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文明，只要到达反思阶段，就会有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或者用比较现代的术语来说，自然主义者和人格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希腊有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在印度有唯物主义的查瓦卡（Charvaka）体系和唯心主义的吠檀多体系［21］，乔达摩是一位自然实证主义者，但他的后期追随者中有大乘派的唯心主义者；在中国有唯心主义者陆象山、王阳明和原始的自然主义者庄子［22］；在罗马，卢克莱修写了《论自然》，而西塞罗写了《论神性》；在德国，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反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如今在美国，约翰·杜威是一位伟大的自然主义的领袖，而W.E.霍金是一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看到，纵贯各个时代，人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尚未达到统一。人的世界仍旧是分割的——这种分割不仅存在于战争及战争的后果中，而且也存在于大多数虔诚的真理的探索者中。
传统的观点把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视为缺少崇高志向的人，认为他们总是试图剥去事物崇高的一面，贬之为卑贱与低劣。而仅仅唯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他们高举的旗帜是事物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思想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们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仅存的理想的保护者。这种传统并非全无根据。当人们希望以灵魂为代价而沉溺于肉体，以他人为代价而满足个人私欲时，作为一条定则，他们必定会转变为某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作为他们过一种邪恶生活的最好借口。当他们想要背叛人的更高的天性时，他们很少诉诸唯心主义或人格主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把自己说成“宇宙创造者的工具”，他的目的也在于说服民众，而这些反叛理想的民众本身也是唯心主义的，是“上帝的作品”，这是希特勒说过的话。［23］
在当代混乱的斗争中，近代的自然主义者热诚地宣称他们对价值的忠心。按照传统的或不加批判的说法，古代的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理想的人。奥古斯特·孔德为自然论的实证主义辩护，同时宣扬秩序、进步和爱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者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为了消灭剥削做了比许多唯心主义者更加有效的努力。历数美国最重要的自然主义者，如麦克斯·C.奥托、劳伦斯·西尔斯、欧文·埃德曼、罗伊·伍德·塞拉斯、西尼·胡克和约翰·杜威，同时也就是在列举美国为实现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高尚斗士。最近有15位自然主义者联合起来提出了他们的纲领，他们选择了《自然主义和人类精神》作为纲领的标题，似乎表明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灵**在自然中的地位。
今天，在自然主义者和人格主义者之间不存在关于人类和社会价值的有效性的真正分歧。两个阵营都不想低估或摧毁价值。理想是否有效已不是问题，但这个问题有了其他形式。人们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协调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和我们已接受的价值？我们应当为之献身的价值有没有什么范围？比如，有没有崇拜、祈祷、与上帝的神秘交际的位置，有没有为神圣的目的献身和信仰永生的地方？对第一个问题自然主义者没有清楚统一的回答，而对第二个问题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模糊但却基本上否定的答案。自然主义的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可以从下列现象看出：桑塔亚那称杜威的自然主义是“半条心的”，杜威说桑塔亚那的自然主义是“断了脊梁骨的”［24］；上面提到的那次题为“自然主义和人类精神”的学术会议；罗伊·伍德·塞拉斯和西尼·胡克［25］之间的激烈争论。一个思想派别中有不同观点确实不会让这个学派名誉扫地。基督徒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看法，但一切基督徒都追随耶稣。而自然主义者的观点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以至于所有自然主义者都不会接受任何共同的看法，但拒绝相信一位有人格的上帝除外。我将要论证的是，人格主义要比任何形式的自然主义更加清晰真实地对待经验，更加合理地解释价值。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人格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有意识的人格既是最高的价值又是宇宙中的最高实在。在此意义上，一切有神论者实际上都是人格主义者，无论他们是经院哲学家、巴特主义者、宗教实在论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甚至希特勒也是一个邪恶的人格主义者；他使人格——“雅利安人”类型的——成为最高的价值，甚至是最高的实在。
但在这种表面的一致下，还有重要的不一致之处。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理性是对真理的检验吗？所有的实在都有人格吗？有些人格主义者怀疑理性，把对理性持有信心视为有罪的傲慢和胆小的懦弱。有些人格主义者拒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以及一切实在都有人格这个重要假设。本书站在那些为理性辩护的人和唯心主义一边，其根据就是一种合理的、唯心主义的人格主义比自然主义或新超自然主义更加接近经验和人的合理向往。由于和自然主义的冲突比与新超自然主义的冲突更加根本，更加普遍，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前者。新超自然主义是混乱的真理，自然主义是混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