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理学院参与教师教育的情况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存在三种形式的教育机构——小学，其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书写和宗教教育；中学或文法学校，其主要功能是培养青年为进入学院学习作准备；第三种是学院，提供传统的文科教育，强调语言、数学和古典文学。[1]因此，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教师，其接受的教育也大相径庭。通常情况是，最好的文法学校和一些新式的专科学校的教师在北美殖民地的文理学院或在英国、苏格兰的大学中接受教育。其他的中学教师可能在学院中接受一两年的教育，或者仅仅完成中学教育。而小学教师，则仅有少数具备学院教育的经历，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中学水平或仅仅完成小学教育。总体来说，当时的人们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教师最好的职业准备，一个教师拥有的知识越多他就能教得越好。

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在其成立的特许状上就注明其目的是培养牧师和中小学教师，为此许多文理学院设置了教师教育计划。但在19世纪，中学是精英教育，作为文理学院的预备学校。文理学院为挑选出来的学生提供自由教育，其毕业生一般进入高级职业或成为社区领导。由于当时教师的社会声望和酬劳都非常低，以至于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几乎没有人将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初，美国文理学院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注册选读教师教育课程，其原因在于考虑将来的就业出路。事实上，文理学院的毕业生仅有很少一部分真正进入中小学从教，而且将教师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职业。早在1658年，哈佛学院的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就建议设立奖学金，目的在于鼓励它的学生从教以增加学校教师，尤其是数学教师的数量。在18世纪，宾夕法尼亚的很多学院都鼓励它的毕业生从教，在19世纪，许多州都对学院提供资助希望它们培养更多的教师。因此，文理学院实际上承担着培养中学教师的功能。在文理学院中，很多教授的共识是“对于教师的培养，学科知识就足够了”。[2]人们认为教育学（pedagogy）在本质上等同于学科专门知识，掌握了学科专门知识就等于学会了教学。

19世纪末，中等教育的急剧扩张导致大量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进入中学，而且中学也需要拓展新的教学内容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但是，文理学院与学校改革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坚持认为良好的自由教育是最好的教师培训方式，尤其是中学教师的最佳培训。尽管没有按照职业目标设计课程，但是文理学院的课程依然发挥着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作用。早期文理学院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一方面出自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西塞罗的《雄辩术》等，设置精神哲学和道德哲学课程，鼓励学生讨论生活的意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学习和人类发展的本质，有时候甚至讨论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文理学院为学生提供普通教育，培养学生的智力习惯和技能，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养成学生的仁慈品质和社会责任感。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大学的建立以及社会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文理学院开设的古典课程遭到挑战，其教师教育计划逐渐开始平衡传统自由教育和学术学科教育的内容。这种平衡构成现代意义的文理教育内容，即通识教育或者普通教育。

二、文理学院的教师教育理念

传统上，自由教育是一种使人获得自由的教育，使人不受情感和偏见的束缚，不受到无知心灵的束缚，不被即时性的物质生产和市场服务的压力所限制。而是让人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去寻求某种观念的广泛含义，考察这种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中，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是不能兼容的。

因此，在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建国早期，文理学院将教育学等同于学科知识教育本身，认为教学是一种智性活动，教师应该是学者，学术知识才是教师应该掌握的所有知识。因此，学生学习规定的文理课程，掌握这些知识，自然就为教学做好了准备。文理学院的教授认为这种教育的益处在于学生所接受的教师培养并没有受到狭窄的职业目标的限制，没有将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于专业技术层面或者将他们的专业兴趣与自由教育的需求分隔开来，而且他们也不会作为专业人员而孤立于有教养的人群之外。

文理学院的教师教育理念相信自由教育足以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做好准备，它对于任何职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莫里森（S.E.Morison）所说，“自由教育，与纯粹的技术培训相互矛盾，它能够培养人应付任何情况”[3]。因此，文理学院所坚持的“自由教育本身就是很好的教师教育”这一观念树立了一种传统的教师教育信念，即“自由教育和教师教育二者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自由教育内在的良好本质——人文价值、批判性思考、历史的视角和宽泛的知识，构成教学的核心内容”[4]。

文理学院将教师教育等同于良好的自由教育，注重培养教师掌握学术学科知识的传统，构成“教师教育的学术传统”[5]，也可以说是20世纪学术取向教师教育思想的源泉，后来很多学者的教师教育观念都体现出这种传统。例如，1940年赫钦斯（Huchins）认为“未来教师接受良好的普通教育就等于学会了教学，有了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方面的良好教育，就能了解教育学的基本规则，就可以成为教师”[6]。1970年，希尔伯曼（Silberman）也认为“教育研究就是对哲学、历史和社会学中每一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没有好的生活、好的社会这些概念，也就不会有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念来维持这种好的生活和社会”[7]。他将教育的学术研究本身归属于自由教育课程的中心。

[1] Cremin，Lawrence A.，the Heritage of American Teacher Education，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June，vol 4，1953，p.163.

[2] Borrowman，Merle.L.，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Teachers，In：M.L.Borrowman （ed.），Teacher Education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5，p.3.

[3] Borrowman，Merle.L.，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Teachers，In：M.L.Borrowman （ed.），Teacher Education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5，p.4.

[4] Travers，E.and Sacks，S.，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The Position of the Consortium for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Swarthmore，PA：Swarthmore College，1987，p.15.

[5] Zeichner，Kenneth M.＆ Liston，Daniel P.，Traditions of Reform in U.S.Teacher Education，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1（2），1990，p.4.

[6] Hutchins，R.M.，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0，p.147.

[7] Silberman，C.E.，Crisis in the Classroom：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384.