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可有意义地称为“有用的”东西，都只成了产生舒服的手段。惬意事物是基本价值，有用事物是导出价值。只要文明在产生有用事物，该文明的意义，每一使用这一文明的意义，就是享用惬意事物。所以，有用事物的最终价值也由它们的占有者的享受能力来决定。生产这些事物的劳动倘若使享受能力降低，则是不“值得”的。能够、且必须使享受从属于更高的价值，从属于与生命相关的价值，从属于精神文化价值，从属于“神圣事物”；将享受从属于使用是荒谬之举，因为这意味着使目的从属于手段。[9]
有用劳动胜于享受惬意事物，成了现代道德的一条优先法则。
但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禁欲主义在这里显露出来了，中世纪和古代都对此陌生；它的推动力是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力量的一个极为本质的组成部分。[10]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另一种“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反面，即新教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目标正是提高生命功能，其中包括提高享受能力。
现代禁欲主义表现在：与一切有用事物相关的惬意事物，一旦终归隶属于有用事物，就会一延再延对它的享受。对较高享受能力和艺术享受的怨恨，对较丰富、要求享受能力较强的生活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现代劳动者和有用者的动因。在有用事物——对惬意事物的单纯“指示”——面前，这种人彻底翻转对惬意事物及其享受的评价：说它们“坏”。由此制造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用于产生惬意的机理；一种无止境的劳动缠上了他——最终根本谈不上享受这些惬意。在心理上已从一种较低的享受能力中产生出无束缚的欲望——有用事物所需的劳动。此外，既有的享受能力因这种欲望日渐扭曲；于是，有用劳动干得越多，就会越加强对外部手段的享受，因而能享受的就越少。相反，为了实际的享受，生活较为丰富的人日益缺乏增进享受能力所需的手段，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同他人的劳动竞争，以便充分地享受。由此，现代文明面临这种趋势：最终谁都得不到现代文明生产的不计其数的惬意事物的好处。人们要问：渴念惬意事物，为之憔悴，并占有惬意事物的那种人，其实就是不能享受它们的人，本可享受它们的人又并未占有它们，那么，无休无止地生产这些惬意事物到底有什么意思？
带着劳动狂热，人们不断重新生产出惬意事物；在这种生产活动中，态度日显认真，精力投放日多，生命力的牺牲日增。享受如此艰辛地生产出来的事物，却被斥为“坏”，以同样猛烈的狂热弃置它们。这使现代文明显得特别“可笑”和“滑稽”。
古代禁欲的理想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应该提高从最单纯的、随处的事物中（如大自然中）获取最高享受的能力——这种提高带来安贫、顺从、贞洁、冥思世界和神性事物的诫命；这样一来，借助于惬意事物、尤其有用事物——“舒适机理”的一个颇小的尺度，就获得享受的程度，较弱的生命只有借助于同样事物的更大尺度才能获得同样的程度。正如有用事物在此只作为享受的一个辅助手段，用最少惬意事物就能获得别人要用较多惬意事物才能获得同样享受的人，就具有最大的享受能力。不管古代的禁欲是否本身情愿，它事实上提高了享受能力，从而也提高了生命。[11]
现代禁欲塑造出另一种理想，就理想之伦理意义而言，它恰恰是古代理想的反面：在惬意和效用达到最大程度时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所以，我们看到，哪里劳动强度、劳动量最大（比如在柏林以及北德的其他大城市）[12]，享受能力和享受艺术就降到可以想见的最低程度。不计其数的惬意刺激恰恰在扼杀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周围环境越是五光十色、活泼欢快、嘈杂喧闹、充满刺激，人显得越少欢乐。面对快活事，悲戚戚的人根本不知从何快活。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