和批评。对此，我们也应有充分的信心。
愿中国史学端正学风，走向21世纪。
[1] 原载《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
[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页。
[5]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
[6] 以上均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
[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8]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0页。
[9]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