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我们该问，人格主义对自然与价值的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与笛卡儿和其他所有二元论者不同，与怀特海的观点一致，人格主义者拒绝“自然分叉”的观点，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的秩序，一种人格的秩序。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的机体，以及人和动物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本质上是人格的那个相互作用着的秩序的表现。离开了神圣的人格，自然不能有任何种类的存在。自然位于神圣的人格之中，作为它的有意识的经验的一部分。神圣人格的统一体中包含着“所有天堂的唱诗班和世界的饰物”，展现着有机的和无机的物体的无穷多样性。我们已经反复表明，自然作为上帝的永恒存在的内在部分存在于上帝之中。

依据这条唯心主义的第一原理，人格主义者能够得出结论：自然从属于价值。任何心灵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从该心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心灵的目的和理性价值中得出其最终意义来。自然与价值的关系很容易遗忘。科学依赖于对价值的暂时遗忘。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科学与现代文化零碎地看待上帝，在某些部分没有发现上帝就说根本没有上帝。处在热中于把握世界的气氛中，人们必定需要忘记上帝。霍金和神秘主义者已经提出了替代的原则，这种现象可以视之为钟摆式的来回往复，一端是对上帝的关注，另一端是对世界的关注。有宗教信仰的男女必须轮番拥有玛利亚和马大的两种品质。但是钟摆不能自己摆动。个人的意志行为可以使用某种力量使之停顿。这就是现代文化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教会发生的事情。它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越来越采取自然主义的立场，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成了无神论。在远离上帝的那一点上，这个钟摆已经僵化了。

有些人把当前这种极度的摇摆视为衰落和死亡的标志。他们是毫无希望的宿命论者。施宾格勒就是这些对衰落作预言的先知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从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了虚幻的希望。研究历史、心理、宗教和哲学的学者可能更加同意拉尔夫·泰勒·弗留耶林在他的《西方文化的幸存》和《创造性的人格》中陈述的观点。他认为，意志是“人格的最高行为”［32］。最近的一些神学作者很好地强调了“决定”的重要性。由于自然（在人格主义者看来）处在人格之中，那么自然就要服从意志：人可以决定它们对待自然事件的态度，也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对自然的对策。如果神的选择不预言、不配合、不跟随人的每一个选择，那么人的选择确实是空洞的，无效的。但分享人格主义者的这种信念的人没有一个会把任何历史阶段视为终极的，或者把绝望和死亡的气氛视为最后的宿命。人和他的价值是这个大宇宙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这个伟大的宇宙是有创造力的，有目的的，承担着保存和使价值增长的重任。由于抛弃上帝，我们产生了绝望，并虚构了宇宙的毁灭。但是上帝不能被消除。遗忘不能摧毁实在。

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的思想从对上帝的信仰发展到对价值的坚信以及价值对自然所具有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顺序：上帝是第一位的。这不是一个心理的或发展的顺序。人起初是一个无知的婴儿。在能够思考上帝之前，他体验到缺乏以及缺乏的满足，体验到欢乐和爱。随着他的成长，他知道别人也经历了欢乐和爱，同时也有痛苦、悲伤和罪恶，通过高峰的和深沉的经验而信仰了上帝。日月星辰庄严的美丽、生命的异常形式、泥土中的蛆虫、怪物、巨兽、人、正义感、献身之爱、在神秘的异象和启示中意识到神的临在，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经验中指向上帝的价值。D.C.麦金托什和其他人假定人格主义者信仰上帝只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些价值得到保存。［33］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格主义者把人的大多数理性的价值视为上帝的力量在目的层面上的展现和启示，正如他们把感觉视为上帝的力量在自然层面上的展现和启示。

当人格主义者从自然转向上帝，从价值转向上帝时，他正在追随理性的路线。人的经验从混乱中开始，而且也经常处于混乱状态之中。但是所有进步——一切宗教、道德、政府、科学、发明——都是从混乱走向有序，或者用古人聪明的说法：从混沌到宇宙。大地最初是“空虚混沌”。然后，“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就有了光，自然的秩序产生了，神圣的理性战胜了混沌。当今世界至少受两种混乱之苦：理论的混乱和实践的混乱。理论想用它的抽象性把原本是一体的东西分开。实践却又匆匆忙忙地把原本分开的东西放在一起。人格主义的哲学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借助于它我们全面观察事物的可能性才可能增长。因此，自然被视为精神性的价值的工具，精神性的人格被视为一切事物的真正实在和一切事物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