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在场或表达乃所有意涵的根源，它不凝结为一种可理解的本质，而伸展自身为言语，因此外在地自身作用着。表达或面容挣脱了在我思想内的形象，形象内在于我的思想有如它出自我一样。此溢出不可还原为一种溢出的形象，它萌发于向往和善的尺度内——或者说非尺度内，形成了我与他人在道德上的非比例关系。外在性的间距立即把自身投向高度。由于位置，眼睛得以明白高度、位置，亦即从上向下的禀赋，构成了道德的基本事实。外在性的在场和面容从来不会变成形象或直观。所有的直观都依据某种不能还原为直观的意涵。它来自比直观更遥远的地方，是唯一的远方来客。意涵不被直观还原，它受向往、道德和善所规定，善是对于我的无限要求，是对他者的向往和与无限的关系。
面容的在场或表达不与其他的可理解的显现为伍。人的作为无一例外地有某种意义，但人的存在随即就从这些作为中脱身出来并以它们来推测自己，人的存在同样将自身交给了“作为”这个连词。劳动是对别人具有意义的作品，他人可以获得这一劳动——这反映在钱的交易上——而言语却使我得以目睹我的显现，它既不可代替又醒悟着，存在于劳动和言语之间的鸿沟因此是深刻的。但这是一种由醒悟的在场所张开的鸿沟，它从不脱离表达。这种醒悟的在场不是意志的作为，它从意志的行为中脱身并承担起自己的命运，它产生了对他本不愿意的“一堆东西”的意愿。其实，这些作品的荒谬所涉及的不是形成这些作品之思想的过失；它涉及的是这种思想随即陷入其中的匿名，是引起这一本质匿名的工人的误解。让克列维奇有理由认为，劳动不属于表达。[1]在获得劳动成果的同时，我将生产它的邻人驱逐出神圣领域。只有在表达中，人才能真正是独特的和不可概括的，因为在表达中，他能够向自身的显现“伸出援手”。
在政治生活中，人类畅通无阻地以自己的作为来理解自身。这是一种可彼此互换之人的和有来有往的人性。这种越俎代庖式的代替是不尊重的根源，它使剥削本身成为可能。在历史——国家的历史——内，人的存在显现为他的所作所为的总和——活着，他成了他自己的遗产。正义的本质就是使表达重新成为可能，在表达的非相互性内，人表现为独一无二者。正义是一种言谈性的权利。这可能就是宗教得以开放自身的天地。它远离哲学并不必然地投身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