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条原则，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这两条原则对我们的要求过高而给我们的指示却太少。你只要看一看吧！一条原则要求我们要做好事，要避恶除害。但是，需要做的好事多得很，需要消灭的罪恶也多得很。我们简直不知从何开始，而一旦开始，又不能松懈下去。就拿音乐会入场券的例子来说，应当怎样处理呢？另一条原则要求我们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否说，我们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儿童——如果我给自己的孩子缴纳学费，就得给其他每一个孩子缴纳学费呢？这样，人们可以照此类推而提出这两条原则未免空想，要求太高，不切实际，太空洞。这是个牵涉许多方面的大题目，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先前和罗斯一样认为，这两条原则无须用其他基本原则来补充，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合情合理地遵循这两条原则，多少还要加以补充（即使我们不考虑两条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
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我大胆提出如下想法。作家们曾指出，习俗和法律所起的作用是告诉我们怎样去做道德要求我们做的事，例如，习俗告诉我们应该感恩，或对人表示尊敬，法律指示我们怎样抚育自己的子女。因此，也许人们可以这样说，在应用善行和平等原则方面，我们需要借助习俗和法律这类东西，引导我们的活动——社会必须为我们提供一套可凭遵行的惯例和制度。就拿家庭制度来说吧，它规定，比如说，我要为我的孩子缴纳学费，其他父亲为他们的孩子做同样的事，可以认为这就是家庭制度所起的一种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我没有向所有孩子同样施恩——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但是结果，所有的孩子都会同样得到良好的对待。当然，同样的道理，公正原则告诉我们必须平等对待我自己的所有子女，但我并不需要把这看作要求我也同样对待其他每个人的子女，因为已假定了制度会为他们提供抚养。当然，制度不能生效也是常有的事，遇这种情况，我也必须设法帮助其他儿童，直接地帮助他们，或是力图改善制度。
关于社会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过举出家庭作为例子罢了。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制度也可能互异，有些社会可能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家庭。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应尽可能体现慈善和平等，制度只是道德原则的辅助和补充。即使制度不能从这些道德原则推导出来，也必须像阿奎那关于人的法所说的那样，与这些道德原则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