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形而上学定义为向往。我们将向往描述为无限的“尺度”,无限既不是目标,也是不会提供给满足(因为向往不是需要)。生殖——死与繁殖性——使向往走出自身主体性的囚穴,中止了它身份的单一结构。将形而上学视为向往,就是将存在的发生——产生向往的向往——看作是善和幸福的彼岸;就是将存在的产生视为为他者的存在。
然而,“为了他者的存在”并非是对作为普遍性大海之深渊的我的否定。普遍性的法律本身以面对面为参照,在面对面中,所有的外在的“观点”都被排除在外。说普遍性参照面对面的情形,就是反对(与所有的哲学传统相反)存在自我产生为某种全景,并因之作为一种面对面之样板的共存。本书自始至终都反对这样的一种概念。面对面不是既不共存的一个样板,甚至也不是(本身是全景性的)词语可从他者身上获得的知识,而是存在的原始发生,所有词语的可能共语都要回溯到此一存在的原始发生。第三者的启示在面容内是不可抗拒的,它只在面容内出现。善所照耀的不是某种团体的匿名,这一团体以全景的方式交出自身以便将自身消融于其中。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存在显现自身于面容内,但正由于这样,它不拥有没有开始的永恒。它是原则,根源,我的命运,它是主体。善既不受制于原则,这些原则包含在某种将善显现出来的特殊存在的性质中(如果这样的话,善仍然出于普遍性而非是对面容的回答),也不局限在国家的法律内。善所到之外,任何照明性的——全景性的——思想都不会先到,善到了它也搞不清楚的地方。善以一种原始冒失的方式进行冒险,它是超越本身。超越是我的超越。只有我才能回应面容的命令。
我因此内在于善,尽管它对体系的反抗不表现为主体性在自我主义上的呼叫,这样的主体性仍然对它的幸福或者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式的拯救耿耿于怀。把存在视为向往,就是同时排斥孤立主体的本体论和实现自身于历史内的无人称理性的本体论。将存在视为向往和善,不是要将我先在地孤立起来,好似这我随后扑向某种彼岸。它肯定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把握——自我产生为我——这种自我把握着的是已经朝向外面的同一种姿态,它也已是外渗和显现——已回答了它的把握之物——已是表达;意识已经是言语;言语的本质是善,是友情和好客。他者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同一的否定。同一与他者在本体论上的分裂的根本事实是同一与他者的非变态关联。
超越或善自我产生为多元主义。存在的多元主义并不自我产生为一种展示于可能之观看前的星系多样性,因为它总已大全化,总已消融于整体中了。多元性完成于善内,这善从我出发而达于他人,作为绝对异他的他人只能自我发生在善中,它的条件是,对此运动的环视不能从中推导出一种高于发生在善本身内之真理的真理来。只有通过言语(它是善的发生场所)并永远留在外面,我们才能进入这样的多元社会;但我们走出多元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内在地观看自己。多元性的统一是和平,而不是构成多元性之成分的共同存在。和平因此不等同于斗争的终结,斗争的结束总是由于没了斗争者,总是由于胜败已成定局,或者说,总是由于一切都归于死寂,未来成了普遍性王国。和平应是我的和平,它存在于一种从我到他人的关系中,存在于向往和善中,我在善中既自持于自身又非自我主义地存在着。和平根据一个保证着道德和现实之交汇的我来理解自身,或者说,它的依据是一种无限的时间,透过繁殖性,这无限的时间就是和平的时间。在真理于其中公开自身的判断前,我将依然人格地存在着,此判断由人格之我从外面而来,而不是来自某种非人格的理性,这理性用人格来加以伪装,在人格的不在场中宣示自身。
我在其中将自身置于真理之前同时也就将它的主体性道德纳入它繁殖的无限时间内的处境——父性的无限与情爱的时刻在其中相遇的处境——具体化为家庭的美妙。它不单导致一种对生命力的理性统治,也不单标志着朝向国家匿名普遍性的一个阶段。它外在地从国家中获得身份,尽管国家给它保留某种范围。作为人的时间的源泉,这一处境让主体性置身于判断之下却又不损害言谈。这是一种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不可抗拒的结构,国家既不能开除它,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也不能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让它存在,以便使它自行消失。繁殖性的生物学结构与生物学现实不相关。在繁殖的生物学事实中,通常意义的繁殖被描写为人与人,我与自身的关系,它与国家的制度结构不同,它属于一种既不像工具那样从属于国家,也不代表国家的演绎形式的事实。
与寓于繁殖的无限时间内的生活主体形成对照的,是国家以它的男性力量产生的孤立的和英雄式的存在。它以纯粹的勇气走近死亡,而无视所死为何。它承担起有限的时间,承担起死亡—终结或一种以中断的方式而在存在内连续着的死亡—过渡。英雄式的生存和孤立的灵魂通过为自己寻找永生来拯救自己,这就好像是他的主体性能够在一种连续的时间中以返回自身的方式而避免了自身冲突,就好像是身份本身在连续的时间内不承认自身为某种被纠缠(obsession),就好像是在发生着巨变的身份内,“敌人,这一习得不死的忧郁的乏味之果实”永远无法胜出。
选译自[法]勒维纳斯:《大全与无限》,“结论”。谭立铸译。
[1] 《严肃和道德生活》(1969),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