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用以对技术上和战略上的建议进行论证的实用的商谈，与经验商谈有某些类似之处。实用商谈的作用在于，将经验知识与假设的目标设定及优先考量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作为根基的准则对（并非是基于完善的信息之上的）决策的后果进行评估。技术上或战略上的建议的有效性，最终来源于作为这建议之基础的经验知识。其有效性与建议之接受者是否决定对行动指令加以采纳这一点无关。实用的商谈涉及可能的应用关联。这种商谈只是通过行为者主观的目标设定和优先考量与他的实际的意志之形成相联系的。在理性与意志之间并无内在的关联。而在伦理—实存的商谈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因为论证形成了一种使观念发生变化的理性的动机。

在这样的自我理解的过程中，商谈参与者与行动者的角色是重叠的。谁要想对他的生活弄得清清楚楚，对重大的价值决策进行论证，使其自我同一性得以确认，那么他在伦理—实存的商谈中是不能被别人所取代的，别人既不能代他作为当事人，也不能代他作为证明者。然而这恰恰就是商谈，因为即便是在这里，论证的步骤也不可以是随意的，必须是具有主体间的可理解性。个体要想赢得与自己生活历史的反思性的空间，只有在一种生活形式的视域中才能实现，这种生活形式是他与他人分享的并且构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纲领的关联。共同的生活世界的成员是那些潜在的参与者，他们在自我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着未参与的批评者那样的催化性的角色。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某一分析家的治疗性的角色，只要可普遍化的现实的知识参与了进来。当然，这种现实的知识本身恰恰是在这样的商谈中形成的。

自我理解涉及一种独特的生活历史的关联，并导致了有关对某一特定的人什么是好这一点的价值评估性质的陈述。这样的评价——它是基于一种既被意识到了又被把握住了的生活历史的重建——具有一种独特的语义学的状态。因为“重建”在这里并不只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塑造过程的描述性的把握；它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对已获得的因素进行批判性的清理和重组性的排列，就其自身的过去借助于现实的行为可能性的映照、被认可为一个人们未来想做并想一直做下去的那样一种人的塑造之历史而言。“设计好了的规划”中的存在主义的思想人物阐明了那些重大价值的两重性的特点，这些价值是通过对自身生活历史的批判性的把握而赢得论证的。在这里，形成过程与有效性并不是像技术上和战略上的建议的情形那样相互脱节。只要认识到，什么对我是好的，我也就以某种方式给自己做出了建议——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决策的意义。只要坚信一个现实建议的正确性，我也就已决心依照忠告对自己的生活重新进行定位。另外，我的同一性在一种变化了的自我理解之反思性压力面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具有可缩性的或者说是无抵抗力的，即如果这同一性服从于与伦理—实存的商谈本身同样的真实性之标准的话。从接受者这边来看，这样一种商谈已经以他追求一种真实**的努力为前提条件，或者是以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的病痛压力为前提条件。就此而言，伦理—实存的商谈与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的在前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