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这里，我仅以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就尹达先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讲几个问题，作为对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缅怀和敬意，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所论如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指正。
一、关于对唯物史观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来重视理论指导，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特点是：第一，并不因为唯物史观曾经被看作是“时髦”的思潮而盲目地追逐它[2]；第二，并不因为它在同中国史学结合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走了一些弯路而放弃它。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因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所以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念。从理论上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
尹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一文，强调“我们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祖国的历史”。他指出：“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分析祖国的历史，才能够具体地发见祖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从严肃的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发见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雄厚的力量，才能区别那些是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那些是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对任何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必然会以极大愤怒去揭发它，批判它。”[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祖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之际，尹达的这些论述无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社会责任感。
事隔30年，尹达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讲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4]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这番话也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当时，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诸说蜂起，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尹达指出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对于维护唯物史观的精神本质和科学地位，具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证明，大凡在史学上取得突出成就并为社会所认同的学术成果，不论作者是否做出明确的表述，都是同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指导分不开的。
二、关于历史研究和社会责任
尹达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革命者。在他身上，这二者是完全统一的，这也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他认为：“为了当前的革命实践而钻研祖国的历史”，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祖国历史的目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应当以自己所学到的历史知识推进祖国历史的前进。他这样写道：“只有具备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只有对现实的社会实践抱着极大的责任感，只有对现实祖国的一切建设事业具有无限的热爱，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中摄取伟大的力量，用以推动祖国历史的前进。这正是纠正学院式的历史学习的重要关键，假若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去学习历史，那么，对那些比较遥远而自己尚未掌握更多材料的问题，自然会搁置起来，把精力集中到更生动的具有更大积极意义的问题上去了。”[5]这些话，是尹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说的。从今天的观念来看，这些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的内容是丰富的，可供我们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人们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选择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中，哪些问题对“推动祖国历史的前进”有更大的作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不能不认真考虑而有所抉择的。
值得注意的是，尹达在20世纪8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上述论点。概括说来，他的这一发展可以表述为：一是用什么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二是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历史研究。他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研究中的“方向性”问题。他写道：“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还仅仅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研究为了什么？直接说，就是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这两个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草创时期如此，发展时期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尹达特别提到：“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董狐、齐太史、司马迁、司马光等，莫不如此。在他看来，史学服务于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创，它只是把这一传统发展到科学的和更高的阶段罢了。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探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引导人们向前看。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作历史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司马迁提出‘述往事，思来者’，记述历史，为了未来，他虽然不可能找到历史规律，但提出这种思想，足以显示其具有远见。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史学家都不曾把自己的史学著述仅仅局限于记述往事上，而是有着一种对未来的寄托或向往。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应该通过研究历史，树立坚定的信念，引导人们前进，为历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6]与此相联系的是，尹达不赞成那种“作小题目，就事论事”的研究倾向，认为应当学习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治史旨趣，学习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后来的史学家，可以说，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都分别在这几个方面有所继承和发展”[7]。依我的浅见，尹达所说的这些话，除了强调唯物史观做指导外，关键是在说明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史识。这在当前的史学工作中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十分重视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1983年，尹达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他在此文的引言中写道：“今天，我们为开创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局面，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回顾和总结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历史学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8]不难看出，作者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来撰写这篇文章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史学带来的重大变化，使中国史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史学出现了“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及其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中国古代有突出成就的史学家，大多讲变化，讲“会通”，讲“势”，讲“理”，讲“道”，等等，这些概念，有的近于“法则”之意，有的近于“常规”之说，有的又难免落于循环论的窠臼。而近代史学家如梁启超则倡言揭示历史演变中的“公理公例”。所有这些，都未能阐明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尹达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地演变和进化的，然而，以往的历史学却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发展，解释其变化的规律。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9]这丝毫没有贬低以往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之意。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察问题的原则之一，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是，在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演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恩格斯借助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学术成果以及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中所提出的论点，并结合他本人的研究，从而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巨著之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如何从“野蛮”进入“文明”阶段，还处在神话和传统的懵懂之中，最多也只是处于天才的猜想阶段。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运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中国历史，无疑是中国史学之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学者，也承认“民者，君之本也”[10]，也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的话，司马迁还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在“亡秦”中的重大作用[12]，唐太宗君臣也每每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3]，等等。这些思想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步性，但都不能视为从根本上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甚至往往把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人民群众称之为“寇”、“贼”。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尹达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贯穿全部封建主义‘正史’的一条主线，就是宣扬‘帝王中心’论。梁启超讲的‘国民’、‘群体’，也是指他所代表的那个经济上要求长足发展、政治上要求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社会生产力主要承担者的劳动人民群众。”[14]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中，《史记》记载了大量的人的活动，从而确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这同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显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以往史学的本质区别之一。
第三个变化，是关于历史上民族问题的正确处理和深入研究。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史书，记载了古代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历史活动。自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在中国史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族观念，如孔子、司马迁、杜佑等都具有恢宏的民族观念，能够比较合理地看待民族间的关系。但是，“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思想却长久地影响着历代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偏见，妨碍他们正确地对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尹达明确地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历史的民族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着历史科学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15]尹达列举了1929年李达出版的《民族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民族的特征、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民族运动的重要性等，做了重要的阐述。同时，他又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较早撰写的几部中国通史，“把历史上各个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论述，并引用吕振羽的有关论点，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全国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历史，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尹达回顾1956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中所取得的成就，回顾1957年召开的全国规模的民族问题讨论会。他兴奋地写道：“从此，关于民族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涉及的方面也更为广泛。例如关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关于历史上民族战争的性质，关于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问题，关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形成、发展、社会形态演变、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意识、语言文字、宗教、民俗、与汉民族的关系、对祖国历史的贡献，等等。”[16]他强调地指出：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学术界的共识，即“在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域之内（包括台湾）的各民族的历史都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尹达认为：“我们讲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崭新的中国通史，就要完整地反映中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发展和变化，而抛弃过去一切旧史的陈规，即仅仅把中国史写成实质是夏、商以来的一些中央王朝的更替。当然，真正地做起来并非容易。截至‘十年浩劫’前，从整理资料到撰述专著，这方面已经获取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毫不过分地说，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中进展最为显著和迅速，成就最为辉煌的门类之一。”[17]从尹达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重视，对于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进展的高度评价。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祖国历史的拳拳真情和对史学事业的至诚之心，跃然纸上，洋溢于字里行间。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史学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事件之得失和人物之功过等。但是，尹达所举出的这三个方面，确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由此可见，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思考之深刻、见识之卓越、概括之精当，不仅令人钦佩，而且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也还具有指导的意义。
四、关于加强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
尹达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之关系的阐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在尹达看来，这些都属于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范围，还不能表明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科学的理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他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在理论研究上“开了新风”；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工作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尹达强调说：“如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把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大大提高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阐发。”他具体地指出：“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原理，缺少完整的、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今天，我们完全有责任来写好一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用以总结一百多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使得我们都能较完整地掌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这一历史理论的完整体系。”他着重讲到，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创造，必须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指出：“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健在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以外的几种形态的研究尚不充分，他们尤其少于接触像中国这样大的文明古国的实际材料，因此对于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论断，难免具有假想的成分。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18]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的设想，显示了作者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尹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前景的热切期待，对于后学的热切希望。
这里，本文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尹达是较早提出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加以区分的史学家。他在阐述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还提出了要重视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他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19]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段话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第一，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是有区别的，尹达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史”、“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等，都是历史理论问题。而他说的“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则是史学理论问题。第二，指出了中国史学有重视史学理论的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影响的贡献。尹达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受到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于是产生了一种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误解，这显然是对上述优良传统不够了解的缘故。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误解也不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仍然要认真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推进当今史学理论的研究。第三，提出了撰写超越《史通》、《文史通义》等史学理论著作的宏伟目标。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学术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从刘知幾到章学诚，经历了一千多年；从章学诚到梁启超，也经历了一百多年；从李大钊到现在，已经历了八十多年，可见理论研究和创造十分艰难。但是，只要史学工作者不懈地追求，不间断地努力，经过几代人的研究、积累，一定能够有新的史学理论著作问世。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尹达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有很开阔的认识，这同他洞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他在讲到历史研究中理论和资料都很重要的时候，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指出重视理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他这样写道：“理论与资料本来是编写历史中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史实编写历史，这是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长期遵循的路数。所谓孔子作《春秋》推崇的‘义’，是不是那时他所强调的理论呢？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可以说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为了什么？用他的话说，即‘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明确地提出‘理’来，是不是在搞理论？以后的班固，提出‘究汉德’等等，不都是他们的理论吗？至于刘知幾、章学诚就更着力于封建史学理论的探讨了。刘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长，其中的史识是不是指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识同史才、史学相比，刘知幾把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章学诚对同时期的考据之学，则认为不是史学。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些思想、认识，多为治史者所首肯，认为像孔子、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等注重史学理论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而他们的史学成就也为人们公认。是不是可以说，注重史学理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凡是有作为的、有成就的，可以说无一不是注重史学理论的。”[20]这些话表明，尹达是站在正确看待祖国史学遗产的立场上来讨论理论问题的，他在谈话中所举的史学上的这些实例，恰恰指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这个特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而不是以别国史学的理论模式来度量中国史学有没有理论。这些话，启发当今的史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总结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揭示其主要成就、民族风格、发展规律以及在当今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改变那种动辄以外国史学的理论模式为坐标的做法，推进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
尹达坚定地认为：“历史科学理论研究的天地极其广阔，我们要彻底改变近几年来一度出现的冷清和漠视的状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辟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新局面。中外史学发展的实际经验反复证明，历史学的每次大发展都是以历史学理论研究的昌盛和重大突破为先导和衡量标尺的。”[21]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在今天仍显出作者的深刻见识和现实意义。理论研究的天地“极其广阔”，是因为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供研究的对象层出不穷，只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一定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并提出新的见解、新的结论，就可能丰富历史科学的理论内涵，推进历史科学研究的发展。在这里，重视历史科学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是一个关键，如果“漠视”理论成为一种倾向，那么理论研究的“冷清”局面就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从这些话里，我们感受到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深深的忧虑。近20多年来，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需要关注、改进、提高的空间的确“极其广阔”，需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投入，促进历史科学理论的更大发展。
至于说到历史学的重大发展与历史学理论的昌盛和突破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进程可以做出极其明确的回答：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影响了20世纪前三四十年史学的发展；李大钊、郭沫若等对唯物史观的宣传、运用和推广，影响了并指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学术界拨乱反正，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廓清了迷雾，坚定了信念，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历史学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走上更加符合科学精神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从宏观上证明，历史学的理论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其影响所及还会超出历史学的领域。在另一个层次的理论问题上也是如此，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和民族关系史的讨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发展过程的认识；又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史学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中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的认识；再如现今兴起的学术界关于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讨论，已经引起而且必将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历史学的理论研究的发展，必将引发历史学的新的进步。
如果上述这些认识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尹达在论述理论与资料的重要性时，关于重视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见解，确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认真思考的。
尹达先生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的论述，还反映在关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关于史学批评的原则问题、关于学风建设问题、关于学术群体的协作精神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我修养问题，以及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的深入研究和中肯评价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精辟论断，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认真研读，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最后，我谨借用20多年前侯外庐先生说的一句话，用来表达我对尹达先生的纪念，同时作为本文的结语：“尹达同志的史学遗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重要价值的。”[22]
[1]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本文是2006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尹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2] 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指出：“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见《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5页）这里，既有真诚信仰者，也有追逐“时髦”者，自无疑义。
[3] 尹达：《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9、362页。
[4] 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
[5] 尹达：《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0～361页。
[6] 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5～386页。
[7] 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
[8]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4页。
[9]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8页。
[10] 《穀梁传·桓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8页。
[11]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1页。
[13]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14]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1页。
[15]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页。
[16] 以上见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4页。
[17]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5～406页。
[18] 以上均见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6～408页。
[19]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20] 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师大的谈话》，《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7～378页。
[21]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22] 侯外庐：《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