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精神活力，斯多葛主义的体系是不完整的。犹太教提供了一个彻底的一神论背景和一位神圣的、公义的神的观念，国家和民族对这位神都必须作出回应。犹太人的先知发出了伸张社会公义的呼唤，要求解救大量的被压迫者。处在暴虐、专制国家的夹缝中，他们在无人的旷野中流浪。一方是埃及，另一方是对立的巴比伦和亚述文化，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开始对民族的罪恶表示厌恶，就像对待个人缺点一样。他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有着深刻命运感的历史哲学，祈盼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到那个时候，就像水覆盖大海，普天下所有人都认识和侍奉一位神圣、公义之神。他们发展出一种美好时代的观念，这个时代的实现要有一位公义的领袖用正义的力量统治所有人。他们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有序的行为规范，这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文献，为基督教运动的产生提供了一部《圣经》。它还为它的继承者提供了礼仪，并成为后者的重要因素。这就是犹太教为基督教的胜利开辟的道路。通过宣布他们所寻找的领袖已经到来，基督教拥有了巨大的生命力，从而也就成为斯多葛主义的主要对手。这两种体系在美德上的相似性虽然导致了直接的敌对，但也只能带来以后的和解。斯多葛主义的严厉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的。它给生活的乐趣戴上了太多的锁链。社会需要有基督教的爱的学说这样比较柔和的音调。在罗马帝国开始接受基督教之前的长期斗争中，基督徒在坚韧性方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弱于斯多葛主义者的地方。倒不如说，在这个方面他们更胜斯多葛主义者一筹，因为他们并不愚蠢，也并非忍受疾苦而不抱怨，早期基督徒在新信仰的激励下面对疾苦和殉道表现出神圣的、胜利的陶醉。他们的行为令迫害者震惊，并最终令迫害者信服。
他们之所以有力量的秘密也在于一种强烈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在这方面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追求的和平不是无忧无虑的天堂，是一个从天上降到人间来的整体。他们的追求首先来自自己的经验，是建立在道德完整性基础之上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神圣的人格秩序，因此它才成为永恒的和宇宙的。从这个角度看，个人的不朽性通过灵魂不朽而成为宇宙的必然性，人生的破碎残片通过自我实现而成为神圣生活的一部分和“圣徒的共享”。
这样的信仰要是发挥作用必然引起革命。制度化一直是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基督教在罗马最先受到的挫折不是迫使它转入地下的残酷迫害。那些地下墓穴中的记载表明，那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皈依是基督教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与之相伴的还有帝国官方的信仰转换。人们当然不必赞同吉本（Gibbon）的偏见，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也不必分享许多优秀斯多葛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感，认为这些人的看法有部分是正确的——不过得添上这样一个附加条件：制度化的、掌权的基督教不配再用基督教的名字。至于对基督教在那些社会组织非民主化的类型中的瓦解性力量，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基督教显然是一种革命，除非这个世界上的王国的最终状况既在原则上又在事实上成为爱的王国。基督的王国意味着依据个人良心的确认来进行统治，基督教从来没有尝试着要在世界政治中崭露头角。直到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东西实现以后，它才会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其中才会有其光荣和不可避免性。它不可能在一种定型的制度化的条件下安身，因为它的本质是生命而非停顿。这并非失败的证据，反倒不如说是生命的证据。
要开始解释命运感在西方道德理想主义中的产生，我们显然必须解释基督教对它的特殊推动力。基督教为犹太教的公义观增添了一种前人所没有的传道热情。它用世界主义取代了犹太教较为狭隘的种族观。基督教的要求本质上不是为了获得与一种既定的神学信条相关的东西，而是为了获得与某种人类生活的道德理想相关的传道热情。无论基督教传到哪里，它最先要攻击的就是社会的错误，从来不对邪恶的社会习俗低头。这在过去乃至将来都永远是它不可抗拒的力量之源。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忽视存在于我们西方生活深处的灾难和创痛，也不意味着忽视体制化的基督教的许多缺点。我们要记住，按照基督教的教导，没有一个国家或文明可以有权被称作基督教的；按照基督教的本质（作为个人对神的经验），没有一种世俗的体制，包括教会本身，有充分的权力把自己称作基督教的。人们常说基督教始于西方的基督教化，甚至说始于基督教化本身，然而依据这些事实，这些陈词滥调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基督教是一切种族和国家的个别的人对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它的正当性在于它所表现的理想主义的公义，而不取决于有多少人或有多少群体接受基督教。这就是隐藏在西方人的理想的传道努力背后的令人信服的事实。正是这一点，胜过其他原因，赋予西方文化以命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