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无史学可言。“**”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中国历史步入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也得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历史发展的生机给史学发展带来了活力，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从史学思潮的演变来看，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它在五六十年代经历过一段萎缩之后，此时更加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并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点已如前述。
——“当代新史学”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西方史学论著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而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著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较大的吸引力。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此书收入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等人发表于7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史学界中的一种研究取向。此书书名为《新史学》，书中所收入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勒高夫的《新史学》，故把这一研究取向称为“当代新史学思潮”，以区别于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勒高夫等人的《新史学》有这些特点：一是不赞成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主张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明史；二是提倡“长时段”研究以及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44]这些特点在当代新史学思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研究前景，尚有待于成果的积累才好做出评价。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经过拨乱反正，纠正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和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史学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居于主流地位。从思潮演变的深层来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的任务和进取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黎澍在评论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时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他又指出：“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45]其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关于史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关于其他一些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既是这一思潮演进的标志，又推动着这一思潮的发展。同年，白寿彝发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他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46]197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正是以这一主旨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其如此，进入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有鸿篇巨制问世，展现出中国史学的光辉前景。
五、史家风采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名家辈出，尽管他们旨趣各异，路径迥然，但都各显其风采，交织成20世纪中国史学这幅绚丽的画卷。
所谓史家风采，我以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20世纪中国史学以至在整个中国史学之整体发展上，其思想或论著具有开创性的和划时代的意义。第二，撰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可以传世的著作。第三，在治学宗旨和史学风格上颇具特色。或三者具备，或兼有其二，或只占其一。这里所谓“风采”，是包含了全面评价的价值取向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价值取向，不仅难以做到公允评价，而且容易生出很多是是非非，甚至可能脱离历史事实本身，失却了史学批评的意义。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从史学发展来看，其作用力的程度是不同的；从史家个人来看，一般说来，不宜据此论其高低，而应作历史的看待，即从历史条件去加以说明。这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情，又是不可不做的事情。
比如，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郭沫若，他们在倡导“新史学”、提出“二重证据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各有开创之功，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和科学化道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现在人们读他们的论著，想到了他们，首先应关注给他们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自然也会受到梁启超的**与勇气，王国维的严谨与睿智，李大钊、郭沫若的革命精神与理性精神相结合的史家风貌的打动和震撼。史学之所以生生不息，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离不开这些前驱的努力。
又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他们各在研究领域多有论著，皆卓然名家。他们的著作，或论述，或考证，或于论述之中不乏考证，或于考证之中间有论述，都成一家之言，为学人所重、社会所关注。现在人们来读他们的论著，那种为了现在和未来而潜心研究过去的神圣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在学术上坚韧攀登、志在创新的精神，仍具有新鲜的活力，给人们以多方面的感染和启迪。
再如，像胡适、傅斯年等史家，或强调方法的重要，或看重史料的地位，其论或未尽全面，而其所重者却也不是没有道理，故不仅自成一家，且影响当世，为史学史上不可不论之内容。
我们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中国史家的学术风采，就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变动的20世纪中国历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风采各异的史家，写下了这丰富多彩的百年史学长卷。他们或研究专史、断代史，或编撰通史；或以考证见长，或以理论著称；或以博洽名于世，或以专精宏其道；还有专治考古学、主攻外国史、致力于普及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名家。勾勒他们的风采，以增进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这需要有专门的著作来加以阐述。
这里，我想就20世纪中国史家风采的时代精神讲几点认识，或许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多少有点帮助。这种时代精神集中表现在：
——爱国主义。20世纪的中国史家，继承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之救亡图强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精神贯彻于史学之中。梁启超在1902年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47]他当时说的这番话，有理有情。在抗日战争处于艰苦年代的1940年，翦伯赞写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之爆发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发展之必然的结果，亦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矛盾对立发展到不能和解之必然的归结。帝国主义之没落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因素之成熟，是历史的辩证，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正是这一历史原理之体现”[48]。这反映出了一个史学家对抗日战争的深刻的见解和必胜的信心。有些史家忧患于“强邻肆虐，国亡无日”，乃注重研究边疆史地。有的史家强调，历史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应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20世纪中国史学之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
——追求真理，关注现实。中国古代史学有求真的传统，也有致用的传统，二者是统一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继承了这两方面的传统，并把它们提升到更加自觉、更加理性的高度。前引梁启超关于史学同“人群进化”与“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论述，就是这种提升之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面认为“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当以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一方面又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9]。可见他们追求的真理，一是史学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学上的真理为指导去追求现实历史运动中的真理，即光明的历史前途。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这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举例说来，20年代，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50]；30年代，翦伯赞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等问题[51]；50年代，胡绳著文讨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60年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回答“怎样学习历史”的问题[52]；80年代，侯外庐自序半个世纪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和追求[53]；90年代，胡绳阐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54]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学术风采。
——普及历史知识，重视历史教育。史学不只是史学家、史学工作者的事业，史学是全民族的事业，这是它的特点和光荣。梁启超主张史家应有“文章修养”，撰述当讲求文采，努力做到“简洁”和“飞动”，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读。[55]这里包含着普及历史知识、重视历史教育的思想。30年代以来，顾颉刚、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郭沫若、吴晗、白寿彝等史家，对此多有贡献。翦伯赞在1948年撰文指出，科学的历史知识“取得通俗的形式”的重要意义[56]；他在60年代初所撰《内蒙访古》一文[57]，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吴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白寿彝评价说：“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这在吴晗同志思想上是明确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去传播历史知识，这在吴晗同志的思想上也是明确的。”“我们从这个工作上，肯定吴晗同志的成就，是不是也就是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了。”[58]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白寿彝是八九十年代力倡普及历史知识、历史教育的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其中论历史教育的文章多达20篇。它们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教育思想的最集中的表述。
可以认为，在史学史上，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史家风采，必定具有更大的魅力和价值。
六、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这里，就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讲一点初步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乃是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20世纪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然其大势，不出于此。那么，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这是因为：第一，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20世纪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前所述，“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重视“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59]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而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60]这些不同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第三，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61]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按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2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的确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62]范文澜更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63]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64]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第三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自然的。这里我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自亦是其本质属性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的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验。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65]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迟疑，而是增强自信。
第四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同任何事业一样，它也会经受挫折，会有教训。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经验固然很多，教训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为此，一是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等，曾经给20世纪中国史学带来不少损失和危害，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二是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如“**”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重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成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
中国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亦将随之进入21世纪。认清过往，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遗产，才能更好地创造新的业绩。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认识，必将有利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
[1] 原载《历史教学》2000年第3、5期。《历史教学》杂志自1999年至2000年年初，发表一系列文章，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做了评介。承该杂志的不弃，约我撰写一篇综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文章，我乃勉强撰成此文。因文长，分为上、下两篇发表。今收入本书，乃恢复其全篇面貌。
[2]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5]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
[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632页。
[7]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页。
[8] 参见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9] 参见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10] 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11] 参见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486页。
[12]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顾潮等：《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1～765页。
[13]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全部出版；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
[14]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6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10～11页。
[1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
[17]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1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333页。
[19] 陈黻宸：《独史》，《陈黻宸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0～575页。
[20] 陈黻宸：《陈黻宸年谱》，《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0页。
[21] 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5页。
[22] 陈黻宸：《中国通史》，《陈黻宸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14～1012页。
[23] 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页。
[24] 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333页。
[25]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2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
[28]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5、298页。
[29]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70页。
[30]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93页。
[31]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0页。
[32] 王煦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1页。
[33]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70页。
[34]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96页。
[35] 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4～252页。
[36] 陈垣：《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71～472页。
[3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38]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176页。
[39]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风书局，1946年。
[4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41] 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
[42] 胡绳：《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
[43]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页。
[44] J.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35页。
[45] 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再思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3、125页。
[46]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4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48]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2页。
[4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50]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365页。
[51]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
[52] 吕振羽：《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3～615页。
[53]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
[54] 胡绳：《胡绳全书》第3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4～255页。
[5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28页。
[56]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5～169页。
[57] 翦伯赞：《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399页。
[58] 白寿彝：《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怀念吴晗同志》，《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4、407～408页。
[59]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60]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1]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页。
[6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63]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64]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1994年4月25日），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5] 李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