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地位就不可能理解斯多葛主义（Stoicism）。它是为了对抗一种文明的行将崩溃而产生的辩护。它是希腊文化从一个旧世界跨越到一个新世界的桥梁。它后来又被基督教思想吸纳，构成了向黑暗时代过渡的桥梁，并在文艺复兴中起了作用。斯多葛学派追求的“不动心”（ataraxia），或精神上的安宁，与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犬儒主义（Cynicism）、怀疑主义（Skepeicism）的追求是共同的，但是它诞生于一个政治动乱、精神困扰、宗教失误、道德混乱的时代。从最近在美国重新上演的一出希腊戏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 ）中我们可以得到当时希腊社会道德衰败的模糊印象，除了希望这种古代的腐败对当代的腐败能有所触动，或者希望带来票房价值，上演这样的戏剧还能有什么理由呢。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它对我们的道德或古典崇拜都于事无补。这是一个道德堕落、奉行道德相对主义的世界，人们正在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善的、真实的，此外就是那些抵制正义的政治党派的叫嚣；这是一个狂妄地宣称已经脱离了无知和传统习俗约束的世界；这是一个宣布了诸神死亡、停止对放纵肉欲和骄傲的生活给以更高约束的世界；这是一个民主残余尚存，但已经由于专制而腐败透顶、行将灭亡的世界，而斯多葛主义就诞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但是，除了精神安宁之外，它还试图在一个人们的生活与自由一直处在政客和僭主的任意摆布之下而产生恐惧的时代里寻求一种慰藉。真正的人应当如何超越强加于他的环境？他如何能够挖到那块被卡莱尔（Carlyle）称作“冷漠的核心”的深藏不露的石头？斯多葛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改革运动，是道德堕落和政治专制的国家生活时代兴起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运动的精神先驱——因为清教主义的兴起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斯多葛主义的复活，再加上某些基督教的特点。
伊壁鸠鲁主义者在生理满足中寻求安宁。在后来发展成为放纵欲望之后，伊壁鸠鲁主义成了一个坏名词，这一点没错。但伊壁鸠鲁在生活简朴和对自然的依赖方面比斯多葛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没错。我相信，二者间的区别必须到它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对立中去寻找。因为伊壁鸠鲁在这方面的背景只是物质，而斯多葛主义的背景是精神。［2］伊壁鸠鲁主义后来的发展并不能用来反对伊壁鸠鲁，而只能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原则，它的历史发展一直在贬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伊壁鸠鲁寻求的不动心，想以这种方式来抗拒宇宙是毫无意义的。既然物质至上，那么物质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在生活中自寻烦恼呢？把欲望带到时间和机遇的范围内来吧，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是死人，云彩很快就会笼罩山谷，好人和坏人都一样。
犬儒主义者的安宁对这个世界的习俗、荣耀、奖赏、艰辛有一个漠然视之的尺度。它在有些方面与斯多葛主义是共同的，但它真正的不动心在于轻视生活的改善。怀疑主义的实践性较弱，而理论性较强，认为不动心只能通过判断的完全悬置来获得。信念被认为是干扰我们肉体的火花，只有完全加以消除方能取得幸福。与所有这些生活方式对立的是斯多葛主义，它不仅相信理性的至高无上，而且相信个人具有取胜的能力。
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芝诺。他是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出生在基提昂（Citium），也许是犹太人。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有苏格拉底式的对个人道德判断能力的自信，还有宇宙秩序的统一原则和统一感，而这正是犹太先知特有的馈赠。只有借助这些假设，我们才能解释斯多葛主义体系中的某些成分。像伊壁鸠鲁主义、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一样，斯多葛主义甚至也可以在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一个起点。但是在我们看来，斯多葛学派在敬畏神明方面甚至超过苏格拉底。这种敬畏感使得原先比较单纯的希腊思想变得更加高尚。所以斯多葛主义可能首先应当被置于一个犹太人的敬畏神明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然后再置于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最后，由于一个人或一个运动引来的敌人和赢得的朋友经常一样多，因此可以通过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对立来加以理解。人们一定得明白这些理解方式所包含的困难，因为体系、态度、哲学从来不会表现为一个非此即彼的案例。我们经常依据一般原则和历史潮流来下判断，就像依据某个具体学说来下判断一样，因为有许多哲学不是凭着它的信念而是凭着它产生的后果才逐渐为人所知的。
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道德体系受到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制约，因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明白，除非把道德体系理解为一种宇宙秩序的表达，否则没有一种实用主义或行动哲学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他们正确地认识到，知识论、伦理体系、美的形式和标准，都不能与整体分离。这种对整体性的诉求在一个追求具体利益和片面思想的时代会招来更多的责难，而依附于某个“体系”在那时或多或少是一个坏名声。但是斯多葛学派说得对，对任何形式的知识作出的最后考验不在于它的亮点，也不在于它的中庸，而在于它的一致性。
斯多葛学派的任务在于，揭示出道德体系的基础在于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完全成功，那么可以说他们把一场纯粹是哲学的运动朝着宗教方向做了推进，他们建立了一种文化，而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体制的保护下生活。他们知道，除非这个世界本身及其自然过程本质上也是合乎道德的，否则作为义务的道德不可能保持。自然必须关心善而痛恨恶。如果说人的理性是开放的，那么这一定是因为自然界也有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理解的依据在于这个世界是有理性的，而人的理智只是它的产物而已。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论证从来没有从逻辑上被人排除或驳倒过。
西塞罗（Cicero）在《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 ）中引用芝诺的话说：“没有任何缺乏意识和理性的事物能够产生出生来拥有意识和理性的事物，因为宇宙本身并不缺乏意识和理性。”［3］
就像伊壁鸠鲁主义者依据赫拉克利特永恒变化的观点来阐述他们的自然观，斯多葛学派也将这个观点作为基础来阐述他们的物理学，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别：这个世界不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理性、目的和理智的产物。这个学派的始基是火，或者火一般的气，但它也含有逻各斯（Logos）的意思。心灵或生命在他们看来是和以太一样的东西，但它仍然是有意识、理智和目的的。这个世界，整个宇宙秩序，被理智所充满。这个创造性的理智就是神。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的知识论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原则之上：人的理智、世界的理智、二者从中产生并得到解释的那个神圣的创造性的理智，或者就称为理性。
所以，这就是斯多葛道德的基础：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之中就是生活在与理性的和谐一致之中。人不能仅靠伊壁鸠鲁所说的面饼过活。凡是试图把自然视为与人分离的，或视之为人的最高道德和精神需要，都是一种曲解，都不能完整地把握自然的全部意义。这一论证反对了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有利于一种比较高级的、更加有力的自然主义的产生。如果我们开始解释这个世界，那么必须解释这个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分，即人本身的心灵和精神。就如但丁（Dante）所说，上帝的意志是我们的和平。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则教导说，在我们与自然的默契中有我们真正的自由。［4］
要用短短的一段话总结斯多葛主义对文明的贡献，就像我们现在试图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一个用几本书都不能穷尽的话题。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就是相当偶然地列举一些要点，说明它对人道主义的一些杰出贡献，而不可能再加评价性的解释。斯多葛主义最直接的贡献当然是通过罗马帝国及其制度本身来体现的。从尼禄（Nero）到马可·奥勒留[5]（Marcus Aurelius）有很长的间隔，但是二者道德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多葛主义在征服罗马社会的过程中带来的影响。斯多葛主义为罗马的荣耀作出的贡献已经随着罗马的覆灭而逝去，这种体现在罗马体制中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体现在尚未随着罗马的覆灭而逝去的东西中的贡献。有序社会中的文化生活的理想，用一部法典来保护一切人的平等，而无阶级、种族或状态的差别，——这些实际上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支柱——就是斯多葛主义赠给这个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
斯多葛主义被人当作纯哲学的最高的宗教成就来提起，但是难以估价的是它为罗马世界接受基督教准备了道路。撇开斯多葛主义就难以看清基督教如何能够取得立足点。进一步说，斯多葛主义的文献和观念渗透并且帮助了基督教的宗教生活观念的形成。现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耶稣与保罗之间的差别，其依据就是斯多葛学派以之为据点的大数[6]（Tarsus），当地的理智背景从各方面影响着保罗的观念。
给现代民主制带来激励也不是斯多葛主义最小的贡献。它提出一切人在神面前平等，无论他是奴隶还是自由民，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卑贱者还是高贵者。这一理论一经法律化，创造了罗马法这一西方法律的基础。这一原则的力量是任何短暂的专制都无法克服的，它必须逐渐成为治理一切有组织社会的宗旨。它是推动学术、哥特式建筑、新教改革、现代民主制复兴的动力。
对这样一个曾经对人道主义作出过如此巨大、不灭贡献的思想运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加以批判，也不必对已有的批判再作什么有力的反击。但是斯多葛学派自称是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它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对这种失败的认识为基督教的道德哲学开辟了道路。
首先，斯多葛学派的理性主义太完全了。它太好了，以至于变得不真实了。它已经丧失了在具体时间中存在的意义。完全理性的宇宙是一个完成了的宇宙。斯多葛学派陷入一种与某个静态世界保持一致的满足感。由于这个世界是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因此它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它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除了接受它之外，别无选择。面对大量的社会不公正和无罪者的痛苦，斯多葛主义充其量就只能是某种装饰品或与事实不一的空谈。他们的宇宙秩序没有未来，没有前景。它不会比不完善世界的循环轮回更好。善与恶、公义与犯罪、正义与不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必然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绝不会有善行的完全胜利。神圣者永远受到按其自身性质所“给定”的那些东西的阻碍。
这一点使人在邪恶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命运（Moira[7]）是存在的，它永远隐秘地起着支配作用，连神在命运面前也一筹莫展。总而言之，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生命已经被打败，支离破碎，悲痛的总和已经超过了欢乐，爱比克泰德的自杀之门已经敞开。如果那些传说是真的，那么这种哲学的不适用性，及其理性主义的失败，已经可以在其中看出端倪。芝诺自杀身亡，因为他摔了一跌，手指头摔断了；克林塞斯[8]（Cleanthes）发现牙齿痛比死亡更难忍受。斯多葛学派的原则，或要神指明“敞开的大门”的那种急迫心，在这些处境中似乎是失败的。
但是这些失败的原因全都在于斯多葛学派对情感的否定。这是任何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都具有的弱点。正常的人绝不会是全然理性的，就像他也绝不可能是全然感性的一样。斯多葛主义对伊壁鸠鲁主义的批判是它没有能够在它的宇宙中把精神的、灵性的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斯多葛主义也失败了，其原因在于它虽然这样做了，但却没有把全部人性纳入自然。尽管晚期斯多葛学派修正了这个立场，但早期斯多葛学派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宽恕。甚至对自己的家人表示亲密也被视为从斯多葛主义理想的倒退。他们想必会非常赞同清教徒的法律，而判处一名波士顿的船长入狱。他刚刚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航程，在家门口吻了久别的妻子，因而违反了公众礼仪。
通往宗教改革的道路并非与理性化相连，无论它有多么完善，都要通过对情感的捕获。这是斯多葛主义失败和教育单凭自身绝不能确保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历史原因。情感之源控制着创造性的想象，而理性只能帮助和指导。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什么教训了，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没有宗教，文明就不能长存，而宗教捕捉的就是情感。
斯多葛主义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特殊意义？这个信息似乎相当简单，但却是非常基本的。斯多葛主义的伟大来自它的个人对其周边一切环境具有至上性的学说。幸福的源泉是内在的，我们需要重新解读这种传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幸福可以用社会地位、名誉、财富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来换得。斯多葛学派一直关注的幸福的内在源泉正是我们经常加以轻视的东西。
斯多葛主义深刻地感受到个人的天赋价值和尊严，一种严肃的道德责任感则与此相伴，而我们对物质和行为表现出来的热情几乎使我们完全扔掉了道德责任感。这个病原体在后来的战争时期从纸片中释放出来，成功地使人们随意拒绝偿还债务、履行诺言和争取光荣。
斯多葛学派强调了人可能达到的神性，基督徒拥有最高的权力去这样做，但很少有人有勇气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